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阳：地久天长——忆王小波

王小波和他的作品全集。

刘晓阳按：后死者的不幸是因知己都已经先其而死，后代对其一生，尤其是前半生，所知甚少，故写不出好吊祭文章来。先死者则比较容易获得好祭文。诸葛亮吊周瑜那样的好文章，孔明自己是无福享有了。我有幸认识王小波，并知道他的文笔好，而他是我师弟，按理说，后生后死，他应该后我而死，故曾约他在我死后给我烧祭一篇好悼文。没想到他却先我而亡。只好由我这师兄来给师弟写回忆文章了。

一、第一个王小波

王小波写过一篇杂文《智慧与国学》。文章的开头说道：“我有一位朋友在内蒙古插过队，他告诉我说，草原上绝不能有驴。假如有了的话，所有的马群都要‘炸’掉。原因是这样的：那个来自内地的，长耳朵的善良动物来到草原上，看到了马群以为见到了表亲，快乐地奔了过去；而草原上的马没见过这种东西，以为来了魔鬼，被吓得一哄而散。於是一方急于认表亲，一方急于躲鬼，都要跑到累死了才算。”

小波说的这位朋友就是我。我也是老三届的。在内蒙古时，我们公社还有一位插青叫王小波。我刚听到这名字就觉得耳熟。因为王小波是北宋农民起义军首领，历史课上讲过的。

我们公社的王小波中上等身材，瘦瘦的，面皮白晳，长得很清秀，人也聪明，也是一位聊天好手。后来开始了“推荐工农兵学员”，福星忽然照耀到了他的头上，被推荐去了大学。临行前在公社为他饯行。席间王小波多喝了点酒，脸上白里透红，煞是好看，就如旧小说里形容的那样：“面如敷粉，唇若涂朱”。我们举杯祝贺王小波荣升，不料他却说他知道自己是因为出身好才被选中。这年头推荐也不凭才，并不以此为荣。这回去了一定好好念书，就是说他白专也在所不惜。

这话虽说逆了我们的祝词，但我们这些“孙山学会”(取名落孙山之意)会员却听得颇顺耳。

后来我没再和王小波联系，只听说他在搞模糊数学。而我却总是扫帚星当头，上大学的梦一再破灭。王小波早就毕业好多年了，我还在年复一年地当老童生。直到1978年深秋，上头改变了以家庭出身刷人的做法，我才“范进中举”。

二、第二个王小波

我被分配到了人民大学贸易系商品学专业。上第一节课点名，从中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王小波”。我顺着答应的声音望去，原来不是我的“插友”。这位王小波不但面无敷粉，唇未涂朱，而且脸色黑黄，嘴唇发紫，上身颇长。坐在凳子上，比他身旁的班长高出一大截。这人的相貌怎么和他的姓名这么不相称。在我的印象中，“王小波”三个字，就应该和“唇红齿白”的清秀小生联系在一起。从他的长相看，大约是“口里口外，刀子板带”一类到城根、河沿约架的爷们。以后还得提防着点。

下课后，因为初次见面，大家都故作矜持。我独自一人走出教室，站在外边点起一根烟。那位姓名和相貌极不相称的王小波也掏出烟来，好像没有找到火柴，于是很腼腆地跟我借了个火。看来此人不像恶人。我俩站在一起，身材竟是一般高。

后来同学之间渐渐地熟了才发现，这位王小波不但不是恶人，简直是我认识的朋友里首屈一指的大好人。可见以貌取人是多么的靠不住。从此我心目中的“王小波”三字，就不再和白面小生联系在一起，而是和这张脸色虽黑，却表情丰富，嘴唇虽紫，却妙语连珠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我们两人后来越聊越投机，竟成了最要好的朋友。经常是温着半截功课，忽然来了烟瘾，我们俩就互相招呼一下，一起到操场上去散步抽烟，互相说些有趣的事。他讲云南，我讲内蒙古。风土人情，荤素笑话，什么都有。小波那篇杂文开头讲的“叫驴之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崩”，就是我讲给他的。他讲在街道工厂时的师傅有句口头禅：“子曰，完蛋操也”。他这位师傅老想请病假，症状是：“看天蓝色，看地土色，蹲在茅坑上什么都不想吃。”

这些故事后来都入了他的杂文，令读者捧腹。从小波嘴里听到的他这位师傅，已经不亚鲁迅的那篇《我的师傅》了。和小波在一起的时候，每逢遇到败兴的事，他总是笑眯眯地来句“子曰，完蛋操也”。

三、书

小波在《思维的乐趣》里提到他们下乡时没有书读的痛苦。我们在下乡时也有极度缺书读的饥渴感，竟把《赤脚医生手册》翻得稀烂。小波在乡下时，知青被军代表管着，“假如知青看书被他们看到了，就是一场灾难，甚至‘迅鲁著’的书也不成。”

我下乡的队里有位旧世家出身的插青带了部线装的木版《红楼梦》和一部同样老旧的《三国演义》，都是一碰就酥的脆纸，黄得不得了，也没有标点符号。结果被军代表发现没收，一把投入灶火里给烧了。这套比脂胭斋本相差不远的祖传古版《红楼梦》全世界总共没有几套，全是各国图书博物馆里的珍藏。谁料竟在蒙古包里当牛粪干用了。

上大学以后，国家百废待兴，“天下作家一浩然”的出版局面渐次被打破。我们就像杰克·伦敦《热爱生命》里那个刚被营救起来，饿疯了的生还者不顾一切地寻找和藏匿食物一样，也如饥似渴地到各处搜寻可读的书。每个周末回到宿舍，都带回一捆捆刚买的书。宿舍里放了几个书架，摆的全是书，其中我买的最多。

小波文章中提到的奥威尔的《1984年》和小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就是我从外文出版社买来的过期处理的旧编译参考资料。小波看完了《1984年》后告诉我说，他见过一份统计资料，说此书预言的一百多件事情，到那时绝大部分已经实现。换句话说，至少到1980年，这本书就已经不再是预言，而是历史了。

我和小波的共同爱好是读野路子书和读书路子野。我发现商务印书馆有一套著名外国科学家写的非专业杂谈。比如马克斯·波恩的《我这一代的物理学》，海森堡的《物理学和哲学》，尼尔斯·波尔的《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论文集》，冯·诺伊曼的《计算机和人脑》，赖欣巴哈的《科学哲学的兴起》等。作者要么是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要么是诺贝尔科学奖项的获得者或者各学科大师。

这套书从50年代开始，断断续续地一直出到现在，才仅出了很有限的几本，而且印数非常少。我把那时出过的这套书从新旧书摊上差不多都找全了。小波看了以后跟我说，读这种成功大科学家回过头来写的人文哲学书，才最可信和最有教益。

找书、借书、买书、读书、聊书，成了我们大学生活的一大部分内容。记得一次物理化学考试的前一天，小波拿着一本傅献彩著的《物理化学》上册要回家去读。我惊奇地问他，还来得及吗？他说，没事。第二天他回到宿舍，从书包里掏出来的那本《物理化学》的封面和封底已经海带似的卷作两个油黑的卷。我问小波，看完了吗。他说，看完了。

《物理化学》不是小说，傅献彩写的那本又不是简易本。这家伙竟然一天读完。我问过小波读书的速度。他说自己测过，是常人速度的七倍。我读书也算快的了，不过常人速度的两倍而已。但书在小波手里，折旧破损的速度更超过常人七倍。

王小波与李银河。

四、婚事

上大学之前，我们都经历过“文革”、下乡、待业、工厂，婚事都耽误了。我和小波虽好，但互相都不打听对方的私事。我看小波那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大概和我也情况差不多。有一天我们俩一起骑车进城。路过百万庄附近一个机关大院的门口，他忽然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要进去找个人。我也没当回事，就自己骑车回家了。没多久，听班上同学说小波有个女朋友，就是在那个大院里工作，并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的李银河。

忽然一天早晨，同学们传说小波结婚了。我很惊奇，事先一点消息都没有；在校门口附近遇见小波，问他这话可当得真？小波咧开大嘴，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掏出几块糖塞给我。我则笑着问他：“如意君安乐否。”这是《警世通言·王安石三难苏学士》里的典故。下次见到李银河，她说，你把我们俩全骂了。我赶紧道对不起。

小波不事张扬的婚礼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榜样。不久我也学他的样子悄然结婚。我和老婆曾在一起插队，她也是李银河的中学校友。那天我们刚从婚礼上回家，正好小波来找我。因为我事先谁也没告诉，让小波吃了一惊。我请他进来坐会儿。他看有亲戚在旁，只坐了一下就站起来要走。我还想拦他，不料他悄悄跟我说，看我结婚太忙，我们一起做的课题论文草稿该我誊抄的那部分，他想拿去帮我抄。

小波真是好哥们！帮人就帮在点子上。这不就是“刀兵点水工”的诨号“及时雨”吗。婚者昏也，我也没推辞，就把草稿给了他。

五、写作

就在小波结婚后不久，班上同学又传说小波发表了一篇小说。我见到小波问他是否真有其事。他只好承认。我请他拿来看看。过了几天，他才有点不好意思地塞给我一本《丑小鸭》。小波的小说刊登在上面，题目是《地久天长》。小说讲的是“我”和另一位有点书呆子气的男知青，还有一位女知青一起在乡下干活时的真挚友情，互相之间丝毫没有三角恋爱式的“邪念”。后来那位女知青突患脑病去世。“我”和“他”就把“她”留下的书分了一下，各自离开。

我把小波的小说拿回家给父亲看。父亲看罢笑着说小波是在歌颂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我倒没有觉得小说里有那位贤哲式的爱情，不过我非常欣赏这篇小说的题目“地久天长”。因为我们下乡时唱过一首歌，《小松树》。歌词最后是这样的：

小松树啊，你可曾记得，

我们的心在激烈地跳荡。

亲爱的朋友我的好兄弟，

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小说题目一下子就勾起我对当年插青之间少年纯情的回忆。这才知道王小波把交朋友当做人生第一件大事来抓。

我也看《说唐》《水浒》走火入魔。平生所喜的是“三十六友反登州”和“一百单八将排座次”。“小孟尝”秦叔宝和“及时雨”宋公明那份江湖上闻风拜倒的名头，真是令人生羡。后来小波在他的《黄金时代》里写道：“在我看来，义气就是江湖好汉的那种伟大友谊。水浒中的豪杰们，杀人放火的事是家常便饭，可一听说及时雨的大名，立即倒身便拜。我也像那些草莽英雄，什么都不信，唯一不能违背的就是义气。只要你是我的朋友，哪怕你十恶不赦，为天地所不容，我也要站到你身边。”这话我已经在《地久天长》里看出端倪了。

不久又听同学说起小波在《读书》上发表文章了。我还是去质问小波。他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这回他写的是书评，评论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文章不长，没什么废话。我们那时候读书是先看文学史和文学评论，中国的外国的都看，目的是为了知道哪些书是“文学史上有名的书”，然后照单搜寻。

少年王小波。

六、怂恿

小波发表了小说和文章以后，一天在宿舍聊天，说起有报刊邀请他写稿子，鼓励读书和歌颂“学科学，攀高峰”。他不肯写命题作文，就说那还不容易，把《神童诗》登出来不就得了。《神童诗》是五言的：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其实小波并不欣赏这首诗，他只是不愿充当号召群众的角色，以调侃来推辞而已。我听罢告诉他这首诗可以扩展成七言：

古今天子重英豪，

学内文章教尔曹。

世上万般皆下品，

人间唯有读书高。

过了不久，小波又说有刊物约稿，他没的可写，问我能不能来一篇。我问他写什么。他说写什么都行。我是草原插过队的，牲口群，或者叫物种群落的配种繁殖是那里的主要生产方式。牲口群里混得时间久了，也能渐渐悟出点其中的道理。后来才知道人家达尔文一百多年前就把这道理说破了。

上大学后又看了本《自私的基因》和《科学与哲学》上摘译的一些生物学和社会学的文章。一天吃中午饭时，照例是我和小波、班长三人一起，边吃边聊。班长忽然讲，最近听说国外有门社会生物学，挺时兴的。我听罢猛然产生一种顿悟的感觉，就说我知道这学问是说什么的。那以后我曾想过把这顿悟写出来，现在既然小波怂恿我写稿子，就不妨写写这类话题吧。

我以前只知读别人写的东西，还从来不曾想过自己写东西。第一次涂鸦，自不免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文章写好，给了小波。小波一边看一边乐，弄得我挺不好意思的，就问小波，行吗？小波笑着说：“我也不知道，先拿去试试吧。”

过了几天小波一脸坏笑地告诉我：“李银河把你的稿子给送去了。人家看完后说这人思想有问题，得好好受受教育。”第一次写稿得了这么个评语，真让人脸红。谁料没几天，小波又满面笑容地跟我说：“我把你写的东西拿回家给我哥看了，我哥说你讲的挺有道理的。”

虽然有思想问题的东西不得发表，但能蒙小波哥哥说声“有道理”，也就知足了。小波的哥哥1977年考大学因高血压被刷，1978年便直接考上了社科院哲学所沈有鼎的研究生。沈有鼎有一次给国外朋友随便写了封信，就成了逻辑学界有名的“沈有鼎大定理”。这人才是真正的逻辑大师。

有一回小波在宿舍讲起他哥哥和他在家里分析当时刚上映的一部电影的名字《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一个人的故事”可以是两个人的故事，或者是三个人的故事，也可以是一条狗的故事，或者是一只猫的故事。“不是一个人的故事”甚至还可以理解成“是一个人的东西”，诸如此类。这种应时电影，我们平时也不注意。听了小波的逻辑分析，仔细一想，也都乐了。

我们班的L君先我看了些数理逻辑的书，有一天我和他聊了起来。我那时认为，我们平常说话讲道理所遵循的语法逻辑是服从形式逻辑的。数理逻辑也是能在语法逻辑范围内叙述的，所以讲到底还是形式逻辑。L君说我讲得不对。凡是形式逻辑能够表达的东西，都能用数理逻辑表达；反之，所有能用数理逻辑表达的东西未必都能用形式逻辑表达，所以讲到底还是数理逻辑。

我们已经熄灯上床，还是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正好这时小波回来了，我们就请小波仲裁。小波听了两边的说辞，作出裁判，说L君讲得对。从此我又多了一个搜书的领域，把市面上所有简单介绍逻辑学、布尔代数和集合论的书差不多都买全了，并特别欣赏书中讲到的罗素悖论。

七、启迪智慧的人

小波在《思维的乐趣》里说：“我在大学里遇到了把知识当做幸福来传授的数学教师，他使学习数学变成了一种乐趣。我遇到了启迪我智慧的人。”他所指的，就是我们的业师朱先生。

朱老师毕业于北大物理系，因受家庭出身太好之累，一毕业就被空军要去，在航校教了半辈子高等数学，一直没有搞成他喜爱的物理。“文化大革命”后调来这间大学。朱老师非常会讲，课间我们还常围着朱老师聊天。我和小波曾经问过朱老师这样的怪问题，很多学生学不好数学，您说究竟是学生笨呢，还是老师笨？朱老师明确地回答，是老师笨。只要会讲，差不多的学生都能学会。

数学课结束后，我们班每有聚会或者郊游，总不忘邀请朱老师参加。朱老师念我们的好意，特地给我们额外讲了一堂狭义相对论。他在课堂上说：“狭义相对论的主要公式是洛伦兹变换。现在一般书上的洛伦兹变换都是用数学分析推导的。今天我给你们换一种方法，用线性代数来推导。”于是一笔秀丽的粉笔字平展在黑板上，把个震惊当世的相对论讲得简单明了，一直推导出E=mc^2的爱因斯坦质能方程。

朱老师给我们讲的概率论超过了我们专业教学大纲的范围，教到马尔可夫链。朱老师告诉我们说，马尔可夫链以前算概率论，从马尔可夫链开始算随机过程。回想起在大学学过的功课，就属朱老师教的有用。

朱老师到那时还没放弃他心爱的物理。有一天他告诉我们在《潜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相对论尺钟分析的论文。我赶紧到书摊上买来，大家传着看。我们谁也不怀疑业师的数理分析功力。可惜爱因斯坦在中国是当做和雷锋一样的榜样来用的。等像朱老师这样的人士真问到相对论时，又像小波在《智慧与国学》里举例说到的那两位质问欧几里德几何学能带来什么好处的学生和质问法拉第电磁感应有什么用的贵夫人一样，又该受到中国传统思维“器物之用”式的质问了。朱老师的论文也就到此为止。

小波在他的文章里说：“我认为在器物的背后，是人的方法和技能，在方法和技能的背后是人对自然的了解，在人对自然了解的背后，是人类了解现在、过去与未来的万丈雄心。”这话应该是包括朱老师在内的。他在课堂上给小波和我，给全班同学启迪出来的科学和理性的思维方式，让我们受用终生。

毕业后我再度被分配进工厂，小波去了分校。不久，我们俩的夫人都出国留学去了。我和小波自然就成了她们老哈(husband)协会的留守会员。

两位老婆一走，闪得我和小波又重新过起了光棍汉的日子。我得坐班。小波当教师可以不用坐班，就不时来厂里找我，有时还顺便在我们厂的浴室里洗个澡。后来我办公室的同事全都认识他了。这种日子过了整整两年，我们俩才双双出国去寻老婆。

八、《1984年》

终于迎来了1984年。整个上半年我和小波都在忙联系出国的事。我们俩三天两头见面，互通声息。那时的出国政策是大学毕业后至少服务两年才能申请，也还没允许夫妻二人同时出国，但政策时紧时松。我和小波都在到处打听。年前小波忽然得到消息，允许伴读的文件批下来了。他赶快告诉我。国内这边有了着落，还要等国外那边的消息。又是小半年过去了，忽然福星光临到我们头上，俩人都拿到了老婆所在学校的入学许可。于是开始办理出国手续。

护照拿到了，然后是签证。我和小波对签证都心里没谱，还是先侦察一下地形吧。美国驻华领事馆门前常围着好多人。据说一旦被拒签，就要在护照上做个记号，很长时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所以很多人在门外打探消息，如果里面的签证官员比较手松，就赶紧去签。如果手紧的话，就躲着点。

看好地形的第二天上午，我和小波一起走进领馆，只见一排排椅子上坐满了人。椅子阵旁边有一行人在排队。我们打听清楚了，也排在队伍后边。前面的队伍在逐渐缩短，眼看就要轮到我们了，这才忽然感到万一惨遭拒签的恐怖。我们俩互相推诿着让对方去趟地雷。终于还是小波心眼好，发一声狠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在我前边挡头阵去了。

我们俩的英语都不行，头天晚上刚结结巴巴背了几句临时可能用上的现成句子。不料小波从窗口底下塞进去申请签证的材料，人家连一句英语都不问。一个美国人说着满口中国话，一看我们毕业的学校，随手就批了。我在小波后边也和他一样，顺利签成。小波拿着签证在门口等我。我们俩这才松了一口气。

刚走出领馆没多远，又停在那里：下一步该干什么呀？我们想了想，觉得应该是买飞机票和置办行装。咱们好歹也算是中国出去的留学生，国家伟大的体面还得靠咱们维持呢。于是商定好一个日子，一起去采购。

采购那几天，我们俩到处看服装。谁知买书我是行家，买服装可大是外行。那时刚刚改革开放，厂家盯住年轻姑娘的钱包，到处都是花里胡哨的女式服装，可就没我们大男人合适的衣服。更何况我和小波都身高一米八四，都穿44号大鞋。我们俩四只大平足在马路上来回遛得踝子骨生疼，满街的服装店硬是买不到一件合适的衣服。

我和小波走一处生一处气。最后忽然想到，实在没法，只好到利生体育用品商店去买运动服装，兴许还有大号的。因为运动员还是个子高的多。果然不出所料，利生有大号的。于是两人各买一身，权充出国的行头，也顾不得太多形象了。

那时还没有几家外国航空公司飞北京航线。我们又没钱，只能乘坐中国民航的飞机。民航每周只单日飞美国，而且降纽约的不降旧金山，降旧金山的不降纽约。小波要去东部的匹兹堡，在纽约转机。我则去中西部的一所大学要在旧金山转机。这回我和小波可真要分手了。想起我们在一起整整六年的海聊，特别是最后这两年一起过的老哈协会的日子，真是舍不得。本来还想着同乘一架飞机，怎么也能再多聊十来个小时，没想到航空公司的航班这么不近人情。凭什么不能先降旧金山再降纽约？

我们是八月中旬走的。小波的机票是星期三，我的是星期五。小波走那天我去送他，顺便侦察一下机场地形。那天上午天很阴，非常闷热。小波的飞机起飞后，我和送他的母亲还有大姐一起刚走出候机厅不远，忽然惊天动地一声，天上打了个极响的炸雷，吓得他姐姐大叫一声，一头钻进妈妈的怀抱。我当时也是心头猛然一震，生怕小波乘坐的飞机遭到雷击。回到家里提心吊胆了一整天，直到晚上看电视新闻，见没发生什么事才算放心。

我到达美国后的第一件是就是赶紧给小波打了个长途电话互道平安，并问小波听见那声炸雷没有。小波说，没有啊。原来他那架飞机已经飞出云层很远了。

我休息了两天就去研究生院报到。走过街头的几家书店，橱窗里都摆着奥威尔的《1984年》。

九、地久天长

在草原时唱过一首歌，《动荡的青春》。歌词里有这样的句子：

时刻挂在我们的心上，

是一个平凡的愿望。

愿亲爱的家乡美好，

愿祖国万年长。

听风雪在喧嚷，

看流星在飞翔。

我的心在向我呼唤，

去动荡的远方……

当年小波去了云南，我去了内蒙古。后来两个不安分的灵魂在大学里相遇相识。这一回，激烈跳荡的心再度呼唤我们去更其遥远，更其动荡的远方。两个不安分的灵魂又各奔东西——动荡的青春依旧。

今后的路怎么走？谁也说不清。

我心里想着：

亲爱的小波，我的好兄弟。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十、最后的电子邮件

美国东部时间1997年4月10日早晨，我照常来到办公室里，打开计算机，找到老同学王小波给我发来的电子邮件。一个多月来，这是每天上班最令我兴奋的事。

王小波的电子邮件发自4月10日星期四上午07：11：38，到达我这里的时间是4月9日星期三下午19：13：17。美国东部时间和北京时间有晚12个小时的时差。小波的电子邮件是告诉我最近他又要出一本杂文集。

小阳：我正在出一本杂文集，名为《沉默的大多数》。大体意思是说：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是不是太狂了？——小波敬上

小波给我的信永远都是在开玩笑，我也随手回了他一个电子邮件。时间是4月10日上午时分，北京时间应该是4月10日深夜。

小波：你好！来信收到，中国的自由派始于足下实在不狂。只是你的杂文集如何能捎给我呢？有多少篇？网上传得过来吗？

第二天星期五早晨，我仍然满怀期望地打开计算机寻找小波的电子邮件，奇观，竟然没有！或许这家伙又到别处玩去了。星期六和星期日不用上班。这两天我都特意到办公室去查看小波的电子邮件，可是毫无音信。星期一，电子邮件仍是哑的。星期二还是哑的。

小波不是个随便对待朋友的人，他无论如何会给我发几个字过来，以免我的盼望。我们是太老的朋友，又天各一方，太久没有痛快聊天了。借助电子计算机的网络技术，我们刚刚发现一个可以隔着地球聊天的办法，怎么他那边又忽然中断了呢？难不成出了什么意外？

我有点慌乱，于是又打了一个简短的电子邮件过去询问。时间是4月15日星期二上午10：26：47。

小波：如何数日不见音信？莫不是出了什么事？甚念！

第二天星期三到班上还是没有音信。晚上回到家里忧心忡忡地刚准备上床，忽然接到另一老同学李悦打来的越洋电话，我急着问小波怎么样了。不料他劈头告诉我一个惊人的噩耗，王小波猝然去世！

这消息如五雷轰顶，把我震呆了。我盼了近一个星期的电子邮件，竟然得来的是如此噩耗！李悦拖着哭腔告诉了我小波猝死的时间，就是在他发给我最后一个电子邮件的当天晚上。他连我发还给他的“中国的自由派始于足下实在不狂”都没来得及看到——他在顺义住处的计算机尚未联网。

我实在抑制不住这锥心刺骨之痛，大哭了起来。就在小波明言：“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之后，从此再也接收不到他的信息了。

——“难道天公，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

李银河在王小波墓前。

十一、王小波之墓

1998年春节过后不久，忽然接到继母去世的噩耗，便赶紧请了两星期的急假回国奔丧。办完丧事，我才抽空和小波遗孀李银河联系去看小波墓。自从上次匹兹堡分手，已经整整十年没见过李银河了。

那还是在1988年，我开车从美国中西部的明尼苏达去东部的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看望正在马里兰大学读博士后的妻子，匹兹堡正好在经过的路上。事前我给小波打了个电话，正好李银河要博士论文答辩。她听说我要来，特别高兴，让我把小波拉走，她好能静下心来准备。

我当时刚买了一辆新车，晚上才赶到匹兹堡。第二天小波就坐着我的车一起开往马里兰。我还清楚地记得，李银河送走我们时，叮嘱我千万不要让小波开车。因为小波出过车祸，撞了公路上设置的障碍物，总让李银河不放心。

宾夕法尼亚的山间公路蜿蜒曲折，我们聊了一路，那时小波已经拿到硕士学位，准备等李银河拿到博士学位就回国。在这段时间里，正好搭我的车到华盛顿一游。如今当年的新车已经是十年车龄的老车了，但仍在我手里开着，而搭乘过此车的老朋友王小波却已作古经年。

我们在华盛顿足玩了一个星期。李银河在这期间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然后我又开车把小波送回匹兹堡家中，自己返回明尼苏达。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李银河。

看小波墓的那一天是3月6日，李银河坐朋友的车来接我，又经过人民大学门口接上我们当年的班长，就上了北京到昌平的公路。我们一路向北开到沙河，再向西拐上一条乡间公路，又开了挺长一段，路的右侧出现了一条河。虽然是早春天气，河边的垂柳已经发青，河水荡着微波，缓缓流去，逝者如斯。这里毕竟距离北京的现代化建设很远了，受到的污染不是很严重。我们沿河开了一会儿，过了一座桥，在彼岸又沿河走了一小段，路就与河分开，向西直奔佛山公墓。

公墓的大门是一座大牌坊，上书“佛山陵园”四个大字。整个公墓坐落在一个西山余脉延伸出来的终端上。进入公墓大门，左边是平滩，右边陡立起来的山坡上就是墓地。密麻麻一片白色的碑林错落有致地插满整个山坡。这是一座石头山，无法耕种，用来做墓地正其宜也。再朝纵深望去，公墓尽头处的大石头山坡上刻着个极大的“佛”字。佛山公墓即以此得名。

一进公墓大门，就看见小波墓在右侧半山腰上。小波墓与众不同，没立任何石碑，而是选了一块非常大的花岗岩，在岩石下部生凿出一个洞穴安放小波骨灰。洞口再用一块四方石板砌上。花岗岩未加任何修饰，只在距离地面一米多高处刻了五个绿色的大字和生卒年代：“王小波之墓 1952—1997”。每个字有一尺半见方，笔法苍劲，出自书法家曾辉之手。

整个坟墓给人一种不修边幅、粗犷雄浑的感觉，颇类小波生前气质。小波墓坐北朝南，地势较高，眼界开阔；左前方是一马平川，若无空气污染，当可望达京师；右前方是另一支西山余脉环抱过来，风景绝佳。小波身后能有此墓地，端赖李银河及北京好友们费心尽力。

李银河在墓前培了一些土，准备开春栽树。我们在墓前拍了几张照片，徘徊良久方才离去。李银河给了我一套刚出版的小波遗作《黑铁时代》和《地久天长》，印刷得很精美。小波短寿，虽然他的作品集印出来有六大本了(金银铜铁四大时代，《地久天长》和杂文集《沉没的大多数》)，但毕竟只留下了这六部著作。天若假年，还不知有多少机智诙谐的笑话从他的计算机键盘上源源不断地流将出来。

古语云：“五十而死不为夭”，小波死时尚不足四十五岁；以如此才情，而阳寿不永，不由人不扼腕。小波太有灵性了，连老天也妒其才而夺其寿。想到和小波哥们儿一场，从此天人两绝，能不悲哉？

十二、王小波，一个正常的平常人

网上多次有人邀请我写王小波，但我不能细写。第一是没有得到李银河首肯。第二是王小波本性就不喜欢溢美，但也非“我是流氓我怕谁？”。

我若把他说好了或说坏了都不行。将来地下无颜见师弟。

简单说吧。王小波就是一个绝对正常的人，比我还正常。他既不卑也不亢，既不上进也不落后；既不玩世不恭也不道貌岸然；既不追求阳春白雪也不追求下里巴人。总之就是个再正常不过的人。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经历过千年科举和三民主义、四书五经之类的政治课，所有人都变得不正常了，所以看到王小波这样的正常人反而觉得不正常。

在美国心理学系的课堂上，教授会告诫学生：“不正常的人是正常的，正常的人才是不正常的”，足见正常人的数量之少。这从中国全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就不难看出。而王小波恰恰属于这不正常的稀有正常人之列。

嫉妒王小波的人如方舟子、王怡、余杰都刻意贬低他，而另有一些追星族崇拜他。最近我回国才知道，居然有文学博士生做王小波的论文还专门到我们当年的东风二楼235号宿舍去凭吊。因为原子量235的金属铀同位素是最好的原子弹材料，故我们宿舍的门牌的235号前面被写上了一个大大的Ｕ字，成了Ｕ-235。

对于溢美王小波的人，作为年兄的我当然感谢了。但他们所说的也并非真实的我那位同门师弟。至于贬低他的，其实不外嫉妒而已。小波文章在，天下后世自然会有人对比着两造细读，不难看出这些人的心态。王小波的文章肯定能传世，而那些贬损他的文章及其作者却未必都能传世。

我与王小波之间的交往讲到底还是“默契”两字。我的话说一半，不管是玩笑，还是用典，他都知道我后一半要说什么。反之亦然。

大学毕业时，大家都怕分配到外地。我也曾遭辅导员动员。但我说：“上一槽我服从分配去当了‘抗战八年’的知青，这一槽无论如何轮不到我了。你们要是非分配我去外地也行，我就辞职还回去插队，然后再办‘困退’。”辅导员这才作罢。

一天在校门口集合时同学们都在嘀咕分配的事。我便指着同学说：“尔等出仕，皆可为刺史、州牧。”

小波正在我身边，立刻转过脸来故作惊讶地问我：“那你呢？”

我笑着回答说：“管乐耳。”

小波转向同学们大喊：“这家伙自比诸葛亮了。”

我一看被他说破了，便当即改嘴说：“哪里，哪里。我说的是管弦乐那个‘管乐’。我只想分配去伯尔尼专利局当小职员，审查铜管乐器的专利申请。”

小波又转向同学大喊：“这家伙自比爱因斯坦了。”

总之我们之间经常这样开玩笑。

小波其貌不扬，为人有点羞怯，从不絮絮叨叨；聪明绝顶而又不显山不露水，随其自然。小波也会说损话，而且一针见血，但从不伤人。他刻薄别人最常用的两个词一个是“假天真”，另一个是“一惊一乍的”。

大概就是这样。王小波是一个正常的、满嘴笑话的平常人。

十三、大雅若俗的王小波

我们平常用的成语里有对儿“大智若愚”和“大勇若怯”，这是褒义的。还有两个贬义的是“大奸似忠”和“大诈似直”。智勇奸诈真若到了极致，反而更像它们的对立面——愚怯忠直。

我这里要说的是另一件事，——“大雅若俗”。文学艺术作品一般都是“阳春白雪，合者盖寡”。曲高和寡者雅，而市井小说则属下里巴人的俗文学。故如写“三言二拍”的冯梦龙、凌蒙初，写《十二楼》的李渔等都属俗文学家。

和“大智若愚”、“大勇若怯”一样，真若雅到极致往往类俗。宋朝有个张先，写了首《天仙子》，其中有个名句：“云破月来花弄影”。宋祁任尚书访问张先时，就命人通报：“尚书欲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张先答道：“得非‘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耶？”张先指的是宋祁一首《玉楼春》里的名句。

平心而论，两首词里，就各只这么一个佳句。当然是绝佳的名句。特别是“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弄”字和“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但有人的看法却不尽相同。俗文学家李渔在他的《窥词管见》里说“‘闹’字极粗极俗，且听不入耳，非但不可加于此句，并不当见之诗词”。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却说：“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人间词话》可是公认的大雅之作。李渔见其极俗者，王国维见其“境界全出”。

已故王小波先生在杂文《有关“媚雅”》里提到一篇文章时说：“作者认为，米兰·昆德拉用出来一个词儿，叫做‘媚俗’，是指艺术家为了取悦大众，放弃了艺术的格调。他还说，我们国内有些小玩闹造出来个‘媚雅’，简直不知是什么意思。这个词的意思我倒知道，是指大众受到某些人的蛊惑或者误导，一味追求艺术的格调，也不问问自己是不是消受得了。”

其实“媚雅”就是古已有之的附庸风雅，比“媚俗”要古老得多。那些仁兄嘴里大贬“媚俗”之际，却不知世间还曾有过附庸风雅的陋习，反而成就了“媚雅”俗风。鲁迅在论及附庸风雅时引过一句古诗：“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

闲云野鹤，甘老林泉，自是风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利名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更那堪竹篱茅舍。”“人问我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这才高雅。

“悠然见南山”的是陶渊明。南山下不知有多少耕作的老农和往来不绝、孜孜盈利的商贾，全都熟视无睹。——就他老陶悠然看见了。

“北海”是汉末广交天下名士的孔融。“东篱”便是元朝散曲家马致远。你看，连孔北海来叩门投刺，他马东篱都告醉不见。所以，攀龙附凤的风雅只好叫做“大俗似雅”了。风雅的现代称呼叫做“格调”。蛊惑大众，一味追求格调，便等于是号召附庸风雅，故称“媚雅”。

艺术家创造了一件艺术精品是雅举。有钱人买了去做保值手段则属俗举。——顺便说一句，这类俗举有其存在的价值，不在应禁之列。否则又要关闭股票交易所了。

若说“媚俗”是真小人的话，那么“媚雅”便是伪君子。俗与雅本身都没什么错，关键在这个“媚”字上——刻意追求。《古今笑史·怪诞部》载「倪云林事」：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

王小波的文章，到处所见，尽是“猪”、“驴”、“屎”、“大粪”、“屎坑”、“粪桶”、“厕所”——有一间在比利时，和“小和尚”、“肛肠科”一类的名词。通篇也都是直白的大俗话。比如讲西方人的进取精神，竟说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总要把自己往聪明里弄的那股劲头”。——“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弄”，还要“不管三七二十一”。——乘法口诀都上来了，而不说是什么“锐意精进”。

小波在《我的精神家园》里说：“再大一些，我到国外去旅行，在剑桥看到过使牛顿体会到万有引力的苹果树，拜伦拐着腿跳下去游泳的‘拜伦塘’。”这使我们联想到《红楼梦》里秦可卿房内的布置：“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

再往下，王小波劝解安徒生说，智者仁人不必非要走在着了火的荆棘上：“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应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间。篱笆上开满了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从牵牛花丛中走过来了。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通，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的。”

走在爬满牵牛花的青竹篱笆之间，每个花蕊上还都落着一只蓝蜻蜓。这般精神家园的意境何其幽雅！然后小波笔锋一转，说维特根斯坦和他“是一头的”。简直像小孩子打群架的口令：“谁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大屁崩。”——既能雅进去，又能俗出来。

小波在他杂文集的《自序》开头处讲了个萧伯纳剧本里的人物——工业巨头的儿子，什么都不会，却会难倒了一切科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的“明辨是非”。然后王小波转过话头说：“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杂文集，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

小波在他的杂文里直攻各种自以为明辨是非者的俗举本身，也是在“明辨是非”。所以他说通篇“都在打我自己的嘴”。但他的明辨是非，是明辨“明辨是非者”的是非。故是高阶的“明辨是非”。明辨“明辨是非者”之非，属雅举。而这“明辨”本身，亦属俗举。——“一说便俗”。所以王小波的雅作读来很通俗，——是为“大雅若俗”。

小波的文章，包括他的小说和散文，在备受推崇的同时也屡遭攻击，这种攻击在他生前就已有之。推崇者见其“大雅”，攻击者只见“若俗”。我料今后会有模仿王小波文体者，但恐师其大雅者无俗，师其“若俗”者不雅。而这正是小波的难学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