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他们，中国的抗战可能要艰难一倍！”
——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在中国
1937年11月22日，南京上空，突然出现一群日军飞机，它们是前来轰炸中国首都的日军第2航空联队第12航空队2架97舰攻和第13航空队6舰96舰战。日军此前得到情报，知道目前南京机场只有7架驱逐机，其中2架发动机还损坏了，中国空军在南京方面的作战力量已经几乎不存在，因此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来此轰炸。
然而，今天他们在南京上空却遭到了一批“从没有见过的型号”驱逐机的阻击，这是6架有着深绿色涂装，机身短小，速度极快的单翼驱逐机，而这批飞机正是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的伊-16-5驱逐机。在这次战斗中，此前日军极难被击落的最新锐96舰战被击落一架，飞行员宫崎康治被击毙，苏军涅日诺夫中尉牺牲，他也是首位苏联援华牺牲的飞行员。
苏联空军又怎么会出现在中国呢？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3个月前的8月21日，当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此后，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9月14日，中国向苏联请求秘密派出空军作战部队进入中国，协助中国作战的请求，经斯大林同意后，苏联正式组建志愿队前往中国参战。
志愿队初期组成为一个驱逐机大队（31架伊-16-5驱逐机）和一个轰炸机大队（31架SB-2轰炸机），此后又随着战局的变化，多次增派飞机和人员参战。1938年2月，志愿队扩编为驱逐机、轰炸机各3个大队，同年9月，因作战消耗，减为各2个大队。1939年上半年，志愿队仅有驱逐机大队1个，同年7月后，兵力猛增为驱逐机、轰炸机各4个大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到1940年初，志愿队又只剩下1个驱逐机大队，直至40年6月全部撤离中国。
1938年10月，时任空军联合作战组参谋主任兼视察的劳声寰奉命视察陕、甘、宁、青、新五省的空军场站部队业务，与促进中苏空军之合作，这次视察给了当时的中国空军很大的震撼。
他在回忆录中曾写到：“我们最大的震撼是发现苏俄军事组织出乎意料的严密，军纪严明。根据我国与苏俄的协议，每个交换物质的地区均建置两个机构，一由我空军管辖，一由苏军管辖。我观察他们无论组织或技术，无论空勤或地勤，都比我们健全。他们的飞机一来，停在他们的地区，一百公尺以内，严禁我方人员接近。
他们的飞航人员，如未奉命令，即使口渴饥饿，亦不擅自离开飞机，可说全神贯注，直到他们的地勤去接替，补给或传达移交命令，他们才肯离开飞机，这种绝对服从命令和负责维护飞机及机上物质的态度，是经严格训练才可达到的。他们的训练并不因执行任务而中辍，他们利用空闲时间上课，我不懂俄文，不懂教学内容，但我发现数学教学竟是代分数与繁分数的化算，还没有我们初高中的程度。
可能苏俄注重农工子弟的培养，但这些人教育水准过低，学会了驾驶及其他勤务，但教育程度仍然低，这些农工子弟的长处是能保密，肯负责，绝对服从。我们代表航空委员会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宴请他们，每个地方的俄员绝无例外地服从上官，看上官的暗示，看政治员的动作而行动，而政治指导员最具权威，连指挥官也要看他脸色行事。
此外，他们处处表现团队精神。饭后举行联欢活动，他们全体齐唱，我们也唱。可是我们没有这种训练，能齐唱的歌曲连国歌在内不过五、六曲，以后只好听他们一个接一个唱了，他们连唱两个钟头，都是很雄壮的军歌，而且很多是四部合唱。有一、二十辆车刚开到，他们的司机听到歌声也来了，站在外面跟着唱起来，有的竟跳起高加索舞来。第一次看到他们这种声势浩大的团队精神的表现，很是不安，立即打电话给以后各站政工人员，规定所有官兵要学歌唱，军歌最好，不然流行歌曲也行，至少要练唱二十曲以上。从第二站起，我们才能在联欢会和他们互别苗头…”
苏联志愿航空队驱逐机部队，在华3年多的战斗生涯中，多次出击拦截日机，或配合我空军合作作战，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自身的损失也是颇为严重。
1937年11月21日，首批来华的苏联志愿航空队进驻南京明故宫机场和大校场机场参与南京保卫战。在多日的战斗中，由于日军战机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再加上苏军对日军96舰战性能的不熟悉，缺乏具有战斗经验的指挥官，虽然极力抵抗日军，但也造成了自身极大地损失。
1937年12月2日，日军第2航空联队第13航空队舰战分队长、日军四大天王之一的南乡茂章率6架96舰战护航8架96舰攻前往南京轰炸，途中遭遇苏联志愿队30余架前往轰炸日舰的伊—16战机和SB-2轰炸机，此战苏联志愿队被击落6架伊—16战机和2架SB-2轰炸机，日方无损失。至12月6日，空军撤离南京时，苏联志愿队报称击落20余架日机。
此后，苏联志愿队驱逐机部队相继参加了南昌空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衡阳空战、兰州空战、桂南会战和西南地区防空战。据我方不完全统计，在华期间，苏联志愿队驱逐机部队共计击落日机81架，其中不乏日军四大天王之一的王牌飞行员南乡茂章在内。
1938年7月18日，南乡率领6架96舰战，护航14架95舰爆和5架96舰攻袭击南昌，中苏联军起飞11架战机在洪都上空进行拦截。敌机从3000米高度由太阳方向进入，企图利用太阳光掩护袭击我机群，但是带队的南乡却没有发现我军在高空的战斗机，反被我军打了个埋伏。当时南乡驾驶的96舰战的副油箱抛投装置出现了故障，突然遭遇我军机时反应不及，被我军机击伤。但南乡毕竟是王牌飞行员，经验老到，反复地作盘旋、翻滚机动，几次都摆脱了我机的攻击，同时还反过来攻击苏联志愿队多多偌夫的伊—152战机。
南乡的子弹打穿了多多偌夫的座舱装甲，多多偌夫转而驾机撞击南乡，并且在撞击后顺利跳伞，而南乡则随着两架飞机的残骸坠落身亡。此战，志愿队报了在1937年12月2日的南京空战中，被南乡率领的部队击落8架战机（其中南乡一人击落两架）的一箭之仇。
相较苏联志愿队驱逐机部队的战果而言，其轰炸机部队的表现则要出彩的多。他们作战勇敢，积极主动出击，多次轰炸日军阵地、军舰、军用物质仓库、机场等，据不完全统计仅轰炸日军机场就共计炸毁了114架日机，超过了驱逐机部队的击落日机总数。
1938年2月23日，苏联志愿队决定跨洋出击，轰炸台北日军松山机场。当日40架SB-2分两批出击，首批28架从汉口起飞，第二批12架（其中7架为中国飞行员驾驶）从南昌起飞。由于当日台北多云，第二批轰炸机无法辨识目标，只得返航。而首批28架轰炸机中恰巧有一位飞行员从云洞中发现了机场，于是志愿队3个9机编队依次投下了280枚炸弹，共计炸毁12架日机，营房10栋，机库3座，焚毁了可使用3年的航空燃油及其他装备，使松山机场陷入瘫痪，以致1个月内都不能使用。
这次奇袭战略高超，完全出乎日军意料，加之日军对中苏空军跨海远袭重要目标估计不足，日军驱逐机完全没有任何反应时间起飞拦截，地面高射炮也没有任何反应。事后日军将松山基地指挥官撤职，交军事法庭审判。
1939年10月3日，苏联志愿队轰炸机部队9架DB-3轰炸机奇袭汉口王家墩机场，由于日军再次对中苏远程空袭能力估计不足，疏于防备，导致了重大损失。据苏方报称炸毁日机64架，中方报称炸毁驱逐机24架及修理中的飞机10余架。
而日方报称全毁50架飞机，近100架受伤，汉口机场的大部分飞机被认定无法起飞。对于此次空袭，日后的日本海航第四号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曾这样回忆道：“我清楚地记得1939年10月3日。这天，我读完信后就检查自己那架战斗机的机关炮。机场上，人们工作从容，情绪松懈。”
“机场的平静突然被控制塔传来的叫声打破了，接着，没有任何其他警报，四面八方就响起了轰隆隆的爆炸声，大地颠簸摇荡，响声震耳欲聋。’空袭’不知谁喊了一声，但没有必要，这时，所有警报器都尖叫起来，当然也是为时过晚，毫无用处。”
“轰炸开始前没法到隐蔽所了。炸弹越来越强烈的爆炸声，有如边疆不断的雷鸣。地面烟尘滚滚，空中弹片横飞。有几个飞行员与我一起，发疯似的从机修车间往隐蔽所跑。我把身子弯得低低的，以躲避嘶叫着飞来的钢片…我慌了，站起身就跑，不过这次是向机场里跑…”
“看到机场的情况，我吃了一惊。一架挨一架地停在那长长跑道上的两百架海军的轰炸机和陆军的战斗机，大部分在燃烧。一片片火焰从炸开的油箱中飘出，翻起滚滚浓烟。有些飞机的机身被弹片击穿后正在漏油，暂时还没烧着。火从一架飞机烧到另一架飞机，汽油淌到那里就燃烧到那里，整个长长的一排飞机全都变成了一团团暗红色的蘑菇云。轰炸机霹雳啪啪像鞭炮一样爆炸；战斗机烧得呼呼啦啦，像一盒盒点着了的火柴。”
“…我们几乎所有飞机不是被炸毁，就是被炸坏。基地司令的左臂被炸掉，他手下的几名上校以及一些驾驶员和维修人员，死的死，伤的伤…”
此次空袭还将日军第1联合航空司令官塚原二四三少将的左手被炸断，死伤高达300余人。由于塚原二四三少将左手残疾，被认为不再适合舰队勤务，此后转任基地航空队指挥官。由于再也找不到像他这样精通航空的的人才，只得让南云忠一担任了海军机动部队的司令长官，这被人们认为间接导致了日军在中途岛海战中的失败。
11天后的10月14日，苏联志愿队再次空袭了王家墩机场。当日，苏军20架DB-3轰炸机分两批轰炸了机场。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撰的《中国方面海军作战》记载：“海军第13航空队的主体约40架飞机被炸毁，陆军飞机20架也遭损坏…这是事变以来发生的最大损害。”这两次空袭使日军在武汉方面的空军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从1939年后志愿队开始逐渐退出中国战场，自1940年6月以后，苏联志愿队全部撤离中国。1941年4月24日，《苏日中立条约》签订，10月苏联宣布中止对华军事援助，年底，在华苏联军事人员（主要是顾问）基本撤离。在3年多的援华抗战中，苏联志愿航空队先后来华参战人员多达2000余人，236人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中国人民的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时的国民政府高层以及空军内部，对苏联志愿航空队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部分人士对这支援华空军很是欢迎，对苏联政府也是抱着友善的态度。空军王牌飞行员罗英德，曾在1938年1月7日的战斗中担任布拉戈维申斯基大队长的僚机，他从背后奇袭，击落了日军四大天王之一的潮田良平，救了布拉戈维申斯基一命。布拉戈维申斯为感谢他的救命之恩，还将“斯大林赠”的手表送给了罗英德，并成为了50多年的好友。同时罗英德对志愿队的评价颇为正面，认为他们在武汉空战中打的很不错。
空军头号王牌柳哲生，也与苏联志愿队相处融洽。1938年6月27日，他驾机掩护志愿队SB-2轰炸机袭击长江上的日舰，他冒着危险，故意高飞，吸引日舰的火力，险些被击落，而让志愿队的轰炸机乘机低空进入投弹。完成任务后，他被志愿队的飞行员围住高高抛起欢呼，称赞他是真正的英雄。
1945年8月，冯玉祥曾发表言论：“当加足了美国汽油的日本飞机，在中国和平城市投掷美国钢铁制成的炸弹时，苏联却给我们运来了武器和弹药，以帮助我们与外国侵略者坚持战斗。我亲眼看见苏联飞行员，在中国医院里因伤重而死。美国人卖给日本人的是钢铁和汽油，而卖给中国的是药品，为的是医治炸弹所带给他们的创伤。现在你们自己可以想一想，到底谁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
然而国民政府的空军高层及大部分的空军一线作战人员，则对苏联政府以及志愿队有着另一种看法。国民党要员顾维钧始终认为，苏联援华是企图占领中国的阴谋。
劳声寰也曾在回忆录中写到：“苏俄为了减轻日本对西伯利亚的压力，不得不在抗战初起时支持我们，其另有阴谋，我们是很清楚的。我们为了抗战也不得不多方求助。”
而对苏联志愿队的避战行为，长期以来各类媒体则是极力回避。抗战空军资深记者刘毅夫在《空军史话》中写道：“最初东飞的是一个驱逐机志愿队…只是他们数次遇到空袭，抢在我机前面起飞…逃警报去了。也有不巧意外遭遇敌机的时候，他们就尽量避免交锋，能溜则溜之。真正溜不了时，只得硬着头皮跟敌机干，不过大多是挨揍的时间多。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多了，大家也就猜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发现，这跟他们人员调动频繁的原因一样，完全是莫斯科授意的政策。他们派到中国来的飞行员，最重要的任务，是在中国战场上得到作战经验。有了参战经验，就马上调回，再派一批新手来替换…”刘毅夫的说法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志愿队驱逐机部队的战绩是那么不尽如人意的主要原因，都是新手飞行员又如何能抗衡日本航空队的那些老油条呢。
一线的空军飞行员对志愿队的避战也是非常的不满。王殿弼在日记中写道，这段期间经常和志愿队在武汉、南昌间并肩作战，发觉俄机常常避战，而且彼此间的联络和协同不易，大大降低了效果。时任第四大队飞行员的张光明曾在汉口和南昌与志愿队共同作战过，他认为：到底是帮别人打仗，所以没有拼劲，同时他认为苏联飞行员的训练不够。
时任第二大队第十一中队队长的龚颖澄在日记中写道：“敌机八架袭南昌，计有轰炸机12架、驱逐机6架。两机场共投弹10枚，我驱逐机11架，仍由俄人率队逃跑，又失一歼敌机会，未知其要等到何时方肯作战也？”“午一时半，敌机10架临空，分4批向新旧两场投弹40枚，并有敌6架驱逐机掩护。我驱逐机升空格斗，闻被敌机击落两架，俄员驾驶之驱逐机不知飞向何处，可恨！”
当时不光空勤人员对志愿队颇有不满，连地勤人员也对俄国人没有好脸色。龚业悌在《抗战飞行日记》中曾记载：“1938年12月7日，下午有几个俄国的机械同伴自动愿意协助我们检查飞机，许多飞机上的毛病都由他们发现修好…俄国的同伴来帮助我们飞机的维护工作，机械士们都不愿意。
因为根本不佩服他们的工作，认为他们只会死干，干得并不怎么好…我对他们说，他们肯自动来帮助我们，我们不应为难他们。但他们的答复是，这几个人根本就是像开启动车的，对机械方面并不顶懂，我们在汉口时，他们常常骂我们，在这里我们是该讲讲他们了。”
抗战空军史学者何邦立博士在《笕桥精神》一书中写道：“俄志愿队到南昌，半个多月一仗未打，逢日机来袭就落荒而走的避战，也真是丢人现眼。随后接战也蒙受不少损失。后周至柔主任亲临南昌，收回俄国旅长指挥权，交张廷孟司令统一指挥。据俄员伤后透露真相，他们是被征用的，并非志愿来华助战。事后得知俄国政府收取中国雇佣费，但他们一文未取，死了也没有抚恤金。（注：目前没有资料显示国民政府给予了雇佣费。）
所以怕打仗，想回家。至于俄国被日军炸毁的TB飞机，经我方人员详细检查，他们是以超级重轰炸机的价格卖给我们，又以轰炸机的名义飞华助战，但机上无炸弹仓，也无炸弹架，仅在炮塔上装了自卫的机枪，整个就是客货两用的长途运输机。（注：这款飞机由于性能落后，实际在华也仅作运输机使用。）俄志愿队初期来华助战，既缺士气，又无实战经验及战术思想，所以作用不大。”
国与国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可言。不管苏联当时抱有何种目的，但它对中国抗战的帮助却是实实在在的，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当时，只有苏联肯对我国进行军事援助。从1937年至1941年，我国共获得国外贷款5亿美元，苏联对华贷款占了一半，是各国对华贷款首位，而排名第二的美国，其中1亿美元是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才贷给中国的。苏联对华的贷款全部为军火贷款，而西方国家贷中国的17笔款项没有一笔为军火贷款。
苏联的贷款利息为最低，仅为3%，而西方国家则为6.5%。苏联还同意中国以农矿产品各半偿还，实际在偿还中农产品还略多于矿产品，这对农业国的我们是有利的。抗战初期，我们在购买欧洲飞机时，各国都极少提供飞机给我国，或者提出苛刻的条件。如英、法等国均要求现款交易，且价格颇高，趁机哄抬行情。美国则要求武器自运，而我国则无条件自运。
而苏联售与我国的军火价格普遍低于国际市场价格20%以上，据当时赴苏谈判高级代表团团长孙科回忆：“这笔1.6亿卢布贷款，在国际价格上，实际是4亿卢布，因为苏联给中国订货所定的价格特别便宜。例如，每架飞机价格折算美元仅3万元，装备每一个中国师仅合中国法币150万元。”
不管怎样，我们依然感谢苏联政府以及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在中国最困难的抗战初期给予我们的帮助。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的抗战可能真的要艰难一倍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