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忠的一段公案

抗战牺牲的名将张自忠有一段人生的污点。

在1937年驻防天津期间,自认为能力超强,受奸人蛊惑,自我欲望膨胀。七七事变后,一直处在亲日分子包围中,力主和谈的张自忠与他的拜把子兄弟张允荣(后为汉奸)代表冀察政务委员会,于7月20日凌晨与日本驻屯司令官香月清司签订了一份有7条之多的密约,世称《香月细目》。主要内容有5个方面:

一、中国正式向日军道歉;

二、中国军队后撤,包括撤出北平市;

三、惩戒罢免抗日人员,首以惩“主战甚力”的冯治安为主,秦德纯因与冯相附和,亦在撤惩之列;

四、撤离冀察境内属于排日组织及人员;

五、厉行反共和取缔排日的宣传、教育及学生、民众运动。

密约既签,张自忠在天津无法完成《香月细目》的规定内容,遂于7月25日离开防区,秘密潜往北平,未向军部报到,背着宋哲元和其他将领,与张璧、潘毓桂、江朝宗等一群亲日分子,谋划具体执行的方针大计,以谋求日本人的欢心。这是张自忠背上汉奸嫌疑最显著的一步。假如就此打住,张自忠尚能为舆论界和军民所谅解,可惜他没有就此止步,造成了后来无可挽回的痛悔之局。

关于宋哲元与29军将领撤退之事,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

第一种是宋“丢卒保车”,张“临危受命”说。此说以时任29军独立26旅旅长、驻守廊坊的李致远为代表。大意是说,宋要保住冯玉祥西北军一点血脉,让张委曲求全,代之受过。此不细说。

第二种是张自忠“逼宫”与“篡权”说。此说以李世军、萧振瀛等为主体。据以上等多人回忆录,大致如下:

宋哲元(28日)上午刚发出愿与北平共存亡的通电,而下午四时张自忠突然离开天津跑到北平见宋,宋愕然变色:“你来干什么?”张曰:“有人说委员长(指宋)如果离开北平,日本不会再打。”宋曰:“荩臣何至如是?”言下痛楚,面色苍白,便一言不发的拿起笔,写了一张“本人离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交由张自忠接替”的手条之后,匆匆偕秦德纯等二三幕僚,傍晚离开寓所,退往保定。(引自《七七事变前后》,李慧兰、明道广、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另据时任29军副参谋长的张克侠亦有相似回忆。

萧曰:“此汉奸之计也,其错皆在汝(张)。”张痛哭曰:“此心可对天日。现百口莫辩矣。惟求蒋委员长容余死在沙场,有以自白。”萧曰:“余当向委员长力陈,同进退,共生死。”二人相抱而哭。(《华北危局纪实》,萧振瀛遗著,1944年9月18日于重庆西山新村完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出版)

对于以上回忆与论述,史家鲁荣林认为张自忠留守北平,绝不是临危受命,代人受过。张要求宋交权在先,宋被迫写给张手令在后,此点应更具真实性。张自忠以危局胁迫宋哲元并取而代之,根本原因在于此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和私心作怪,特别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平津沦陷后,张曾亲口对友人说:想不到闹了这么一下子,好像被鬼所迷,深感有愧于宋。当张自忠得知宋哲元死讯时,曾痛哭流涕道:“宋哲元先我而去,是天不许我有赎罪的机会了。”从此,张自忠死心益决,终至壮烈殉国。(参见鲁荣林《关于张自忠的一段公案》,载《七七事变前后——抹去灰尘的记忆》,李慧兰、明道广、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宋部南撤后,张自忠到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就职,将原委员会成员擅自开除,任用了一批汉奸。当时社会舆论指责张已沦为汉奸,南京政府高层发出了对其惩办的呼声。未久,日本人先后在平津扶植、建立了伪地方治安维持会,并直接指派潘毓桂等汉奸办事,张自忠被日本人一脚踢开。至此,张的幻想变成了一场噩梦,处于责诟满天下的困境之中,而无法洗刷自拔。8月18日,名存实亡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布解散。张自忠于惊恐中化装打扮,秘密由北平只身逃往天津,乘英国轮船转驶青岛后乘火车抵达济南。蒋介石闻知张的动向,立即电令韩复渠将张扣押,解送南京候审。此时的平津算是彻底沦为敌手。

平津沦陷后,全国军民和社会舆论皆以29军军长宋哲元与张自忠为罪魁祸首。

关于张自忠留平的是非曲直,众说纷纭,形成一段公案。

除了宋氏家族后代,赵登禹与原38师副师长李文田的后人,也对张自忠后人特别是张廉云,在父辈问题上的宣传与功过是非的评价深感不满并加以指斥。国恨家仇,纠结在一起,虽是70余年过去,仍是扯不断,理还乱,给世人留下了无限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