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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钢 来源:传贤书院
陈歌辛（1914年9月19日—1961年1月25日），原名陈昌寿，出生于江苏南汇（今上海浦东），著名作曲家。代表作《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等名曲
春周璇由《渔家女》一曲成名，而她的“最后一曲”则是鲜为人知的《风雨中的摇篮歌》，这是电影《春之消息》中的一首插曲，词曲同样出自我爸爸陈歌辛之手，后因片长取消而未发行，就此成为周璇的“绝唱”。她在歌中唱道：“别怕狂风吹，别怕暴雨打。我的小宝贝，在风雨中长大，睡吧，睡吧……”
对于这首歌，我有着一种特殊的感应。因为，我自己的童年就是在风雨中的摇篮里度过的。每当这首歌在我心头浮现时，记忆就会将时光的飞轮抛转到50年前的一个夜晚：
那是1941年，我才6岁。日军在偷袭珍珠港事件后没几天，就对上海文化界人士进行大搜捕。12月16日深夜，一卡车持枪的日本宪兵冲进我家。我正睡在中间厢房的一只小床上，突然被一束手电筒的强光射醒。爸爸在一阵粗重的脚步声中被抓走了。他们以为抓走了一个“共产党”！但，他不是共产党员，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一个年仅27岁的青年作曲家。
亚热带的血统，东方旧式家庭的氛围，新文化运动的掀起和十月革命风暴的席卷，造就了一个特殊品格的青年。有时，他身穿一件熨得平整的淡蓝竹布长衫，在女中教音乐；有时则西装革履，风流倜傥地出入于酒吧间和咖啡馆。才华横溢，目空一切，常与一些左翼朋友指点江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17岁的他为“艺华影片公司”写了第一曲电影音乐《自由魂》。接着，又先后为电影《初恋》《儿女英雄传》《歌声泪痕》《王宝钊》《楚霸王》《白雪公主》和《天涯歌女》等作曲。1935年，他又与陈大悲、吴晓邦合作，创作了中国第一部音乐剧《西施》。他与吴晓邦至死不渝的友谊，就是自此开始的。
吴晓邦有着与他同样的胸怀，同样的追求。这位中国现代舞的开山鼻祖，由于仰慕波兰爱国音乐家肖邦，竟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晓邦”，还把自己比作浮士德。抗日的烽火将这两位艺术家的心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也将他们的心烧红了！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孤岛的上海，一片死寂，处处笼罩着“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景象。两位艺术家于无声处呐喊，一连合作了4部抗日题材的舞剧《罂粟花》《丑表功》《传递情报者》和《春之消息》。在《罂粟花》中，作曲家巧妙地以象征手法表现孤岛上的对敌斗争。在《丑表功》中，他则运用不协和音调配合面具人物来刻画一个丑官——日本豢养的走狗汪精卫。《传递情报者》是一出热情讴歌在深山密林中传递情报的抗日游击队员的舞剧。而《春之消息》则是一出为12岁以下的少儿排演的儿童歌舞，由《冬》《布谷鸟飞来了》和《前进吧，苦难的孩子》组成，后来因禁止上演，在整理改编后用音乐会组曲的形式演出。上面提到的《风雨中的摇篮歌》，就是其中的一首。
在当年的孤岛上，苏联歌曲曾吹来一股清新的春风。早在1938年，我爸爸就和杨帆合作，在“新华影业公司”的电影《儿女英雄传》中，译配了《伏尔加船夫曲》和《快乐的风》。他还和姜椿芳一起，译配了《三个拖拉机手》《快乐的人们》《夜莺曲》《假如明天战争》《快跑，我的小黑马》等苏联歌曲；并组织了先后有一二百人参加的“实验音乐社”，在敌人的监视下，演出了十几场。
记得幼年时，“实音社”的队员常在我家排练，我常乘机跳上凳子指挥他们唱歌。作曲家朱践耳最近告诉我，他当时还是个音乐爱好者和业余合唱队员。有一次他亲眼看到爸爸在影剧院大幕前高唱他自己作词作曲的《度过这冷的冬天》的情景，非常激动，随即登门拜访。爸爸送了他一份手抄的《度过这冷的冬天》的钢琴伴奏谱，而践耳在誊清后珍藏了几十年，最近又亲手送给我留念。作家吴强在世时也告诉过我，我爸爸所作的《度过这冷的冬天》和《不准敌人通过》在新四军中很流行，它们鼓舞了许多抗日青年和有志之士走向前方。
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一生追求真理，向往春天。春——是他创作的第一主题！他写了许多盼春、迎春、颂春的歌，如《春恋》《春风曲》《春风野草》《春光无限好》《春天的降临》《春风的轻语》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春之消息》组曲。在《布谷》这段中，他先是唱着：“咕咕，咕，苦尽甘来；咕咕，咕咕，不要悲哀；虽然春水上冰封还在，心头积雪已经融开……”继而高歌道：“春天的儿女们风雨中成长，春天的儿女们黑暗中成长，春天的儿女们饥饿中生长，苦难中生长心坚力强。”就在那段《风雨中的摇篮歌》中，他也是呼唤春天：“狂风有时尽，暴雨有时停，燕子回来时，满眼又是春。”
我爸爸被日本鬼子抓走了。妈妈连夜通知他的好友们转移。我只能陪着妈妈哭，趴在地上磕头求佛，保佑爸爸平安归来——因为我记得爸爸和“地藏王菩萨”，妈妈和“观世音菩萨”都是同一天生日，求求菩萨，菩萨总会来救他的。爸爸在宪兵队里被折腾了70天后，他与鲁迅夫人许广平同铐在一起，被转送到敌伪机关76号，从此失去了自由。作为一个20多岁的青年，一个充满幻想而又幻想破灭了的知识分子，他消沉过，动摇过，也违心地写过两首令人抱憾的作品。可是，他的内心最深处，始终在渴望着春的降临，即使是沦陷时期写的电影歌曲，也可在字里行间窥见他那颗盼春的苦心。《蔷薇处处开》是一首优美健康的歌曲，它的“点睛”之句就是：“春天拂去我们心的创痛，蔷薇蔷薇处处开！”这里的“春风”和“蔷薇”的指向是什么，对于稍有想象力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也只有像他那样经历了严冬寒霜摧残的人，才会如此懂得春天的宝贵！
盼呀，盼呀，好不容易盼来了抗战胜利。以为是春天的降临，却依然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国民党又把他抓了去，关了7天，“无罪保释”……等待他的是失业和失望，他只能和几位艺坛好友结伴卖唱，苦度昏日。他想不通，为什么他日思夜盼着春天，却屡遭寒冬冰霜的摧残？在《究竟是谁的胜利》中他愤怒地唱道：“我们养了贪官污吏，他们学得变本加厉，对我们好像对待奴隶，超过了日本帝国主义。胜利，胜利，好一个胜利，究竟是谁的胜利？！”
1946年周恩来在上海期间，夏衍委托欧阳山尊的夫人李丽莲来看望我爸爸。我还记得她那两条粗辫子和那一对深陷在瘦黑眼窝中的透亮的大眼睛。她带来了党的温暖，带来了春的消息。她鼓励爸爸到进步文人云集的香港去找夏衍，去找党。爸爸只身飞港，在香港，他找到了春天，过了4年春意盎然的生活——他先后为于伶编剧的《无名氏》、夏卫编剧的《遥远的爱》、瞿白音编剧的《水上人家》等进步电影作曲，为周璇写了《夜上海》《莫负青春》《小小洞房》等歌曲；还常与夏公、郭老（郭沫若）、小丁（丁聪）以及吴祖光等在“沙龙”中谈艺，在浅水湾邂逅。在夏衍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的扉页上，还有一张我爸爸与夏衍、何香凝、欧阳予倩、瞿白音等的合影呢！
北京一解放，他就与端木蕻良合作了具有河南梆子风格的歌曲《北平来》，描写了“劳动英雄溜溜地忙呀，端午门的槐花溜溜地香啊，胜利的广播溜溜地讲啊”那样的一派解放区好风光；他还在自己作词作曲的《大拜年》中刻画了一幅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理想王国图：“大家过个太平年，吃得饱来穿得暖，来来往往多随便哪，要到哪里就哪里。”“谁有歌儿就能唱，谁高兴就能笑，谁有话儿就能讲，要讲多少就多少。”上海解放前夕，他与马凡陀合作了《红旗曲》，与公刘合作了《渡过长江》，而上海一解放，他就动员周璇一同回到日思夜想的故里，投入春的怀抱。在香港的一个欢庆上海解放的鸡尾酒会上，我爸爸、妈妈被双双请了去，那张请柬，妈妈还一直珍藏着……
在事隔将近40年后的1985年，我的小弟弟陈东在香港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独唱音乐会。音乐会上演出了由我整理、配器的10首爸爸的代表作，由香港管弦乐团演奏，美国著名指挥家施明汉指挥。香港报界称之为“父子仨音乐会”。音乐会上先后演出了《玫瑰玫瑰我爱你》《蔷薇处处开》《渔家女》《初恋女》《可爱的早晨》《秋的怀念》《永远的微笑》和《恭喜恭喜》等名曲后，最后推出的压轴曲就是《度过这冷的冬天》。因为这是我爸爸在冬天里歌颂春天的代表作；同时，我还在这首歌的中段加进了他的那一首《风雨中的摇篮歌》作为对比，来追溯一下我的风雨中的童年和6岁时那个可怕的夜晚。陈东唱得非常出色。当他用浑厚饱满的男中音高唱最后一句“度过这冷的冬天，春天又要到人间，不要有一点猜疑，春天是我们的！”时，像是隆隆春雷，激荡轰鸣着香港的“万人体育馆”！
我的小弟弟从未听过爸爸的歌，可他唱得那么好，也许是因为他怀里揣着妈妈的一封火热的家信：
“亲爱的皮皮（注：陈东的小名）：你今天来到了这块留着你父母足迹的土地，高唱着爸爸的歌颂春天和爱情的歌曲，我的心啊，哪能不激动？！你要以对伟大祖国的赤子之心来表达爸爸当年盼望春天来临之情！爸爸虽已不在，但他的灵魂必将欢欣，因为他的孩子们为他盼来了第二个春天！只要你想一想爸爸写的《度过这冷的冬天》当年曾鼓舞了多少青年和有志之士走向前方，走向胜利，你就会再现出彼时彼景；只要你想到过去唱过爸爸歌曲的龚秋霞、姚莉阿姨还在香港，只要你想到金嗓子周璇所唱的爸爸的歌曲传遍世界各地时，你就会唱得更欢。孩子，胜利一定属于你！歌唱吧！用你的——也是你爸爸、你哥哥和我们全家的一片赤子之心！”
花花是爸爸创作的第二主题。他写了那么多花——玫瑰、蔷薇、白兰花，创作了《花开时节》《花外流莺》《花一般的梦》《花之进行曲》等等。而他的最后一首绝唱，也是一朵花——《梅花开咯》！1956年，周璇由精神病院出院，她在郑君里夫人黄晨的陪同下来看望爸爸。呆滞的眼、黄肿的脸，周璇一见我爸爸、妈妈就叫：“陈先生，陈师母。”然后慢悠悠地轻语道：“陈先生，我没有把你的《和平鸽》（注：周璇主演的最后一部电影，未竣工即入医院）唱好，感到抱歉。我想请你再写一支歌，我一定把它唱好；如果贺绿汀、黎锦光先生有新作，我也想唱它一唱。”爸爸笑着说：“祝贺金嗓子重展歌喉！”周璇苦笑道：“金嗓子看来不行了吧，就铜嗓子吧！”
爸爸答应以后专为她写一首《枯木逢春花又开》，因为，只有新社会才能使周璇病愈新生，同时，又将自己才为电影《情长谊深》所作的主题歌《梅花开咯》在琴上弹给她听，周璇随着琴声轻轻吟唱。哪知，这首歌竟成了周璇和爸爸的最后绝唱——在陡然风旋云转的1957年的多事之秋，周璇离开了人间，而爸爸转眼间也成了“右派”。在得知这一宣判后，他痛苦而迷茫地对妈妈说：“我怎么成了右派？”……
陈歌辛一家
就是他，1949年上海一解放就送只有14岁的我参军；第二年又丢弃优厚生活，力排各种阻挠，毅然从香港飞回上海。抗美援朝开始，他在上海发起了捐献“一日一颗子弹”的运动，献钢献铁献银器。那时，香港朋友来信，说《玫瑰玫瑰我爱你》在美国的版税，有百万美元可取，他表示要拿全部款项捐造飞机。
就是他，无偿地、不辞辛劳地培育了许多学生；下着雨还蹚着大水，撑着伞到沪西工人俱乐部去辅导工人作曲。我当时还没见过上海有第二个作曲家这样做过……
也就是他，在一言未鸣、一语未发的情况下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数年前贺绿汀在一次会上说：“这顶帽子本是归我戴的，后来陈毅保了我，就由陈歌辛‘顶替’了。”
在全市批斗大会后，他预感厄运降临。在等待发落的那些日子中，他度日如年，天天抱着心爱的小儿子，告诉他要做好人，做有出息的人；还一面放《彼得与狼》的音乐，一面讲故事。一天，他带了小儿子到他与我妈妈恋爱时的老家，指给孩子看：“这是你妈妈的家。”——就在那里，他们相爱。妈妈在信上回忆道：“我们是师生恋爱。我对他第一个好印象是，他上课时穿了一件熨得平整的淡蓝竹布长衫，而且已洗刷得发白了，我喜欢上这英俊青年，认为他‘穷’就是好。而他的行动也怪癖，新年寄来的贺卡是他自己设计的，一张紫红色的卡上，竟然写了‘无法无天’四字，吓得我父亲直叫：‘这人是共产党！’我心里则暗暗高兴，我竟然认识了一个‘共产党’……”
第二年，在我小弟弟6岁——就像我6岁那一年一样，他再一次被带走了，像梦游似的被带往安徽白茅岭农场。那一天，妈妈正在上班，没法告别；而他最心爱的小儿子——皮皮又正在睡午觉。他不忍心吵醒孩子，唯有心疼地、伤心地轻吻了他一下，叮宁奶妈说：“皮皮醒了问起我时，就说我下乡劳动去了。”从小看爸爸长大的老保姆淌下了两行铅一般重的眼泪。爸爸走了，默默地走了，凄苦地走了，一去不复返地走了！他留下最后的绝唱也是他的墓志铭：
梅花开咯！梅花比百花先开咯！
寒风寒风吹得紧，先让梅花报春讯，
白雪白雪压得重，反教梅花香更浓。
梅花开咯……
祭1990年的最后一天。除夕之夜。我在灯下含泪读妈妈从美国寄来的长信：
“国外时兴‘鬼节’。每逢‘鬼节’，美国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挂了大南瓜，扎了纸人来悼念故人；我国7月也是祭奠亡灵之时。使我心中一直惴惴不安的是，爸爸没有钱，没有住处，四处漂泊流浪。他连坟墓都被人盗了！在美国不能烧纸钱，看着人家过‘鬼节’，就感到无限歉意对你父亲。明年1月25日是他的逝世30周年，我想在上海的老家给他烧五只菜，一杯酒，一碗饭供供他；饭后烧些纸钱送他。你爸爸活着时喜欢吃，死前饥肠辘辘，死后可不能一直挨饿呀！有了钱，他就可以随意买点吃的了。望大家给他点香磕头，代我也磕一个……”
信是在俄亥俄州发的。妈妈在皮皮新购的洋房里一连几个夜晚书写着她辛酸的回忆。窗外下着大雪，妈妈的心扉中也席卷着一场大雪——30年前，爸爸就是孤身倒在白茅岭的茫茫大雪之中的。第二年，妈妈捡回遗骨，造坟落葬。
我们应该为爸爸重建坟与碑——一座在美国，一座在中国。
在美国的墓，要建造在弟弟新居的附近，妈妈和弟弟一家可以常去看他。碑上要刻一朵玫瑰——因为，这是春天和爱情的象征；而爸爸生前创作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是第一首被译成英语而传遍世界的中国抒情歌曲。美国著名歌唱家弗兰克•莱恩当年就因演唱此歌而闻名，一直到现在，他还每年寄圣诞卡到我家。
在中国的坟，按照妈妈的意思，可以安在东山——因为那里风景秀丽，又是弟媳小毛的家乡。我想，应该在碑上画一只鸟，因为鸟儿永远为春天和爱情歌唱；而且，更重要的是，爸爸本来就是只“异国的鸟”。我的曾祖父是印度贵族，他娶了一位中国女子，在中国扎根，繁衍……所以我想起了泰戈尔和他的《飞鸟集》，想起了爸爸——这只从异国飞来的鸟！可是，这鸟儿永远为中国歌唱，为春天和爱情歌唱；他多么热爱和眷恋这片黄土地，他只需要理解，不需要回报。因为人的需要本来就很少。
人的需要很少，需要寻找，也需要找到所寻。
人的需要很少，雷声后的安宁。
人的需要很少。只要家里有一个人——等我。
爸爸，你所寻找的，我们已经找到；你已有了雷声后的安宁。而在家里等你的，并不是一个人——是全世界歌唱春天的儿女们！
长歌绵绵，绝唱不绝！而最好的祭奠，就是你自己创造的，那些永不消失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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