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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国华
案头上放着三本书：一本是清人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本是近人梁启超的《王安石传》，还有一本是今人张祥浩先生的《王安石评传》。三本著作侧重点各有不同，如《考略》主要是对王安石一生行状进行推考并为王氏辨诬，梁著主要是用现代西方政治经济思想比照王安石新法，并加以肯定，张著则从操作层面上重新检讨了王安石的改革，并基本上加以否定。但是，三部著作对王安石的人格都是推崇备至的。张祥浩先生认为安石虽然“说不上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但肯定是“一个道德过人的贤圣”。梁启超甚至认为安石是三代以下的“完人”。至于蔡上翔博极群书，殚精竭虑，以八十六岁的高龄写成《考略》，不是出于对他的极度崇敬，花如此精力去替他翻案，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南宋以降，直至明清，除了象陆九渊，颜元那样的罕见例外，王安石在士大夫主流话语里却一直是个乱臣贼子、奸诈小人的形象。朱熹攻击王安石。“惑乱神祖之聪明而变移其心术，使不能遂其大有为之志，而反为一世祸败之原。”（《朱子全书》）宋人罗大经把他与秦桧相提并论：“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说浸渍士大夫之肺肠不可得而洗涤，渡江以后秦桧之说沦浃土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针砭。”（《鹤林玉露》）明人杨慎说：“弘治中，余杭有周德恭，评王安石为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灵为一人者也；安石之奸邪，合莽操懿温为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又说：“一言丧邦，安石之谓也。慎按安石之恶，流祸后世有如此。宋之南迁，安石为罪之魁。求之前古奸臣，未有其比。” 王夫之在许多地方是个明白人，但是他对王安石的感觉与杨慎如出一辙：“或曰：‘安石而为小人，何以处夫黩货擅权导淫迷乱之蔡京、贾似道者？’夫京、似道能乱昏荒之主，而不能乱英察之君。使遇神宗，驱逐久矣。安石唯人如彼，而祸乃益烈。”（《宋论》）王安石甚至比蔡京、贾似道更可怕。清人钱大昕也认为王安石“得罪于名教”，骂他是“狂惑丧心之大恶”。还有些无聊的人恶意中伤，散布谣言说阎罗王新造了一个“变古狱”，又说地狱中有个“被械白须”的人，乃“王安石介甫”。有爱屋及乌的事，自然也有“恨屋及乌”这样的事。有些人憎恶王安石，也顺带憎恶其子王雱。早在宋代，邵伯温就造出这样的谣言：“公坐钟山，常恍惚见雱荷枷杻如重囚者。公遂施所居半山园宅为寺以荐其福。后公病疮良苦。”（《邵氏闻见录》）这在这些造谣者，是“恶有恶报”这样的古训应验了。
但其实王安石的私人品德几乎是无懈可击的。明代有一位叫郑晓的人曾说过几句公道话：“荆公修身洁行，过于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夫韩范富欧诸公岂可过哉？然以修身洁行言之，而一介不取，一介不与，公实有大过人者。黄鲁直（庭坚）谓：‘予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宋人笔记记载了不少生活细节的确可以佐证这种说法。与安石同时代的张邦基在《墨庄漫录·卷一》中载，一次王安石赠送一块旧乌巾给一位农家子吴某，吴某嫌旧，卖与别人，王安石得知派人重新购回，“取小刀自于巾脚刮磨，粲然黄金也。盖禁中所赐者。乃复遗吴。”魏泰在《东轩笔录》中不少地方谈及王安石，大多不是什么好话，但对王氏淡泊甘守也是承认的。卷十二载云：“王荆公再罢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纳节让同平章事，恳请赐允改左仆射……平日乘一驴，从数僮游诸山寺。欲入城则乘小舫泛潮以行。盖未尝乘马与肩舆也。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避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 象个平头小百姓，完全没有退休宰相的派头和威仪。邵伯温也说：“荆公、温公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二公除修注，皆辞至六、七，不获己方受。…荆公官浸显，俸禄入门，任诸弟取去尽不问。”（《邵氏闻见录》）也因为如此，王安石在生前死后一段相当长时间里得到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由衷尊敬。周辉在《清波杂志》中写道：“盖当时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荆公坟者。五十年前彼之士子，节序亦有往致奠者。时之风俗如此。”这的确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高风亮节如此，怎么会被指认为小人的呢？如果我们回答：这是封建社会搞改革的人的必然下场，这自然不能算错，但难免显得大而无当。另一些稍具体点的现成答案虽然似乎合乎逻辑，但却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推敲。比如一种说法是新法误国论。王安石推行新法，结果弄得民不聊生，并最终导致北宋的覆灭。误国罪名加身，王安石私人品德再好，也难逃小人之名了。新法刚刚实施的时候，确实怨声载道。所以神宗死后不到两年，朝廷在宣仁太后的支持下，就完全废除了新法。又过了八年左右，哲宗亲政，恢复新法，史籍上能读到的怨毒之声就少多了。王夫之认为新法不是北宋亡国的原因。政策无所谓善恶，只要贯彻得法，吏民之间有了一个相互适应过程，不一定会动摇天下的根本。反之，三代之法虽好，但一旦贯彻不得法，一样亡国。导致北宋亡国的直接原因是蔡京一帮奸臣对上引诱徽宗嬉游败度，对士大夫残害忠良，对老百姓敲骨吸髓。蔡京尽管打的是王安石的旗号，但新法其实已经走了样：“考京之所引，亦何尝尽取安石诸法，督责吏民以必行哉？安石昼谋夜思，以曲成其申、商、桑、孔之术者，京皆故纸视之，名存而实亡者十之八、九矣。则京之所为，固非安石之所为也。”（《宋论》）王夫之对王安石切齿痛恨，绝不会替他开脱，他的意见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另一种说法是“荆公新学”危害天下。王安石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之说。这一套理论是为他的“为天下理财”的目的服务的。孔子说：“君于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王安石直奔财利，故应为小人无疑。范冲（范纯仁之子）一次对宋高宗赵构说：“昔程颐尝问臣，‘安石为害于天下者何事？’臣对以新法。颐曰：‘不然。新法之为害未为甚，有一人能改之即已矣。安石心术不正为最大。盖已坏天下人心术，将不可变。’臣初未以为然。其后乃知安石顺其利欲之心，使人迷其常性，久而不知自耻，所谓坏天下人心术。”（《续资治通鉴》）但问题是王安石兴利理财，是为大宋帝国谋求长治久安，而不是为一己之私谋求利禄。实际上即使是程颐也并不认为王安石是小人，与安石也有一些交往。只不过从客观效果上来看，“荆公新学”有可能导致物欲横流，人人一切向钱看。明人于慎行说得很清楚：“荆公本非小人，但以小人之机数，而欲成君子之事功，则其本不正矣。”（《读史漫录》）若看王安石的主观动机，那还是比较君子的。再有一种说法认为王安石是伪君子。这种说法以托名苏询所作实际上是邵伯温伪撰的《辨奸论》最为著名（辨析其为伪撰，见蔡氏《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十》）。其中有一段说：“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性情与人不同即是矫情，矫情即是藏奸，这种逻辑似乎太勉强了。王安石是有些不大注意个人卫生，衣着上也有点不拘小节，但这并不是刻意为之的。宋人朱卉《曲洧旧闻·卷十》载：“王荆公性简率，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一无所择，自少时则然。苏明允著《辨奸》以为不近人情者，盖谓是也，然少喜与吕惠穆、韩献肃兄弟游，为馆职时，玉汝尝率与同浴于僧寺，潜备新衣一袭，易其敝衣，俟其浴出，俾其从者举以衣之，而不以告。荆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为异也。又为执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闻而疑之日：‘公平日未尝有择于饮，何忽独嗜此？’复问食时置獐脯何处，日：‘在近匕箸处。’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箸。’既而果食他物尽，而獐脯固在，而后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人见其太甚，或者多疑其伪云。”许多人有怪习，如魏晋时代的人阮籍、嵇康，如王安石同时代的米芾，别人并不以为他们是小人。另有许多坏蛋如蔡京、秦桧等人并未听说有什么怪癖，但别人并不因此就不认为他们是小人。认定王安石是伪君子的另一证据是他对官位的态度。于慎行说：“（荆公）自为州县，不嗜进取，文（彦博）、欧（阳修）二公，皆荐其恬退，亟请召用。朝廷畀以美宫，惟恐不就，馆阁之命屡下，皆辞不起，改修起居，辞至八、九。及径除制诰，遂不复辞。而安石之心迹，始为识者所窥焉，嗟夫！人之难知，亦己久矣！”（《读史漫录》）顾炎武也说：“荆公当日处卑官，力辞其所不必辞；既显，宜辞而不复辞。矫情干誉之私，固有识之者矣。”（《日知录》）但这种评论对王安石是不公正的。张祥浩先生说：“他之踏入仕途，不是图个人优厚的地位，而是以道为己任，‘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王安石评传》）早年他屡屡辞去京官而做地方官，主要是因为他认为虽然京官待遇优厚，工作清闲，升迁机会多，但不如做地方官可多干点实事。《宋史·王安石传》将王安石再罢相的原因归因于“上（神宗）益厌之”是不正确的。王安石再相仅一年左右，其中正式辞职凡四五次，并请同僚王禹玉为自己向神宗说项陈情。安石并不恋栈。他平时最爱赏玩李商隐一联：“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盖此联与其生平心迹抱负不谋而合。不能说上述几种说法在王安石被小人化的过程中没有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充其量它们只是安石被小人化的结果而非真实原因。历史事实并不象历史试题那样容易对付，它和我们当下的现实语境一样纷繁复杂，充满了偶然性，而且，这种偶然性每每是不合乎逻辑的。福柯建议我们反对种种总体性话语，对历史进行谱系学的研究，即“关注局部的、非连续性的、被取消资格的、非法的知识，以此对抗整体统一的理论。”（《权力的眼睛》）假如我们按照谱系学的要求，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没有先入之见的知识考古，即重新挖掘相关的“冷僻知识和局部记忆”，我们就会发现，王安石被指认为小人与王安石本人的道德操守、政治主张或新法新学等等并无干系。实际上，王安石的小人化，完全是由权力话语所建构出来的一种符号筹码。事情比我们想象出来的要复杂得多。且让我们重新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
首先必须指出，自从1074年王安石再罢相直至他死后一百几十年的一段时间里，至少在官方，他几乎是被当作圣贤一样来看待的。安石再罢相后，神宗不断封他为舒国公、荆国公，包括苏轼这样的铁杆子反对党到金陵谒见他时也充满敬意，后来还致函给他表示要“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履，老于钟山之下”。神宗驾崩，宣仁太后摄政，立即进爵司空，死时赐太傅，谥为文公（此谥与韩文公韩愈相对应。欧阳修死时谥“文忠”，未能获谥‘文”，当时朝廷即有意将此谥留给王安石）。1094年安石配享神宗庙，1102年配享孔庙，位置仅次于颜、孟。1113年甚至进封舒王。南渡以后，安石地位虽逐渐受到削弱，但直至1241年，宋理宗才把他从孔庙从祀的位置上赶下来，换上周、张、程、朱。其时距陆秀夫负宋帝蹈海而死仅剩下38年。可以说王安石在宋朝得到的尊崇是相当持久的。然而，官方是一回事，民间则又是一回事。王安石甫归道山，最先作出积极反应的倒是他最大的政敌司马光。司马致函吕公著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司马光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十》载，安石得势时，“当世学者，得出其门下者，自以为荣。”到安石失势时，“于是学者皆变所学，至于著书以诋公之学者，且讳称公门人。故（张）芸叟为挽词云：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当然，这些反覆之徒，至多会跟在别人后面鼓噪，并没有多大的能耐能将王安石丑化。值得注意的倒是那些自视为君子并以卫道士自居的人。安石就任参知政事仅仅四个月，吕晦就跳出来攻击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奸诈。矫蹇慢上，阴贼害物。”接着罗织十大罪状。这十大罪状显然不经一驳，以至于当时无人喝采。吕晦为什么要挑起这场无理且决无得胜可能的战斗呢？原来有宋一代优待士大夫的程度是历代王朝罕见的。宋太祖早就定下了不杀士大夫的遗训。这样士大夫因言获罪，并无性命之虞，还可博得犯颜直谏的美名。宋人叶水心说：“国初宰相权重，台谏侍从莫敢议己。至韩琦范仲淹始空贤者而争之。天下议论，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势始轻。虽贤否邪正不同，要为以下攻上为名节地可也，而未知为国家计也。然韩范既以此取胜，及其自用事，台谏待从方袭其迹。朝廷每有一事，则是非蜂起，哗然不安。”（《鹤林玉露》）吕晦充满了正气凛然的大无畏精神，倒弄得宋神宗差点不敢将他贬职，生怕这样一来，正好坐实了吕晦的话，王安石面子上不好看。吕晦此前己与欧阳修等人因为濮议的事干过一仗，而欧阳修也早就揭发这伙人“本欲以言得罪而买名，故其言惟务激怒朝廷，无所忌惮，而肆为诬罔”。但吕晦却成了事实上的赢家。欧阳修非常孤立，以至于当他推荐蒋之奇为御史，蒋某却被人目为奸邪。蒋某无奈，只得上疏弹劾欧阳以自饰，弄得后来欧公自觉脸上无光，灰溜溜地请求退休。吕晦是旧党的急先锋，等到新法全面展开，旧党的队伍就愈加庞大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攻击新法最激烈的人，如司马光、范镇、范纯仁、吕大防、吕晦等，就是当初攻击濮议最卖力的人。这些人对新法的掊击，多是意气之争。反对改革的陆九渊说：“熙宁排公者，大抵极诋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于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朱熹也说：“顷见诸公奏议新法者有数卷。言不为不多。然真能识其病根，而中其要害者甚少。无惑乎彼之以为流俗之言不足恤也。但今人只见介甫之言便以为非，排介甫者便以为是，所以徒为竟辩，而不能使天下之论卒定于一也。”尽管这些反对派大多只是排击安石的新法，象吕晦那样公开诋毁安石人格的未必多见，但意气之争总是伴随着过激的言辞和伤和气的态度以及旧党纷纷自请外调的消极结果，这一切为日后丑化王安石奠定了情感上的深层基础。宣仁太后临朝之初，旧党的首脑人物还有点“费厄泼赖”精神，司马光的倡议得到积极响应，苏轼在替朝廷作的《王安石赠太傅》中，称赞安石“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蔚为儒者之光”，可以说代表了当时朝廷的看法。但当他们开始撰修《神宗实录》时，由于事关历史形象的永久定格，因而事情发生了变化。吕大防、刘安世等人到底没有咽下那口恶气，他们将吕惠卿、曾布等四十人定为王安石奸党，榜于朝堂。这显然有些恶意诬陷的意思了。因为王安石并未培植党羽，包括吕、曾等人在内的许多人都最终与王安石反目。魏泰说：“王荆公再为相，平日肘腋尽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平日惟与其子雱相谋。”（《东轩笔录》）安石本无党。吕大防们虚构一个王安石反革命司令部，其政治用心是昭然若揭的。倒是旧党内部分裂成三党：其一为洛党，领袖是程颐；其二为蜀党，以苏轼为首；其三为朔党，刘擎刘安世等为中坚。新法一被废除，他们暂时结成的统一战线很快就土崩瓦解，彼此攻讦不已，尽管《宋史》认为他们都是君子。有道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宣仁太后归了西，早已不甘心被当成孩子摆布的哲宗亲掌朝政，立即大倡绍述神宗之说。年号也由元祐改为绍圣。元祐年间的奸党东山再起，他们也制定了另一份名单，这样元祐年间的君子现在又变成了小人。洛、蜀、朔三党统统遭了殃。到蔡京当国的时候，元祐党的名单已经扩大到309人（其中还包括曾布、章惇等新党），遭到空前惨烈的迫害。不幸的是，他们打的旗号全是王安石。蔡上翔说：“自神宗崩，哲宗以十龄幼主新立，而向攻濮议之人，与攻新法之人，皆一时并进，而元祐之局一变。要之安石本无党也。惟元祐攻行新法之人，必以党安石为名，而怒如水火，迭加窜逐。视前攻濮议攻新法尤甚。故其后攻元祐者，不得不以绍述为名。而若是党安石，而其实安石无党也。”我们很难设想三党的子孙后代和门生故吏在风水轮流转之后，会不按照这个错误的逻辑推演，而放王安石一马。但其实王安石与蔡京何尝有什么关系？王夫之说：“使以蔡京之所为，俾王安石见之，亦应为之发指。而群奸尸视安石，奉为宗主，弹压天下者，抑安石之所不愿受。”（《宋论》）可惜蔡京挂羊头、卖狗肉，拉大旗、作虎皮，这种伎俩有些人就是不能识破。王夫之说：“呜呼！安石岂意其支流之有蔡京哉？而京则曰：‘吾安石之嫡系也。’诸君子又从而目之曰：‘京所法者，安石也。’京之恶乃益以昌矣。” 在这“诸君子”中有一位特别值得注意的人物杨时。他在蔡京刚刚倒台之际，就上疏钦宗，指出：“今日之祸，实安石启之”（《续资治通鉴》），并要求追夺其王爵，毁去配享之像。以杨时这位程颐大弟子的智商，他当然不会拎不清王安石和蔡京关系的实质。但他放过蔡京却重点攻击王安石却另有一番隐衷。南宋有无名氏在杨时此疏背后揭穿了这一点：“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宋朝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杨时）之进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至于龟山在徽宗时，不攻蔡京而攻荆公，则感京之恩，畏京之势，而欺荆公已死者为易与。故舍时政而追往事耳。”事实真相如此，但历史却接受了杨时们有意无意的误读。杨时的首座弟子是罗从彦，罗从彦得意门生之一是李侗，而李侗最著名的弟子是朱熹。李侗继承了师祖对王安石的仇恨。李说：“义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觉。”（《宋史·道学·李侗传》）对此朱熹也照单全收，在编写《三朝名臣言行录》时，将邵伯温《邵氏闻见录》、魏泰《东轩笔记》一些可疑的传闻，以及托名司马光撰写未必靠得住的《温公日记》、《谏水纪闻》悉数采入。而元人撰《宋史》“最推崇道学，而尤以朱元晦（熹）为宗”（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八》）。鉴于《宋史》的正统地位和朱熹在元明清三代的特殊影响，王安石后来被指认为小人也就可以理解了。
布迪厄曾经指出：“事实上，在一个社会里，总是存在着旨在强加合法区分的视域（vision）的符号权力的冲突，即旨在建构群体的符号权力的冲突。在这种意义上，符号权力是一种‘造就世界’的力量。”通过以上历史事实的分析说明，我们不难发现，王安石的历史形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服务于后来者的标签。无论是司马光、蔡京等人对他的神圣化，还是吕大防、杨时等人对他的妖魔化，更不用说梁启超对他的推崇备至，对王安石的解释已经变成了符号权力斗争的一部分，从而与王安石本人的著述行状、道德文章失去了必然联系。随着朱熹的哲学变成了元明清三代的官方话语，王安石的小人形象也就由于获得国家这一垄断暴力的支持而被不断的生产和再生产。王安石的小人化也由于得到不断的确认而被解读为不言而喻的事实，除了少数例外（因为国家的官方话语不可能获得绝对的垄断权），要真正推翻王安石的小人形象实际上必须推翻与其联系在一起的整个话语系统。这就是为什么蔡上翔焚膏继晷写成《年谱》却默默无闻，梁启超大声疾呼立刻响者云集的原因。话说回来，对王安石本人来说，被指认为君子抑或小人只是流俗的一种陋见，不值一晒。他曾经做了一首题为《众人》的诗：“众人纷纷何足竟，是非吾喜非吾病。颂声交作莽岂贤，四周流言旦犹圣，唯圣人能轻重人，不能铢两为千钧，乃知轻重不在彼，要知美恶犹吾身。”但是，对于一个史学爱好者来说，弄清楚王安石被小人化的过程，从而以一个具体而微的个案来认识历史的误读，认识偶然性参与历史人物形象塑造的可能限度，毕竟是一桩有意义且有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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