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偶抑或怨偶：储安平与端木露西遗事
作者:韩戍
储安平与端木露西是民国史上的一对佳偶，也是一对怨偶。两人的故事，戴晴、章诒和、蔡登山都曾讲过，却无人讲得清楚。储安平的情况已广为人知，在此着重介绍端木露西。
光华大学，才子花后
端木露西，原名新民，苏州人。早年就读于苏州振华、惠灵女中，后随父北上天津，进入南开附中及大学预科。1930年夏，其父调任上海电话局局长，露西又随之南下。9月，进入上海光华大学，就读于文学院一年级。
露西属于智商较高但成绩较差的学生。她曾自述：“我一向不是一个好学生，我惯会忘记许多老师指定要我念的书，我老爱取巧看一些，反正我对于考A考B都不大有趣味，我的只记着一个C。”查她的成绩单，英文、国文、体操、社会学成绩都是C，卫生演讲是D，可知此语并非自谦。露西在学校是“花后”，精于舞蹈，长于交际。
当时的储安平，就读于光华政治系三年级，在校内玩剧团、办校刊、搞文学会，在校外发表文章，是有名的才子。才子和花后相识，遂迅速建立恋爱关系。储安平曾在小说中隐晦提到两人确立恋爱的过程。两人原本暧昧，随集体出游，在私家名胜“汪园”划艇、拍照并甜蜜说笑，心照不宣地靠近。归去的晚风中，她说冷，他胆怯地将手放到她的肩上，她没有拒绝。最后互相拥抱……此时两人相识不过三十余天。
然而，露西在光华的时间极为短暂。从成绩单看只有一个学期。1931年春，她退学回到苏州。储安平非常消极，她经常写信或回校探望。然而，每次露西离去，留给储安平的只是无尽的怅惘：“前几天，像一阵清风地来的她，也终于又像一阵清风地去了。没有收到她的好处，却受到了更苦恼的折磨。那自然也因为天下雨，她又是那样的忙，我不该有一丝怨恨……她走了，走了，她在我梦里走了。”
家国情怀，情感危机
储安平爱露西，但更爱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上海民间组织各种义勇军，拟赴东北前线抗日，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青年援马（占山）团”。储安平隐姓埋名加入其中，与全体团员一起戎装草鞋在抬棺游行，以示抗日决心。12月6日，该团准备登车北上，铁路局不予配合，团员卧轨威胁未遂，被迫改为步行。
由于事出仓促，储安平这次北上，没有征得露西的同意，只寄了一个纸条。恰好援马团改为步行路过苏州，两人遂在苏州相见。露西有些悲哀，但“她的悲哀拉不回他的决心”。离开苏州时，他给她写了一封信：“我爱我的国家，正如我爱我的LOVER一样。”他认为，一个男子，有比恋爱更重要的责任。不能为了爱一个女子，便抛下国家。
援马团在北平被政府拦下，马占山也不同意学生出关杀敌。1932年春，储安平返回上海。次年夏，他进入《中央日报》担任编辑。此时的露西在北平燕京大学做旁听生，并兼任小学教师。
《中央日报》时代，两人的感情一度出现危机。根据储安平的《再论幻灭》一文，似乎端木露西认为，储安平对她不再有以前那种热爱之情，她有一种失落和幻灭之感。储安平认为，要求恋爱稳定时仍保持初恋的新鲜是不合常理的。现实的恋爱应该是，双方都接受爱情会逐渐趋于平淡的事实。然而，储安平未必真正理解露西的情绪。爱情会趋于平淡虽是事实，但不能以“必然”为借口，忽视对方的感受。尤其像露西这样出身富家、生活洋化的女性，一味令其安于现状，显然不能满足她的要求。
端木露西在《女人宣言》中说：“我恨做女人！做女人的难真不是女人以外的任何人所能意想的。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女子，尽管别人压迫、欺侮和当她不如一匹牛马，她也不敢公开抱怨什么。她的一生可以永远呼吸不到一些快乐的甘露。谁对他怜惜呢？一些男子觉得女子是应该遭受这一切的”。储安平在这篇文章后面加了按语：“一个男子并不需要一个妻子有四只手。只要一个妻子有两只手，能将所谓芝麻大的家务整理得清清楚楚，一个做丈夫的已是非常感激了。假如做妻子的连一只手也没有，则男子这份厌恶女子的心，也许真会永远不会短少。”从中不难看出两人对爱情或婚姻的理解颇有分歧。
尽管如此，业已交往了四年，婚事必须提上日程。1934年春，两人在北平完婚。婚后两个儿子望英、望德相继出生，露西成了全职主妇，偶尔在储安平主编的副刊中发表一些抒情的散文和游记。1935年4月，《中央日报》筹设《妇女周刊》。端木露西被社长程沧波选为兼职编辑。这并非报社的正式在编人员，但露西明显对这份工作怀有极大兴趣。
新婚燕尔，共游英伦
储安平和端木露西新婚燕尔，只是在思想和理念上面存在分歧，在生活中尚属融洽。不过，储安平在生活方面过于节约，明显不够浪漫。比如他提到，看电影只是偶尔几次，且属于“无谓的消耗”。他过于精打细算，为了省钱，不肯购买家具。他不让露西管钱，据戴晴讲，“给太太的菜金，便是每个角子都要计较的”。他的编辑工作非常繁重，兢兢业业，几乎将报馆当成第二个家，使家庭生活越来越缺少情趣。
端木露西曾写过名为“海上杂忆”的系列散文，从中可见，她喜欢摩登上海的光影声色，对上海的跑狗场、回力球场、跳舞场、美容院、城隍庙、丽娃栗妲、甚至赌场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储安平生于小县，自幼失怙，生活也只能是衣食无忧，对娱乐完全不懂。两人即使能在文学、艺术方面唱和，但生活方面的兴趣未必一致。若长期生活在一起，不能对另一半的爱好、品味、生活习惯予以回应，天长日久，必将产生情感裂痕。这种性格和爱好上的分歧，埋下了未来两人分道扬镳的种子。
另一个影响两人关系的原因是储安平的留学梦。储安平有雄心壮志。《中央日报》的编辑，发展空间毕竟有限，不足以真正施展才华。他不怕吃苦，意志坚定，希望未来能大有作为，青史留名。为此，他可以暂时离开家庭，海外求学。尤其是露西被程沧波提拔为正式的编辑，收入日益稳定，免除了家庭的后顾之忧，他更要出去。
储安平留学英伦，先入爱丁堡大学，后因对该校不满，于1937年春来到伦敦，在伦敦大学学院做了一名自修生。1937年1月底，露西辞去编辑职务，前往英国与储安平会合。两人在伦敦大学附近的三层小楼上租屋居住，经常去图书馆看书或去学校听课。露西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她曾回忆：“某日，我从街上提了一大袋杂货走回家，那是我家两口子一星期的食粮。我当时委实要抱怨我这毫无用处的气力，我简直不能提着这一大袋东西而无尴尬之相。”
这年圣诞前夕，两人应K地洛尔夫妇的邀请，前往其家中过圣诞。两人受到了主人无微不至的招待，他们的彬彬有礼、举止优雅、谈吐大方也给主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据露西自述，在一个公共场合，有英国人将她误认为是日本女子，且表露出尊敬之意。当露西表明自己是中国人时，对方惊讶地说道：“你们贵国也有像你这样的女子吗？”
前线慷慨，后院无奈
1938年1月，两人回国，重回《中央日报》服务。储安平决定，以个人行动支持抗战。入秋，武汉会战打响，储安平主动代表《中央日报》去前线采访战地新闻。
从理性上讲，端木露西同意，储安平作为一个男子，有上前线为祖国贡献力量的义务。甚至她也希望能上前线，经受血与火的洗礼。但是，此时她有孕在身且产期临近，行动不便。如果丈夫离开，母子的人身安全如何保障？但是，储安平没有表现出一点留恋和惜别，反而为可以自由飞翔而兴奋。露西这样描写储安平急于离开的场景：“我那时真佩服一个男子的忍心，我突然情感涌上来了，所以你返身对我说要我回进去，我几乎像一个孩子那样，哇的哭了出来。”她“一个人慢慢的回进房里，我忽然讨厌这间房子，它太空洞了，灯光又是那么惨淡的，整个的房间就是一个冰壕，因为没有了你，没有了你在一起，温暖从我心中躲藏起来了”。
端木露西在文中表达了对储安平的想念和支持，却包含着不满情绪。此时她应该想到当年他参加援马团路过苏州，说爱情不是一个男子全部的话。两个场景如此相似，她心底的凄凉可想而知。就在储安平奔赴前线的几个月，家庭内部出现问题，原本觊觎露西美色的程沧波乘虚而入，并与之保持着某种地下的关系。储安平返回后，埋头编报鼓吹抗战，对妻子的不忠一无所知，直到1939年夏才得知真相。
程沧波
储安平最爱惜名节，视之为奇耻大辱，决定与程沧波决裂。但他无法扳倒具有绝对权势的程沧波，只能向一直提携他的党国元老吴稚晖求助。吴稚晖将此事报告给蒋介石，据说蒋介石召去程沧波一顿训斥。随即，程沧波离开《中央日报》。不过，程沧波的辞职，并非由于受罚，而是主动辞职。时任中宣部长的王世杰在日记中记录，程沧波一直不愿就社长职务，曾多次请辞。于右任将程沧波调到监察院担任秘书长，可谓不降反升。这样的结果让储安平难以接受。有传说储安平后来办《观察》批国民党，意在报当年的夺妻之仇。此种说法当然看轻储安平希望用言论影响中国的努力。但是，当他咒骂国民党“一团烂污”的时候，谁又能保证他的心中没有这件事的阴影？
国仇家难，劳燕分飞
程沧波事件之后，储安平离开《中央日报》，转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新闻写作。端木露西前往成都，担任光华大学成都分部附中英语教师。1940年11月，储安平离开重庆，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1941年1月，露西到蓝田与储安平相聚，并在附中任教。从现存的档案可知，露西在附中每周授课5小时，每月薪金40元，其后涨到100元。而储安平1941年前三个月的工资分别是320、360、380元，是露西的很多倍。
端木露西在这期间出版了第一本书，名为《海外小笺》，收录她在伦敦时写下的书信和散文。《海外小笺》是“袖珍综合文库”中的一种，出版方为“袖珍书店”。该书店是储安平夫妇1943年创办的。然而，好景不长，当年冬天，两人协议离婚，书店停办。程沧波事件发生后，两人并未马上离婚，而是四年之后才离异，说明当年的事件并非主要原因，更可能是多年积累的矛盾，到此时终于爆发。彼此痛下决心，给这份婚姻一个最彻底的了断。
最主要的应该是性格因素。实际上，露西自视甚高。她虽然在文笔和思想上不如储安平，但也做过《中央日报》的记者、编辑，又有游学的资历，但她只能担任初中一年级的英语教师。其子储望华说过，母亲有担任大学英语教师的强烈愿望，但父亲只同意她教授中学课程。储安平的做法，与他一贯对女性主内的定位有关，也害怕程沧波事件之类的事情再度发生。露西认为储安平限制了她，对此十分不满。
除此之外，便是储安平的事功心态，他对现实处境十分不满，并厌倦于琐碎的家庭生活。露西在离婚后发表的小说《幸福的婚姻》中，对储安平的态度和心态有过影射。
小说描写了一对大学时代相恋、结婚数年的夫妇。妻子志文生于豪富之家，因“浓得化不开”的初恋，下嫁给中产阶级子弟仲英。两人在南京紫金山下一座带花园的大房子里过着幸福的生活，育有两子。抗战爆发，两人一路从长沙、武汉、宜昌逃难到重庆。仲英失业，在大学同窗担任校长的中学勉强谋得教师的差事。可教书生涯并不如意，遭到学生全体罢课，校长令其回家暂歇。但他心怀大志，不满足于中学教师的生活。因为工作不如意和生活压力，两人经常发生纠纷。仲英对婚姻有一贯的逻辑。对他而言，婚姻开始就意味着爱情的结束，他将妻子完全限定在家庭主妇的地位。同时，他又将妻子照养孩子、煮饭、收拾家务贬得一文不值，侮辱她说“女人只知道吃饭”。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国难期间，家庭、妻儿对男子来说都是连累。若没有家庭，他可以去任何地方，可以出生入死尽忠保国。因此，他偷偷离开妻子，去了前线参加抗战。志文并不是逆来顺受的传统妇女，因深爱仲英，才屈身做了家庭主妇。随即，她去丈夫的中学接替了他的课程。不久，第X军团招考后方服务人员，她报名并考取，将两个孩子送到保育院，跨出家门为国家服务。志文和仲英一样，都决定将个人的小我奉献给国家民族的大我，投入抗战的洪流以寻求生命的价值。
这篇小说讲的显然是储安平和端木露西。
人海茫茫，余生凄凄
与小说的情节相反，两人的离异，很可能由端木露西主动提出。储安平并未先行离家，反是露西私下投考了政府或军队的招募考试，先行离开丈夫。四个孩子中，望英、望德归端木露西，望瑞、望华归储安平抚养。
离婚后，储安平前往桂林《力报》担任主笔。1944年2月，再度回国立师范学院任教。不久，露西也结束服务回到学校。两人同处一地，但已经没有来往。4月，豫湘桂战役爆发，6月，湘潭失陷，衡阳被围，敌军到达蓝田东南140里的永丰镇。学校决定于6月21日提前放假。28日，学校向蓝田以西的新化县城疏散。
端木露西带着病中的五岁女儿向县城跋涉。独身携女，孤苦伶仃，投入陌生而又冷峻的人海之中，前路漫漫，不知何处，让她心中畏惧。但不走却可能是死路一条，她还不能死。她将十年来的信札和一部分日记锁在衣箱里，留在宿舍，里面放了一封书信。信封写：“开启此箱者拆阅”，信中写：“我为江苏人，因家乡早已沦于敌手，年来流亡在外，卜居此乡亦已三年，现又欲去他处流浪，日后如不能携回此箱，请先生将箱内信札和日记代为保存，探讯小女XXX之下落，将该物送交小女。伊知其母在生时之生活与思想，必可有所警惕与发奋也。或将为其母一吐终身之抑郁，则余必含笑九泉。先生大恩，来生图报。”
8月7日，衡阳陷落，国立师范学院迁至更偏远的溆浦县。逃难过程中，两个人分别行动。
抗战胜利后，储安平成为名满天下的《观察》主编，端木露西回上海担任了小学校长，并改嫁一位地质学教授。建国后，储安平应招北上，露西留在上海。据储望华回忆，母亲曾多次在子女面前历数储安平的缺点，父亲则从未评论过母亲，并挑起养育四位子女的重任。1966年，作为大右派的储安平神秘失踪，生死不明。当时的端木露西心态如何，只有当事人才能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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