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1888年-1951年8月16日），原名杜月生，后因章太炎建议而改名镛，号月笙，江苏省川沙厅（今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人，中国近代上海青帮大佬
2007年5月的某一天联系到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杜维善时，电话那头的声音是一口标准的京腔，在电话里，杜先生把采访约定在未来他回大陆的某时。时间久了，这个约定也慢慢淡忘，偶尔想起，以为那不过是谢绝采访的一种婉拒。不料某天，我突然接到电话：“我是杜维善，我到北京来了。”见面时坦率告知之前的疑虑，杜先生只淡然一笑：“我答应你的，就一定会兑现。”
75岁的杜维善并不善谈，谈话中偶尔流露出的眼神也颇有几分凌厉。每一位知道杜维善身世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将他与一个熟悉的形象暗暗做对比，那便是他父亲杜月笙。这位被称为“上海滩教父”式的人物，几乎成了旧上海的符号。
20世纪60年代起，一个偶然的机会，杜维善开始收藏中国古钱，直至今日已是收藏界颇有分量的收藏家。1991年，杜维善将自己收藏的全套丝绸之路钱币捐给上海博物馆，填补了这一项空白。杜维善并不愿意别人知道他杜月笙之子的身份，他更愿意以收藏家的身份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
因为父亲与梅兰芳、孟小冬的关系，杜维善也关注着陈凯歌的电影《梅兰芳》，不过对孟小冬与梅兰芳之间爱恨交织的复杂关系，杜维善坦言并不指望电影能展现多少。
对“杜月笙的儿子”这个身份有什么特殊感受？坦率说，这问题我好像从来没想过。早期我出去做事也没人认识我，知道我的人我也不是常碰见，所以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不过，自从做古钱收藏以后，知道我身份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会奇怪，因为大家认为我是个家庭背景很复杂的人，不可能有这种嗜好。我的出身不是我能选择的，我也没办法逃避这种命运。
其实小时候跟我父亲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少。我母亲跟父亲结婚后，她自己住在辣斐德路辣斐坊16号，父亲和前三位夫人——我们称呼“前楼太太”、“二楼太太”和“三楼太太”住在华格臬路的老公馆里。老公馆不是我们去的地方，印象并不深。
抗战爆发后，父亲先离开上海，借道香港到了重庆，我们和母亲一直住在上海。那段时间过得比较艰苦，平常用钱都得节省。记忆中，我们家很少吃米饭，都是以面食为主，我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那段时间我们过得还是挺苦的。那时候我才几岁，父亲多少有些担心我们。那时上海政治性绑票很多，如果日本人或汪伪政府的人把我绑了去，威胁他赶紧回上海，那岂不很麻烦？不过我们那时候年纪小，也没地方去，无非是出门上学，或者出去逛逛。我那时候喜欢逛上海四马路，就是现在的福州路，那边都是书店，我喜欢逛书店。可惜的是，这些地方现在都拆掉了。
直到抗战胜利的前两年，母亲才带我们到重庆与父亲团聚。因为父亲的生意和产业都在上海，所以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了上海，先是暂住在现在的锦江饭店，我们住在另一个朋友家里，彼此还是分开的。那时也不觉得父亲的身份有什么特殊，觉得一切很自然。
所以，真正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也就是1949年我们到了香港以后，但那时我们和父亲接触也不多。平时我早早就上学了，放学回来，吃完饭要睡觉了，见了面叫一声“父亲”，然后就快快走开。平常我们吃饭也是分开的，我、姐姐和母亲在一个台子上，父亲和一班人在另一个台子上。
父亲在我们面前一直很严肃，给我的感觉很有距离，所以我与父亲始终没建立起一种亲近感。一方面父亲很忙，不可能经常和我们接触；另一方面，在父亲的观念中，在杜家始终以正房的长子为大，所以家里对外应酬都是大哥、大嫂出面。但我姐姐是长女，所以比较起来，她跟父亲的关系更近些。以往家里来了重要客人，父亲也会让姐姐从学校回来陪同客人的女儿。
就像在影视剧或小说里看到的一样，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互相之间的明争暗斗是少不了的。我的母亲是第四房太太，她不太会用心计，但在杜家，任何一房太太如果不用心计就要败下阵来。每位太太身边都有一些参谋给她们出谋划策，怎么争宠，怎么夺权。母亲也有很多参谋。有一次父亲过生日，几个太太事先商量，决定大家在那天都穿一样颜色和式样的旗袍，这样大家平等。母亲回来就问参谋这事情怎么办——如果答应她们的条件，那她终归是四太太，要排在后面，显不出地位。如果不答应，其他人肯定要数落她。那两个参谋说：“你先答应下来，她们说什么样的你就去做。”母亲也就依计行事，可她暗中另外预备了一套。生日宴一开始，她与其他几个太太穿一样的衣服出来，可是没几分钟，马上去换了一件。这样一来，众人之中她突出了地位。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都是我们搬到台湾后母亲跟我们说的。
前楼太太很早就去世了，剩下的4位夫人中，母亲和孟小冬的关系是最好的，其他两位夫人一天到晚地斗争。三哥、四哥的母亲就是和二哥的母亲吵得一塌糊涂才带着两个儿子去英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杜家，兄弟间的斗争也很厉害。父亲有11个孩子，我是男孩子中的第7个，但是因为我年龄小，也不住在一起，所以我没涉及其中。父亲想培植大哥杜维藩，但实际上他是个阿斗。大哥喜欢喝酒，父亲常常骂他：“你代表我请客，可是客人刚刚到你就醉了，你还怎么代表我？”但杜家的接班人始终是他，父亲的观念始终变不了，所以在他留的遗嘱里，长子和长孙的遗产多一份，其他几个都是平分——不过这些事情，也都成为旧中国的一个背影了。
因为自小到大对父亲和家庭没什么概念，所以我也没觉得有必要刻意去了解什么。对父亲的很多旧事，还是到了台湾后才知道多一些。父亲有一个早期打天下时的兄弟叫顾嘉棠，我们搬到台湾就住在他的隔壁，很多事情都是顾嘉棠亲口跟我说的，比如藏鸦片烟、抢码头等，顾先生觉得是很自豪的事情。那时说我父亲出去打架是不真实的，其实都是顾嘉棠、叶焯山、马祥生这帮被称作“小八股党”的人做的。不过早年他确实干过不少事情，像抢烟筒这种事情的确有，当时抢烟筒是跟帮会有关的事情。
父亲年纪轻的时候喜欢赌钱，赌到什么地步？他和第一个太太结婚的那个晚上还出去赌，那时他需要钱给兄弟，本来是寄希望能赌博赢一点，没想到输个精光，结果把前楼太太结婚的衣服全都拿去当掉了。还有一次他在澡堂里赌，赌得连衣服全当光，最后还是青帮头子黄金荣的太太拿着衣服把他救出来的。父亲年轻时这种荒唐事还是很多的。
父亲出身贫寒，我的祖父母很早去世了，他早年就成了孤儿，后来靠在水果店里帮工来谋生。我想父亲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是靠义气。在那时的中国社会里，“义”字很重要。他出手大方，人家没钱了他给钱，兄弟没钱了他散财。父亲的门客很多，有的自己有职业，有的是靠我们家吃饭。比如说在恒社的人都拜我父亲做先生，他们每人都有本身的生意，就是建起一个关系来。他们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但是由我父亲来挑选人。这些人拜我父亲做先生的时候，还是有这种江湖的气味，帮会习性。我没有见过他们加入帮会的场面，在公共场合，他们就像是普通的宴会一样，大家在一块吃饭，说说笑笑。
其实父亲从来不是上海滩最有钱的人，但给人的感觉是他名气最大，在上海他也能够控制一些东西。父亲的一个观念是不做官，像他那样很早就闯荡江湖的人，很注意结交各方关系。在租界里他认识很多人，比如说那时候法租界的巡捕房最高的警官和翻译叫张翼枢，普通人都不知道这个人，父亲与他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别人有什么事情在租界里都托父亲去打招呼。张翼枢的女儿我认识，现在美国，差不多90岁了。
说父亲是“青红帮老大”是历史事实，但称父亲为黑帮老大，我不太同意。青红帮是非常时期非常特别的一个产物。正式的青红帮并不是打打杀杀，而是讲做生意你要在“帮”，当时如果不在“帮”，你就没有保护人，休想在上海滩混。还有，赌博和抽大烟也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在老公馆，有父亲比较要好的客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先上烟，这好像是个规矩。但是拿现在的社会观念来讲，这就是犯法。我知道父亲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我不想为他辩解什么，只是觉得，应该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待他。
现在很多人喜欢把父亲与黄金荣、张啸林放在一起，把他们并称“上海三大亨”。黄金荣和张啸林我都见过。我对黄金荣印象不深，我见他时，他大概60多岁了，那时人家还是叫他黄老板，还是很威风的。父亲与黄金荣的关系后来有点复杂。黄金荣发家早，因为早期在帮会里，他辈分很高，而我父亲辈分很低。但是黄金荣到了30年代名气就不大了，父亲远远超过了他，他有点嫉妒父亲，所以不太愿意来往。但是表面上大家还一团和气，过年过节互相送东西。
相比而言，张啸林就是一介武夫，有人说他是张飞。我跟张啸林见面的机会比较多，因为我年幼时，张啸林的太太很喜欢我，父亲就把我过继给他，认他做干爹。
张啸林被杀那天我还有印象，但那时我才7岁，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懂为什么有人要刺杀他，只是觉得干爹死了，出了一件大事，周围很热闹，赶紧去看看。张啸林是被自己的保镖林怀部枪杀的，当时林怀部的口供是说与张啸林有矛盾。后来证明这是戴笠在后面策划的，因为张啸林被日本人拉去做了伪浙江省主席一职。张啸林死时，父亲人在重庆，他既没有表态也没有发唁电，其实他心里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前他也劝阻过张啸林，未果。戴笠要杀张啸林，父亲也没办法。我相信戴笠事先是征求过他的意见的，但一面是兄弟之情，一面是民族大义，他不好表态。
很多人对父亲的印象都来源于上海滩题材的电视剧，以为他们整天过的是刀光剑影、打打杀杀的生活。当然电视剧必须这样拍，否则就没人看了。
《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当年曾见过父亲，还写了一篇《杜月笙传》。徐铸成文章中说，以为像杜月笙这样大亨式的闻人，纵使不是红眉毛、绿眼睛，总该是一介草莽赳赳武夫，但见面后，只是一个修长身材、面色带青的瘦削老人，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言谈中也少带“白相人”常说的粗话。我父亲是个弱不禁风的人，听母亲说，父亲刚和她结婚时还喜欢戴金刚钻，因为上海在外面跑的叫“白相人”。“白相人”的男人都喜欢戴金刚钻，好像是一种身份。母亲就跟他讲，高级社会的男人不戴金刚钻，他的这种习惯就一点点地改了。父亲长年是一袭长衫，即便在家里，领扣也系得紧紧的。不过抗战前，蒋介石给过他一个少将的头衔，他拍了一生唯一一张穿军装的照片。
父亲小时候因为家境贫寒，没怎么受过教育，所以对我们的教育看得特别重要，一定要让我们在尽可能范围内受到最好的教育。杜家的家教非常严，尤其是对男孩子。有一次大哥逃考，被他狠狠打了两个耳光。在家中，父亲的严厉具体是通过母亲执行的。有一次，姐姐英语没考好，母亲打了她10鞭子。
父亲对文人一直有一种向往，也对他们很敬重。他结交了很多文化名人，很多文人也都成为他的私人律师或座上客。民主革命家章太炎与父亲的私交甚好，1930年父亲在家乡买了50亩地，造了“杜氏家祠”，章太炎不但为杜家编了家谱，还写了洋洋千言的《高桥杜氏祠堂记》。杜家祠堂建成那天，包括蒋介石、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上海市长张群等要人都送了牌匾，场面很大。
章士钊曾做过教育总长，后来又在上海做大律师，所以那时他们的交往比较多。章士钊算是父亲的私人律师兼参谋。很早以前，毛泽东要送很多共产党员到巴黎去，找到章士钊帮忙，章士钊又来找我父亲要钱。父亲觉得各方面的人都要结交，求到门下就要帮一下。
我父亲也比较喜欢行老（行老：从前大都市中各行各业的头儿，兼为人介绍职业）。在重庆时，章士钊和我们家住在同一栋楼里的楼上楼下。章士钊自己有个小书房，我每天给他磨墨，磨好了他来教我写字。后来到了香港，殷夫人还把章士钊用过的砚台送给我。
父亲发达后，江湖上一些事情他就让别人出面去做，与早期的兄弟也保持了一点距离，而他更多做一些公益和慈善。每有灾害发生，父亲一定出面组织赈济。
春节在杜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上海滩的人都知道给杜先生拜年是不会空着手回去的。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年关将至，父亲就让手下到几个银行调钱到家里来，还有米。米倒不成问题，因为老公馆的管家万墨林是上海商会的，所以无论多少米万墨林都能拿来。那时候来老公馆拜年是排着队来的，包括很多穷人、乞丐，只要到大门口来给杜先生拜年，总归是能分红的。
父亲的老家在上海浦东高桥，每年夏天他都要从药房买大量的“痧药水”、“诸葛行军散”，送到高桥，挨家挨户免费送发，这个举动坚持了好多年。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到浦东老家去，是划船过去的，当时的浦东还是一片荒地，哪里像现在的浦东。现在杜家祠堂也不在了，好像还有一栋小房子，是空军某个部队驻扎在那儿，其他全部没有了。
不论对父亲有何评价，有一点是公认的：在民族大义上，他从来没有动摇过。父亲反日的立场是始终没有改变的，我想这一点跟帮会有关系，老一代帮会里的人对日本人有仇恨，帮会里有很多观念也传袭下来。但最主要的是，父亲有一个很强烈的“中国人”的意识，所以他非常恨日本人。
抗战一开始，父亲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的名义，联合上海各界组织救护队伍。即便在父亲撤到重庆以后，海外很多捐赠的物资或救济品，都由父亲接收后运往内地。他在上海布置了很多人在日占区做地下工作，暗中帮助国民政府，如万墨林、日本通徐采臣。高宗武和陶希圣要逃离汪精卫阵营时，蒋介石就是通过我父亲，要万墨林暗中帮助他们。而日本投降时，国民政府要接收上海，父亲也做了很多稳定上海的事。
父亲喜欢京剧，他后来娶的两位太太——我母亲和孟小冬都是京剧演员。我的外祖母叫筱兰英，筱兰英与恩晓峰、李桂芬等，是中国第一代京剧女演员中最有成就的几位。李桂芬是卢燕的母亲，我喊她大姨，我们和卢燕家的关系很近，在上海时她也经常住在我们家。母亲叫姚玉兰，唱老旦出身，和父亲结婚后她还唱戏，但多是慈善演出或堂会之类。
父亲跟京剧界的关系也很好，当年无论多有名的京剧演员到上海，都会到我父亲那里去。他常常请客吃饭，高兴时也会在吃饭时唱几句。
父亲与梅兰芳很早就认识了，梅老板每次来上海都来拜访我父亲。梅兰芳和我父亲的关系、我父亲和孟小冬的关系应该分开来说。我父亲娶孟小冬做太太是梅、孟两人分开以后的事情。
因为都是京剧演员，孟小冬很早就和我母亲、外祖母比较接近。孟小冬离开梅兰芳一段时间后和父亲结识，正式有往来是在40年代。母亲把孟小冬当成自己人，也并不介意。她俩的关系时好时坏，有时候会吵架，一生气她就回了北京，过几个月又没事了。那段时间孟小冬给我母亲的信我现在还保存着，信里谈的都是生活上的事，母亲有时汇钱给她，她在北京有一帮朋友也经常到上海来，像吴家、朱家都是大家族，彼此间也都很熟。
我猜想父亲暗恋孟小冬好久了。一方面她唱得很好，用现在的眼光看，她也称得上是一位艺术家；另一方面孟小冬比较会用心计，也很会讨父亲喜欢，在我父亲面前常常会说笑话，逗他开心。孟小冬除了普通话，上海话讲得也很好，父亲可能跟她交流起来比较顺畅。不像我母亲，虽然嫁给父亲那么多年，但基本不会讲上海话。后来我太太常常问我母亲怎么跟我父亲沟通，母亲回答：“他听得懂我讲话，我听不懂他讲话。”
梅兰芳与孟小冬的分手，并不是那么简单，可能牵涉了很多很复杂的问题。母亲有时候会跟我们讲他们分开时的一些事，母亲知道孟小冬和梅兰芳离开一定有条件，而且条件可能很苛刻。我母亲看不惯，因为她们都是唱戏出身的，她多少同情孟小冬。但是这个条件究竟是什么，也只有梅兰芳、福芝芳和孟小冬他们三个人才知道。梅葆玖不知道，许姬传也不知道——1983年我去看许老的时候，提起过这件事情，他都不清楚。我觉得这里面可能福芝芳有条件，限制孟小冬登台演出作为他们分开的什么条件，但这只是猜测，不能够证实。所以后来听说章子怡筹拍孟小冬传，梅家不答应，因为这里面可能牵涉到比较微妙的关系。我想《梅兰芳》这部电影也不会对这种关系有太多的涉及。
父亲和梅兰芳的关系也并没有因为孟小冬而受到影响。1947年父亲过60大寿，上海的中国大戏院组织了10天的堂会。梅兰芳和孟小冬都到上海演出了，但他们没有同台——10天的大轴，梅兰芳占8天，孟小冬占2天，回避了见面的尴尬。孟小冬此后只字不提梅兰芳，解放后，父亲和梅兰芳也没什么联系了。
我想孟小冬对我父亲还是有感情的，否则她不会跟父亲一块儿到香港来。父亲在去世的一年前和她结婚就是给她一个名分，否则在遗嘱里怎么分财产呢？除了我们家人之外，那天参加婚礼的人并不多，大家一起吃了顿饭，拍了几张照片。婚礼的照片现在还存在上海历史博物馆里，其中有一张相片是我与马连良、万墨林和孟小冬弟子钱培荣的合影。婚礼那天，孟小冬很高兴，久病的父亲也难得有了精神，他带病陪客。这段婚姻无所谓谁成全谁，他们之间是有感情的，我父亲一向重视她的艺术成就，孟小冬也很仰慕我父亲，她同父亲结婚不是报恩，也不是无奈的选择。再加上我母亲也在当中撮合，所以走在一起比较容易。现在出版的那些书，像《梨园冬皇孟小冬传》，讲我父亲怎么和孟小冬在一起的，他们说的那一套不可靠。
孟小冬与父亲结婚后，我们喊她“妈咪”，管自己的母亲叫娘娘。平时，孟小冬喊我母亲叫姐姐，因为在与父亲成为夫妻前，孟小冬和母亲都是京剧演员，她们的关系都不错。
孟小冬年轻时很漂亮，她从前抽大烟，但这也不影响她的唱功。孟小冬性格比较孤傲，晚年在香港、台湾的时候，她始终不唱，连清唱都不唱，最后一次清唱是在香港给张大千唱的，因为张大千喜欢听她的戏，这是面子很大的事情。虽然后来她不怎么唱戏了，但还是很有威望，我太太有一次问孟小冬：“您还预不预备唱啊？”孟小冬回答一句：“胡琴呢？”是啊，没有胡琴你怎么唱，给她拉胡琴的最后一个人是王瑞芝，他也去世了。
1952年，我们和母亲先去台湾，孟小冬先是一个人待在香港，直到1967年也到了台湾。孟小冬到台湾以后生活平淡，她自己租一个房子，独住。她早年在北平时领养过一个孩子，关于她怀了梅兰芳孩子的事是谣传。孟小冬晚年过得不错。她没什么经济来源，就是靠我父亲留给她的和她自己当年挣的钱过活。她对钱也没有特别多的需求，就是希望有朋友每天到她那里去，像我太太、二姐去她那里打牌她就知足了。孟小冬对我们很亲近，拿我们当自己儿女一样。我们对她也很好。每天她家里面都有人，我母亲天天去。
前几年出的那一本《孟小冬传》，讲她有十大弟子，根本没这回事。有几个人经常到孟小冬家里去聊天、说戏。她的个性是这样的：她绝对不得罪人，所以你跑去问她“孟老师我唱得怎么样”，她的回答永远都是“好”。孟小冬突然之间生病了，去世了。他们实际上都没有拜过孟小冬，所以孟小冬去世后他们商量：我们在灵堂磕个头就算了。那天很多人都来灵堂给孟小冬磕头，都是弟子了？所以说所谓“十大弟子”其实是一个大笑话。
孟小冬是1977年在台湾去世的。坦率地说，对《梅兰芳》这部电影我并不特别关注。我认为如果严格按照历史事实来拍，那这部电影肯定是没办法拍下去的，只能一半事实一半虚构。我更感兴趣的是章子怡扮演的孟小冬像不像。
1949年5月1日，父亲带着我们一家离开上海，在香港我们住在朋友为他选的坚尼地台18号，这里成了最后一个杜公馆。很多人跟着我们家一起去了香港，那些人跟随他多年，也可以说是从小打天下的人。算起来，老老小小有100多人。这些人在香港的生活问题，也一直是父亲的心病。
父亲的财产主要是留在上海的不动产，现金很少，所以到了香港后，家里全部的现金只有10万美元，是他早期存在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那里的。当时父亲本来想从香港到美国，但是家里人就将近30人，这10万美元连签证费都不够，所以父亲最终还是放弃去美国的想法。其实如果他去美国，宋子良也会帮他的，但是他最终还是没有走这一步，一方面是面子，另一方面也是一直在举棋不定。
父亲去世前不久，有一天，他让姐姐把保险箱里的一个信封拿给他。父亲很喜欢也很相信姐姐，保险箱钥匙归她管。信封里有很多单子，原来都是别人借钱写下的欠条。父亲把那些借据都撕了。他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他清楚很多借他钱的人从大陆跑到了香港，也没有多少钱了，那些借条是还不来的，不能以杜家的身份逼人家还钱，我到现在还有万墨林的借条。其中有一个人的借条上面是500根金条，这还不是最高的。
所以那时候他情绪很不好，也彷徨不定。父亲后来身体不好也与此有关。他本来就有哮喘病，后来更加严重，医生越请越多，用药越来越杂，身体却不见起色。几个月下来，他自嘲说：“如今我是拿药当饭吃，拿饭当药吃了！”
父亲在香港很少出去，家里天天有客人。他和以前国民党的那些人，如王新衡，也还来往。也许是父亲当年在上海滩的影响，国共两党在1949年以后也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做他的工作。大陆解放后，章士钊几次来到香港，都住在我们家。但是父亲对政治上的事情看得很明白，他两边都不得罪。
1951年8月16日下午，父亲在香港去世，长子和每个太太每人1万美元，剩下的每人分了几千美元。
父亲过世后我们就去台湾了，因为那时父亲的学生陆京士到台湾做了高官，后来顾嘉棠也过去了。父亲去世后，以前和父亲来往的人对我们都还很照顾。他们之间的那种关系，可能也是现代社会的人们很难理解的。
父亲在去世时曾嘱咐：将尸骨运回上海，葬在故乡浦东高桥。母亲在他走后，把他的灵柩运到了台湾。原以为很快就能安葬于大陆，所以一直没有下葬，但后来看到回故乡越来越难，最后葬在了台北汐止。转眼间已是半个世纪过去，杜家第二代只剩下几个，散落在世界各地，彼此间也没有联络。我的姐姐还在国外，也已经80多岁了，我们离得较远，也是几年才见一次。安葬回上海老家是我父亲的意愿，是很敏感的事情，不是说想迁就迁。有传统的迷信观念，也有政治上的考虑。不管怎么样，我希望这件事情最好能在我这一代解决。我们这一代做不到，下一代就更渺茫，他们从小住在国外，对家族丝毫概念都没有。
改革开放初期，我回大陆想在内蒙古投资做生意。有一次，陆京士托我带信给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他们早年都是父亲的门生，只是后来各自跟了不同的政党。信的内容，我想也是想为冷冻多年的两岸关系寻求些解决办法吧。我相信陆京士的举动，蒋经国是知情的。我也把信转交给了朱学范，但是不久陆京士就去世了，几年后，蒋经国也死了，此事再没有人提起。
现在市面上出了很多杜月笙的书，正史野史都有。偶尔我也会翻几下，但没有更多的兴趣。在我看来，没有一本书会写出一个真正的杜月笙，父亲当年在国共之间参与了很多机密事，但这些事情他不和我们家人讲。证实父亲的事情比较困难，牵涉到政治问题就不好写了。至于我自己，年轻时没有意识到要了解杜家历史，等现在想了解了，很多重要人物已经过世。1979年我回来的时候，在上海还见过我家的账房先生，他叫黄国栋，当年不愿意跟我们去香港，愿意留在上海看住我们的房子，结果后来被送到青海劳改了许多年。如果当时的政治气氛像今天这样宽松，账房先生肯定有许多事情能够讲出来，可是那时候他什么都不敢讲。几年前他也去世了。父亲的事情就只有他的几个学生比较清楚，如陆京士、万墨林等，但他们留下的回忆也不多。有些事情也许永远成了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