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蓉：我接触的日本专家

作者:蒋蓉

上篇：三藏先生

从来没有去过日本，“日本人印象”完全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得来的。

那时，我在重庆一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大型工厂——四川维尼龙厂当工人。据说，当时全国只有三家这样的工厂。

厂里陆陆续续来了许多法国人和日本人。我所在的那个工段，生产现场和控制中心使用“I系列”仪表，MADE-IN-JAPAN原装货，我们便同日本人打交道。

日本国距我们不像法国那么遥远，不仅同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而且日本跟中国，从甲午战争一直打到抗日战争，电影看了很多，感觉上对那些呲牙咧嘴声嘶力竭地嚷“八格牙路”的小鬼子一点也不陌生。日本鬼子曾经在中国的领土上横行一时，阶级仇民族恨源远流长，一直延续到了厂里来的日本工程技术人员身上。

我们一帮青工常常故意在日本人面前叽叽喳喳地嘲讽小鬼子，把从师傅们那里听来的各种小道消息反反复复议论。听参加谈判的师傅说过，他们为了卖他们的东洋货，在谈判席上很恭谦甚至有些低三下四地说咱中国是他们的爸爸、他们的老祖宗。每每议论到这个，我们就很开心地哈哈大笑。

其实，日本人根本听不懂我们的议论，但我们在心理上大大地满足了。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小日本儿不论历史渊源、地理位置还是国土面积，恐怕都真的只是中国的“儿子”。可是他们穿得比我们好长得比我们壮实，他们制造的“I系列”仪表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实在是有些不服气。

日本人主要同我们的师傅们——那些大学毕业的技术人员打交道。师傅们向日本人请教技术问题，他们的目光中常常溢满了佩服，用现在的话说，那简直就是“哈日”，似乎少了爱国的意味。

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人工作非常勤奋。他们敬业，吃苦耐劳，坚忍不拔，严于律己，全然不似我们因长期阶级斗争教育而形成的印象或想象中的那种资本家狗腿子的模样。

当时，厂里还在搞安装，我们常常被派去做一些协助工作，比如放电缆之类的事。电缆架设在空中，有一层楼高。重庆的七八月间，骄阳如火，蹲在光秃秃的电缆架上就犹如蹲进了烤箱，中暑晕倒的事常有发生。

本来，作为专家来中国的日本人根本不用干这种活，但每次放电缆他们都在场，而且绝对不是站在那里“君子动口不动手”。一丝不苟的日本人穿着扣得严严实实的制服，只需几分钟，衣衫便被汗水浸透了。

完成当天的任务，我们都会大声叫嚷累死了、热死了，不管到没到下班时间，就毫无组织纪律地一窝蜂逃往宿舍。日本人和我们截然不同，他们汗淋淋地回到工地附近的办公室，早一分钟也不离开。

聚乙烯醇的控制中心。

一天下午，太阳像被融化的金属一般炙烤，逼得人透不过气来。午休后依然睡意朦胧的我们懒洋洋爬上电缆架等开工。负责现场工程的三藏先生健步如飞来到电缆架下，伸手去抓扶梯。

那是一个刚刚烧过电焊的扶梯，我们还没来得及惊叫出声，一阵皮肉烧焦的味道已经飘散开来。我们成了一排呆呆的木鸡站在电缆架上，不知所措。我认为，至少他应该大叫一声松开手，然后立即驱车去医院治疗。可是他却看也不看，继续攀着梯子上了电缆架。

待他伸开手时，手心已经满是水泡和从烧破了的皮肤里露出的红肉。他拿出一张手绢要翻译给他包了，做了个简单的开工手势，跟我们一道放开了电缆。那天下午，工效格外地高。

我们上班时间不再松松垮垮地动不动就往宿舍跑。青工们纷纷把各种书籍带到车间办公室，空闲时就坐下来学技术知识，补习文化基础知识，也学外语。1977、19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们大部分陆续考上了大学。

我常常想，人生最刻骨铭心的不一定只有爱情。许多时候，一段友谊，一份关怀，一种精神也会强烈地震撼你的灵魂，甚至改变你一生的道路。

下篇：大月先生

大月先生名叫大月利则。他也是一名日方派来的工程技术人员，专门负责仪表维修。

因为工厂处在设备安装阶段，我们青年技工和本厂的技术人员都没有多少事做。为尽快让我们掌握“I系列”仪表的原理和维修技术，厂里邀请日方技术人员给我们讲课。

大月先生身穿他们笔挺的米黄色工作制服第一次走进课堂时，我们20来个不同性别不同文化程度也不同审美情趣的人，目光和表情是惊人的一致：太帅了！从相貌身材到气质，简直挑不出他的一丝的毛病，似乎远远胜过今天被追捧的很多青春偶像。课毕，大家议论纷纷猜测种种，特别相同的见解是，此人肯定是个花花公子。

大月先生很年轻，大约只有二十七八岁。他跟其他日本人有些不同，其他日本人不论走着站着还是坐着，身子都跟绑了钢筋似的，倍儿直；面部表情也很配合，目不斜视，不苟言笑；说起话来“哈依，哈依”跟扔石子儿一样啪啪啪地往外蹦。大月先生不一样，他任何时候都面带笑容，很亲切很关爱的那种，说话声音绵软柔和，但又绝对不是女性化那样的。

上课的时候有人提问，他总是颔首凝听——尽管他根本听不懂中国话，然后把目光转向翻译，通过翻译了解问题并详尽解答。听说他只是一个中专生，但他对技术的精通让大学毕业的师傅们都赞叹不已；他的敬业与为人的谦和，很快就赢得了我们全体中国员工的好感和敬重。

课间，我们也会通过翻译跟他闲聊，问一些我们从来不知道的外国人的平常生活状况。听说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们都掩饰不住心中的讶异，有些不懂礼貌地直杠杠地问他，咋那么早就有了两个孩子？听完了翻译他有些腼腆，还有些尴尬，想了想，他机智而且不无幽默地回答，日本没有实行晚婚和计划生育呀。

一日午休后，我从宿舍走路去厂区上班。正走着，身后传来了杂乱而急促的脚步声和哇啦哇啦的日本话。扭头一看，糟，是日本人！他们今天怎么不坐车啊？外国专家们上班每天是有专车接送的。那时厂里有规定：“任何人不得单独与外国人接触”。但何谓“单独与外国人接触”，却没有明示。

去车间的路很远，路上又几乎不见行人，我一个单身未婚女青年独自“遭遇了一群鬼子”算不算“单独跟外国人接触”？这个问题含糊得很。车间有两个法国工段的女青工和法国专家合了影，被通报处分了，我担心自己一人遇到日本专家会变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事件。

没别的办法，只有逃，我急忙拐上了一条小路。还没有来得及庆幸自己的逃离，“鬼子们”也已经放弃了宽阔的公路，直奔小路而来。我无处躲藏了。大月先生大步流星走在最前面，他笑着，我们常见的那样，目光里流溢着一种很温软的东西。

他用生硬的中国话对我说你好。我却如同听见了鬼子喊“八格牙路”，吓得差点连本国话也不会说了。好一会儿我才面红耳赤地憋出你好两个字回复他，那声调却比日本人说的还别扭。

好在，日本人风一般从我身边刮了过去。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十分不解，大月先生犯什么病啊，领了几个“鬼子”这样紧追不舍，就是为了打个招呼说你好？当然，幸亏他只会说你好，否则，或许真的会惹出说不清道不明的麻烦。

某一天在车间里观察仪表的时候，大月先生问我叫什么名字。我用笔写给他看。看了半天他遗憾地摇头，日本汉字中大概没有这些字。我把这事忘了。

过了几日，他突然来到在控制室观察仪表的我面前，用日语反复地说两个音节。我傻傻地看着他，他又掏出笔来边写边一字一顿地说“xio yo，xio yo”。顿悟一样，我明白了他是在告知我的名字的日语读音。

如此细微的一件小事，他竟然能够像对待技术问题一样认认真真地去查去找，非要弄个水落石出。那一刻，那种被叫做感动的情绪迅速地爬满了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从此，我记住了我的名字日文假名的写法和读音，至今。

大月先生回国的时候，我正参加车间组织的集中政治学习，没能见到他。时值深秋，霏霏的细雨和枯黄的落叶布置出一天一地的离愁。留在工地办公室的同事后来说，他走之前，翻译跟他一起在引进日本设备已经初步安装成形的工段漫步了几个小时，他们步履沉重，女翻译眼里时有泪光。听了，我只觉得到心里灌满了铅。有一种情愫，既不是爱情，也不像友谊，但它可以悠悠地、久远地牵动人的灵魂，一生都挥之不去。

1978年我考上大学走了，再没见过大月先生。听说他又被派来中国一次，一到厂里他就问我哪里去了。翻译告诉他考上了大学。他啧啧称赞又问学什么专业。翻译告知他我学哲学。他竟然是一脸的惊讶：怎么离专业那么远？不知他凭什么把我定位在他从事的那个专业上。

如今，大月先生早应该是当爷爷的年纪了，不知这么多年他是否还记得他的两次中国之行？是否还记得教过我们这样的中国学生？假如我的这篇小文章，可以通过网络或别的什么途径到达日本；假如大月先生，能够通过这些途径看到我叙述的回忆和怀念，我想问一声，大月先生，你现在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