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中的君子与小人

“乌台诗案”攸关性命，差一点让他“断送老头皮”。

“乌台诗案”也关乎文学，这成了他文风转变的分水岭。

此案发生前十五年，亦即1064年，神宗继位，改元熙宁。一心要做中兴之主的年轻新皇帝，很快就启用了踌躇满志的王安石作宰相，于是，一场“熙宁变法”便开始了。一时间，朝廷围绕新法，是拥护还是反对，形成了壁垒分明的两股势力。

苏轼不赞成全废旧法。他面谏神宗，力主新朝不可“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他并非认为新的一切都不好，只是觉得，王安石的一些具体做法与实际脱节而不可行。

于是他被划归了“旧党”，而且是位列司马光之后的一名重要成员。

由于苏轼“性不忍事”，平日里又“遇事即言”，很快便成了一根“出头的椽子”。先是王安礼的妻舅、积极支持变法的谢景温，出来咬了苏轼一口：弹劾他三年前送父亲灵柩回眉山时，曾沿途贩卖官盐和瓷器。神宗下令彻查，朝野为之震惊。所幸北宋政坛当时君子居多，重臣韩琦、范镇、欧阳修等都纷纷站出来主持公道，他们说：苏洵过世，当时的皇帝英宗赠银100两，韩琦和欧阳修各赠200两，加上其他大臣的，总也得有千八百两，苏轼一概不受，怎么会去沿途贩卖官盐，违规赚那几个小钱呢？最后，终因查无实据，这场闹剧只好收场了。

在这期间，很值得玩味的，是王安石的态度。王安礼乃王安石的弟弟。作为姻亲，王安石事前是否知道谢景温要上表弹劾苏轼，我们无从知晓，但此事持续了数月之久，王安石作为当朝宰相，居然一言未发，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苏轼在逃脱谢景温的陷害之后，被派往杭州做通判。刚一到杭州，他就接到了画家文与可送过来的一首诗，告诫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题诗。”文与可是苏轼的好友，他完全应该知道，让苏轼不问事、不写诗是根本不可能的，果真如此，苏轼还是苏轼吗？苏轼一生共留下诗歌二千七百余首。他平时酷爱赋诗填词，这是人尽皆知的事，也正因此，文与可才对他多了一份担心。况且，“诗言志”，诗人对各种事物的观察和感受，以及他内心的好恶，都会从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所以，极容易授人以柄。

果然，有人动起了心思，想在他的诗歌中抓住把柄，整垮苏轼。此人，便是沈括。沈括不愧为名著《梦溪笔谈》的作者，《宋史》上说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证”，可见是个极聪明的人。他曾于治平三年（1066年）在昭文馆编校过典籍，当时苏轼在史馆任职，二人不免有些来往。新法推行之后，沈括很快就成了变法派中的一员。熙宁六年（1073），他奉旨巡查两浙，当时苏轼正在杭州任职。沈括见到了苏轼，先是大谈旧谊，继而提出，想拜读苏轼的诗稿。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像苏轼这样满腹经纶、才华横溢的文学大家，虽然身在官场，但却无改书生本性。这样的人，满脑子装的，不是子曰，便是诗云，根本没地方装坏水。更何况，豪爽放达如苏轼者，为人坦诚，了无心计，根本就没拿沈括当政敌，只以同好视之。而且巧的是，他去年刚刚新刻印了几十本诗集，以供朋友传看，于是便给了沈括一本。沈括回到别馆后，仔细阅读，将其中他认为讥讽时政之处一一作下标记，报给了朝廷的监察部门。所幸的是，王安石对沈括早有所了解，认为他有才无德，是为小人。所以，沈括的举动在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

这是王安石想保护苏轼，还是他自己也讨厌这种小人？不得而知。我们倒是更愿意从另一个角度去想：他作为文坛大家，书生出身，是不是也本能地反感这种背后捅刀、以诗入罪的行为呢？此事虽无确证，但如此推论，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沈括没能掀起波澜，事情很快过去了。但严重的是，他的这个做法，却为后来那些小人攻讦苏轼，开了一个恶例。

1074年，也就是此事过后的第二年，保守派借郑侠所上《流民图》，一力反击，使朝中政治生态迅速发生了变化，王安石“不自安，乞罢相”，神宗无奈，只好安排他去做江宁知府。王安石离开京城后，并未到职，而是回到金陵闲居去了。变法派群龙无首，旧党遂开始抬头，形势对变法派越来越不利。于是，他们中一些人，也许是出于对变法失败的恐惧，也许是出于对王安石拔擢重用的回报，抑或，他们对苏轼其人极度妒恨，便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反击，试图扭转颓势。苏轼是旧党中最容易被攻击的对象，自然成为他们的突破口。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乌台诗案”的重头戏上演了。

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按照官场惯例，需要上表称谢，于是他便写了《湖州谢上表》。此表不长，全文仅有300余字，无非是说自己才疏学浅，却得官家重用，被安排到此地任职，实在皇恩浩荡，云云。让人家抓住辫子的，是这样一句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译成白话，大意是说：陛下知道我愚钝，不能与时俱进，很难和那帮新启用的人合群，也知道我稳妥，不爱生事，或许能治理好一个地方的百姓。在这句话里，大有关碍的是“新进”和“生事”两个词。“新进”是苏轼对王安石所举荐的那一帮新人的蔑称，他在此前的《上神宗皇帝书》里，就曾有“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和“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这样的说法。而“生事”一词，早在司马光给王安石的长信中就曾用过，一直反对王安石的富弼也曾说过：“大抵小人唯喜生事，愿深烛其然，无使有悔。”很显然，“生事”一词，已经成了保守派讥讽变法派的惯常用语。

抓住这两个词，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首先发难。他奏称，苏轼这份谢表，充分表明了他一贯的妄自尊大，对变革的诋毁，以及对朝廷的轻蔑，因此必须严惩。然而，他的帽子虽大，却论多据少，凭这一句话两个词，显然不足以置苏轼于死地。于是，监察御史里行舒亶站了出来。他学着昔日沈括的做法，早已暗中将苏轼新版不久的诗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找来，潜心研究了数月，摘录出一些诗句，现在也合盘端出，上奏神宗：“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紧随其后，御史中丞李定、国子监博士李宜之、翰林学士张璪也纷纷站出来，从不同角度罗织罪名，弹劾苏轼。神宗将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四份奏折一起批付中书省。中书省奉旨，一边下令所有朝臣，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尽数上缴所藏苏轼的文字，一边将案件发送御史台审理。

御史台因别号“乌台”，故而人称“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最终以苏轼被贬黄州，充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文结案。受到此案牵连的，有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人。至于具体人数，《品中国文人》一书的作者刘小川说是22人，而《苏东坡传》的作者林语堂则说39人。查宋代朋九万《乌台诗案实录》，见其分为两种情况开列了涉案者的名单：一种是收藏了苏轼含有讥讽文字而没有申报者共计29人，一种是虽收藏了苏轼的文字，但并不含有讥讽内容者48人，总计77人。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批评或反对变法的人。结案时，处分最重的是驸马王诜。他是苏轼的好友，不仅为苏轼刻印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还在朝廷下令逮捕苏轼时为其通风报信，且在收缴苏轼的文字时又未能及时交出，故而被削除一切官爵。王巩被发配至西北，苏轼的弟弟苏辙被降职，其余张方平、司马光、范镇以及苏轼的十八个朋友，都各罚铜二十至三十斤。

此案成为了有宋一代极为罕见的“文字狱”，因而，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事过六十多年之后，就出现了属名朋九万的《乌台诗案实录》，其中详细记录了何正臣、李定、舒亶、李宜之上奏的扎子内容和苏轼受审时的供词。这些扎子和供词，其由来，南宋周必大在《二老堂集▪记东坡乌台诗案始末》一文中说：张全真参政时为中丞，他趁南渡混乱，将苏轼的审讯档案取出，藏了起来，“余尝借观，皆坡亲笔，凡有涂改，即押字于下，而用台印……”证明了那份“实录”内容的真实性。正是这些文献，让我们今天得以对整个案件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乌台诗案”固然是一场政治斗争，但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我们却看到了当事者德行的高下、人品的优劣。尤其是那几个制造“乌台诗案”的小人，竟然如此面目可憎。

现在，就让我们根据《宋史》和《续资治通鉴》等相关史料的记载，看看这些小人的劣迹。

御史中丞李定。“少受学于王安石”，熙宁二年，经孙觉推荐来京。进京后，谏官李常问他：你从南方来，百姓对青苗法反响如何？李定回说：“民便（便宜）之，无不喜者”。李常提醒他：“举朝方共争是事，君勿为此言。”但李定转过身来便告诉了王安石。王安石大喜，引他去向神宗奏明，“于是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听”。神宗要任命李定“知谏院”，王安石却说：以前选官，直接进谏院的尚无先例。只安排李定做了监察御史里行。但很快，有人揭发李定，说他母亲死了未曾守孝，应让他追补三年。王安石不同意，将李定“改为崇政殿说书”。有两个御史紧追不放，接连六七次上书，说“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劝讲之地”，气得王安石罢免了这两个人。到了元丰初年，李定已升为了“知制诰，为御史中丞”。但自从他陷害过苏轼之后，“公论恶之，而不孝之名遂著（显著）。”

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此人在作临海尉时，曾遇一人酒醉大骂后母，追到了舒亶跟前。舒亶命人抓住他，那人却不服，舒亶上去就亲手杀了他。“安石当国，闻而异之，御史张商英亦称其材，用为审官院主簿……元丰初，权监察御史里行”。曾有太学官员受贿案，命舒亶前去处置，他便将但凡在词语上有所涉及的人，一律都株连进来，“以多为功”。那位曾经举荐过他的张商英，自以为和他私交不错，便将儿子、女婿的文章拿出来给他看。舒亶马上举报张商英“干请言路”，致张商英受到了很重的责罚，而他却凭着这件事升为了御史中丞。做了御史以后，他察举大臣，都是从他自己的个人恩怨和利害关系出发，“气焰熏灼，见者侧目”，到最后他被贬官时，竟然“远近称快”。

谏官张璪。此人本是王安石好友张环的弟弟。王安石当了宰相，要启用张环。张环说自己老了，就将张璪推荐给王安石，做了集贤校理，知谏院，直（值班）舍人院。张璪原与苏轼进士同年，两人入仕后又在凤翔同事两年，交游颇密。张璪返回汴京的时候，东坡还作了《稼说》一文以送之。但苏轼陷“乌台诗案”后，张璪却必欲置苏轼于死地。据《续资治通鉴▪宋神宗元丰二年》记载：“轼即下狱，众莫敢正言者。直舍人院王安礼乘间进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轼本以才自奋，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愿陛下无庸竟（究问到底）其狱。’帝曰：‘朕固不深谴，特（只不过）欲申言路耳，行（将）为卿貰（赦免）之。’既而戒安礼曰：‘第去（过会离开），勿泄言。轼前贾怨（招怨）于众，恐言者缘（因为）轼以害卿也。’”王安礼回到舍人院，“遇谏官张璪愤然作色曰：‘公果救苏轼邪，何为诏趣（催促）其狱？’安礼不答。”《宋史》上还记载：到了哲宗的时候，朝中谏官、御史联合起来攻击他，说：“璪奸邪便佞，善窥主意，随势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机陷人。深交舒亶，数起大狱，天下共知其为大奸。小人而在高位，德之贼也。”后来连尚书右仆射刘挚也说：“璪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随王珪，党章惇，谄蔡确，数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变节，左右从顺，各得其欢心。今过恶既章（显），不可不速去。”终于把他贬出了朝廷。

翰林学士王珪。这位被人们讥为“三旨相公”的人，平日一副“宽厚沉稳，谦和礼让”的模样，其实为人十分虚伪。他素来自认文章第一，对苏轼格外妒忌。苏轼入狱后，他便落井下石，欲置苏轼于死地。他找来苏轼一首名为《塔前古桧》的诗，采用“无限上纲”的手法，居然说苏轼有不臣之意——这项罪名非同小可，一旦定罪，必死无疑。神宗问他：“何以见得？”王珪拿出诗来，指着其中的两句给皇帝看：“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惟有蛰龙知。”王珪分析道：“陛下自是飞龙在天，他与陛下合不来，反倒要去求知音于地下的蛰龙，这不是大逆不道吗？”神宗拿过诗来看了一遍，说道：不能这么比附吧，“他自咏桧，干朕何事？”王珪还要强辩，站在一旁的章惇却已领会了“圣意”，说道：“若作如此解读，恐怕人人都会有罪了！”

李宜之。这是个不得不提到的小人。此人只不过国子监一个寻常博士，官阶也极低微，只因“乌台诗案”轰动朝野，给这个小人提供了一个“表现”的机会。他闻风而动，举报说：苏轼到湖州上任途中，曾有一篇《灵璧张氏园亭记》，其中有“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此言本出孟子，是说孔老夫子参政则“忘其身”，去政就学则“忘其君”，而李宜之不说苏轼化用，反而这样解析道：“天下之人，仕与不仕，不敢忘其君。而苏轼有不仕则忘其君之意，是废为臣之道尔。”真是欲加之罪，肆意歪曲！作为一个小人物，他的阴暗心理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他果然做到了，虽然《宋史》上连他的传记都没有，但他却在人们心中留下了千古骂名——只要一说起“乌台诗案”，就不能不提到这枚小人。

通过上述几个例子，我们不难发现，兴起大案的这几个小人，多半都与王安石有些“渊源”。但虽然如此，却没有证据表明，是王安石指使他们制造了这起“文字狱”，尽管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击垮保守派，起码在客观上能够使王安石受益。也许正是有鉴于此，李国文先生曾指说王安石就是“乌台诗案”的幕后总导演。

其实，“乌台诗案”初起时，闲居金陵的王安石并不知晓。待他听说后，很快就给神宗写了一封信，信中最为关键处，是这样一句话：“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有人说，这句话对于挽救苏轼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以公一言而决”。其实，此言的分量并没有那么大。因为，一，不杀苏轼，曹太后临终前曾对神宗有过遗言。太后“谓帝曰：‘尝忆仁宗以制科得轼兄弟，喜曰：“吾为子孙得两宰相。”今闻轼以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捃（音jùn。搜集）至于诗，其过微矣。吾疾势已笃，不可以冤滥至伤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轼由此得免。”二，朝野上下对苏轼表示同情或直接出面营救的人也不少。如王安石罢相后，代为宰相的吴充就对神宗说：“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而湖州、杭州两地老百姓焚香念佛，为苏轼祈祷平安，也成为一种民意的体现。三，我们从前述王安礼劝神宗不要深究“乌台诗案”时神宗的交底，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神宗根本无意杀害苏轼，并已明确表态准备“貰之”。但即便如此，王安石此言也并非无功，起码可以让神宗拿来堵住弹劾者的嘴，成为解套的借口。

其实，此刻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王安石对苏轼态度前后的变化。当年他在任时，作为苏轼的政敌，自家亲属谢景温诬陷苏轼，他却保持了沉默，而现在他赋闲居家，且只把苏轼当作了“才士”来看时，便不由惺惺相惜，主动给神宗写了这封信，劝其毋信谗言。

但若细细咀嚼这句“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我们却不难看出，此言的出发点并不在于苏轼本身有没有罪，该不该杀，而只在于维护朝廷“盛世”的名声，维护神宗“明君”的形象，以免在历史上留下暴政、暴君的恶名——为此，才不可杀“才士”。当然，王安石这样讲，也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即，这也许是他采取的一种劝谏策略，毕竟站在朝廷和皇帝的立场上说话，总比从苏轼的角度更容易让神宗接受。

从这件事情上看，王安石不失为君子。王安石的变法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当初他面对朝政上的种种弊端，敢于直言上书，并且能以天下为己任，有担当，勇任事，积极寻求变革，仅此一点，就远胜于那些既不忧国也不忧民的“太平官”，更非凡事逍遥于事外的看客可比。变法失败，有诸多原因，其中之一便与王安石个人性格上的缺陷有一定关系。当初吏部尚书曾公亮向神宗推荐王安石，有人就曾指出：“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议论迂阔”，还说他缺少肚量，“狷狭少容”。变法失败后，他的政敌司马光也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宋史》上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神宗问安石之弟安国：“卿兄秉政，外论谓何？”安国回答：“恨知人不明，（财政）聚敛太急尔。”这些都是时人对王安石的评价。然而，性格缺陷并不等于德性有亏，王安石实为君子，决非小人。

这就产生出一个问题：一个本性刚直的“拗相公”，为什么却偏偏要提拔和重用一群小人呢？

这个问题耐人寻味，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比如用人偏重于“能”而轻忽于“德”，比如择人只以对变法的态度为取舍，比如轻信，等等。有一点很明确：王安石在做宰相之前，久在地方任职，朝中缺少人脉。他要推行新法，尽管有神宗的支持，但在大臣中阻力却很大，而他又急需事功以证其能，于是一些“巧进之人”便靠拢了过来。应该承认，小人善钻营，也很有能量，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变法的进程。但到后来，王安石还是受到了小人的祸害——他曾一力举荐的吕惠卿，阳奉阴违，以私害公，最终导致变法走了入死胡同。由此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历史上那些自觉或不自觉依靠小人成事者，到头来都会反受其殃。

其实，君子并非无能。但他的思维自幼便受到儒家仁义道德的规范，不生花花肠子，不耍手腕，更不玩套路，自然敌不过小人的精明算计。这就是历史上君子总是斗不过小人、一次次失利的根本原因。但君子固本，就是吃再多再大的亏，依然不改初衷，始终保持着仁爱之心，保持着一份宽厚和善良。

苏轼就是这样的一位君子。他身上存在着许多为政者的“不宜”：例如童心重，不善掩藏；例如思维活跃，又总是显露出来；例如待人赤诚不设防，却过于实诚，不会虚应故事、随机应变，就如小妾朝云所说，“一肚子不合时宜”。然而，他的才能则是有目共睹的。英宗曾欲重用苏轼，但当时的宰相韩琦却加以阻拦，说“未可遽授”高官，应多加历练。别人将韩琦的话告诉了苏轼，苏轼不恼，反赞美韩琦说：“公可谓爱人以德矣”！神宗起初也想重用苏轼，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却说“不可”，因为他“素恶其议论异己”。但当变法失利，王安石闲居金陵时，苏轼赴任汝州，却特地取道金陵前去拜访。当时，王安石受到小人吕惠卿的攻讦，唯一的儿子又死了，自己大病初愈，正倍感凄凉。他闻听苏轼造访，内心十分激动，骑驴跑到江边亲自去迎接。苏轼下了船，上前深揖：“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道：“礼岂为我辈设哉？”两人相见甚欢，一起谈诗，谈佛，谈禅，彼此也加深了理解。苏轼走后，王安石不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王安石建请苏轼在金陵买田为宅，两人也好时常见面。苏轼也很感动，在诗中慨叹：“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君子之间，即便有过不愉快，哪怕是曾经的政敌，一旦脱开了政治，彼此都以文人身份交往，所有的恩怨顷刻间便化为了乌有。

此情此景，倒与另外的一个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已是元祐年间了，苏轼又一次被起用，出任杭州知府，而这时的沈括已经被罢了官职，闲居润州（今镇江）。苏轼上任路过润州，沈括赶忙前去迎接，鞍前马后，毕恭毕敬，一副极力讨好的模样，似乎当年欲害苏轼一事根本就不曾发生过，自然心中也毫无愧疚。沈括其人，政治投机心理十分明显。他不仅对苏轼这样，对当年积极参与的新法，其态度也是前后不一的。“王荆公再罢政事，吴丞相充代其位。沈括为三司使，密条陈常平役法之不便者数事，献于吴公。吴公袖以呈上，上始恶括之为人。”（《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一）

小人与君子，真的永远不可同日而语！

在整个“乌台诗案”过程中，苏轼虽然临难，却并未丢掉他的君子之风。

当得知马上会有军卒前来逮捕他时，他虽心中恐惧，却还不忘问别人，穿什么衣服出去不失礼仪，别人提示他：现在还不知罪名，仍应穿朝服。苏轼便穿戴整齐，出见差官皇甫尊。皇甫尊当场命军卒打开公文，见上面说：苏轼因涉诗文讪谤朝廷，传唤进京——只是一份普通的公文，并非拘捕令，遂不带枷锁。当一行人离开官衙上了船，苏轼便欲投水自杀。他想，既然是自己的诗文涉案，必定会牵涉平日来往的朋友，不如一死了之。但转念又想：自己死了，事情反而说不清了，不是更要连累弟弟和朋友们吗？遂又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到了狱中，李定、舒亶他们安排狱吏对苏轼严审。这些人一个个凶神恶煞，肆意折磨苏轼。当时有一位因为得罪了御史台那几个小人而被关进监狱的官吏苏颂，出狱后，曾赋诗十四首，他在诗前序言中说：“子瞻先已被系。予昼居三院东阁，而子瞻在知杂南庑，才隔一垣。”正因一墙之隔，听得真切，故而他在诗中写道：“遥怜比户（指隔壁）吴兴守（指苏轼），诟辱通宵不忍闻。”据此，我们不难推想审讯时的情景。起初，苏轼只承认《山村五绝》有意托讽，是因为全诗不涉及任何人。他自辩道：“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且赖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诗文，寓物托讽，庶几（希望）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诽谤先帝，则是以黑为白，以西为东，殊无近似者……”但御史台已经从搜寻到的诗文中，摘出“讥谤”语句六十余处，都要苏轼一一交代。审问一连持续了好几个月。据说，苏轼在狱中时，神宗曾派人悄悄在夜里前去查看，只见苏轼一夜酣睡，并无辗转反侧之状，神宗闻报，不由说道：“朕知他问心无愧！”此事不知是否属实，但却很符合苏轼的性格。

君子坦荡荡，即便身陷囹圄，也是小人望尘莫及的。

“乌台诗案”六年以后，即1085年，神宗崩，年仅十岁的哲宗嗣位，司马光做了宰相。王夫之在《宋论》中说，司马光“进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退也，退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进也。兴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革也，革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兴也。”开始全面革除新法。此时苏轼又站了出来，主张对“熙宁变法”区别对待，其中可行的部分应予保留，以利百姓。于是，保守派又转而白眼相加，一再贬谪他。由此可见，苏轼维护的是邦国之利，并非一己之私，更非一派之得，乃是大仁大爱。

无数事实都表明，君子与小人，心胸、格局完全不同。每临大事，君子虑人，而小人虑己。君子与小人，即便同在一个屋檐下，也完全不在同一个精神境界里，言行举止，出发点各自不同，所秉持的，也不是同一个逻辑。

其实说起来，小人这个人种，真的是“古已有之”了，而且代代不竭，想必将来也是不会绝种的。何以这么说呢？因为导致小人出现的，无非两个原因：一个是利益（外在原因），一个是欲望（内在动力）。一旦利益有冲突，一旦欲望得不到满足，我们身边的小人便会现出本相。所以，只要世上有利益冲突存在，只要有个人欲望存在，小人便会不断的产生。

小人常有，难在辨识。他们生活在我们之中，头上没贴贴，胸前无标签，甚至有的小人，还常常作出一副亲近状、忠厚状，让人难识庐山真面目。白居易就曾以诗感叹：“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周公代政的苦心，王莽篡位的阴谋，若不经过时间的检验，谁人看得出呢？足见小人识别之难。关于识别小人，历代多有主张。王夫之在《宋论》一书中提出一法：“君子之道，有必不为，无必为。小人之道，有必为，无必不为。执此以察其所守，观其所行，而君子小人之大辨昭矣。”但他这里所说的“必为”与“必不为”，也只是一种行事的原则，并非行事的目的，据此，尚无法判断其行为是君子还是小人。而作为行事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利益，才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试金石”。小人对人对事的态度，无一不以利益的得失作为取舍。获利则为，无利则止。待人亦然。有利者近之，无利者远之，没有不变的情谊，只有永远的利益。小人为了获取利益，是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例如踩别人肩膀、阿谀奉承、阳奉阴违、见风使舵、过河拆桥、反戈一击、造谣生事，落井下石，等等等等，都是惯常的手段。而当他们的利益（包括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受到损害时，则立刻会调动一切资源和手段，以百倍的凶狠，施以无情的报复，因而史上才有“小人一口，入骨三分”的说法。获取利益，是小人全部欲望的核心，围绕着利益，你可以见识小人层出不穷的精彩演出。所以欧阳修在其《朋党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即便同为小人，一旦利有不同，登时也会反目成仇，所以他更进一步指出：“小人无朋”。

我们回过头来审视“乌台诗案”中那几个小人的作为，不难看出，他们的目的，并非是从维护国家的利益出发，也不是想通过改革弊政，使百姓过上安稳富裕的日子，他们所维护的，只是自己的官职不要因为变法不利而丢失。因为他们清楚，自己的切身利益已经包含在了变法之中。维护新法，只是一块招牌，从中获利才是目的。正是为了自身利益，他们小人心性大发作，制造出了这场“文字狱”，使名士遭劫，使斯文蒙羞，也让忠良齿冷。

即便是到了现在，想一想，仍让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