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德国间谍纪尧姆以难民身份进入西柏林，从社会最底层开始一步步向上奋斗，直到成为联邦德国总理助理，可谓是冷战时期最为坚韧的间谍之一。
1927年，纪尧姆出生在德国柏林附近的一个小镇上，父亲是音乐家，纳粹当政时加入了纳粹党，二战时参加过入侵苏联的军事行动。
纪尧姆小时候非常聪明，学习成绩很好，常常受到老师的称赞，14岁那年，开始在一家照相馆当学徒，这一经历为他以后从事间谍活动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1944年4月20日是希特勒55岁的生日，17岁的纪尧姆在这一天加入了纳粹党。同一年年底，他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随后便加入德国陆军，前往西线参加战斗，在前线被英军俘虏。
1945年，轴心国战败，纪尧姆回到了柏林。当时的柏林被英、美、苏、法分成了四个占领区，但柏林墙还没有建，四个区之间往来很方便，并不像后来那样戒备森严。
纪尧姆先是和朋友一起在法国占领区搞起了海底摄影，不久以后，他又搬到苏联占领区和父亲同住，并在民主德国“大众与世界出版社”当上了摄影师，像许多德国青年一样，纪尧姆在这一时期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战争结束后，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阵营和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之间的矛盾开始尖锐化，被四国分割占领的柏林成为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最前沿，因此，这就也成了各国间谍最集中、最活跃的地方。
恰在此时，纪尧姆被民主德国国家保安局所注意，在全面调查了他的家庭背景和身世经历之后，他被发展成为一名职业间谍。
1950年，纪尧姆被送到苏联基辅接受谍报训练，学习有关无线电技术、密码技术、缩微技术以及心理分析等知识和技能。
回到柏林后，纪尧姆成为了代号“米沙”的间谍马尔库斯·约翰内斯·沃尔夫的手下。
▲佩戴勋章的纪尧姆和妻子
经过“米沙”的介绍，纪尧姆和某机关职员克里斯蒂尔·博姆结婚。其实，克里斯蒂尔也是民主德国情报机构所物色的间谍之一，曾在德累斯顿接受过间谍训练。
纪尧姆行事谨慎、低调，而克里斯蒂尔则活泼、善于交际，两人的性格十分互补。
1954年底，纪尧姆夫妇接到上级命令，前往联邦德国，设法加入在野的社会民主党，并尽量争取高职，帮助该党在竞选中获胜，进而打入联邦德国政府的核心部门。
此后，纪尧姆先是以普通的旅游者身份前往联邦德国“观光”，为的是熟悉环境，调查基本情况。第二年1月，纪尧姆从出版社辞职，并告诉同事说他要去莱比锡生活。
5月，他和妻子扮作难民，从东柏林混入西柏林，几天后又来到法兰克福。
当时，克里斯蒂尔的母亲定居在法兰克福，开了一家烟草店。有了她的帮助，纪尧姆夫妇很快便顺利通过了联邦德国有关部门的审查，获准在法兰克福定居。
安顿下来后，纪尧姆开了一家照相馆，后来又到一家杂货店工作，纪尧姆夫妇的儿子皮埃尔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生的。
1957年9月，已经在联邦德国站稳脚跟的纪尧姆夫妇俩人同时申请加入社会民主党。入党后，作为一个普通党员，纪尧姆始终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完成分配给他的诸如拍照、发传单、贴布告、抄信封等工作。
而克里斯蒂尔却很快便成了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成员维利·比克尔巴赫的私人助理，因此纪尧姆身边的人揶揄他是“在老婆的裙边默默无闻地生活的小资”。
比克尔巴赫是联邦德国黑森州的国务秘书，能够接触到诸如北约组织战略计划之类的机密文件，就在纪尧姆在外人看来“默默无闻地生活”的时候，他将这些文件用微缩胶卷拍下，藏在雪茄烟里，然后交给装作到他岳母的烟店买烟的接头人，传回东柏林。
1964年，纪尧姆当上了社会民主党北法兰克福分部的副书记，但他依然默默无闻地工作，所负责的各项工作都做得非常出色。
这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有了大幅提高，很有可能参与组阁，纪尧姆夫妇向着他们的目标大大迈进了一步。
但是，正当纪尧姆跃跃欲试大显身手的时候，他与北法兰克福选区的财政部长却起了冲突，不得不转调到了南法兰克福区。
在这里，纪尧姆出色的工作能力、踏实的作风以及坚定的保守派观点引起了莱贝尔建筑行业工会主席莱贝尔的注意。
莱贝尔是联邦德国的运输部长，正在争取下次的党内提名，急需纪尧姆这样能干的人帮助自己竞争，于是纪尧姆成了莱贝尔的助理。
在纪尧姆的帮助下，莱贝尔1969年获胜，社会民主党也在战后首次成为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
1969年，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胜出，维利·勃兰特成为联邦德国的总理，莱贝尔则出任国防部长，纪尧姆出头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此时，东柏林命令纪尧姆夫妇暂时不要急着进入政府，因为他们明白，纪尧姆即将面临最严格的安全审查，在过关之前，不宜轻举妄动。
果然，联邦德国的安全部门很快便对纪尧姆进行了细致调查，由于他曾在民主德国生活、工作过，联邦德国的反间谍机构联邦宪法保卫局，对他的审查之严厉前所未有，虽然没有发现纪尧姆有任何可疑之处，但调查人员仍然对他心存戒备，并将他们的疑虑告知了勃兰特总理行政办公室。
负责人事的办公室主任埃姆克找到纪尧姆，亲自询问他有关的情况，纪尧姆“毫无隐瞒”地讲述了当年他在民主德国“大众与世界出版社”工作的情况，他的坦然与真诚打消了埃姆克的疑虑，纪尧姆终于凭借着自己十几年塑造起来的务实、勤恳、忠诚的形象入职寿堡宫——联邦德国总理府。
但是，勃兰特最亲近的顾问埃贡巴尔一直不怎么信任纪尧姆，他说：“也许我冤枉了这个人，可他的过去实在让人不放心。”
1969年底，莱贝尔推荐纪尧姆成为勃兰特的助理之一，此时勃兰特出任联邦德国总理仅三周时间。
1970年5月中旬，社会民主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需要在当地设立临时政府办公室处理日常政务，纪尧姆成了这个临时办公室的主任，并兼任该办公室与情报部门之间的联系人。
会议期间，纪尧姆以他一贯的谨慎、低调的工作态度博得了几乎所有人的好评。1972年，纪尧姆被提拔为总理首席助理，从此，他成为当代职位最高的间谍。
1972年4月，勃兰特宣布提前举行大选，他乘坐专列在各地争夺选票，纪尧姆一直在勃兰特身边为其出谋划策。
生性风流的勃兰特，在竞选的专列上不断与不同的女人发生关系，这时，纪尧姆已经被勃兰特当成了自己人，勃兰特连这种个人隐私也并不太避讳他，他们的卧室之间仅有一层薄薄的板壁隔开。
在这一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竞选联盟大获全胜，纪尧姆也成了勃兰特身边的红人。
从寿堡宫里的政府会议到社会民主党的内部会议，纪尧姆都有权参加，勃兰特在与自己的特别顾问以及某些政府要员私下交谈时，纪尧姆也获准在场。
纪尧姆将自己听到的一切默默记在心里，之后，则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些情报传递到东柏林。
就在纪尧姆达到他间谍生涯的巅峰时，噩运也悄悄到来了。1972年年初，一名叫格罗诺的间谍在西柏林被捕，当时，他正在与联络人接头，联邦德国的反间谍人员在格罗诺的记事本和联络人身上搜出的便条上，都看到了“纪尧姆”这个令人震惊的名字。
事实上，格罗诺和纪尧姆两人虽然相互认识，但他们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格罗诺甚至曾建议上级试着将纪尧姆争取过来。
那个蹩脚的联系人则是怕忘记纪尧姆的名字，从而严重违反规定将一些关键词写了下来，他是来传达东柏林方面要求格罗诺立即远离纪尧姆、和他断绝来往的命令的。
同年5月，以记者身份潜伏在民主德国的间谍格斯多夫被捕，他的记事本中再次出现了“纪尧姆”这个名字。
1973年初，调查这些案件的反间谍人员在吃饭时和一位无线电部门的同事坐在了一起，闲聊中，他们两人竟然奇迹般地将“纪尧姆”这个名字和16年前截获的三封发给代号为“G”的间谍电报联系到了一起。
1957年，也就是纪尧姆夫妇来到法兰克福不久，联邦德国的反间谍机构先后截获了三份发给“G”的电报，前两份是祝贺“G”先生和“G”夫人生日的贺电，第三份则是祝贺“第二个男人”的生日。
德国人十分重视生日、节日这类纪念日，间谍机构也不例外，民主德国的情报部门认为，这些贺电可以为间谍们“带去组织的关怀”，就是这些被破译的电文，在纪尧姆背上推了最后一把。
两个反间谍专家立即从档案中找出这几封电报，但第三封电报的内容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从电报拍发的时间上，他们认为这“第二个男人”可能指的是纪尧姆刚出生的儿子，但其他的分析人员否定了他们的假设，理由从电文来看，应当是祝贺纪尧姆第二个儿子出生，而纪尧姆夫妇只有一个儿子。
就在纪尧姆几乎被排除在嫌疑人之外时，一个情报人员突然恍然大悟：通常在一个家庭中父亲被看做是第一个男人，而“第二个男人”自然就是长子了。
联邦德国的反间谍机构最终断定，纪尧姆就是那个神秘的“G”！
▲纪尧姆及其妻与子
联邦德国情报局锁定纪尧姆之后，却苦于没有充分证据，他们不能仅凭着几封电报和记事本中的一个名字就逮捕一个政府要员。
于是，他们决定对纪尧姆及他身边的人进行严密监视。情报局推测，纪尧姆窃取的情报应该是通过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尔传递出去的，如果能够在克里斯蒂尔传递情报的时候人赃俱获，那么也就能够证明纪尧姆的间谍身份了。
纪尧姆夫妇也感觉到了不对头。一次，克里斯蒂尔在波恩一家餐馆的后花园，和联络人安妮塔碰面，她刚把搞到的情报交给安妮塔，两个男人就走进了餐馆。
她们认出，这两个男人正是在刚刚分别跟踪她们的人。安妮塔看到，其中一个男人用自己的公文箱对着她们，而且公文箱中发出照相机镜头的反光，她们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喝完饮料后坦然分手。
在路上，安妮塔寻找机会，将储存着情报的微缩胶卷抛入河中，然后甩掉了跟踪者。
这些情报，记录着1973年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时美国与联邦德国私下谈判的内容，其中有尼克松写给勃兰特的私人信件、两国秘密会谈的详细情况以及勃兰特的顾问对此进行的分析和建议，后来事情泄露后，在北约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
纪尧姆夫妇直到去世，都不知道这批情报并没有送达东柏林，纪尧姆在回忆录中，将弄到这批情报视为自己间谍生涯最辉煌的成就，而民主德国的情报部门也并没有否认。
他们认为，无论是从宣传角度，还是从这位王牌间谍的心情考虑，默认这批情报已经落入他们手中，都是最好的选择。
克里斯蒂尔发现自己被跟踪后，夫妇二人知道，形势对自己已经非常不妙了，但他们并没有离开，而联邦德国情报局也没有对他们实施监视之外的任何其他限制性措施，整整一年，纪尧姆依旧可以接触到最核心的机密。
纪尧姆事件之后，有人认为这是在野党或是社会民主党内的反对派在幕后操纵，故意让纪尧姆一直留在勃兰特身边，目的是事发后借机迫使勃兰特下台。
1974年3月，纪尧姆突然决定，前往法国南部度假，这一举动让联邦德国情报局十分紧张，他们以为纪尧姆打算逃跑，急忙发动美国中央情报局、法国本土警戒局、联邦德国情报局的近百名特工对纪尧姆进行了全方位监视。
谁知，纪尧姆享受完他的假期后，又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德国。经此一事，联邦德国情报局不敢再拖延下去，于是迅速下达了对纪尧姆的逮捕令。
纪尧姆在法国时，就已经发现自己被跟踪了，当时，他完全有机会立即逃亡到民主德国，但他却放弃了这最后一次机会。
民主德国情报首脑马尔库斯·沃尔夫在回忆录中披露，纪尧姆夫妇的感情在很早之前就已经破裂了，纪尧姆前往法国，实际上是和他的情人幽会，当他发现自己被监视后，为了不拖累情人，坚持要回到德国，把他的物品从情人家中搬出。
1974年4月24日凌晨，联邦德国警方闯进纪尧姆家中，向他出示了逮捕证。此时的纪尧姆非常镇定自若，轻声说：“我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名公民和军官，对我放尊重点！”这相当于还没有审讯就已经招供了。
警方在纪尧姆的家中搜出了大量他和妻子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包括全套的显微照相设备、用来收听短波的半导体收音机、大量从民主德国发来的密码电报等。
这些被发现的证据表明，纪尧姆夫妇至少将900份各种文件传递到了东柏林。纪尧姆夫妇被捕的消息传开后，他的情人自杀身亡。
▲勃兰特（右）和纪尧姆（左）
1974年4月，勃兰特在访问埃及回国途中得知，他身边最重要的助理纪尧姆因间谍罪被捕，联邦德国的反对派就此事对勃兰特大肆攻击，给勃兰特扣上了“叛国者”的帽子。
有的媒体甚至调侃勃兰特说，勃兰特最好的继任者就是纪尧姆，因为纪尧姆最了解勃兰特的施政方针。社会民主党内部对此事也袖手旁观，甚至为了保持社会民主党能够继续执政，对勃兰特落井下石。
在媒体的大肆渲染下，国内要求勃兰特下台甚至认罪的呼声甚嚣尘上，早就对勃兰特推行“新东方政策”不满的美英等国更是在暗中煽风点火。10天后，勃兰特被迫宣布辞职，“纪尧姆事件”因此而成为冷战时期最为轰动的间谍案。
1975年12月15日，联邦德国法院对纪尧姆一案进行了最终判决：
纪尧姆夫妇因间谍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和8年。
1981年3月，克里斯蒂尔在一次间谍交换时获释。同年秋季，纪尧姆也因两国政府幕后交易而出狱，回到民主德国。
1995年，纪尧姆因病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