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偶抑或怨偶:储安平与端木露西遗事

作者:韩戍

储安平与端木露西结婚照

储安平与端木露西是民国史上的一对佳偶,也是一对怨偶。两人的故事,戴晴、章诒和、蔡登山都曾讲过,却无人讲得清楚。储安平的情况已广为人知,在此着重介绍端木露西。

光华大学,才子花后

端木露西,原名新民,苏州人。早年就读于苏州振华、惠灵女中,后随父北上天津,进入南开附中及大学预科。1930年夏,其父调任上海电话局局长,露西又随之南下。9月,进入上海光华大学,就读于文学院一年级。

露西属于智商较高但成绩较差的学生。她曾自述:“我一向不是一个好学生,我惯会忘记许多老师指定要我念的书,我老爱取巧看一些,反正我对于考A考B都不大有趣味,我的只记着一个C。”查她的成绩单,英文、国文、体操、社会学成绩都是C,卫生演讲是D,可知此语并非自谦。露西在学校是“花后”,精于舞蹈,长于交际。

当时的储安平,就读于光华政治系三年级,在校内玩剧团、办校刊、搞文学会,在校外发表文章,是有名的才子。才子和花后相识,遂迅速建立恋爱关系。储安平曾在小说中隐晦提到两人确立恋爱的过程。两人原本暧昧,随集体出游,在私家名胜“汪园”划艇、拍照并甜蜜说笑,心照不宣地靠近。归去的晚风中,她说冷,他胆怯地将手放到她的肩上,她没有拒绝。最后互相拥抱……此时两人相识不过三十余天。

光华大学时期的端木露西

然而,露西在光华的时间极为短暂。从成绩单看只有一个学期。1931年春,她退学回到苏州。储安平非常消极,她经常写信或回校探望。然而,每次露西离去,留给储安平的只是无尽的怅惘:“前几天,像一阵清风地来的她,也终于又像一阵清风地去了。没有收到她的好处,却受到了更苦恼的折磨。那自然也因为天下雨,她又是那样的忙,我不该有一丝怨恨……她走了,走了,她在我梦里走了。”

家国情怀,情感危机

储安平爱露西,但更爱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上海民间组织各种义勇军,拟赴东北前线抗日,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青年援马(占山)团”。储安平隐姓埋名加入其中,与全体团员一起戎装草鞋在抬棺游行,以示抗日决心。12月6日,该团准备登车北上,铁路局不予配合,团员卧轨威胁未遂,被迫改为步行。

由于事出仓促,储安平这次北上,没有征得露西的同意,只寄了一个纸条。恰好援马团改为步行路过苏州,两人遂在苏州相见。露西有些悲哀,但“她的悲哀拉不回他的决心”。离开苏州时,他给她写了一封信:“我爱我的国家,正如我爱我的LOVER一样。”他认为,一个男子,有比恋爱更重要的责任。不能为了爱一个女子,便抛下国家。

援马团在北平被政府拦下,马占山也不同意学生出关杀敌。1932年春,储安平返回上海。次年夏,他进入《中央日报》担任编辑。此时的露西在北平燕京大学做旁听生,并兼任小学教师。

《中央日报》时代,两人的感情一度出现危机。根据储安平的《再论幻灭》一文,似乎端木露西认为,储安平对她不再有以前那种热爱之情,她有一种失落和幻灭之感。储安平认为,要求恋爱稳定时仍保持初恋的新鲜是不合常理的。现实的恋爱应该是,双方都接受爱情会逐渐趋于平淡的事实。然而,储安平未必真正理解露西的情绪。爱情会趋于平淡虽是事实,但不能以“必然”为借口,忽视对方的感受。尤其像露西这样出身富家、生活洋化的女性,一味令其安于现状,显然不能满足她的要求。

端木露西在《女人宣言》中说:“我恨做女人!做女人的难真不是女人以外的任何人所能意想的。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女子,尽管别人压迫、欺侮和当她不如一匹牛马,她也不敢公开抱怨什么。她的一生可以永远呼吸不到一些快乐的甘露。谁对他怜惜呢?一些男子觉得女子是应该遭受这一切的”。储安平在这篇文章后面加了按语:“一个男子并不需要一个妻子有四只手。只要一个妻子有两只手,能将所谓芝麻大的家务整理得清清楚楚,一个做丈夫的已是非常感激了。假如做妻子的连一只手也没有,则男子这份厌恶女子的心,也许真会永远不会短少。”从中不难看出两人对爱情或婚姻的理解颇有分歧。

尽管如此,业已交往了四年,婚事必须提上日程。1934年春,两人在北平完婚。婚后两个儿子望英、望德相继出生,露西成了全职主妇,偶尔在储安平主编的副刊中发表一些抒情的散文和游记。1935年4月,《中央日报》筹设《妇女周刊》。端木露西被社长程沧波选为兼职编辑。这并非报社的正式在编人员,但露西明显对这份工作怀有极大兴趣。

新婚燕尔,共游英伦

储安平和端木露西新婚燕尔,只是在思想和理念上面存在分歧,在生活中尚属融洽。不过,储安平在生活方面过于节约,明显不够浪漫。比如他提到,看电影只是偶尔几次,且属于“无谓的消耗”。他过于精打细算,为了省钱,不肯购买家具。他不让露西管钱,据戴晴讲,“给太太的菜金,便是每个角子都要计较的”。他的编辑工作非常繁重,兢兢业业,几乎将报馆当成第二个家,使家庭生活越来越缺少情趣。

端木露西曾写过名为“海上杂忆”的系列散文,从中可见,她喜欢摩登上海的光影声色,对上海的跑狗场、回力球场、跳舞场、美容院、城隍庙、丽娃栗妲、甚至赌场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储安平生于小县,自幼失怙,生活也只能是衣食无忧,对娱乐完全不懂。两人即使能在文学、艺术方面唱和,但生活方面的兴趣未必一致。若长期生活在一起,不能对另一半的爱好、品味、生活习惯予以回应,天长日久,必将产生情感裂痕。这种性格和爱好上的分歧,埋下了未来两人分道扬镳的种子。

另一个影响两人关系的原因是储安平的留学梦。储安平有雄心壮志。《中央日报》的编辑,发展空间毕竟有限,不足以真正施展才华。他不怕吃苦,意志坚定,希望未来能大有作为,青史留名。为此,他可以暂时离开家庭,海外求学。尤其是露西被程沧波提拔为正式的编辑,收入日益稳定,免除了家庭的后顾之忧,他更要出去。

储安平留学英伦,先入爱丁堡大学,后因对该校不满,于1937年春来到伦敦,在伦敦大学学院做了一名自修生。1937年1月底,露西辞去编辑职务,前往英国与储安平会合。两人在伦敦大学附近的三层小楼上租屋居住,经常去图书馆看书或去学校听课。露西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她曾回忆:“某日,我从街上提了一大袋杂货走回家,那是我家两口子一星期的食粮。我当时委实要抱怨我这毫无用处的气力,我简直不能提着这一大袋东西而无尴尬之相。”

这年圣诞前夕,两人应K地洛尔夫妇的邀请,前往其家中过圣诞。两人受到了主人无微不至的招待,他们的彬彬有礼、举止优雅、谈吐大方也给主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据露西自述,在一个公共场合,有英国人将她误认为是日本女子,且表露出尊敬之意。当露西表明自己是中国人时,对方惊讶地说道:“你们贵国也有像你这样的女子吗?”

前线慷慨,后院无奈

1938年1月,两人回国,重回《中央日报》服务。储安平决定,以个人行动支持抗战。入秋,武汉会战打响,储安平主动代表《中央日报》去前线采访战地新闻。

从理性上讲,端木露西同意,储安平作为一个男子,有上前线为祖国贡献力量的义务。甚至她也希望能上前线,经受血与火的洗礼。但是,此时她有孕在身且产期临近,行动不便。如果丈夫离开,母子的人身安全如何保障?但是,储安平没有表现出一点留恋和惜别,反而为可以自由飞翔而兴奋。露西这样描写储安平急于离开的场景:“我那时真佩服一个男子的忍心,我突然情感涌上来了,所以你返身对我说要我回进去,我几乎像一个孩子那样,哇的哭了出来。”她“一个人慢慢的回进房里,我忽然讨厌这间房子,它太空洞了,灯光又是那么惨淡的,整个的房间就是一个冰壕,因为没有了你,没有了你在一起,温暖从我心中躲藏起来了”。

端木露西在文中表达了对储安平的想念和支持,却包含着不满情绪。此时她应该想到当年他参加援马团路过苏州,说爱情不是一个男子全部的话。两个场景如此相似,她心底的凄凉可想而知。就在储安平奔赴前线的几个月,家庭内部出现问题,原本觊觎露西美色的程沧波乘虚而入,并与之保持着某种地下的关系。储安平返回后,埋头编报鼓吹抗战,对妻子的不忠一无所知,直到1939年夏才得知真相。

程沧波   

储安平最爱惜名节,视之为奇耻大辱,决定与程沧波决裂。但他无法扳倒具有绝对权势的程沧波,只能向一直提携他的党国元老吴稚晖求助。吴稚晖将此事报告给蒋介石,据说蒋介石召去程沧波一顿训斥。随即,程沧波离开《中央日报》。不过,程沧波的辞职,并非由于受罚,而是主动辞职。时任中宣部长的王世杰在日记中记录,程沧波一直不愿就社长职务,曾多次请辞。于右任将程沧波调到监察院担任秘书长,可谓不降反升。这样的结果让储安平难以接受。有传说储安平后来办《观察》批国民党,意在报当年的夺妻之仇。此种说法当然看轻储安平希望用言论影响中国的努力。但是,当他咒骂国民党“一团烂污”的时候,谁又能保证他的心中没有这件事的阴影?

国仇家难,劳燕分飞

程沧波事件之后,储安平离开《中央日报》,转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新闻写作。端木露西前往成都,担任光华大学成都分部附中英语教师。1940年11月,储安平离开重庆,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1941年1月,露西到蓝田与储安平相聚,并在附中任教。从现存的档案可知,露西在附中每周授课5小时,每月薪金40元,其后涨到100元。而储安平1941年前三个月的工资分别是320、360、380元,是露西的很多倍。

端木露西在这期间出版了第一本书,名为《海外小笺》,收录她在伦敦时写下的书信和散文。《海外小笺》是“袖珍综合文库”中的一种,出版方为“袖珍书店”。该书店是储安平夫妇1943年创办的。然而,好景不长,当年冬天,两人协议离婚,书店停办。程沧波事件发生后,两人并未马上离婚,而是四年之后才离异,说明当年的事件并非主要原因,更可能是多年积累的矛盾,到此时终于爆发。彼此痛下决心,给这份婚姻一个最彻底的了断。

最主要的应该是性格因素。实际上,露西自视甚高。她虽然在文笔和思想上不如储安平,但也做过《中央日报》的记者、编辑,又有游学的资历,但她只能担任初中一年级的英语教师。其子储望华说过,母亲有担任大学英语教师的强烈愿望,但父亲只同意她教授中学课程。储安平的做法,与他一贯对女性主内的定位有关,也害怕程沧波事件之类的事情再度发生。露西认为储安平限制了她,对此十分不满。

除此之外,便是储安平的事功心态,他对现实处境十分不满,并厌倦于琐碎的家庭生活。露西在离婚后发表的小说《幸福的婚姻》中,对储安平的态度和心态有过影射。

小说描写了一对大学时代相恋、结婚数年的夫妇。妻子志文生于豪富之家,因“浓得化不开”的初恋,下嫁给中产阶级子弟仲英。两人在南京紫金山下一座带花园的大房子里过着幸福的生活,育有两子。抗战爆发,两人一路从长沙、武汉、宜昌逃难到重庆。仲英失业,在大学同窗担任校长的中学勉强谋得教师的差事。可教书生涯并不如意,遭到学生全体罢课,校长令其回家暂歇。但他心怀大志,不满足于中学教师的生活。因为工作不如意和生活压力,两人经常发生纠纷。仲英对婚姻有一贯的逻辑。对他而言,婚姻开始就意味着爱情的结束,他将妻子完全限定在家庭主妇的地位。同时,他又将妻子照养孩子、煮饭、收拾家务贬得一文不值,侮辱她说“女人只知道吃饭”。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国难期间,家庭、妻儿对男子来说都是连累。若没有家庭,他可以去任何地方,可以出生入死尽忠保国。因此,他偷偷离开妻子,去了前线参加抗战。志文并不是逆来顺受的传统妇女,因深爱仲英,才屈身做了家庭主妇。随即,她去丈夫的中学接替了他的课程。不久,第X军团招考后方服务人员,她报名并考取,将两个孩子送到保育院,跨出家门为国家服务。志文和仲英一样,都决定将个人的小我奉献给国家民族的大我,投入抗战的洪流以寻求生命的价值。

这篇小说讲的显然是储安平和端木露西。

人海茫茫,余生凄凄

与小说的情节相反,两人的离异,很可能由端木露西主动提出。储安平并未先行离家,反是露西私下投考了政府或军队的招募考试,先行离开丈夫。四个孩子中,望英、望德归端木露西,望瑞、望华归储安平抚养。

离婚后,储安平前往桂林《力报》担任主笔。1944年2月,再度回国立师范学院任教。不久,露西也结束服务回到学校。两人同处一地,但已经没有来往。4月,豫湘桂战役爆发,6月,湘潭失陷,衡阳被围,敌军到达蓝田东南140里的永丰镇。学校决定于6月21日提前放假。28日,学校向蓝田以西的新化县城疏散。

端木露西带着病中的五岁女儿向县城跋涉。独身携女,孤苦伶仃,投入陌生而又冷峻的人海之中,前路漫漫,不知何处,让她心中畏惧。但不走却可能是死路一条,她还不能死。她将十年来的信札和一部分日记锁在衣箱里,留在宿舍,里面放了一封书信。信封写:“开启此箱者拆阅”,信中写:“我为江苏人,因家乡早已沦于敌手,年来流亡在外,卜居此乡亦已三年,现又欲去他处流浪,日后如不能携回此箱,请先生将箱内信札和日记代为保存,探讯小女XXX之下落,将该物送交小女。伊知其母在生时之生活与思想,必可有所警惕与发奋也。或将为其母一吐终身之抑郁,则余必含笑九泉。先生大恩,来生图报。”

8月7日,衡阳陷落,国立师范学院迁至更偏远的溆浦县。逃难过程中,两个人分别行动。

国立师范学院给端木露西的聘书

抗战胜利后,储安平成为名满天下的《观察》主编,端木露西回上海担任了小学校长,并改嫁一位地质学教授。建国后,储安平应招北上,露西留在上海。据储望华回忆,母亲曾多次在子女面前历数储安平的缺点,父亲则从未评论过母亲,并挑起养育四位子女的重任。1966年,作为大右派的储安平神秘失踪,生死不明。当时的端木露西心态如何,只有当事人才能知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