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00年间由义和团运动而引发的庚子事变，给本以病入膏肓的晚清政权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宣战列强、两宫西狩、惩办祸首、赵舒翘蒙冤，这一系列事件使得西安成为了晚清衰亡史上重要的节点。文章从赵舒翘生平解读入手，结合庚子年间西安的社会背景，赵舒翘在当地民众中的影响，探讨赵舒翘与城隍的联系，并由此分析庚子事变背景下的西安社会与城隍信仰。
公元1900年，在中国为清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件：从义和团运动在京津地区蔓延，拔电杆、毁铁路、烧教堂、杀洋人和教民，到清政府向八国联军宣战，再到慈禧、光绪一行西狩至西安等，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加速了晚清王朝的坠落，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此所谓“庚子事变”。自此以后，晚清在摇摆中度过了最后的10年光景，终在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中陨落。从政治上讲，庚子事变后晚清的败落，宣告了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然对社会文化而言，庚子事变中的一个人、一座城，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值得探讨和反思的话题。这个人就是赵舒翘，这座城就是西安城。
赵舒翘 (1847～1901)1，字展如，号琴舫，晚年又号慎斋，陕西长安沣西大原村人。著有《慎斋文集》、《提案备考》、《像刑录》等书，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法律学家。2《清史稿》载：“赵舒翘，字展如，陕西长安人。同治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谳河南王树汶狱，承旨研辨，获平反，巡抚李鹤年以下谴谪有差。居刑曹十年，多所纂定，其议服制及妇女离异诸条，能傅古义，为时所诵。光绪十二年，以郎中出知安徽凤阳府。皖北水祲，割俸助赈。课最，擢浙江温处道，再迁布政使。二十年，擢江苏巡抚。捕治太湖匪酋叶子春，馀党股栗；复为筹善后策，弊风渐革。明年，改订日本条约，牒请总署重民生，所言皆切中。是时朝廷矜慎庶狱，以舒翘谙律令，召为刑部左侍郎。二十四年，晋尚书，督办矿务、铁路。明年，命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充军机大臣。”3
从《清史稿》对赵舒翘的简单描述中可知，其从同治十三年（1874）考举进士，授刑部主事进入清廷之后，历任安徽凤阳知府、浙江按察使、布政使、江苏巡抚、刑部左侍郎等职，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升任刑部尚书，二十五年（1899）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为军机大臣。赵舒翘从27岁到51岁的24年间，其逐步成为了晚清朝廷的重要枢臣，也成为慈禧太后辅政期间国家决策制定最为倚重的一员。
赵舒翘在官场上青云直上，是其为官廉洁正直、克自奉公的结果。他在刑部任职期间，不徇私情，执法公断，详细研鞠，审理过许多重大案件，如崇厚案、内务府广升案、四川东乡袁廷蛟平冤案、河南镇平王树汶冤案等。其中“谳河南王树汶狱，承旨研辨，获平反，巡抚李鹤年以下谴谪有差”的河南镇平王树汶冤案就是典型例子。
时1879年，河南镇平县胡体洝结伙抢劫杀人，县衙捕役刘学汰、刘全汰受贿徇私，知县马翥等贪脏枉法，将罪犯胡体洝释放，用重刑逼迫少年王树汶冒名顶替胡体洝，虚词捏供结案，以抢劫杀人罪将王树汶处死。杀人凶犯逍遥法外，无辜稚童却引颈受戳，这是当时全国的三大冤案之一。此案上告清廷，刑部奉诏审理。河南地方各级官吏，上自巡抚，下至府县，扭成一团，层层庇护，企图蒙混奏结。巡抚李鹤年坚持原判，拒不平反。某亲王亦欲袒护，指使工部尚书潘祖荫授意赵舒翘敷衍了事。赵舒翘拒不答应，声色俱厉的对潘祖荫说：“人命至重，可迁就耶！某可去，此案不可移。”言罢拂袖而去。赵舒翘不畏权势，以法公断，终于使王树汶案平反昭雪。河南巡抚李鹤年、河道总督梅启照、开封府知府马永修、镇平县知县马翥等40余位大小官员全被革职查办。此后，赵舒翘以廉正声明朝野。4然而，在晚清满目疮痍的最后几十年里，这种平步青云的背后必然隐藏着一种不可避免的时代悲剧，而这种悲剧是赵舒翘的个人命运使然，同时也是晚清政权即将倾塌时的一种凄楚选择。
赵舒翘升任军机大臣的第二年，即1900年，农历庚子年。从山东兴起的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一路向北，蔓延到京津边界。在此期间，清廷颁发的诏书中有时称义和团为“游勇会”、“乱民”、“拳匪”，有时又称其为“拳民”、“朝廷赤子”，甚至“义民”5。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反映的是统治阶层迟疑与犹豫，同时也揭示了当时清廷所处的内忧外患的尴尬境遇。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清廷的这种态度成为了最终酿造“庚子事变”的诱因。于慈禧太后而言，作为晚清的统治者，义和团运动最终引发庚子事变是她万万没想到的结果，由恐惧而生的迟疑不定最终导致了晚清的覆灭；于赵舒翘而言，作为当时晚清的中枢要员，义和团运动的结局也就此改变了他的官场命运，并为他引来了杀身之祸。二
《清史稿》载：“拳匪据涿州，舒翘被命驰往解散；匪众坚请褫提督聂士成职，刚毅踵至，许之。匪既入京，攻使馆。联军至，李秉衡兵败，太后乃令王文韶与舒翘诣使馆通殷勤，为议款计。文韶以老辞，舒翘曰：‘臣望浅，不如文韶！’卒不往。旋随扈至西安。联军索辨罪魁，乃褫职留任，寻改斩监候。次年，各国索益极，西安士民集数百人为舒翘请命，上闻，赐自尽，命岑春煊监视。舒翘故不袒匪，又痛老母九十余见此惨祸，颇自悔恨。初饮金，更饮以鸠，久之乃绝，其妻仰药以殉。”6
赵舒翘因义和团而招致杀身之祸，是当时很多人都不可接受的。史馆编修叶昌炽在日记中写道：“平心论之,展翁之咎止于尸素而已,未可与刚(毅)启(秀)同科。”7慈禧西狩途中,曾在其身边办理支应的怀来知县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写道：“赵舒翘之被赐死‘终不能不谓之冤,青史是非,悠悠众口,吾尤愿为死者一洗耳。’”8
涿州，现隶属于河北保定市，位于北京西南部，是京畿南大门。“拳匪据涿州，舒翘被命驰往解散。”1900年6月，当义和团即将蔓延到近畿地区的时候，深陷疑虑和恐惧中的慈禧太后为了一探其究竟，派赵舒翘前往涿州等地查看义和团情况。时年6月5日9，赵舒翘与顺天府尹何乃莹抵达涿州，团民倨傲不堪，因令推头目四人入见，赵剀切谕之，团目要以先撤聂士成军，因聂军自杨福同被杀后，曾力剿团民，团民死伤无算，故尤恨之。赵未允。商之何乃莹，何亦然其议。次日，刚毅至，赵与何共见之，刚言欲抚团民，必先撒聂军，何即毅然和之曰：此乃第一要策。赵归而何与刚行。10在此次和义和团的直接接触中，赵舒翘对义和团并没有明确的支持态度，甚至强烈拒绝了义和团提出的撤军要求。“赵、何二人回京后，均力言拳民之不可恃。何因为赵拟就一摺，言之颇甚剀切。赵审阅再三，似碍于端、刚，踌躇不敢上；末谓上摺太着痕迹，不如面陈为妥。乃先赴荣相处，详悉报告；再见太后复命，亦经一一据实奏陈。而彼时太后已受魔热，词色颇不怿。先时赵之僚友曾有以大义相责者，赵出告人：‘谓幸不辱命，我对军机、太后，均已尽情倾吐，应说尽说，抚心自问，庶几可告无罪矣。’后来点派带团差使，并无其名，赵益自引为幸，谓从此可以脱离关系云云。某公所言，委系得之当时事实，并非泛泛。准此而论，则赵于拳匪，并未有阿护之事。”11甚至在秉衡军败，太后欲遣赵舒翘和王文韶到使馆乞和的时候，他仍以：“臣资望浅，不如文韶，且臣拙于口，亦不能引故事而争”12为由“不往”，其此时也是在极力避免与义和团产生不必要的联系。
因此，在清廷“上谕”最初论及赵舒翘之咎时只说：“刑部尚书赵舒翘，查办拳匪，次日即回，未免草率，惟回奏尚无饰词，著革职留任”13赵舒翘最后被赐令自尽后，慈禧也修有内疚。她不止一次的向左右亲信谈及此事“其实赵舒翘并未附和拳匪,但不应以拳民‘不要紧’三字复我。”14“迫令被戮诸臣中‘他赵舒翘略晓事,但琢州复命时不应以拳匪无能为乱欺我’，因泣下沾襟。”15据太后口中所言，亦足证明其始终未言拳匪可靠。参稽互考，情节昭然。只因当时稍有瞻顾，少此一摺之手续；又夙因刚援引，相处亲密，致后来中外责言，均以刚、赵并举，李文忠亦有“刚、赵袒匪”之电奏。空言无据，无法辨白，卒陷于不测之大戾。16在刚毅许义和团撤聂军后，“匪既入京，攻使馆。”1900年6月21日，清廷被迫正式向列强宣战。8月15日，在联军攻入北京城的这一天，慈禧、光绪以“西狩”名义出逃西安，赵舒翘“旋随扈至西安”。三
西安城，自唐以后随着帝都的转移，早已失去了其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唐之后的历代国家大事也鲜与西安发生过太多直接的联系。然而，庚子西狩使西安又一次成为了历史的聚点。
西安是赵舒翘的故土所在，然赵舒翘与西安城在庚子年间的再次相遇,没有像往常一样成为一种探亲式的回归，而成为了终别。在西狩的过程中，慈禧太后委命李鸿章与列强议和，作为谈判条件联军总司令瓦德西提出“惩办祸首”的要求，并提交相关人员名单，赵舒翘赫然在列。
9月25日，清廷被迫发布了“惩办祸首”的谕旨，赵舒翘被“褫职留任”。10月26日，慈禧抵达西安南院总督署，后移至北院巡抚署主政。在此期间，清廷发布第二道谕旨，赵舒翘被“交部严处”。1901年2月13日，赵舒翘被定“斩监侯”，囚西安监狱。2月17日,“外面纷传西人要定赵舒翘斩决之罪，于是西安府城内绅民咸为不服，联合三百余人，在军机处呈禀，愿以全城之人保其免死。”2月20日,在慈禧光绪行在附近的“鼓楼地方业已聚集人山人海,有声言欲劫法场者,有声言‘如杀大臣我们即请太后回京去！’又有看热闹者。军机处见人情汹汹如此,入奏太后不如赐令自尽。”172月21日清廷正式向赵舒翘下“赐死”18之诏，新任陕抚岑春煊前往某司监视。2月24日19，赵舒翘“初饮金，更饮以鸠，久之乃绝”。赵舒翘用近乎悲壮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在晚清的使命，他的死如果真如列强所强调的那样必要，那么在他生命终结的同时也为病入膏肓的晚清王朝输送了一口气，让晚清得以继续苟延残喘近十年。
1901年2月24日，赵舒翘的人生就此定格在这一天，时年54岁。赵舒翘与西安城的故事也就此划上了句号。然而，在庚子事变与西安社会的遭遇中，城隍崇拜的存在为后人对赵舒翘的缅怀提供了一种记忆载体，并一直延续到现在。赵舒翘之于西安城也因为城隍信仰而成为永恒。赵舒翘死后，从朝廷官员到普通民众都为其鸣冤叫屈。在传统君臣观念之下，臣为君死，本理所当然，无可厚非。然赵舒翘之死，引起了当地民众的激愤，社会议论纷纷，甚至在当时还有秦腔戏《赵舒翘哭狱》的传演。1901年春天，当地民众对于赵舒翘的哀思之情正浓，民间相传在城南王曲天空的云头上出现了赵舒翘的形象。消息传入当时还在西安避祸的慈禧耳中，说赵舒翘冤死后，阴魂不散，曾在王曲城头徘徊。慈禧也感到赵舒翘的冤屈，其在赵舒翘死后曾对身边人说过：“‘惟赵舒翘我看他尚不是他们(指载漪、载勋、刚毅等)一派,死的甚为可怜夕’，言至此泪下如雨。”20慈禧对于赵舒翘的死心里过意不去，同时为了平息与安抚时人的愤怒，慈禧口谕册封赵舒翘为长安王曲总城隍庙中的城隍爷，以期赵舒翘在阴间继续效忠于朝廷。王曲总城隍庙又称“一十三省总城隍庙”，缘起于汉代初年，建庙于唐朝，汉唐时期长安为京畿之地，始以祭祀汉代忠臣纪信，后祭祀明代御史邹应龙21。赵舒翘被封为王曲总城隍庙城隍后，被塑为神像，定二月初八为祭祀日。
据了解，1949年前王曲总城隍庙的主持道士，可以定期到赵家领取供奉物品。直至文革前夕，王曲总城隍庙道士还常与赵家联系。
四
城隍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守护神。城隍之名,最早见于《周易》，《周易》卷四《泰》卦有“城复于隍,勿用师”之语。《说文解字》释“隍”日：“隍,城池也。有水日池,无水日隍。”城隍的形象，在历代沿革的过程中逐渐演变为了人格化的神，一般以皇帝御封为主，后期也出现老百姓拥戴的人为城隍的现象。而被封为城隍的人一般有两类：一类是能臣廉吏型的地方长官，如苏州城隍春申君，因公正廉明、造福一方而名留青史；另一种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功臣名将，如西安城隍城隍纪信。清代中期出现了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粮巡道等作为城隍的现象。22
城隍神产生之初，其职责即是保护城池,冥佑地方民物。凡守土之臣,莫不斋肃严事之,平时则水旱疾疫祈攘,有事则卫民御敌请祷。遇战乱兵资之际,人们祈祷城隍神灵护佑,以求免遭战火涂毒。23赵舒翘此时被封为城隍与庚子事变背景下的西安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庚子年间，西安遭遇了空前的灾荒。翻看相关文献，能发现大量描写当时旱情的记载文字：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大旱24；陕西继去年（1989）旱灾之后，又遇大旱，受灾达五十六州县，饥民相属于道，至有人相食者。据陕西巡抚岑春煊之奏：本年亢旱日久，灾区甚广，且大半数连年无收，绝少盖藏，情形十分困苦。统计陕西饥民一百数十万；25是年（1900），陕西大旱，小麦一石由七八元涨至二十七八元。有各地运来的粮食作为军粮，不出售。年末，西安饥民结队赴行宫请愿。26关中地区，向以“沃野千里，蓄积多饶”而自居，尤其是西安周边地区，八水环绕，历史上很少出现大的自然灾害。然从光绪继位，就开始接连不断地出现各种大大小小的旱涝现象。“光绪二年，夏粮歉收，冬麦未下种，冬雪极少；三年，春至八月，无雨，长期大旱，禾苗枯萎，颗粒不收，民大饥，树皮草根被掘食殆尽；四年，天旱，粮奇缺；光绪二十四年，秋，霪雨成灾，长安西南乡禹洼、周家庄一带，悉成泽国。”27从光绪二年到光绪二十四年的22年间，旱涝灾害不断影响着当地民众的生活，最终造成了1900年当旱灾再次来临时出现的“八百里秦川，田地龟裂，饿殍遍野”28的惨烈局面。而庚子年间慈禧一行的到来，无疑又给当时的西安社会增加了更大的负担和压力。
在当时的情景之下，民众把祈望灾荒远离、渴望丰收的愿望寄托在了城隍身上。每逢水旱疾疫，人们都会去祈求城隍帮助解决，此传统古已有之。《全唐文》中记载：“唐会昌二年(842),黄州大旱,黄州刺史杜牧为民请命,两祭城陛神,察告其在黄州的政绩。虔诚恳切之至,其《祭城陛神祈雨第二文》曰：……刺史虽愚,亦日无过。纵使有过,力短不及。恕亦可也,杀亦可也。释老孤穷,指苗燃鼎,将穗秀矣,忍令萎死,以绝民命!……今旱已久,恐无秋成,谨具刺史之所为,下人之将绝,再告于神,神其如何？”29因此，赵舒翘被封为城隍与当时西安社会的遭遇有着密切的联系。另外，赵舒翘被封为城隍与其在当地良好的民众基础密切相关。赵舒翘出生于长安沣西大原村，在出仕之前他长期生活于此，对当地有着极深的感情。因此，在此后每逢老家出现灾荒，他都慷慨资助。据《咸宁长安志》记：光绪二十四年(1898)秋，霪雨成灾。沣河东岸的古昆明池故址，低洼成泽，周家庄一带陷入水乡困境。赵尚书舒翘、陆观察襄钺倡集巨款9300余缗，他交待西安邑绅柏震藩、王典章等督修开凿河渠排涝。据载凡80日而竣工，渠长5959.3尺，宽5尺，筑堤宽1丈计，所占农田共99亩按价补值。使这一地区百姓解除了水患困扰。
同年，赵舒翘捐资重修沣河古灵桥，建桥总造价2.4190万两银，他个人捐奉银1.5300万两。桥长153.2米，宽4.8米，22孔。桥边建有牌坊亭楼，赵舒翘亲题亭额：“汉鲸秋卧，影射昆池”；“周杞春萦，晴连渭澍”。此桥一直沿用至1962年发洪水冲跨，至今在当地还流传着赵舒翘建“造福桥”，即“赵福桥”谐音的传说。30
赵舒翘在任时整治贪官、廉洁正直、关注民生、维护国家利益，在民间具有极高的威望，甚至出现在其即将离任江苏巡抚时，数百民众拦于苏州盘门外吴门桥下，叩头不起，流泪话别的感人场面。此事当时由何元俊绘出，题名《攀留佳话》，刊印于《点石斋画报》，流传于世。
因而，在庚子年间的西安社会背景下，慈禧封赵舒翘为城隍，既有其特定的社会原因，也有从慈禧到民众对赵舒翘功绩和冤屈的哀思和崇敬因素。如今，西安的城隍祭祀习俗已经成为了陕西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城隍祭祀在引起越来越多现代人重视和关注的同时，关于城隍信仰的民间记忆也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被广泛传播。庚子年间，赵舒翘以悲壮的方式完成了自己在清廷的使命，落根在了故土长安的原野上。时至今日，赵舒翘与西安城早已因时空变换，阴阳两隔，然而在当地民众的记忆中，关于他的故事转变为了一种城隍信仰，其以民众得以寄托和倚望的城隍形象，留在了民众的记忆中，传承永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