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忠的一段公案

抗战牺牲的名将张自忠有一段人生的污点。

在1937年驻防天津期间，自认为能力超强，受奸人蛊惑，自我欲望膨胀。七七事变后，一直处在亲日分子包围中，力主和谈的张自忠与他的拜把子兄弟张允荣（后为汉奸）代表冀察政务委员会，于7月20日凌晨与日本驻屯司令官香月清司签订了一份有7条之多的密约，世称《香月细目》。主要内容有5个方面：

一、中国正式向日军道歉；

二、中国军队后撤，包括撤出北平市；

三、惩戒罢免抗日人员，首以惩“主战甚力”的冯治安为主，秦德纯因与冯相附和，亦在撤惩之列；

四、撤离冀察境内属于排日组织及人员；

五、厉行反共和取缔排日的宣传、教育及学生、民众运动。

密约既签，张自忠在天津无法完成《香月细目》的规定内容，遂于7月25日离开防区，秘密潜往北平，未向军部报到，背着宋哲元和其他将领，与张璧、潘毓桂、江朝宗等一群亲日分子，谋划具体执行的方针大计，以谋求日本人的欢心。这是张自忠背上汉奸嫌疑最显著的一步。假如就此打住，张自忠尚能为舆论界和军民所谅解，可惜他没有就此止步，造成了后来无可挽回的痛悔之局。

关于宋哲元与29军将领撤退之事，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

第一种是宋“丢卒保车”，张“临危受命”说。此说以时任29军独立26旅旅长、驻守廊坊的李致远为代表。大意是说，宋要保住冯玉祥西北军一点血脉，让张委曲求全，代之受过。此不细说。

第二种是张自忠“逼宫”与“篡权”说。此说以李世军、萧振瀛等为主体。据以上等多人回忆录，大致如下：

宋哲元（28日）上午刚发出愿与北平共存亡的通电，而下午四时张自忠突然离开天津跑到北平见宋，宋愕然变色：“你来干什么？”张曰:“有人说委员长（指宋）如果离开北平，日本不会再打。”宋曰：“荩臣何至如是？”言下痛楚，面色苍白，便一言不发的拿起笔，写了一张“本人离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交由张自忠接替”的手条之后，匆匆偕秦德纯等二三幕僚，傍晚离开寓所，退往保定。（引自《七七事变前后》，李慧兰、明道广、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另据时任29军副参谋长的张克侠亦有相似回忆。

萧曰:“此汉奸之计也，其错皆在汝（张）。”张痛哭曰：“此心可对天日。现百口莫辩矣。惟求蒋委员长容余死在沙场，有以自白。”萧曰：“余当向委员长力陈，同进退，共生死。”二人相抱而哭。（《华北危局纪实》，萧振瀛遗著，1944年9月18日于重庆西山新村完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出版）

对于以上回忆与论述，史家鲁荣林认为张自忠留守北平，绝不是临危受命，代人受过。张要求宋交权在先，宋被迫写给张手令在后，此点应更具真实性。张自忠以危局胁迫宋哲元并取而代之，根本原因在于此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和私心作怪，特别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平津沦陷后，张曾亲口对友人说:想不到闹了这么一下子，好像被鬼所迷，深感有愧于宋。当张自忠得知宋哲元死讯时，曾痛哭流涕道：“宋哲元先我而去，是天不许我有赎罪的机会了。”从此，张自忠死心益决，终至壮烈殉国。（参见鲁荣林《关于张自忠的一段公案》，载《七七事变前后——抹去灰尘的记忆》，李慧兰、明道广、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宋部南撤后，张自忠到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就职，将原委员会成员擅自开除，任用了一批汉奸。当时社会舆论指责张已沦为汉奸，南京政府高层发出了对其惩办的呼声。未久，日本人先后在平津扶植、建立了伪地方治安维持会，并直接指派潘毓桂等汉奸办事，张自忠被日本人一脚踢开。至此，张的幻想变成了一场噩梦，处于责诟满天下的困境之中，而无法洗刷自拔。8月18日，名存实亡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布解散。张自忠于惊恐中化装打扮，秘密由北平只身逃往天津，乘英国轮船转驶青岛后乘火车抵达济南。蒋介石闻知张的动向，立即电令韩复渠将张扣押，解送南京候审。此时的平津算是彻底沦为敌手。

平津沦陷后，全国军民和社会舆论皆以29军军长宋哲元与张自忠为罪魁祸首。

关于张自忠留平的是非曲直，众说纷纭，形成一段公案。

除了宋氏家族后代，赵登禹与原38师副师长李文田的后人，也对张自忠后人特别是张廉云，在父辈问题上的宣传与功过是非的评价深感不满并加以指斥。国恨家仇，纠结在一起，虽是70余年过去，仍是扯不断，理还乱，给世人留下了无限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