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英文老师庄士敦回忆：紫禁城内的几件轰动性事件
2024-10-21
本文摘自庄士敦著《紫禁城的黄昏》，高伯雨译注
来源: 澎湃新闻
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出生于英国苏格兰。先后就读于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玛格德琳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1898年被派往中国。1919年被聘为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教师;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后，不再担任该职。著有《儒学与近代中国》《佛教中国》《紫禁城的黄昏》等书。
第一次走出“紫禁城”
当逊帝还未满十六岁之前(这个时候是1920年的末季)，他对于宫里的种种制度、习惯，都觉得不耐烦了。他要自由发展，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他要自己决定，什么时候玩耍，也自作主张，不肯受到那些繁文缛节的制度的束缚。他往往在宫里走来走去，从这个门走到那个门的尽头，不爱坐在那顶黄轿子里让人抬着他走路了。他的年纪渐大，已经有点懂事了，他看出自己是个有名无实的皇帝，但他左右的人仍然拿他当作真皇帝看待，他看了真觉得不舒服。
逊帝热切地渴望走出紫禁城看看这个现实的社会，但他却不能如愿以偿，有时他在御花园假山最高之处，或靠近神武门左近的亭阁向外边窥望，更使他野心勃勃，要出去玩玩才觉得安乐。每逢他请求到紫禁城外玩玩的时候，内廷的人就会阻止他，对他说，外面是个危险的地方，南边孙逸仙的革命分子时时刻刻在等候机会侮辱他、殴打他，甚至将他置诸死地。所以最好就是不要离开紫禁城一步。将来总有一日他可以自由行动的，但在这个时候，他仍须忍耐，自由的日子还未来临。
结果逊帝第一次走出紫禁城的机会来了，但这是一个悲惨的机会。他的生母醇亲王福晋于1921年9月30日逝世了。她是死在北府——在北京城北的醇亲王府，逊帝出生的地方。在10月初，逊帝到北府行礼的时候，他曾在北府停留了半日。这一天他离开紫禁城之前，打从神武门起，以至景山之北的街道，通至鼓楼这一带，沿途布满民国的军警，加意保护。
人们称为后门的皇城，是有三座门的，正中的那个门，通常是关闭着的，左右两门开放给人民通行。在帝制时代，正中那个门只有在皇帝经过时开放;帝制被推翻，民国的总统也唯我独尊，与众不同，正中的一座门只有他一人可以通过。自从这一次起，以至1924年11月止，在这期间，每逢逊帝出门，他的车子经过后门，正中的一座门也特别为他而开，让他的车子经过，待以“元首”之礼，可见民国的政府仍以大清皇帝视之。
坚持非买辆汽车不可
逊帝的汽车前后皆有扈从的车子随行。街道上聚集了一大堆看热闹的民众，他们都怀着一种希望，想见见这个以前曾一度是他们的统治者的青年人。不消说，街道上并没有所谓“危险”，也没有孙逸仙党人要袭击他，民众见他经过，并没有欢呼，只是沉默，但都有敬意。
丧礼过后，逊帝又表示要到紫禁城外溜达溜达了。这一提议，马上受到各方面反对。反对的理由很多，兹举一例吧。他出门游玩北京城，本非不可以，但是出门一次，需要花很多钱来预备一切，和民国政府联络，往返需时，把守后门的军警及沿途保护的军警都要大量犒赏，并且又要租用很多汽车以为扈从乘坐之用，所费不赀。于是我为逊帝讲好话，提出一个办法，他可以轻车简从，便服出游，不必带一个随从，就可以游玩北京城和近郊各处了，这岂不是轻而易举，何必劳师动众呢。但我这个建议被认为荒唐，不值得加以慎重考虑。
然而经过这次的争论之后，逊帝坚持一定要买一辆汽车为御用，他终于如愿以偿了。有了汽车之后，他就在1922年5月13日，坐上他的御用汽车，驾临他的师傅陈宝琛的私第探病，原来陈师傅患的是肺炎之症，病势严重。幸而这位老绅士的体气极好，竟然在鬼门关被拉了回来，到1934年仍然活着，这一年他已是八十七岁了，他还到“新京”朝见他的“满洲国皇帝”。在这一年的9月26日，他又驾临满族师傅伊克坦私邸探病。这两次出门，仍然由内廷人员及一些民国军官坐着出租汽车陪伴前往。这些军官穿的是民国制服，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民国政府派来“保护”逊帝的，一面也是监视着他的行动，只许他到北府和西城看他老师的病，不许他走近南城，因东交民巷“使馆区”近在咫尺也。这是内廷人员与民国当局的合作，由内廷人员建议如此这般的。我曾两次和徐世昌总统会晤，他向我保证，只要他一日在位，民国绝不会限制逊帝的行动。但在另一方面，徐总统却又不肯干涉清室的腐化奢靡，彻底予以改良。本来他是可以这样做的，他可以在支付优待费时提出条件，强迫清室改善一切。然而他偏不这样做，那显然是他不想得罪在政治上支持他的那班人。这班人有一部分是很有实力的，他们之中，包括“内务府”及其有关的人员、王公贝勒等贵族，以及民国握军政大权的“伟人”如段祺瑞、张作霖、张勋与曹锟等四人，又加上那班复辟派人马，他们会认为民国如果干涉到紫禁城里的内务府，就无异于攻击逊帝，有损逊帝的尊严，或是破坏优待条件，所以徐世昌总统不敢尝试。
层层中饱的宫廷黑幕
庄和太妃是紫禁城中四位太妃之一，她死于1921年4月14日，较逊帝的生母逝世早五个多月。在办丧礼期中，自然有很多礼节，她的金棺移往慈宁宫安设，这个地方，以前慈禧太后住过的。太妃死后数日，宫门抄就刊载一个消息，逊帝将往慈宁宫向太妃的金棺行礼。以下各日，就是王公大臣包括我在内，前往行礼。王公大臣要在庄和太妃的金棺之前匍匐行礼，同时，一群穿着孝服的太监也伴着跪在地上哀号。但我对着金棺只行三鞠躬礼，未能入乡随俗也。庄和太妃的金棺，是5月中旬出殡，奉移山陵安葬的。
太监们的哀哭是否出于真诚，欲衡量这一程度，最好不过的就是请看这个事实：庄和太妃断气不久后，伺候她的太监，早已把她的金银珠宝私下瓜分了。这件事发生后，紫禁城中立刻引起物议，那并不是因为群盗偷窃宝物这个问题(好像太监偷窃主人财物，已成为一种特许行动)，而是因为太妃刚一断气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先下手为强。假如他们以文雅的态度来处理太妃这些遗物，就不致引起多人说闲话了。紫禁城中居然没有人惩治这班太监，勒令他们吐出赃物。当逊帝和我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很生气，一定要究治这班太监，将他们责罚，但内廷的官员和王公贝勒们(更可异者那三位太妃也包括在内)却劝阻逊帝不可如此，因为这么一来，已故的太妃就大为丢脸了，她一旦死去，伺候她的人即以盗窃罪而受刑罚，使太妃在天之灵甚为不安云云。
溥仪生母瓜尔佳氏
紫禁城里的真正的贼人我未见过，也未知谁是，但里面那些侵吞浮冒的事情，我却听得多了。从前有个故事，中国某一位皇帝偶然问他的一个大臣道：“卿家早晨吃什么呢?”那个大臣道：“微臣早餐只不过吃两三个鸡子罢了。”皇帝闻言大惊失色地喊道：“太过荒唐了!鸡子是很贵的东西，我每早只能吃一个，你不过是朝廷一臣子，怎能一吃就两三个呢?”这个大官知道殿上有人望着他，他会意了，连忙奏道：“微臣所吃的鸡子是便宜货，它们都是臭腐的，所以还吃得起。”
这个故事不论它的真实性如何，但它总可以说明中国宫廷里的黑幕，层层中饱的事情，由来久矣。法国一个作家在他的一部著作中谈到一个有关中国的故事，他说，清朝一位皇帝发给内帑八万元作为修理北京使馆街街道的费用，经过内廷人员的手之后，发给建筑商和经手人等，落到做工的工人手上，工人每名实得只有八十元。
我曾在某一个师傅的宴会中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这次的宴会，内务府大臣若干人皆被邀请。在闲谈中，偶然谈到宫中近日一次过节，就花了很多钱，内务府为了应付这件事情，不得不拿出大批玉器瓷器去抵押现款。我觉得很奇怪，过一个佳节，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呢?他们向我解释说，这笔钱的大部分用在赏赐太监，因为他们悬挂和点燃很多宫灯，不无微劳。我说，太监所做的这些工夫，小至无可再小，只不过举手之劳罢了，如果叫北京市上的工人来做这项工作，所费不过十块钱而已，但在“老例”上，就要花到如许大手笔了。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如此这般，他们说出一个道理。据说，在辛亥革命以前，这班人弄钱自有方法，不必在这些小事情上打主意，现在不同了，他们也很苦，所以就不想剥夺了他们的外快。我说，现在既然与前不同，已经没有机会弄钱了，宫里头就更应该事事撙节以适应环境，怎可以还像从前“好日子”那样呢!
逊帝买到汽车，但他坐汽车的机会却是很少，虽然少，却了了他的一桩心愿。过后，他又要在宫里装电话了。这当然又引起内廷人员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皇上如果安了一个电话，外头的人随便可以打电话来和皇上谈天，这成何体统!还有，碰到那些反对党高兴时，他们可以打电话来侮辱皇上呢。然而反对归反对，结果是他如愿以偿，终于在宫中装上一个电话机了。有了电话之后，逊帝就利用电话和外边的人开玩笑。
不能让鬼子检查龙目
在民国十年至十一年(1921-1922年)这两年中，紫禁城里曾发生好几次骚动，引致这些事情发生，我是间接或直接地负责的。
这些骚动的发生，其中有一件是关于逊帝的视觉问题。我在1921年发觉他患上了很严重的近视，从此可知他时时头痛或身体其他部位有病，一定是与过度使用眼力有关。我怎样发现逊帝有深度近视呢?某一日我们正在书房上课，他回转身望望嵌在壁上的一个大自鸣钟(那是从前西洋某国的赠品)，看是什么时候，可是书案上本来是有一个小自鸣钟摆设着的。我觉得很奇怪，便问道：“皇上为什么不瞧在眼前那一个，不辞辛苦地转身过去看墙上的那一个呢?”他回答道：“这个小的我看得不清楚啊!”
不消说，逊帝的近视程度已是很深了，我便将这个严重问题对他的生父醇亲王、内务府大臣们、师傅们提出。使我觉得非常奇怪的是，他们对此简直不在乎，大有漠不关心之意。于是我自告奋勇，认为非找个外国著名的眼科医生来检查一下逊帝的眼睛不可。当端康太妃听说那个洋文师傅请求叫个外国眼科医生来给皇上检查“龙目”，她就斩钉截铁地回说：“万万不能!”理由是皇帝的“龙目”是何等尊贵矜重之物，怎可以轻易地交给外国大夫去检查?当我再三恳请，说明这是一个严重问题时，她说：“外国大夫检查皇上‘龙目’之后，如果说是近视眼，非戴眼镜不可，那么，试问一下，历来做皇帝的，哪一个曾戴着眼镜这劳什子的呢?”我答道：“我知道以前的皇帝确实没有一个戴过眼镜，但现在这一个皇帝却是要戴的，何妨自我作俑呢。”
太妃的反对没法予以说服，但醇亲王和内务府那班人最终勉强让步了。为什么会有此成绩呢?因为我曾通知内廷，如果到1921年底他们仍然不准我请个北京著名的眼科专家入宫为逊帝检查，我只好辞职。内务府那班人一向是讨厌我多事的，他们恨不得我早日滚蛋。可是他们并不能如愿以偿，逊帝对这个问题自有主张，他说，他本人要处理这件事情，不必人们额外发表意见，我的辞职他也不会接受。
为配眼镜几弄出大事
这么一来，我得到胜利，又觉得快慰了。1921年11月7日，我写一封信给协和医学院(美国煤油大王基金委员会所设的)眼科主任美国人贺越特(H.J.Howard)教授，请他到紫禁城为逊帝检查眼睛。关于请贺越特教授入宫一事，事先没有告知端康太妃，直到贺越特教授完成任务离开紫禁城后，她才知道皇上的眼珠子给洋鬼子瞧过了。后来内务府一位大臣对我说，如果这件事情不让端康太妃知道，她会认为是瞧不起她，她会吞鸦片烟自杀以表示抗议的。我对于有这样可能的事忽略了，未免孟浪。
贺越特医生和他的一位助手中国人李景模医生是11月8日入紫禁城为逊帝检查的。他们的报告书指出，逊帝的近视程度很是严重，因此视觉不清，非配近视眼镜来补救不可。一年后，仍须要再检查一遍，看看情形如何。他们觉得逊帝的眼睛近视程度到了这般田地，何以这些年来竟然没有注意到，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当我对贺越特医生说及宫里头种种阻力时，他几乎不敢置信。
逊帝戴上了近视眼镜后，他的视力清楚了，看东西觉得很舒服。不久后，他简直日夕不离他的眼镜，大有不可一日无此君之概，甚至在摄小影或人家给他画像的时候，他仍然要戴着他的“光子”。
我竭力主张逊帝戴近视眼镜这件事，使得宫里的人个个都怪我多事，他们对我大为不满。至于端康太妃是否宽恕我这一行动，我不知道，不过，无论如何，我绝不后悔我这样做而使得她减缩了她的寿命。她第一次见到“天子”戴上眼镜，会作何感想，这一层我可不知道了。
有一件事情值得在这里一提的。贺越特医生办妥这件事之后，他不肯接受诊视费，于是逊帝命内务府送到协和医院一千元，作为捐款。更值得一提的是自此之后，贺越特医生声名鹊起，人们都知道他曾经“御赏”，当过“御医”，因为那时候眼科的技术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贺越特医生在工作进行中当然没有今日。
逊帝剪辫吓坏了太监
第二件震动宫廷的大事，一般人认为是与我直接有关的，就是逊帝剪去他的“御辫”那一行动了。他曾经好几次表示过要剪去他背后那条辫子。他的叔侄以及皇族人员，多数已经把辫子剪去了，他也要剪，但宫廷那班人却说什么人都可以剪辫，独有他不可以，因为他是满族的主人，他要尊重祖宗传下来的留辫子的传统，万不能剪去。逊帝便不和他们争辩，某日，他突然传那个剃头太监剃头，命他将辫子剪去。那个太监吓到面无人色，他想，如果奉命，必定受到严厉的处罚，说不定要拿他去杀头呢，于是哀求皇上另请高明吧，他万不敢动手将“御辫”割掉，这个罪名他担待不起。逊帝见他吓到那个样子，一声不响地走向另一个房间，拿起一把剪刀，亲手把辫子剪下了。
逊帝亲自剪去辫子之后，在那几天之内，宫里的人对我大有怨言，认为是我唆使的;但这件事发生后一个月内，紫禁城本来至少有一千五百条辫子的，现在只剩下三条了。这三条辫子是属于那三位师傅的，不久后，有一位师傅逝世，只剩两条了。他们不肯剪去，目的在留着辫子以示永远哀痛及抗议之意。(关于逊帝剪辫的传说到达英国后，新近退休回国的驻华公使朱尔典答英国记者询问的一番话，1922年10月28日天津的英文《华北先驱报》予以刊载云：“逊帝是一个很开通的青年，他从他的英文教师那里学到了很多西洋文化……他剪去辫子这一行动，充分表现他有进步和改革的决心，这样，他的声誉会增加不少。”)逊帝剪辫后数日，当他上中文课之时，他的辫子在师傅们眼前消失了，于是有一首七言诗呈现在“御前”，大意是说洋鬼子是没有辫子的，现在中国的辫子越来越少了，这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
胡适觐见成了大新闻
紫禁城发生的第三件“小地震”事情，可说完全由我导致，因为逊帝开始对“少年中国”的活动感兴趣，是我介绍他读陈独秀等人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文章所引起的。我并不想使逊帝成为一个旧风气的破坏者，也不想他成为《新青年》那一派的社会改革者的信徒。我对于这一派是不大崇拜的。不过，我认为像逊帝这样年轻聪明的人，他应该要和中国青年人的心打成一片，成为新时代的人物，不管这后果是好还是坏，或好坏皆兼而有之，他既是中国青年，就不该不知道这一潮流。他绝不会从他的中文师傅们口中知这些情形的，所以介绍他认识这个新时代和这个反封建思想的责任便落在我身上了。
我和《新青年》及文学改革运动的几位领袖是相识的，其中有许多个和我同属文友会的会员，该会常有定期集会，我们在开会时常讨论各项问题(该会创于1920年，到1924年就没有活动了。会员有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和英联邦的人、法国人、荷兰人和苏联人)。我曾经担任过一年该会的会长职位，继任人是那个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改良家”胡适博士。我选择了胡博士写的一些文章，和胡博士与其友人经常投稿的一些定期刊物送给逊帝阅读，使他知道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文化、思想界是怎样的。
结果，这引致了1922年5月末胡适博士被召入宫的事。胡博士入宫“觐见”之前，他曾和我讨论到和逊帝见面时的礼节问题，我对他说逊帝不会叫他磕头的，他听后大为安慰。我们知道逊帝召见这个著名的“危险思想”传播者入宫，一定会引起强烈的反对，逊帝是用电话和胡博士联系的，所以这件事就绝对不能让内务府的人知道。届时，胡博士到了神武门，守卫的护军不放他进去。几经交涉，才由逊帝命令护军放行。
胡适
胡适博士“觐见”后数日，有一封信给我，信上的日期是1922年6月7日，现在摘录如下：
我入宫见皇帝时，他对我很客气也很恳切。我们谈到新诗和新诗人以及其他文学等事情，我在宫里的时间只不过二十分钟，本来我预定的时间不止那么短的，因为在神武门受阻，把一部分时间耗去了，并且我又另有一个重要的约会，不得不向皇帝陛下告退。……我原意是不想新闻界知道我们这次会见之事的，可是，不幸得很，有很多家我不大看的报纸却似乎认为这是一件大新闻，把它登出来了。……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胡博士所说他和逊帝见面一事会被人认为“大新闻”，那是确实的。这件事情经报纸刊载后，新文学运动中的左派人物就攻击他，骂他在逊帝面前磕头——这是不准确的，但骂他称逊帝为“皇上”(“Your Majesty”)则是事实。三年后，胡博士仍为国人攻击，说他背叛民国，有失体统，其实他口称逊帝为“皇上”是他不愿视优待条件为废纸罢了。(这件事情，中国的中西文报纸皆有撰文评述，1925年8月11日，我有一封信给英文《京津时报》，对胡博士“觐见”一事，说到当时的具体情形。)
这一次“觐见”之后，胡博士又在两年后的1924年3月27日入紫禁城和逊帝见面，为时亦极短。(George E.Sokolsky先生在1932年出版的那部The Tinder Box of Asia第272—273页，提到胡适博士与逊帝见面一事，皆不正确。他说逊帝以电话跟胡博士上课，逊帝是他的学生，逊帝在卧室接见胡博士云云，皆不可靠。)
以上所述各种事情的发生，大部分由我负责而引起的，同时，逊帝对于现实环境的不满意，也受到我的影响，所以在1922年这一年，我不为紫禁城里头的人物喜欢，是不足为怪的。以绍英为首的内务府大臣——其时世续已死——及其属员，虽然对我仍保持其尊敬的礼貌，但他们是讨厌我的，把我当圈外人看待。然而逊帝对我的信任有增无减，我虽有辞职之意，可是他当面请我打消此意，无论如何不许我辞退，所以我仍然在紫禁城服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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