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中国军队撤退时损失惨重原因浅析

作者：曹冰冰 朱正业

退却之所以必要, 是因为处在强敌面前, 若不退让一步, 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在抗日战争中, 对大城市来说, 除重庆轰炸、长沙大火, 没有什么比南京劫难更为惨重的, 也没有哪个城市像南京一样在失陷之后, 仍有大量的部队滞留在城中, 既无法撤出, 又不能组织成可以战斗的武装集团。南京破城后, 中国军队撤退无方, 南京守军的损失约有85%发生在撤退之中。学界一般认为, 被日军屠杀的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的数字应在7~9万之间, 这在南京大屠杀遇难的30万同胞里占到了1/4。7~9万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1/4则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尤其令人心痛的是, 这些军人是在不构成对敌杀伤力的情况下被屠杀的。为何会出现此种情况?对比1938年的武汉会战, 苏鲁南的第五战区约40万大军同样面临敌人的包围, 可到底还是跳出了敌人包围圈, 从容撤退。故而, 笔者着重从南京弃守选择、守城军队的士气、阵地的布防、南京的地形、最高指挥官的指挥、撤退及突围计划、攻城日军的心态等方面分析南京保卫战中国军队在撤退时损失惨重的原因, 试图还原80年前那场战争失败的真相。

一、南京保卫战中国守城军队的兵力

中国在南京保卫战中究竟投入了多少兵力?时任南京卫戍司令的唐生智向蒋介石保证, 将以最大的限度固守南京。既然是固守, 就需要重兵, 于是蒋介石把周围能调动的部队都调到了南京。时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第一科科长谭道平给出的数字是81000人。这个说法历来不一, 查阅更多的记载, 约是10万人。国民政府军令部作战厅厅长刘斐则回忆道:“蒋介石把一切可以调得动的兵力, 都调去防守南京, 以至兵力越增越多, 共计达到十余万人。”档案资料《南京卫戍军战斗详报》记载, 蒋介石决定守南京后, 先后奉命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军队有徐源泉的第2军团、叶肇的第66军、王敬久的第71军、孙元良的第72军、俞济时的第74军、宋希濂的第78军、邓龙光的第83军以及桂永清的教导总队和宪兵部队。如果均为满员编制, 人数应该为175000人, 但南京守城部队多是从淞沪战场上撤下来的, 多数没有得到补充与修整, 加上部分补充的新兵, 人数在十万人以上应该没有问题。那么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究竟又损失了多少兵力呢?《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中日方资料记载:“上海派遣军曾发表了部分从进攻南京到完全占领南京之间给予敌军的打击情况。根据其后详细调查……敌方战死八万四千, 被俘一万五百人。”如果将这段文字中的八万四千与一万五百人相加, 即可得中方的损失约九万四千五百人, 这实际上是中国军队在战斗中阵亡和被屠戮数字的总和。另外, 谭道平列表统计的中国军队保存数为44500人。他在战时曾直接从事军务统计工作, 并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第一科科长, 其数据有较大的可信度。因此, 若将损失数与保存数相加, 我们就可以大致推算出防守南京的军队约为15万人。

二、南京保卫战的战前形势

南京保卫战是和淞沪会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战役。1937年11月中旬, 上海失陷后, 日军进攻南京已是毋庸置疑。因此, 中日双方各自制定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南京坚守阵地的中方官兵有70%是从淞沪战场上撤下来的, 其余则是临时补充的壮丁, 这些官兵大多已经在淞沪战场上经历了3个月的苦战, 根本来不及喘息, 南京保卫战就开始了。国民政府于11月18日布置了城防计划, 除将大量兵力调入南京城外, 碉堡、战壕、铁丝网、防御工事也修了一层又一层, 蒋介石为此战定下的基调为“短时间之防守”。日方也于1937年12月1日以大陆命令第8号下达敕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 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三、南京保卫战中国军队损失惨重的原因

(一) 南京弃守的选择

1937年11月12日, 上海失陷。随即日军兵锋直指南京, 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的命令就是“发扬日本的武威使中国畏服”。11月中旬, 蒋介石连续在他的陵园官邸召开了3次高级幕僚会议, 讨论南京弃守问题, 包括何应钦、白崇禧、刘斐等在内的高级将领都认为不论是从地形、我军士气、补给等方面来说, 南京不可守。国民党将领刘斐认为:日军乘胜追击, 士气正旺, 可从京沪铁路、京杭铁路和长江沿岸三条线攻袭南京, 此其一也;南京在地理上没法守, 日军把芜湖一占, 就等于把后面的交通线切断, 再从东、西、南三面一围, 再用军舰封锁长江, 南京就此成为一座孤城, 此其二也;中国军队经过3个月的大战, 战斗力已经严重消耗, 此为三也。所以南京所面临的不是守与不守的问题, 而是没法守住的问题。但是, 蒋介石喜欢南京, 且他是国民政府元首, 因此不可能单从军事角度看问题。南京是中国首都, 抗战之初不战而弃会不会影响全国的抗日热情?南京又为国际观瞻所在, 更何况巍巍中山陵, 总理陵墓在此!最后, 蒋介石还是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南京孤城不能不守, 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殊难为怀也……南京守城, 非守与不守之问题, 而是固守之时间问题, 在敌人火力优势长江得自由航行之情势下, 欲期保持, 颇属难能, 故只可较短时间之防守。”可见, 蒋介石对于南京防守的态度是“短期固守”, 也就是说南京城陷是早晚的事。

那么, 蒋介石所说的短期防守是多长时间呢?答案是1个月。他预测1个月以后, 国际形势必将大变。但问题是, 既然决定要守, 就应该拿出一个退守的最佳方案, 提前做好准备, 以便组织十几万大军有序的撤退。遗憾的是, 在现存的有关记载与资料中, 我们没有看到南京卫戍司令部提前拟定撤退计划的内容。

(二) 守城军队的士气

前面已经说过, 唐生智向蒋介石保证将以最大的限度防守南京, 蒋介石也把能调动的部队都调入了南京城, 先后奉命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军队有近15万人之多。但要命的是这些军队多是从淞沪战场上撤下来的疲惫之师, 经3个月的苦战, 战斗力、士气已极弱, 并且很多部队都不足满员编制, 补充的新兵又缺乏训练。

(三) 阵地的布防

对中国军队来说, 南京保卫战有两道防线, 防线有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永久性工事, 包括碉堡、观察哨、指挥所等, 后又拉上了铁丝网、挖了交通壕和反坦克战壕。此外, 还以乌龙山的炮台等地为依托, 封锁通往南京的长江江面, 甚至连蒋介石官邸的后园也挖了交通壕直通富贵山。

南京保卫战中, 中国军队阵地的布防情况如下:宋希濂第36师守挹江门、下关、幕府山等南京城北阵地;桂永清教导总队守紫金山等南京城东阵地;孙元良第88师守中华门、雨花台等南京城南阵地;萧山令宪兵部队和警察部队守城中清凉山附近的阵地, 维持城内的秩序;叶肇第66军守淳化镇至凤牛山一线, 向句容派出前进部队;俞济时第74军守淳化镇至牛首山一线, 向秣陵关、湖熟镇派出前进部队;邓光龙第83军守风牛山附近经拜经台至龙潭一线, 向下蜀派出前进部队;徐源泉第2军团守栖霞山、乌龙山、龙潭一线;王敬久第87师守镇江一线, 形成了对南京城半环形的外围防守阵地, 但致命缺点是每个部队负担的正面都很宽, 缺少纵深配置。“主力集中于南京城郊阵地, 采取消极防御战略, 致使南京外围之屏障金坛、句容、溧水等地不战而落入敌手。”至于中国守军的退路, 南京西南方向的芜湖也被日军轻易占领, 导致日军从东、西、南三面向南京合围, 这样就只剩下北面下关的一个出口。在激战中, 有的部队提出主动出击的计划, 但随即遭到否决, 这致使15万中国军队虽经浴血奋战, 但既不能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 也不能坚守更长的时间, 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

(四) 南京防守地形的不利

中国守军在撤退、转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损失, 与南京防守地形的不利条件也是分不开的。历史上, 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明、太平天国及“中华民国”都曾在南京建都。但是如果宿命一点, 历史上西晋攻灭东吴、南北朝侯景之乱、明朝靖难之役、晚清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 每一次以南京为首都的保卫战, 都以城陷为结局, 这一点在1937年的南京表现得更为突出。

由于南京的地形不适合防守, 南京保卫战可以说是中国军队的背水一战。“南京地处长江弯曲之内侧, 地形背水而立, 其东部无有力屏障, 易攻而难守。”后来事实也正如之前预测的那样, 日军从东、西、南三面掩杀而来, 切断上游城市芜湖, 继而南京陷入三面合围之中。如果1937年的日军从江北而来, 那么长江还可以被称作“天险”, 可事实上日军却是从背后三面杀来, 这样长江就成了中国守军的绝命之江。于是, 不愿从正面突围的士兵和逃难的市民奔向下关方向, 在他们看来, 这里是唯一的出口, 以至下关的人越涌越多, 此时的南京城真的是欲退不能, 欲进无路。

(五) 最高指挥官的指挥不力

唐生智, 湖南安东人,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学员, 曾主政湖南, 国民革命时参加北伐战争和三次反蒋战争;1934年兼任国民训练总监部总监;1935年被任命为陆军一级上将;1937年指挥南京保卫战, 南京战事结束后解甲归田, 避乡闲居, 惨淡余生。

对于南京卫戍司令的人选, 由于唐生智的自告奋勇, 蒋介石选择让其上任。这除了看重他的资历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唐生智参与了以前拟定的首都保卫计划和相关军事演习, 而且是计划主要的拟定者。

南京一役, 中国军队虽为主动撤退, 但撤退无方, 被动挨打, 损失惨重, 守城最高指挥官唐生智难辞其咎。“南京我明知不可守, 这是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的。”可唐生智还是做了“誓与南京共存亡”的死守准备, 这乃犯了兵家之大忌。他为了表示固守南京的决心, 让交通部长俞飞鹏把下关到浦口的渡轮全部撤退, 并且禁止任何部队和军人从下关渡江。既然是“短期固守”, 那当然应该留好退路, 可唐生智却将各部船只一律收缴, 以至撤退命令下达以后, 根本拿不出运输船只, 只得临时征集扣留民船, 一时间仓皇无措。“下关浦口间原有两艘渡轮, 每次可载七八百人, 往返一次需时四十五分钟, 那时下午五时天就黑了, 早晨要到七时天才亮, 即夜间整整十四个小时可以航行。如果卫戍司令的长官确实掌握这两艘渡轮, 则至少可以运送三万人过江……”然而这仅仅是如果, 历史却不容假设。造成如此恶果, 唐生智负有最直接和最主要的责任是毋庸置疑的, 正如他本人在事后谈及此战役时所说:“总之, 我是指挥无方, 措施失当, 使十万守军陷于敌手, 生者无多, 我罪责难逃。”

(六) 草率而不周全的撤退及突围计划

南京保卫战失利后, 中国军队主动撤退。事实上, 中国军队不但没有掌握主动权, 反而有数以万计的军人惨遭屠杀。1937年12月12日下午, 日军突破南京城的中华门。当天晚上, 蒋介石电告唐生智视情势可相机撤退。唐生智也于当晚召集所部军官会议, 拟定下达突围命令:鉴于人多船少而不确立的“大部突围, 一部渡江”的原则, 但在下达命令后又补充口授命令:87师、88师、74军、教导总队不能全部突围时, 可以过江向滁州方向集结。

可以说突围命令是致命的。首先, 卫戍司令部只有几艘小火轮和为数不多的民船, 如何能运送这么多部队过江?其次, 由于当时的通信设施已中断, 很多部队都已联系不上, 即使有轮渡, 又如何通知?所以此口一开, 就发生了“在撤退过程中, 绝大多数部队都没有执行突围命令, 一起涌向下关”的情况, 反而形成了“一部突围, 大部渡江”的现象。时任第78军军长兼第36师师长宋希濂在回忆中说:“这次撤退的混乱, 在战史上是罕见的。以这样大的兵团, 既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 又无明确的撤退目标, 造成部队各自为政……”此种情况的出现, 着实令人心痛。正面突围, 虽然代价巨大, 但正面突围的部队经过浴血奋战, 终是杀出一条血路, 保留了大量的抗日精英。既然一打就要突围, 那当初又为什么要向复廓阵地 (1) 撤退呢?“倘使守土者能做一些有计划、有次序的安排, 至少有十几万的武装部队绝大部分是可以渡江的, 何至于半数以上 (约三分之二) 会死于相互火并、践踏和被日军当作水鸭或兔子打死?”涌向下关的部队, 面对滚滚长江, 捶胸顿足, 最终成为日军枪下的亡魂。

(七) 攻城日军的心态

关于这一点, 本文只叙述日本人性格中最为典型的强烈复仇心理和畸形的民族优越感。其实, 在世界战争史上, 大屠杀的情景曾多次出现过。但若论屠杀手段多样、令人发指的程度, 笔者认为以南京大屠杀为最。南京浩劫的深处, 包含着日本士兵对中国人的极度轻蔑, 这种轻蔑自1894年以后在日本人的心中迅速蔓延, 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中被无限度地释放出来。笔者以为这是日本民族的一种典型的近乎变态的复仇畸形心理。美国人约瑟夫曾拍摄过一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片子, 中文翻译为《南京梦魇》, 用这个词来形容1937年南京中国军民的状态是非常贴切的。即使在今天, 当我们看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动态画面时, 其震撼程度仍是无法言说的。

1937年, 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的不仅是全副武装过的士兵, 还有放下武器、对敌人不构成任何杀伤力的伤病士兵以及手无寸铁的平民, 手段残忍, 令人发指。这些日本士兵在国内也都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年轻人, 可为什么来到中国的土地上, 他们杀戮、强奸、抢劫、放火, 变成了狰狞的魔鬼?日复一日的罪行使“鬼子”这个称呼名副其实。1937年在南京参与屠杀的不是某个士兵的行为, 而是全体日本兵的行为, 这种依赖集团及崇尚等级的心理, 导致日本军队在施暴时产生集体无罪感, 即冈松环所说“在南京杀人, 没有罪恶感”。

700年的武士斗争史, 使日本人形成了一种复仇文化。对于攻击光华门的战斗过程, 侵华日军描述说:“在血战三日的猛攻中, 部下死伤颇多, 疲劳困苦已至极点。”日本侵华华中方面司令官松井石在根接受战后审判时为日军南京大屠杀行为辩称:“自登录上海以来, 因苦战恶斗, 付出巨大牺牲, 激起我官兵强烈之敌忾心。”我们当然不能相信松井之流为日军屠杀暴行所做的辩解, 但他们在辩解中所揭示的战争残酷场景和日军的报复心理, 应当是可信的。日军在上海苦战三个月后, 在向南京追击途中又遇到中国军队的步步抵抗, 没有后勤保障的行军令士兵“苦不堪言”, 凡此种种让日军在陷城后产生了报复心理:其一是为其死去的人复仇, 他们认为屠杀中国人, 就能使死去的战友或亲人得到慰藉;其二是“发扬日本武威使中国屈服”, 因而他们把“见人就杀”的行为看得很平常。1938年2月, 新担任南京地区西部警备司令官的天各少将, 认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由于长期以来的紧张战斗和遇到中国军队出乎意料的抵抗”, “所以我们在屠杀中国人的时候比杀一只鸡还要轻松愉快”。

关于日本人的民族性格, 最典型的一点就是优越感与自卑感并存, 也就是所谓的“恃强凌弱”, 在秉持弱肉强食理念的日本军国主义盛行的时代, 日本人认为他们在中国的一切专横和利益都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 日本在20世纪的盟友相继是英国、德国和美国。日本人对作为西方强者的西方人怀有自卑感, 而对多年来他们连续战胜的中国人心存不屑。日本人崇尚等级, 伴随着等级关系出现的是上级对下级的压迫和下级对上级的无条件服从。在他们看来, “弱小”服从“强大”乃是“天道”。在1937年的南京, 这种等级压迫在最基层的日本士兵身上爆发, 他们压迫的对象自然是手无寸铁的中国战俘和平民。因此, 单个的日本士兵是内向的、紧张的、收敛的, 甚至是胆怯的, 但是作为一个集团, 他们就是张扬的、强悍的、富于进攻的, 这种依赖于集团的心理, 使他们对集团盲目认同, 导致整个军队在施暴时产生集团无罪感, 这也就少了约束力, 暴行只能越演越烈。

在南京保卫战发生的年代, 中国军队去守一个明知道守不住的首都, 这本身就充满了悲剧性。南京保卫战在“短期固守”的战略决策下, 中国军队损失如此惨重, 与高层决策者的战略部署和指挥失误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