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从“奸相”到“圣人”，毁誉各半的背后是半部中国史

来源:小卫说历史

在研究北宋历史的时候，王安石绝对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人物，甚至可以说，即使在整个中国史的范畴内，王安石也是最富争议的人物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的形象，自北宋熙宁变法后就不断发生变化。到了近代，梁启超先生所著《王安石传》的王安石形象开始深入人心：“内之在知命厉节，外之在经世致用，凡其所以立身行己与夫施于有政者，皆其学也”。

但是，在这之前，宋代与明代士人，对于王安石形象却出现了几乎于两极分化的局面：以苏洵所写《辩奸论》为例：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

可见在宋代的主流舆论中，王安石似乎成了如同古之竖刁、易牙、开方等幸进小人。而与之截然不同的，则是明代士林对王安石的普遍赞誉：

“神宗慨然，狭小宋家制度将大有为，而王安石素有矫世变俗之志，君臣相得，自谓千载一时。凡祖宗之制一切扫去，中外攻之愈急，安石持之益固，海内骚然棼极，遂基一代之乱，然其志亦欲为国建制非私也”。

这样的说法显得较为中肯，尤其是相较于宋代更可以称得上是翻案式的改变，那么，这种两极分化的评价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一、宋代：“奸相”王安石形象的形成原因分析

宋代王安石形象的形成，与当时的政局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其“奸相”形象的形成，是反对派和南宋皇室两者合力的结果。

（一）变法反对派的攻讦和抹黑

发生于北宋熙宁、元丰时期的熙丰变法，是北宋神宗皇帝授意下由王安石主持的一次改革运动，当时的北宋朝廷，因冗官、冗兵、冗费三者的层层累加，出现了严重的收支失衡。在这种情况下，这场自上而下的财政改革曾被朝野上下寄予厚望，但不幸的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多方掣肘，长达十六年的变法最终宣告失败。

变法的失败不仅重挫了神宗皇帝的雄心，更是对北宋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此之后，北宋新旧两党对立的局势形成，党争开始称为北宋朝廷最为严酷的政治斗争。

王安石变法虽然宣布失败，但对于北宋朝廷而言，新旧党之争却并未因此而停止，相反聚集于两党旗帜之下的官员们相互攻讦弹劾，并逐步演化为对彼此人身道德水准的污蔑。

司马光书法

而原本被新党视为旗帜的王安石自然也不能幸免。

王安石罢相之后，曾经被其压制多年的旧党党人，开始回归朝廷并掌握实权。这些曾经的政敌们对于王安石的批评自然有着很强的负面的效果。

在这其中，私德极佳的司马光曾经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比如在其笔记《涑水记闻》中，就充斥着对于王安石的贬损之词，例如：

“ 熙宁八年五月，内批张方平枢密使，介甫即欲行文书，吉甫留之曰，当俟晩集更议之，因私语介甫曰，安道入必为吾属不利，明日再进呈，遂格不行。”

在他看来，张方平任枢密使一事之所以未能成行，就是因为王安石听信吕惠卿（字吉甫）的谗言，认为他可能会不利于新法实行，所以才多加阻挠。

这类的说法在《涑水记闻》中屡见不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虽然历来为文人所敬重，其著作《资治通鉴》更是被称为“后世不可无之书”，但是在史学界，对于《资治通鉴》的评价却向来是褒贬各有之。即使是对司马光推崇不已的朱熹，也曾经对《资治通鉴》内容的真实性发表怀疑，“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此类多矣。”

而就连司马光自己，也曾经直言，自己筛选史料时，其实是秉持着“史有记录之害义者，不可不正”的观点进行的。可以说，他的一些记载，往往是为其政治主张所服务。而事关北宋新旧党争时，他的立场自然也就可想而知。

资治通鉴

事实上，除了司马光以外，自熙宁变法后，诸多旧党文人也经常因此而攻讦王安石，比如《邵氏闻见录》的作者邵伯温，虽然与王安石并非同时代之人，但在北宋末年，由于被奸相蔡京所迫害，他不得不出任华州，而蔡京在北宋末年则是以王安石变法为旗帜大兴花石纲等政，因此，在他的文集中，也能看到不少贬斥或者抹黑王安石的故事：

“ ……介甫数以古义争公事，其言迂阔，韩公（韩琦）多不从。介甫秩满去。会有上韩公书者，多用古字，韩公笑而谓僚属曰: ‘惜乎王廷评不在此，此人颇识难字。’介甫闻之，以公为轻己，由是怨之。及介甫知制诰，言事复多为韩公所沮”。

在这篇文献中，王安石因为怀疑韩琦嘲笑轻慢于他，于是新生怨愤之意。寥寥百字，一个心凉狭窄的小人形象跃然纸上。

（二）南宋高宗对前朝党争的割裂

诚然，在北宋时期，虽然因为剧烈的党争，导致王安石被旧党视为必须打落尘埃的旗帜，但是若仅仅是旧党的影响，那么新党党人及那些托庇于新党旗帜下的势力，也绝不会允许前者对王安石肆意抹黑。

然而，靖康之变后，宋高宗赵构南渡建立南宋政权。作为一个新兴政权，他首先要做的除了抵御外敌，还有平息内部纷争。尤其是因为新旧党之争而日渐酷烈的党争。而在北宋末年，奸相蔡京是公认的导致北宋覆灭的罪魁祸首之一。

因此，对于高宗来说，打压新党，重用元祐旧党就成了稳定朝局的关键。而为了对新党加以申斥，并对新旧党之争进行盖棺定论，原本在宋代已经被编纂五次的《宋神宗实录》迎来了第六次编纂。

对于这次编纂，宋高宗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切，他曾经直接与负责编纂《实录》的范冲（其父范祖禹曾为司马光助手，共同编纂《资治通鉴》）进行详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曾经简略的记载了这次会面中两人的交谈场面：

“绍兴四年八月戊寅朔，（范冲）曰：……王安石自任己见，非毁前人，尽变祖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上曰：极是，朕最爱元祐”。

虽然由于篇幅所限，作者并未完全记录宋高宗与范冲的交谈内容，但是仅仅是最后一句“朕最爱元祐”就可以看出，他之所以要过问《宋神宗实录》的编纂，正是对这部《实录》的政治作用寄以厚望。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王安石本人的定性，将之丑化为一“奸邪小人”，也有助于让神宗皇帝的形象变得正面。

而最终成稿的《宋神宗实录》也并未让高宗失望，在这部《实录》中，神宗的形象被美化为“躬刚健笃实之美，禀聪明睿知之资，志大有为，功收不宰”，与之相对应的，是王安石等新党党人被认为是“假名继述，公肆诋欺，尽虚美熙宁变更之臣”。

《宋神宗实录》的第六次编纂和刊印，使得北宋自神宗一朝至靖康之变持续六十余年的新旧党争得以盖棺定论。客观的讲，这样的结局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南宋初期的朝政稳定，然而，自此，王安石欺世盗名、误国误君的“奸相”形象也就此形成。

宋神宗剧照

二、明代对王安石形象的重新解读

明朝与宋朝一样，是由汉人所建立的统一政权，因此，相对于元朝，明朝人同样重视对宋代史书的梳理和解析。

可惜的是，由于《宋史》的修订者为元朝，因此成书的真实性与缜密性都受到了质疑。因此，对于宋代史书的重新解读，在明朝中叶开始成为士人研究的重点。而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则更是明代士人研究的重中之重。

由于《宋实录》公认的权威性，明代士人在一开始并未对王安石的“奸相”形象有所怀疑，甚至可以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王安石同样是明朝政坛与文坛上几乎于“污名化”的词汇，《明史纪事本末》中，在评价北宋灭亡时，也遵循了上述观点，“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过也”。这些“小人”中，除了真宗朝的丁谓，哲宗朝的蔡卞、章惇以外，王安石也赫然在列。

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原先依托《宋实录》等官修史书所树立的王安石形象，开始引起了明人的广泛争议。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争议的出现，并非是因为一些与主流相异的宋代史书的发现，相反，它大多起源于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再次思考。

比如前文提及张方平被王安石罢枢密使一事，在王樵的《方麓集》中，对于此事有着与司马光完全不同的观点：

“明道程先生所在为政，而上下响应论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异意者，亦称其贤”。

他认为，王安石在改革新政之时，仍然能允许张方平之类抵触变法的人进入中枢，直到其真的可能对变法有害才驱逐，已经是一种宽容和大度的表现。

而另一些声音的出现，则是针对那些过度贬斥王安石的观点。苏洵曾经认为“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由于此时王安石尚未任相，因此宋人将苏洵的《辩奸论》当成其富有远见的象征。然而到了明朝，明人对于这种说法却表现出了种种怀疑，部分学者认为《辩奸论》实为后世人伪作，托苏洵名而流传，也有人认为，这等说法其实有些“言辞过激”，比如《山堂肆考》就认为：

“…..其以财利结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奸邪如卢杞，大恶如王莽，则言之过激，而人不信之矣，此可以为进言者之戒”。

这些逐渐趋于正面的评价，是王安石形象逐渐发生改变的关键。事实上，即使是受《宋实录》影响极深的《宋史》，对于王安石本人的私德评价也是极高，而这也在之后成为明代士人进一步纠正宋朝“奸相”之说的关键。

“王荆公在相位，子妇之亲萧氏子至京师……初供胡饼两枚，次供彘脔数四，顷即供饭，傍置菜羮而已。萧氏子颇骄纵，不复下箸，惟啖胡饼中间少许，留其四傍，公取顾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

这些隐没于历史烟尘中的细节，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两百多年后重新成为明朝人重构王安石形象的重要依据。

三、明代王安石形象形成的原因

从“奸相”到“圣人”，王安石形象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然而即使是这样，这样的变化也着实令人吃惊。我们其实很难仅仅用学术或者文献的研究就简单解释这一现象。事实上，王安石之所以在明代得到推崇，与明朝中叶逐渐恶化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有关。

明代中叶，我国传统的农业社会迎来了多重危机。日渐加重的赋税、频繁爆发的战争以及日渐颓唐的朝政，使得明朝中叶的士大夫们不得不思考新的解决之道。这一时期，爆发的自然灾害更是成为压在人们心头的沉沉大石。在《明史》中，对于这些灾祸的记载何其之多：

“自济南至兖州，第见郊野萧条，场无稼穑，流民扶老携幼，呻吟道路”；“ 比年以来，救荒无术，一遇水旱饥荒，老弱者转死沟壑，贫穷者流徒他乡”；“流民往往越关启封，聚为盗薮，畿辅游侠，亡命闻风，啸集急之，则相争杀吏，不能禁。”；“山海、永平、密云等卫军士，月粮每石本色八斗，折色二斗……多为分委官吏所侵”。

相比于国祚不满百年的元朝，宋代尤其是北宋所面临的“三冗”困局与明代极大的相似性，而人们在寻求解决之道时，也不免对照前者去找寻可能的方法。

北宋熙宁时期的王安石变法，因此进入人们的视线。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人们虽然频频从王安石个人私德的角度进行翻案，但这些翻案文章的背后蕴藏的是对变法革新的再次探究。

这些探究，使得明代士人开始以今人的视角再次躬身入局，他们越是深入探求，就越是发现：王安石变法图强，已是积弱许久的宋廷所不得不为之事。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由于远隔两百多年的历史，明代士人并不需要考虑盘根错节的党争仇恨，因此他们的视角和立场也变得更加公正，而到得张居正病逝又被万历清算后，曾经历经政治动荡和人亡政息之苦的明人，则不免对数百年前的改革者王安石心生悲悯之情和同仇敌忾之意。

明代弘治朝名臣王鏊，对于王安石变法就有着这种类似的观感，他在《震泽长语》中十分痛心的写道：

“ 自宋王安石变法，驯致大乱，后世以为大戒，少有更张，则群起而非之，曰：又一王安石也；稍有损益，则曰：又一王安石也。由是相率为循，默不敢少出意见、论列，不才者得以自容，才者亦无以自见支倾补漏，视天下之坏而不敢为。斯时也，毅然敢任怨，而不惧者，其亦难矣。”

可见，在他眼中，敢于行补天之事的王安石，即使未能挽狂澜于既倒，仍然是一位“毅然任怨”的圣人门徒。

四、结语

王安石自熙宁变法失败后，便几乎退出北宋政坛，然而直至其死亡，围绕他的种种纷争却依旧未能结束，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旧两党之间的龃龉演化为激烈的党争，而他本人的形象也成为两党争夺正统性的关键。

这些身后之事的纷扰王安石本人自然是一无所知，只不过由于党争非此即彼的排他性，王安石的形象被逐渐丑化，元祐旧党的清算和宋高宗的盖棺定论，使得他几乎被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从“旧时宰相”到“误国奸人”，皆是纷繁复杂的现实政治的投射。

值得欣慰的是，明朝的士人们，为了解决日渐严重的财政困境不得不向史书中寻找宋朝故智。大浪淘沙之下，原本被涂抹污化的王安石，也因此而逐渐还原了其本来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