阎锡山与”模范省”山西轶事
一、前言
阎锡山是一个颇具特色的人物。他在民国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对近代山西社会具有重大影响。为了在近代中国政坛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以“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为准则，推行一套特殊的政策，力图把山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教、交通等搞成一套独立的体系，藉以调动和操纵全省军民的力量，为己所用，而由此却在客观上对山西的建设也起了某种程度的促进作用。他以高出侪辈的政治权术，纵横捭閤，朝秦暮楚，利用一切可能来保全、扩展自己的地盘和实力，从而成为在政治风浪里屡仆屡起的“不倒翁”，统治山西长达38年之久，这在众多军阀中是仅见的，客观上也使山西人民较少受到战争的蹂躏。
阎锡山与孙中山
阎锡山既非是只知炫耀兵力的赳赳武夫，也不是尸位素餐的官老爷。他遇事肯动脑筋，好出“点子”，而且事必躬亲，务求实效较少官僚主义，这些也是一般军阀望尘莫及的。
人为鉴，可正身。史为鉴，可治国。现代山西人与阎锡山尽管时代不同，但毕竟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有着相同的地理自然环境，有着相同的几千年沿袭下来的某些物质基础、价值观、行为观、思维习惯、风土乡俗等等。这些因素影响阎锡山的作为，同样会对现代和今后的山西人产生影响。研究阎锡山经济上的前车之鉴，事败原因，对后车之辙有着特殊的参考价值。
二、山西近代工业略影
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政府的一部分官员把中国两次战败的原因，归结为由于洋人“船坚炮利”，而我国原始的刀、矛、棍棒不足以抵御洋枪快炮。于是，以李鸿章、曾国藩为代表，提出了效仿西洋各国“自强”、“求富”的“新政”，在中国兴起了一场洋务运动。各省相继办起了一批枪炮修造厂。山西由于地处内陆，交通闭塞，直到清朝末年，才受到洋务运动的影响。
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湖北天门人胡聘之出任山西藩台。1892年上奏朝廷：“开发山西石炭和铁矿资源，以兴工业”。于同年创立了山西火柴局、1894年创设山西招商局，1895年设立了山商工艺局。1895年，胡升任山西巡抚后，又于1897年上奏朝廷，请求设立以修造军械为目的的山西机器局。1898年，清朝政府下谕各省：“据荣禄奏，各省煤铁矿产以山西、河南、四川、湖南为最，请饬筹款设立制造厂局渐次扩充，从速开办，以重军需。着就各地方情形认真筹办，总期有备无患，足以仓猝应变……”
同月三月，胡聘之委任候补道徐桂芬为山西机器局总办，拨出库银480两，择址于太原北门外柏树园普济观旁购庙地38亩筹建。派候补知县王曾奇赴天津口岸，通过英国福公司天津洋行购来机器设备，并以高薪由天津、汉阳等地招募来30余名技工。同年12月又上奏朝廷，获准动用光绪二十三年山西整顿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关税敛收之余银五万两，作为开办山西机器局的经费。
同年底，机器局初具雏形，部分开工生产，并向社会亮出“机器局”招牌。山西机器局由总办独揽大权，统筹经营，当时机器局下辖“五厂一房”，即机器厂、翻砂厂、熟铁厂、木样广、铜帽厂和锅炉房。生产以修理枪械为主，兼造大刀、戈矛、洋鼓、洋号等。逐渐转向制造后，开始造出的是18毫米口径的“二人抬”火枪，月产三五枝，最高可达十来枝。
山西保晋铁厂
三、阎锡山对旧山西经济架构的作为
所谓“六政三事”，据阎锡山称：“择吾晋利之可兴与弊之必除者凡有六：曰水利，曰种树，曰蚕桑，曰禁烟，曰剪发，曰天足，所谓六政是也”；“次年复增三事：曰种棉，曰造林，曰牧畜”。“六政”之水利，指兴修水利，具体事项为开渠、凿井、修蓄水池等；种树，指种植果树林木；蚕桑，指栽桑、养蚕；禁烟，指禁止吸食鸦片烟；剪发，指男子剪除辫子；天足，指禁止女子缠足。三事之种棉，指种棉花及蔴、蓝等；造林，指利用荒山荒地植树造林；牧畜，指养牛、羊、鸡等。从1917年提出“六政”，到1918年复增“三事”，“六政三事”作为主要的“用民”事项便被确定下来。
经阎锡山本人通过法规、令文、告谕等方式的大加渲染，“六政考核处”等机构极力督导，以及各级官员的用力推行，“六政三事”像一场“运动”一样，很快在山西境内扩展开来。
阎锡山推行“六政三事”的动机或目的，主要在于充分利用山西的人力、地力增殖财富，以便增收赋税，解决财政困难，积蓄扩充军备的钱财。这一点他在《六政考核处成立宣言》中有比较明确的表露。此“宣言”针对当时山西面临的经济困难状况宣称：“社会经济既少来源，国家财政自形竭蹶，若不为民生筹补救之策，将见公私日益交困，税赋亦难有起色。故欲整顿晋省之财政，当先筹补晋民之生计。而筹补生计之法，大要不外地力与人力二者而已”。而“筹补生计，类如农工商矿，其中待举之事甚多，岂能同时并举”；“第一期之所应提前著手者”，为实行“六政三事”。
据阎锡山在1917年至1922年给大总统的《呈报办理六政成绩文》中的上报数字累计统计：在兴修水利方面，开渠、凿井、设蓄水池，共扩大水浇地200余万亩；在蚕桑方面，种桑1.15亿多株，收茧330万多斤；在种树方面，共种树4504万余棵；在禁烟方面，勒令戒除烟民10万多人，查获贩运吸售烟案5.1万起；在天足方面，1921年山西105县中有87县10岁以下的女子“已全数天足”，有106县16岁以上的缠足女子“已全数解放”，在剪发方面，1918年底，全省各县已完全剪净。而种棉、造林、牧畜“三事”，尚未见到阎锡山官方的统计数字。
阎锡山认为“金融是经济的核心，掌握了金融，就是掌握了经济命脉”，“钱赚钱是不用管饭的孝子，三百块钱一年的利息，比一个孝子一年辛勤劳动的收入还要多”。因此，他对金融企业特别重视。1912年设立山西官钱局，次年又设立晋胜银行，1919年又将山西官钱局改组成立了山西省银行。
阎锡山兼省长后，利用握有的军政大权，大力经营金融业，并逐步将山西的金融业垄断到自己手里。1919年，他设铜元局，低价收购民间制钱，改铸铜元。“当时是用三个‘制钱’的铜，改铸一枚当十铜元，除工本费外，获利一倍多，后又改铸当二十的铜元，获利达三倍以上”。起初还是按铜的行市收买制钱，后来“定出官价，强收民间的制钱，把山西人民历代周使的制钱，及民间废铜，搜罗殆尽。以后又从国外买铜铸造……他废制钱，改铜元，仅从这项措施中即攫取了三百六十万元的利润”。
阎锡山从改铸铜元牟取暴利中受到“启发”，遂在山西官钱局的基础上，筹组山西省银行。1919年8月，山西省银行正式开张。他先委祁县大德恒票号经理阎维藩任山西省银行总经理，不到一年又改委自己的岳叔徐一清为总经理。省银行成立后，在太原设总管理处，下设总稽核、总文书、总营业、总会计及司券、司库。另设太原分行对外营业，并在各主要县城及商业区设分行、办事处及寄庄。
以后，随着阎锡山反动势力的扩张，还陆续在天津、上海、汉口、北京、石家庄、保定、绥远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从资本方面说，当时山西的银行业总资本额共三百余万元，而山西省银行的资本为二百四十万元，当然是首屈一指了，因而山西省银行在银行业务中就居于垄断地位”。到1929年，其省内外分支机构达40余处，不仅成为阎锡山垄断山西金融业的主要官僚资本企业，而且成为一个触角四伸的金融组织。
山西省银行章程规定的经营业务有存款，放款，汇兑，买卖生金和银，折收未满期银票和汇票，代表有交往的银行、公司、商号及个人收取各种票据和款项，代人保管贵重物品，办理储蓄，共八项。实际上经营业务范围完全是按阎锡山的需要而定。如发行纸币、经营产业，章程并没有明文规定，而阎锡山却在山西省银行成立后，大量印发纸币“晋钞”，经营地产、投资工业，捞取巨额利润。
阎锡山为通过山西省银行垄断金融和纸币发行权，以“划一币制”为名，凭借政府的法令，取缔了私营商号的钱帖子，代之以缺少保证金的省银行纸币。“据统计，截至1928年底，十年间共发行纸币一千三百万元，平均每年一百三十万元”。这是阎锡山用“口吹大洋”的办法，非法牟取暴利，聚敛官僚资本。
1916年，阎锡山任山西督军兼省长，极力宣扬“武力为公道之后盾”，在山西进行首次扩军。他在从日本购进武器的同时，筹款十万余元扩建山西陆军修械所，并选送刘笃恭、张书田、杨焕章等十名大学毕业生，赴汉阳兵工厂技术学校学习深造，以培养军火工业的骨干。
1920年初，委任山西陆军第一旅旅长商震兼任总办，李蒙淑任厂长，并选调青年士兵 300余名到工厂学徒。分别由毕业于英国维多利亚大学的王嘉瑞（梦龄）和留学英国雪菲尔大学的郑永阳（恩三）、何启昌、贾应升等四人任科长；下辖16个分厂，拥有机器63部，职工 500余人，除修械外，并着手制造枪弹和仿造重机枪。并新设了飞机分厂，由德国聘任两位工程师——傅乐典和佘来得（均系中文译音），装制成一架双翼飞机，聘请英国一位名叫冯富鲁登的驾驶员试飞成功；1926年春，，军火生产规模基本完备，职工增到1．1万余人，设备增至2300部，月产火炮10余门、冲锋枪 900枝、机关枪30挺、炸弹 3万余发。
阎锡山凭借自产军火的有利条件，从1924年至1927年，在山西又进行了扩军，将步兵扩编到17个师，炮兵扩编到8个团；并设立了军官教导团；同时把学兵团扩大为北方军官学校；改晋军为晋绥军，共拥有兵力20万人．其势力扩展到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两市，并于1927年 6月，自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1927年 1月，阎锡山将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改称太原兵工厂，委派其妻侄女婿张书田（子绅）总管工厂一切事务，并将学兵团的实习工厂也划归太原兵工厂，改为冲锋枪分厂；将无烟药、制酸两个分厂划出来，另行组建山西火药厂，委任由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化工科毕业的张恺为首任厂长；由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电气化学科毕业的曹焕文（明甫）为工程师；1922年用甘言重金为饵，由汉阳兵工厂拉来洪中为技术科长。
曾经轰动一时的、以张恺命名的山西重大发明——“恺字炸药”，实际上就是1924年洪中随李蒙淑赴德国考察制造火药新法回国后，改铝粉和皮克林为硝铵炸药的，它是洪中的一大创举。为使山西火药厂的扩建设计更具有先进性，专派工程师曹焕文赴日本考察，曾先后参观了陆军火药厂、海军火药厂和民间火药厂，回国后又参观了沈阳兵工厂，决定引进日本技术设计，并由德国雅利商行以140万美元订购全套设备，聘请德国工程师富来义（中文译音）指导工程建设。
新建的山西火药厂其厂房全部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主要工艺设备107部，其规模之大、设备之新、能力之强，当时在全国首屈一指。尤其是废酸还原设备在我国为首创；溶剂收回装置用活性碳方式，在德国也是最新发明。与此同时，太原兵工厂的规模也不断扩充，机构也日益庞大。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共有设备3800部，职工1．5万余人，其规模与全国最大的汉阳兵工厂、沈阳兵工厂相媲美，主要产品为：步枪、机关枪、冲锋枪、手枪、山炮、野炮、各种子弹、炮弹、手榴弹、地雷等。
1928年至1930年间，太原兵工厂的月产量为：轻、重炮35门，迫击炮 100门，步枪3000枝，机枪15挺，冲锋枪 900枝，炮弹1．5万发，迫击炮弹9000发，子弹420万发。同20年代初期相比，炮增加2．5倍，步枪增加6．5倍，炮弹增加2．5倍，子弹增加 6倍。阎锡山依其军火工业提供的武器装备，于1926年又进行了第四次扩军，步兵扩展到10个军30个师，还有 4个保安组纵共12个旅，骑兵 4个师，炮兵 7个旅，共30余万人的兵力。
1932年，山西省政府制定的“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是民国时期阎锡山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壮大地方的实力、维持自己的地位，在山西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1932年 4月12日，根据阎锡山“造产救国”的思想，山西成立了“省政设计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以阎锡山为委员长，在阎锡山的亲自指导下，开始着手进行“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的设计工作。
“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编定后，自1933年开始“遵照实施”，从此，山西进入十年省政建设时期。“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但发展最为突出的是省营经济。这其中包括成立四银行号和实物准备库；修筑同蒲铁路；创办西北实业公司等。为了“扶助社会办理之实业事项和发展公营事业”，阎锡山设立山西省公营事业董事会用以领导发展公营事业。此后，山西的官办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客观地说，适逢其时的“省政建设”对于山西经济从中原大战的沉重打击中摆脱出来，走上近代工业的发展之路，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改组整理山西省银行，设立垦业、铁路、盐业等专业银号，不仅重新确立了省银行应有的信用，而且进一步改变了山西金融业单一化的状况，形成了以山西省银行为主体，辅之以各种专业银行，共同“调剂全省金融，扶助经济建设”的金融格局。四银行号加上后来设立的“实物准备库”，相辅相成——银行号为实物库提供货币资金，实物库用银行号提供的货币资金收购实物，然后反过来为银行号发行货币做实物保证——为省政建设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据统计，“到1937年日军侵入山西时，山西省银行发行的新省钞达2500多万元，铁路银号发行纸币达1000余万元，垦业、盐业两银号各发行 500余万元，四种纸币达4500余万元”。正是这些依靠官办信用大量发行的纸币支撑起了山西公营事业名义下（包括同蒲铁路、西北实业公司在内）的一系列建设事业。
西北实业公司是《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的实际产物。西北实业公司在短短的几年中迅速崛起，发展成为包括钢铁、燃料、电力、机械、化学、建材、纺织、兵工、造纸、卷烟、火柴、皮革、面粉等轻重工业、国防工业在内，拥有两万员工的大型工业企业。其中，不少门类在山西占有了垄断的地位——卷烟厂、化学工厂、洋灰厂（水泥厂）等均在全省独树一帜；西北毛织厂，在全省毛织业中资本额占到90．6 ％职工人数占到65．3 ％，年产值占到85．2 ％；西北火柴厂，在全省火柴业中资本额占到58．1 ％，职工人数占到52．4 ％，年产值占到49．8 ％；全省17家较大的发电厂装机容量共达 24454千瓦，西北实业公司发电厂的装机容量为4580千瓦，占到全省装机总容量的18．73％，如果连同西北造纸厂、西北炼钢厂、兴农酒精厂共 11620千瓦的装机容量，其发电总容量即占到全省总装机容量的66．2 ％，从而不仅居于山西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而且在全国经济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
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对“1928——1936年全国最重要工业”的统计：全国时有产业工人405509人，西北实业公司1936年的工人总数是 18597人，占到全国工人总数的 4．69％，其中机器业工人 17065人，而西北实业公司的机器业工人（包括10个相关厂）共有6843人，占到全国机器业工人总数的40％；全国2826家最重要工厂共有资本3．129亿元（国币），每厂平均拥有资本11万元，西北实业公司1936年所有的33厂，共有资本 0．22亿元，厂均资本达到66．66万元，大大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西北实业公司不仅门类齐全，而且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其产品不仅供应省内市场，而且还外销他省。炼钢厂可炼制48个合金钢种，在全国首屈一指；唐山水泥厂、琉璃河水泥厂、黄石华新水泥厂、广州西都士敏土厂，球磨粉碎设备用的高镭钢铸件，资源委员会天津机器厂所需之柴油机曲轴，悉由太原供给；工作母机和纺织机械远销甘肃、四川等地；毛毯、毛呢、毛线，销往京、津、青、沪沿海。这无疑在奠定山西近代工业之基础，促进山西经济之发展，增强山西之国防力量诸多方面客观上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在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卷烟业等方面，为山西近代工业起了奠基的作用。
西北实业公司时期形成的以重工业、机械工业为主的工业格局，一直延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建国初，太原作为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城市的地位，就是从西北实业公司时期开始奠定的。
西北实业公司十分注重网罗人才、培养自己的经营管理和业务技术骨干。从公司经理到各处处长、分厂厂长，都是留学国外或由国内各大专院校毕业学有专长的专门人才。课长和课长以下职员，也大部出身于高等学校或中等专业学校。“仅以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为例，西北实业公司共有工程技术人员 794人，其中留学国外者26人，国内大学毕业者 249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者 519人。”这些人才和骨干直至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仍然活跃在海内外工业界，有的还颇有建树。
同蒲铁路贯通山西南北，堪称山西交通主动脉。它的建成对山西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积极影响无疑是不能否认的。这条铁路北可以联络平绥，南可以衔接陇海，东经正太以通平汉，西由太原以达黄河，对于三晋的交通，绥蒙的发展，冀豫陕蜀的联络，以及对于中央及地方经济、政治、军事都有着重大影响。
谈到山西窄轨铁路之成因，人们往往与阎锡山的闭关自守政策联系在一起，认为阎为永久称霸山西、抵制省外势力长驱直入，达到进可攻、退可守之目的，才修了窄轨铁路，事实上，修筑窄轨与阎氏封闭闭关政策无关。
1932年，阎锡山担任“晋绥兵工筑路总指挥部”总指挥，他一开始就说：“我愿此次修一最经济之铁路。何为最经济？即坚固与省钱两者兼顾是也。”以经济为原则，“同蒲铁路的测量定线工作，将近六年（按：包括中原大战前的两次测量），有的路段测量三四次，甚至六七次，虽费时费力，却找到了经济合理的线路。如绕开石岭关、雁门关，另选新线，虽多走路程，却躲开了艰巨的谷桥、隧道、深挖、高填等工程，经费大省，效益大增。”
“以经济为原则，同蒲铁路援引正太铁路的成例采取法式窄轨。开工之前，通过对当时所有八种规格的铁轨的测算得知：如修每米38千克的宽轨，全线需要投资9000万元。经调查同蒲铁路沿线货运量每年约四万吨公里，连同客运段收入（旅客7500万人公里），每年总计约 350万元。如果以运量每年增加30％计算，除去利息、支出，损益扣底，50年内不但赚不了钱，累计还要亏损37．43亿元。而改修窄轨则成本大大降低，能够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资仅需3400万元。二十年内除收回全部投资外，并可盈利 670万元；五十年内约可赚回30．63亿元。”一正一负相距甚远。
也正是因为以经济为原则，同蒲铁路是以最省钱的办法修成的。据统计：“同蒲铁路的修筑费，南段为800万元，长以500公里计，每公里平均为1．6万元。北段为852万元，长以350公里计，每公里平均为2．4万元。全线为1650万元，长以 850公里计，平均每公里为 2万元。”不及前此计算的宽轨铁路所需费用9000万元的20％。
石太线阳泉火车站旧貌
兵工筑路是修筑同蒲铁路的特色之一，因此筑路的指挥机关被称之为“晋绥兵工筑路总指挥部”名符其实。同蒲铁路修筑过程中的所有土石方工程都是由兵工承担的。参加过同蒲筑路的晋绥军部队计有第六十六师、六十九师、七十一师。七十二师，正太护路军，炮兵独立第一旅，以及各师旅中的工兵，约三万余人，参加筑路的士兵因有部队薪饷，所以只发给少量津贴，较之雇佣民工费用自然要省出许多。同时实行多劳多得，超额有奖，士兵也有一定的积极性。成建制的部队开到筑路工地，较之散漫的民工又有着效率高的优势。除此之外，还特设兵工筑路传习所，主要由编余军官内招收学员，培养筑路技术人员和行车人员，成为军地两用人才，既解决了施工技术人员缺乏的问题，又使一部分编余军官学有所长。
对此，阎锡山曾经得意地说：“兵工筑路，不但在我省是创举，即在全国亦是创举。这件事如果做好，在国家可以化不生产者为生产者，在军人可以化单纯职业为复式职业。”。为了尽快实现经济效益，实行修成一段，就先行营运。1934年 5月，太原至介休段竣工，7月1日就正式营业，当年就运送旅客76万人，运货57万吨；第二年原平至临汾铺成，就运送旅客 27．5万人，运货 43．5万吨。1935年营业进款额为 178．64万元，货运收入增加 78．7％，纯盈利116． 4万元。
1943年阎锡山偏居晋西一隅，豢养着十数万军队和大批官员。最头疼的一是兵员，二是粮食。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提出了“兵农合一”的主张。
“兵农合一”，就是把17到45岁的役龄壮丁，每3个人编成一个互助兵农小组，其中一个当常备兵，入营打仗受优待，其余两个当国民兵，在家种地或做工优待人；当国民兵的，再与村中其他有劳动力的1至3人，编成耕作小组，以国民兵为主耕人，其余为助耕人；然后再把村中所有土地，平均划分成若干份地，分给耕作小组耕种；产品分配原则是：一、田赋征购及村摊粮等约占总产量30%，二、地租按粮银正额向地主交纳，约5%，种子肥料等一切铺垫开支约15%，余粮约50%；由主、助耕人合谋分配；此外，每个当国民兵的主耕，对其兵农互助小组中受优待的常备兵负担小麦2石5斗和棉花5斤；常备兵每3年轮换一次，阎锡山还把每年11月1日定为“兵农节”，届时期满的常备兵回家，新常备兵入营。
阎锡山集中力量推行这一政策。他把省政府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等4个厅长，田粮处长，军管区司令部主任纠合在一起，组织“兵农会议”。阎锡山自兼主席，其余均为委员，并组织主席办公室，薄毓相兼该室主任，又从各机关抽调大批干部，分别主管编组、份地、均粮等事。阎锡山还制订有关“兵农合一”的各种章则法令，交付各区、县、区（小区）、村统委会分级负责加紧推行。
1943年秋先在乡宁地区试点。1944年春，便在阎锡山统治的晋西各县普遍实行“兵农合一”。在这几个县的53万人口中，先后编兵农互助组5万多个，抽出常备兵4.3万人，编国民兵10.7万人。接着，又在新绛等16个县阎锡山能控制地区的40万人口推行，抽常备兵2.7万人，编国民兵6.9万人。总计2年多的时间，阎锡山共划份地15.6万份，编耕作小组15万组，抽常备兵7万人。
阎锡山把“兵农合一”说得神乎其神。他说：“这个办法，不但中国从来没有，就是世界各国也没有。这是我与大家想下的。”
而正是由于这一点，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阎锡山当时面临的粮食和兵源问题。阎锡山极为兴奋地说：“此次我们实行兵农合一，等于把家里堆的一堆钱，拿串子一串一串的串起来，不只是好处理，而且好使用，也等于百川总汇于海，政治上也好管理了。不只是我们兵源上有了办法，可以说一切政治、军事、组织、教育、经济等统要在兵农合一之下轻而易举的作了”，“一切复兴上的工作统有了着落。”他用“兵农合一”这个钱串子，把广大农民拿在了他的手掌里，要兵有兵，要粮有粮，使农民服服帖帖地做他这个土皇帝的奴隶，大大巩固了他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
四、结语
阎锡山在旧山西的经济作为中，下面的一些思想和方法对今人还是有参考作用的：
1、超前的意识，超前的实施政策和办法。
2、有一套较全面、较完整的经济计划。计划的目的也是强省、富省、发展经济，并且能采用世界先进技术。
3、在困难的条件下自力更生、自劈生路。
4、正确的用人之道，管钱、管财、用亲信（封建性的体现，也是其政治需要），管生产找能人（合乎时代的一面）。
5、务实精神，不搞急功近利，不搞形象工程（既是环境的逼迫，也与本人作风有关）。
阎锡山由于其政治立场的局限性，使其经济设想不可能全部实现，但其在经济上的作为，客观上对当时山西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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