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之狗”冯国璋：野心很大，魄力过小

来源: 读史

冯国璋，字华甫，1859年1月7日（清咸丰八年十二月初四日）生于直隶（今河北省）南部河间县诗经村一普通农民家庭。其父冯春棠，务农，家境并不好。因此，冯国璋无论是在家乡私塾读书还是在保定莲池书院求学时，都是半工半读。

尽管这样，他还是因家贫而辍学了。然而，清末民初的那个时代和社会却给了他种种机遇，竞使其成了袁世凯的忠实臂膀，同段祺瑞、王士珍并列为“北洋三杰”，也有一个不那么好听但比较贴切的雅号——“北洋之狗”。

袁世凯死后，他成为北洋军阀中直系的首领，一度坐上了中华民国代理大总统的高位。

01、扶摇直上

1884年，冯国璋经其一位族叔的介绍，到大沽口淮军营中当兵。第二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武备学堂，挑选淮军中的兵员入学，他考入了这个武备学堂，成为第一期学员。1890年，他在该学堂毕业考试中，名列前茅，被留在学堂当教习。

当时，在湘、淮军中，绝大部分是行伍出身，因此，形成了一种轻视武备学堂的风气，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也得不到重用。冯国璋也同样受到轻视，但他并气馁，以军功谋求升迁。为此，1893年，他入聂士成军中当幕僚，曾奉命考察山海关地形。1894年，参加中日甲午战争，随聂士成的军队转战于东北前线。战后，被派管理军械局。不久，由聂士成推荐，担任了中国驻日本公使裕庚的军事随员。

在日本，他结识了日军著名将领福岛安正和青木宜纯等人，还留心考察了日本的军事，并编成了兵书数册。1896年初回国，把兵书呈送给聂士成，但未得到重视。他不甘心，又把兵书转呈给了袁世凯。袁世凯一见大喜，称赞他说：“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

这时，袁世凯正在小站练兵，创办“新建陆军”，网罗军事人才。天津武备学堂总办荫昌向袁世凯推荐了冯国璋、段祺瑞、梁华殿、王士珍四人，袁世凯欣然接纳， 并委任冯国璋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不久，因总办梁华殿在夜间演习野战渡河时坠河而死，他升为督操营务处总办。

1899年，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带领由新建陆军改编而成的武卫右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冯国璋也随军前往，他奉袁世凯之命，改编了山东旧军二十营，组成武卫右军先锋队。1900年，因参与镇压义和团有功，经袁世凯奏保，由补用知州升为补用知府。

1901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又创练常备军，设立军政司，奏派冯国璋为教练处总办。冯国璋首先设立了“练官营”教员，修明操法，统一了北洋军队的训练。他还根据袁世凯的旨意，创办了保定将员学堂。这个学堂中的学员多是淮军宿将，武职至提镇，文官至道员，年龄有的高达六旬以上，其中还有一个侍卫班，这些“宫禁之虎臣，厕于诸生之列”，大多居功自傲，桀骜不驯，不听约束。而冯国璋对他们管教有方，柔刚适当，从而使之俯首帖耳，唯命是从。

在此期间，他还创办了训练中下级军官的速成武备学堂及其附设的武师范学堂、经理学堂。1903年，清政府设立练兵处，经会办练兵 大臣袁世凯的荐举，他先后任军令司副使、军学司正使。

这样，在北洋军阀集团的创建时期，他不仅得到袁世凯的赏识和重用，成为其得力干将，而且还为北洋军阀集团培养和训练了一大批骨干，并安插在全国各地和北洋各镇中，这既对北洋军阀集团的形成、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又为他后来充当直系的首领打下了基础。

日俄战争之后，清朝政治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满汉矛盾、士官派和北洋派矛盾日益尖锐。满族亲贵集团为了削弱袁世凯的势力，一方面借官制变动之机，以统一全国军政为名，将兵部改为陆军部，架空练兵处，并收回北洋六镇；另一方面极力拉拢冯国璋等人，分化北洋集团。

1906年，冯国璋署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兼陆军贵胄学堂总办。陆军贵胄学堂是专门培养满族的高级军事人材的，成员是王公世爵、四品以上的宗室以及现任满汉文武大员子弟。这个学堂还附设一个王公讲习班，听讲的都是王公懿亲。这个差使，不仅使他的身价倍增，而且给了他一个接近满族亲贵并同他们建立密切关系的时机。

1907年，他开始担任军谘使（相当于后来的总参谋长）。不久，袁世凯失势，被逐“回籍养病”。当时，空气十分紧张，冯国璋怕受株连而终日惶惶然。他以坠马受伤和原配夫人吴氏病丧为由请假，躲避这种政治气候，但均未得到批准。

他无可奈何，只好乖乖从命，但不知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还是余悸未消，表现得处处谨慎、小心、圆滑，遇事常常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在不得不说话的时候，也只是对满族亲贵们恭恭敬敬地随声应和，对军国大事更是咬紧牙关，绝不高谈阔论。

这样，直至1911年10月，军机处扩大为军谘府时，清政府仍委派他负责办理日常事务。尽管清廷对他如此宽厚和信任，但他还是更倾向于听命于袁世凯。他经常轻车简从，到彰德向袁世凯表示问候、 递送情报和请示机宜。

02、屡立奇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12日，清政府急忙派陆军大臣荫昌率两镇北洋军南下讨伐；同时，也命冯国璋组织第二军火速前去增援。

就在这个急如星火的命令发布的当天，和北洋其他将领们一样，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的冯国璋迫不及待地秘密去了彰德的洹上村，又请袁世凯给他面授机宜了。

冯国璋不虚此行，袁世凯教给了“慢慢走，等等看”的六字要诀。他心领神会，放慢了军事行动，所以，不管清廷如何催令火速，荫昌怎样全权指挥，都不灵了。

清廷迫不得已起用袁世凯后，袁世凯马上奏请由他接替荫昌，担任第一军军统。10月23日，他再次到彰德面见袁世凯，袁世凯对他说：“非筹备周妥，计出万全，断难督师进攻。”因此，他到湖北前线后，布置第一军暂作守势。

当袁世凯从清廷手中攫取了军政大权并亲自南下督师之后，他确实像“狗”那样，随着主人的一声吆喝，立即带领着他的亲信——第六镇统制李纯、第二镇第三协协统王占元和第四镇第八协协统陈光远，扑向了汉口。

革命军展开巷战，顽强狙击北洋军。冯国璋下令北洋军烧尽所有民房，向革命军发动了连续四昼夜的进攻，于11月1日攻占了汉口。

袁世凯有了冯国璋取得的军事胜利这个资本，便以实行君主立宪为条件，向革命军方面进行“和平”试探，但遭到了革命军的拒绝。

为了迫使革命军方面就范，冯国璋又奉袁世凯之命，向汉阳发动了军事进攻，并一举夺取了汉阳。

攻占汉阳后，又炮击武昌，使革命军方面受到了更严重的威胁。这使行将就木的清廷喜出望外，立即册封他为二等男爵，以示酬劳。

冯国璋受了清廷封赏之后，有些忘乎所以，要渡江攻取武昌，弄个“侯爵”功劳。这可不是袁世凯想看到的，立即予以制止。

冯国璋回忆自己的这段经历时说：武昌本来可以一鼓而下，一再打电报给袁世凯，要求进兵，袁世凯都不许。

于是，他开始怀疑袁世凯别有用心，就亲自入京，托人向隆裕太后启奏，要求拨给饷银四百万两，愿把平定“叛乱”的任务独自承担起来，无须依靠袁世凯。

太后表示，一时很难筹到这么多银两，但可以立即拨发三个月的饷银，于是，预定某日临朝时召见，然后就降旨发表。不料，那天隆裕太后还是先召见了袁世凯，一场打算成了泡影。

原来，袁世凯到处都有耳目，事先就得到了消息，抢先一步，从中破坏了这一计划。从此之后，袁世凯在篡夺清廷大权的活动中，担心握有前敌兵权的冯国璋作难，就屡派心腹到汉口去摸他的底。

袁世凯的人问：“革命党一旦反攻过来，你打算怎么办？”

冯国璋说：“我只有尽忠报国，不知有他。”

袁世凯第二次派人对他说：“天下纷扰，你不要固执己见，倘时机到来，你也可酌情行事。”

他又说： “我意已执，请勿多言。”

袁世凯见他与自己的宗旨相左，就第三次派人到汉口见他，令其班师回京。他问有无上谕，来人说是袁世凯口谕，他竟不为所动。

袁世凯看他“太过固执”，恐其坏了自己的大事，便命令段祺瑞赶往前线代替了他，将他调任察哈尔都统。

袁世凯当时虽然掌握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但还有一支武装力量他未能控制，这就是由满族的少壮派亲贵载涛控制的“禁卫军”。它是袁世凯篡夺清廷的重要障碍，也是心腹之患。因此，袁世凯要千方百计地把它抓到自己的手中，他别有用心地向清廷建议，皇族大臣应当出征南方，以为各军表率。这一下子就把胆小如鼠的载涛吓破了胆，急忙自请解除统率禁卫军的军职。

这样，禁卫军便无人掌管了，满族亲贵们都怕“出征”而不敢接替这一要职。满族亲贵们对袁世凯始终是怀有戒心的，而冯国璋和袁世凯的密切关系也是人所共知的。如果冯国璋始终以袁世凯的私党面目出现，是很难插进清廷皇族圈子的，于是，自从他被封爵之后，就经常公开表示“与袁政见不同”，反对与“反叛朝廷的匪军”讲和，主张运用武力大张批伐，以图谋该要职。

惯于玩弄小聪明的满族亲贵中的实力人物良弼信以为真，认为冯国璋是因为个人打算而与袁世凯所走的路线不同，因此就竭力拉拢冯国璋，借以达到分化、削弱袁世凯势力的目的。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对此十分不满，指使冯国璋、段祺瑞领衔，联合四十八名北洋将领发表了“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的通电。

这本是袁世凯用以威胁革命党人的一着棋，却又给冯国璋披上了清廷忠实奴才的面纱，更加迷惑了禁卫军的训练大臣良弼等满族亲贵。于是，在禁卫军乏人统率之时，他成了合适的人选。

这样，他便受清廷之命，留京统率京畿防务兼任禁卫军军统。然而，禁卫军的统率权问题并没有完 全解决，因为良弼为禁卫军训练大臣，兼任第一协协统，依然是禁卫军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掌握着实权，加之，良弼又是对袁世凯疑忌最深的、反对共和最坚决的人物。所以，袁世凯为了排除障碍，控制禁卫军，达到篡夺清廷大权的目的，便借刀杀人，利用革命青年彭家珍之手炸死了良弼，从而，冯国璋完全掌握了禁卫军。

南北议和之后，基本上由满族人组成的禁卫军是反对清帝退位的。显然，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发生哗变。倘若发生哗变，袁世凯非但不能首尾相顾，无法调前敌之兵控制京师，而且他的威信也将受到极大的损伤。因此，退位的诏书迟迟不能发表，这成了袁世凯的一块心病。这时，作为禁卫军军统的冯国璋也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

一方面，他感激袁世凯的平素知遇之恩，不能站在其对立面，毅然反对清帝退位，另一方面，他在君主立宪人物的包围之中，又被其推为君主立宪会会长，主张君主立宪到底，也不敢背离“忠义”二字。

但形势逼人，到了无法再拖延的时候，他只得冒风险，亲自赶到西苑禁卫军司令部广场，召集全体官兵讲话。他站在讲台上，当众高声宣布“大清皇帝辞位”，然后讲了对皇室、对满蒙的优待条件，特别说明了禁卫军的额数、俸饷仍如其旧，概不变更。

对这些许诺，他以身家性命担保，来安定军心。他甚至表示，无论本人调任何职，仍以禁卫军相随；绝不与革命党接近，若有言行相违之处，准许本军之人随时枪杀，并不准家属报复。为此，他还当场要求全军推举两人，跟随他，监视他。对推选出的福喜、德禄两人，他当即委派为副官，每人给马一匹、手枪一支。

由于他如此肝胆相照，欺骗了禁卫军广大官兵，从而使一场风波平息了，为袁世凯又立了一大功。

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冯国璋既统率禁卫军又兼任总统府军事处处长。1912年9月，他任直隶总督兼民政长。

1913年3月，袁世凯因实行独裁统治，谋杀宋教仁，激起了南方革命党人的愤慨和反抗。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宣布讨袁后，7月23日，他奉袁世凯之命，担任了江淮宣抚使兼第二军军长，指挥北洋军由兖州出发，沿津浦路南下，以张勋为先锋，直攻南京。8月16日，他刚刚到达浦口，其乘龙快婿、在南京参加讨袁的第八师师长陈之骥就过江来投降，并报告了南京群龙无首的紊乱情况。于是，25 日，他指挥北洋军渡江，猛扑下关。在下关，他又像两年前火烧汉口一样，制造 了火烧下关的惨剧。9月1日，张勋率领辫子军攻占了南京。

03、消极敷衍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深知，江苏是连接南北、控制东南的战略要地，对他今后实行专制统治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打算在北洋军攻下南京之后由其心腹大将冯国璋为江苏都督，将江苏置于自己的牢固掌握之中。

可是，事与愿违，张勋的辫子军抢先一步攻占了南京，按照“先入关者王之”的惯例，不得不把江苏都督这一要职先送给不是“自己人”但又要加以拉拢的张勋。

然而，辫子兵不为“辫帅”争气，一进南京就闯出了一场大祸，引起了南京教案。英、美借题发挥，向袁世凯政府表示，张勋在南京，他们侨民的生命财产得不到安全保证，言外之意是把张勋赶走。

这正中袁世凯的下怀，于是，袁世凯就利用这种外交压力，撤换了张勋。1913年12月16日，冯国璋被任命为江苏都督。

北洋军攻下南京后，1913年9月10日，冯国璋回到了北京。这时，袁世凯亲自介绍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年近四旬而未婚的周道如与他订婚。这是一个美人计。袁世凯的目的，既是对他在镇压“二次革命”中立下的汗马功劳的酬劳，又是对他的拉拢，更是对他的监视。

袁世凯与周道如有约在先，要“阴移国璋趋向也”，就是要做他的工作，使他成为更驯服的工具。

1914年1月12日，袁世凯的第三夫人朝鲜籍的闵氏及长子袁克定护送周道如到南京，与冯国璋举行了婚礼。婚礼之隆重、热烈，轰动了整个南京城。在一片喜庆的气氛中，袁世凯把间谍活动做到了冯国璋的卧榻上。

冯国璋陶醉在燕尔新婚之中，哪里知道周道如把他与各处往来的电报，各地派来的使者的游说等凡不利于袁世凯帝制的言行，每天都一清二楚地向袁世凯作了报告。

这些密报是由陪嫁来的婢女出署传递的。所以，冯国璋在南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袁世凯均了如指掌。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周道如的“书信”仍不间断，从而使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袁世凯感慨不已，说：“予豢养左右数十年，高官厚禄，一手提拔，事至今日，无一人不负予！不意一妇人，对我始终报恩，北方文武旧人，当愧死矣！”

当袁世凯把独裁专制统治推向了复辟帝制的阶段后，冯国璋头脑中出现了一种政局动荡和袁世凯垮台的不祥的预感。当然，他也想到了帝制可能成功，可是，帝制的成功给袁世凯带来的是皇位的世袭罔替，而给他非但不能带来什么好处，还使其爬到最高位的希望化为乌有。

想到这里，他更是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有人给他出主意，要他先摸摸袁世凯的底，再决定对策。于是，1915年6月22日，他进京了解内幕。在北京，他一连三次谒见袁世凯，先是“投石问路”，说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予为秘示，以便在地方上着手布置。

奸诈无比的袁世凯对他来京的用意早已摸得一清二楚了，因此显得十分亲切和格外推心置腹的样子说：“华甫，你我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明说……”

说来说去，意思就是一个，自己坚决不想当皇帝。

冯国璋还不甘心，又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地进一步试探说：南方对于改革国体并非不赞成，只是时间问题，将来“天与人归”，大总统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是推不掉的。

袁世凯没等他把话说完，就勃然变色道：“这是什么话？假如有人用这等事逼我，我只有远到国外了。”

他见袁世凯如此大动肝火，也就信以为真了。当然，他也有些不敢再往下问了。

自从他到北京那天起，袁世凯就对他优礼备至，衣食住行处处体贴。他觉得袁世凯确实是把自己当作自家人了。经过这样一番试探，他认为帝制不会发生，于是，7月9日，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南京。

可是，8月14日，北京成立了“筹安会”，恢复帝制的活动公开化了，风越刮越紧，锣鼓越敲越响。这一下子他既不能不信，又不敢全信，只好给总统府机要局长张一渚打去密电询问，得到的答复简单而明了：“事出有因”。

这使他如梦初醒。接着，段芝贵、张镇芳等帝制干将纷纷派人到南京进行活动，甚至还游说于他。他深感受了袁世凯的欺骗和愚弄，又憋气又窝火，大为不满地骂道：“好哇，老头子真会做戏！哪里还把我当作自己人！”

冯国璋自知上当之后，对袁世凯的态度骤变，对帝制活动大发牢骚，敷衍搪塞，不肯出力。在江苏，巡按使齐耀琳受北京之命，指派六十人作为改国体、拥戴袁世凯当皇帝的代表，冯国琼暗中指示军署人员不当代表，不参加其活动。

到了国体投票那天，他托病不出，齐耀琳亲自到上房去劝请，左右的谋士也大进明哲保身之言，这样，才勉强穿着军装去了会场。到了会场，他站在那里，无论是投票改国体还是宣读拥戴书，都是面无表情，呆若木鸡，默立以听，一言不发。

如此一切言行，都很快传到了袁世凯的耳朵里去了，从而使他成了袁世凯最不放心的一个人。

消息灵通的日本报纸开始传播他同袁世凯“分家”的消息。其实，这时他同袁世凯仅仅是分心而已，还没有发展到“分家”的程度。

他感到，这种状况发展下去会对自己不利。于是，为了缓和矛盾，他一面派亲信去北京，向各方面要员进行解释，一面发表通电辟谣说：“国璋自光绪丙午年以一候选知县投效新建陆军，我大总统一见，谬加赏识，即奉派为全军督操营务处。由是追随历二十载，推心置腹，肝胆相见。前清之际，擢副都统……无一非出自我大总统之提携。…… (我同大总统）分虽僚属，谊犹家人，饮水思源戴山知重。此以私情言之，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受恩深重，而实又当世所共见也。至于中国近岁以来，……扶危定倾之才，舍我大总统其谁与归。国璋非但默态于心，即平日与友人私谈，为部下告诫，亦莫不谓……当今之世，惟我大总统为中国一人。此公谊言之，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为心悦诚服，而堪与为举世所共信者也。”

冯国璋搞的这一套自欺欺人的把戏，结果是适得其反，欲盖弥彰。因此，袁世凯对他的不放心也丝毫未减。12月18日，袁世凯下令，调他任参谋总长，表面上让他进京主持全国军事，实则是调虎离山。

“龙盘虎踞势开场，岂愿离山作子房”。他来了个软磨硬泡，先以害病为由，拒不进京；继而则鼓动江苏军民电请挽留；最后提出以江苏将军遥领才肯接受这个职务。

此时，袁世凯处境维艰，自身难保，对他无可奈何，只得任其在南京遥领。

04、建立第三势力不左不右

1915年底至1916年初，护国运动风起云涌。冯国璋看到袁世凯大势已去， 也就不再装病了。3月9日，他销假视事。

他不愧为袁世凯的好学生，不仅把袁世凯在辛亥革命时玩弄的手法学会了，而且还用来对付自己的老师了。他暗中与各省军阀加紧勾结，以便使自己成为游离于袁世凯和护国军之外的第三势力。

他 的想法是，一面借助护国军的力量推倒袁世凯，一面联合北洋军阀对付护国军，从而达到不占忘恩负义的恶名又能取袁而代之的目的。为此，他串通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段云鹏、湖南将军汤茗铭联名请求袁世凯“速取消帝制，以安人心”。

他为了声势更大一些，就以五人名义密电一些省的将军，以征得其同意。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五将军密电＂。直隶将军朱家宝得到这个密电后，急急忙忙向袁世凯告了密。这时，袁世凯正因为广西又宣布独立而烦躁不安，看到这个密电，连吓带气，几乎晕倒，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坐在身边的心腹谋士夏寿田说：“完了！一切都完了！”

五将军密电之后，冯国璋与袁世凯的裂痕再也无法掩盖了。然而，貌似深沉但又不怎么精明的冯国璋既没有一不做二不休，也没有拿出什么新的对策，反而变得谨谨慎慎，态度不鲜明，遇事不点头也不摇头，不左也不右。其实，这正是他的新对策一一静观事变，待机而动。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还想要保住大总统的尊位。可是，南方独立各省坚持要求袁世凯退位。为此，袁世凯要再做一次较量。他在进行对付各种势力的部署时，痛感自己豢养多年的北洋派大将们比护国军更可怕，其中盘踞要地、手握重兵、不在自己直接控制之下，又抱着“不左不右”态度的冯国璋是最危险的。因此，他不再把冯国璋当作心腹大将，而是看作自己的心腹之患了。

所以，袁世凯一方面派人到南京去疏通冯国璋，示意他出面联合未独立各省发表通电，挽留自己继续做大总统，并借此达到向西南护国军方面示威和加强北洋派团结的目的，另一方面派北洋军由海道南下，途经江苏，使冯国璋受到武力威胁。

就在这时，为护国军方面出谋划策的梁启超，请与冯国璋私交很深的冯耿光去南京游说，策动冯国璋当机立断，发表通电，响应西南，迫使袁世凯退位。

这时，冯国璋仍优柔寡断，半晌不说话。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痛苦地表示：“我的电报打出去，肯定能扭转局面，但你替我想想，我是项城一手提拔起来的，有知遇之恩，现在给他当头一棒，于心何忍？我不忍下手。”

冯耿光当即向他剖析天下大势，陈述利害，指出袁世凯是个冰山，一定要倒，紧跟袁世凯到底也要身败名裂。听到这话，他把烟枪一扔，站起来说：“我对不住老统领（指袁世 凯），心里不是滋味”，说完，便把秘书找来，草拟了劝袁世凯退位的通电。电文中说：“为今之计，惟有吁恳大总统念付托之重，以补救为先，已失之威信难返未来之修明可立。及此芍重名义，推让治权。对于未变各省，不必抽派军队，致启猜疑，前敌战事已停，亦无府加增兵卫。”

这是他在袁世凯的威逼和西南护国军方面的劝说之下，硬着头皮说出的几句话，从而使那种“不左不右”的骑墙态度有了一些改变。由于这是自五将军密电后他第一次以个人名义表态，也是北洋军 阀集团中第一个公开劝袁世凯退位的电文，所以，给袁世凯造成了新的威胁。从此之后，北方不少军阀纷纷效尤，通电劝袁世凯退位。

对于袁世凯派人来南京提出的要求，他以发挽留通电非但无济于事，还会引起南方独立各省的反感，不利于“和平解决”为由，加以拒绝。但他又表示愿意从中调停，办法是联合未独立的各省在南京举行会议，取得一致的意见，统一步调，形成力最，然后与独立各省进行谈判。

他提出召开南京会议是一个阴谋，其目的仍企图在西南护国军与袁世凯对峙的局势下，形成第三势力，同时造成他的盟主地位，并以这个既成事实作为取得继承总统的资格。

袁世凯同意召开南京会议后，他拉张勋以壮声势。4月18日，他和张勋二人联名提出了一个“和平解 决”时局办法八条：一、遵照清室赋予”组织共和政府全权”原则，承认项城仍居大总统之地位；二、慎选议员，重开国会；三、惩办奸人；四、各省军队须依全国军队按次编定番号，并采取征兵制；五、明定宪法，宪法未定之前，仍遵守民国元年约法；六、民国四年冬以前之各省将军、巡按使照旧供职；七、川湘前敌各军一律撤回；八、大赦党人。

显然，这八条是一锅大杂烩。尤其是第一条，不仅同他以前的态度截然相反，而且还把“清室”搬了出来，更是不伦不类。

出现这种情况，似乎令人费解。其实很简单。冯国璋本来就是个志高才疏、野心大魄力小的人，他为了拉张勋，就把张勋的主张也原封不动地拼凑在一起了。

毫无疑问，这八条同全国人民和护国军的意愿相去甚远，理所当然会遭到坚决的反对然而，他却把全国人民的态度只当作是给张勋的压力，似乎与已无关。

4月25日，他又以个人的名义给未独立的各省发去通电，居然站在“四省与中央”之间说起话来：“四省若显违众议，自当视同公敌，经营力征；政府如有异同，亦当一致争持，不少易改。”从而，进一步暴露了他妄图充当第三势力，左右操纵，投机取巧的目的。

为此，他继续施展伎俩，4月26日，致电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说：“南军希望甚奢，仅仅取消帝制，实不足以服其心”，要他们劝告袁世凯“察时度理，毋宁敝展尊荣，亟筹自全之策。”

不难看出，他这是在利用护国军来压迫袁世凯退位。他为了既使袁世凯退位，又不落个忘恩负义的恶名，在给袁世凯的密电中，一方面请其“敝屈尊荣”，一方面又“恳切”地说：“钧座一身之安危，家族财产之保障，国璋敢以身家性命担保，不使稍有遗憾，以报平日知遇之恩。”

尽管如此，袁世凯仍不为其所动。

5月1日，冯国璋又将“和平解决”时局的八条办法略加修改后通电各方，其第一条改为：暂时承认袁世凯为大总统，另组新国会，由袁世凯提出辞职，再选举继任大总统。

这个通电一发出，立刻遭到了各个方面的谴责和反对，全国舆论痛骂他是“袁世凯第二”；南方参加护国运动的各省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主张“名为保袁，阴实自重”；就连北洋军阀集团内的人对他也表示反感。甚至袁世凯对他也不满意。

冯国璋在左右为难、里外不够人的窘境中，竭力独树一帜，继续一面应付袁世凯，一面与南方独立各省将军“结成团体”“贯通一气”，调解“四省和中央”的冲突，操纵南北政局，使自己成为时局的重心。

5月5日，他赴蚌埠，邀倪嗣冲去徐州会晤了张勋。11日，这三个地方实力派联名发起召开南京会议，电请未独立的各省派代表参加。18日，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山西、山东、河南、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福建、察哈尔、热河、绥远等十五省区和上海、徐州、蚌埠的代表共二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一开场就在袁世凯退位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派主张袁世凯必须退位，一派则坚决反对，双方严重对立，僵持不下。在其他问题上，会议也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因此，会议开了五天，毫无结果，草草而散。

05、高唱“和平”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各方关于其退位的争执也就随之而云消雾散 了。黎元洪当上了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

黎元洪为了拉拢冯国璋，10月30 日，国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选为副总统。冯国璋当上副总统之后，感到副总统的头衔固然荣耀，但不如地盘和军队重要，倘若没有地盘，没有军队，副总统的头衔啥都不是。因此，他不放弃江苏，11月8日，在南京就任副总统，并兼任江苏督军。

1917年，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曾前去调解，不见成效，溜之乎也。是时，张勋正在伺机复辟。冯国璋因有志在总统的野心，于是便想利用张勋来打倒黎元洪，为自己取而代之开辟道路。因此，他对张勋复辟活动的态度十分暧昧，甚至暗中还参与、支持，所以，复辟派认为“河间稳健，不能有所异同”。

张勋也把他当成重要的合作者，在复辟之后的“伪命”中，各省督军都改授为巡抚，而只有他和陆荣廷与众不同，升为总督。然而，张勋刚刚宣布复辟，黎元洪下了台，他便趁反复辟力量兴起之机，也发表了反对复辟的通电，并于7月6日宣布行代理大总统的职务。

可见，他也和其他军阀一样为了自己的利害得失，根本不考虑国家的安定、民族的存亡和百姓疾苦，更不讲什么原则和是非。在他们的政治生活中，用的是权术，靠的是实力。

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北洋军阀内部的角逐并没有随之而停止或消失，只是政争的内容、形式、对手发生了变化而已。国务总理段祺瑞，非但不从 “府院之争”酿成的一场复辟后祸中吸取教训，有所收敛，反而因又捞到了一块 “再造共和”的招牌变得更加骄横，“脾气”有增无减。

过去，黎元洪那样有“涵养”的人尚且被他气得火星乱冒，更何况这时的对手已不是赤手空拳的黎元洪，而是手中既有雄兵数万，又有“长江三督”那样强大的派系作后盾的冯国璋。比起黎元洪来，冯国璋的野心大得多，更非是甘居人下作“活动的盖印机器”之辈。加之，冯国璋与段祺瑞二人“面和心不和”由来已久了。这样，北洋军阀集团内部的争斗就又重打鼓另开张了。

冯国璋任代理大总统不久，段祺瑞就先发制人，安排皖系干将倪嗣冲接任江苏督军，对他釜底抽薪。本来，冯国璋平时给人的印象是优柔寡断，有时还糊涂得令人难以相信。可是，在江苏督军由谁来接任的事情上，非但毫不糊涂，而且一点也不优柔寡断，断然拒绝了段祺瑞的安排。他完全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由心腹李纯任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保持了直系势力在长江中下游的稳定。

冯国璋看到，北洋政府为段祺瑞一手所把持，上上下下大都是其亲信，对此他心中颇为不快，也不愿意进京去就职。可是，段祺瑞为了用他装门面，就派亲信斩云鹏到南京去“请”他。斩云鹏向他大讲了一通“二人同心，其力断金” 的道理，又说段总理这次组阁一定听冯四哥的话，还满口答应他将李纯调到江苏十五和十六师仍旧归他统率等。一切说定后，他才答应进京就职。

在这期间，还有一个插曲。冯国璋不但把住地盘死死不放，而且对钱财也是抓住不放的。7月18日，段祺瑞电催其北上就职，可是，他姗姗来迟。对此，外间传说颇多。有人说，真正的原因是一笔买卖绊住了脚，这笔买卖是他与江苏著名缙绅张睿等勾结英商，借制药为名，将存在上海的一千六百余箱烟土，用民国元年的公债票一万万元买到手，然后转手高价售出，从中牟取暴利。

段祺瑞听到这个消息，不以为然，微微一笑，慢条斯理地说：“我与冯旧交，此君有钱癖，固所深知。但以今日环境论，我绝不能反对，因小失大，致伤感情。且系苏省官绅合办，彼既事前未征求我的意见，我只好装聋作哑。”

段祺瑞说冯国璋有“钱癖”，实有其事。冯国璋不仅是个大军阀，而且还是个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兼大官僚资本家。他在老家诗经村一带有土地千余亩；在苏北，与张謇合办盐垦公司，占地七十万亩；在北京、天津和南京等地设有数处钱庄，较为著名的有华建银行和华充银号。此外，他在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中华汇业银行等处还有大额的投资。

他如此巨富，仍不能满足其贪欲。中南海里养了不少历代珍贵的鱼，包括袁世凯执政时河南进贡的黄河大鲤鱼， 据说还有一条三尺长的红鱼和一条四十二斤重的卿鱼，这条卿鱼系着两道金圈，挂着两块金牌，相传它已有六、七百年了。他当上代理大总统后，下令把这些鱼一网打尽，高价卖出，钱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一时间，北京的饭馆子里高声叫卖“总统鱼”，与“东坡肉”相竞争。

于是，在冯国璋活着的时候，有人写了这样一副对联：“宰相东陵伐木，元首南海卖鱼。”

在他死了的时候，有人又写了一条挽联：“南海鱼何在？北洋狗已无！”

1917年8月1日，冯国璋抵京就职。到京后，他干了四件事，一是拜访黎元洪，二是派内务总长汤化龙为大总统代表入清宫答谢，三是为夫人周道如治丧，这三件事勿庸细说，单说这第四件事，叫“三杰相会”。他把段祺瑞、王士珍一齐请到了总统府，紧紧地握着这一“龙”一“虎”的手，极为亲切地说：“咱们老兄弟三个连枝一体，不分总统、总理、总长，只求合力办事，从今而后再也不会有府院之争了。”

他对别人也说：“从此府院一体，内外一心了。”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冯国璋、段祺瑞二人本是同学，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府院之争不会重演了。于是乎，出现了“三位一体”之说。其实，大谬不然。就在这些论调高唱的同时， 冯国璋和段祺瑞之间的矛盾已发展到了相当尖锐的地步了。

当时，段祺瑞拒绝恢复民初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组成护法军政府，反对北洋军阀，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势。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下，决心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派兵入川、湘，借南伐之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而冯国璋则以英、美帝国主义为后援，与西南军阀有着长期密切的关系，更不愿意为人做嫁衣，使皖系势力得到扩张，所以，极力倡导”和平”，美其名曰“和平统一” 政策。

冯国璋主张“和平统一”的直接目的是以维持西南军阀地位和地盘，来换取他们对北洋政府的承认，对自己的推重，为将来当上正式大总统创造条件。正因为这样，“武力统一”的军事行动伊始，冯国璋就采取“拖”的办法，迟迟不下“讨伐令”，段祺瑞天天催促，他的回答是：“且慢一步吧，看看形势再说吧。”

与此同时，他秘密派人南下，口传他的锦囊妙计，指示参战的直系军队消极怠战。于是，10月，在湘作战的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二十师师长范国璋通电主和，并自动撤兵，从而打了段祺瑞一闷棍。

这时，段祺瑞突然想起来有人告诉过他的一句话：“对付黎易而对付冯难”，悔之晚矣！入湘的皖系傅良佐弃长沙仓皇出逃，成了“短命督军”，入川的吴光新也损兵折将，败退下来。接着，直隶督军曹锟、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也相继发表主和的通电。

这样，北洋军阀集团就公开“分家”了，一派为皖系，一派为直系。

由于冯国璋的掣肘，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受到严重挫折而不得不暂告一段落。段祺瑞在盛怒之下，于11月16日向冯国璋提出辞职。冯国璋自以为得计。可是，当他刚要为自己占了上风而兴致勃勃的时候，就立即尝出段祺瑞送给他的是一个酸果！

几年来，他一直向往着新华宫，甚至做梦都在当这里的主人。可是，当他真正走进新华宫的时候，才发现这里并不是人间仙境，而是一座华丽的人间地狱。其实，他所感受到的痛苦，黎元洪都早已经受过了。

过去，黎元洪天天想罢免段祺瑞，就是找不到一个敢当国务总理的人来。现在，他也是这样。最后终于找到一个人，这就是病态娇惯的汪大燮。而汪大燮还提出了“只做一天的总理，只签署两个文件”的滑稽条件。就是这样，他也得苦笑着答应了。

23日，他下了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由汪大燮代理国务总理的命令。这就是汪大燮签署的第一个文件。接着，汪大燮又在一个空白命令上签了名，也就是汪大燮要签署的第二个文件。此后，这位汪代总理天天找冯国璋，逼着他在空白命令上填写继任总理的名字。

他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天天去向王士珍作揖打拱带着哭腔说：“你不能望着我活受罪呀！”王士珍确实很帮他的忙，到处找人当国务总理。可是，找到的人都望而生畏，敬谢不敏。他实在没有办法了，也不管王士珍愿意不愿意，硬是在那张空白命令上写了王士珍的名字，并亲自到王士珍家中，哀求说：“请你看老朋友的老脸，莫再弃我如遗。”

就这样，这位信奉黄老之道、好言和平的“北洋之龙”，出山继任国务总理了。

段祺瑞下台不久，又任“参战督办”，当上了太上皇，使冯国璋在总统的宝座上时时刻刻都不得安宁。在段祺瑞的唆使下，督军团在天津、徐州开会，要挟冯国璋继续对南方用兵，他们扬言：如果不采纳，将以对付黎前总统的手段对付今大总统。

段祺瑞又以“未来副总统”为诱饵，把曹锟拉到主战派方面，还派阴谋家徐树铮游说张作霖，抢劫了从日本买来的大批军火，派兵入关支持皖系。

最后这一招使冯国璋想起当年辫子军赶走了黎元洪，觉得今天胡子兵进关是赶自己来了，他越想越怕，不寒而栗，于是，态度渐渐软下来了。有一次他和王士珍谈话，王士珍叹着气说：“这年头，不独对南难疏通，对北也难疏通，我实在干不了啦。”

他也长吁短叹道：“我也干不了啦，要走我们一起走。”

1918年1月26日下午，冯国璋突然以南下当面征求各省督军关于战和的意见为名，带领十五师部分官兵一千五百人、子弹二百箱、轴重车数十辆，偷偷出京，实则是奔赴南京，不再北归。27日，到达蚌埠，向安徽督军倪嗣冲大发牢骚说：“督军不听中央的命令不必说，就是一个师长、旅长，索饷索械比什么人都凶，一点点不如意就要反抗中央，请老弟代我想想，这样的总统做得下去吗？”

这时，皖系发现他逃出北京去南京，实行其与南合作、向北讨伐的计划时，段祺瑞密令倪嗣冲把他截住，逼他返回北京。结果，他不仅未能跳出火坑，不得已又返回了北京，还被迫发表了对南方的“讨伐令”，令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率部进剿，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援岳前敌总司令。

在皖系武人接二连三的攻击 下，他招架不住，于2月5日又发表了一个“罪己诏”，责备自己“无知人之明”“无料事之智”，以平息皖系军阀们的怒气。

他如此软弱无能，国务总理王士珍更受窝囊气，闹着向他辞职。他对着王士珍作揖说：“老哥，你叫我为难了，我受了半年的活罪，比项城、黄陂（指黎元洪）受的罪更多。老哥又要离开我，叫我怎么办呢？”

王士珍说：我替总统受的罪也不少了，找个替身替总统帮忙吧。2月20日，王士珍说什么也不到国务院办公了，冯国璋不得不准其辞职。这时，他又矮了大半截，去请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段祺瑞淡淡地一笑说：“现在已不是责任内阁，人人可以干，何必一定要我来干呢！”

他无计可施，又到处磕头作揖，任命了内务总长钱能训代总理。他在泥潭中不能自拔，又无路可走，3月4日拟就了辞职电。总统府秘书长闻讯后，急忙把电稿追回，并去安慰他。他说：“总理没人干，请东海（徐世昌），东海不来；请芝泉（段祺瑞），芝泉不理；请杏城（杨士琦），杏城没有回音。钱斡臣（钱能训）天天闹着不肯代，难道叫我自己兼国务总理不成！政令不出都门，不知他们把我置于何地！好，你们替我预备两部骡车吧。”

不管他是否真心要下台，但他所说的处境确实是真实的。此后，他逢人就表示自己决不恋栈，并说：“做一个无忧无虑的老百姓，总比在这儿活受罪的好。”

3月7日，他以无副总统可代、无正式内阁可摄行大总统的职权、无国会为由，向不伦不类的督军团提出了辞职。

06、黯然谢幕

1918年3月，督军团要求段祺瑞出山，冯国璋被迫再次请段祺瑞组阁，但段祺瑞却假意不肯。于是，他主动向段祺瑞订城下之盟，表示今后国务院的文件总统不得擅改一个字；阁员由总理选用，不必征求总统同意；总统府秘书长由总理推荐；总统府与各省来往电文由国务院核发。

这些条件，远远超越了责任内阁的权限，这样，他才把段祺瑞请出来再次组阁。

段祺瑞上台后，继续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冯国璋则阳奉阴违，表面上，不见客，也不办公，一切都不过问，像一个木雕泥塑的人一样，只在那儿守府，而背后仍从中作梗。8月7日，代理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在衡阳首先发难，公开通电指责武力统一是亡国之策，提倡“和平”。21日，吴佩孚又领衔通电，请冯国璋颁布全国一致罢战令。长江三督则提议先解决时局而后选举总统。段祺瑞认为，这一切都是冯国璋的阴谋，置之不理。

10月，段祺瑞操纵安福国会以冯国璋代理总统期满为由，将他赶下了台。他未下台时一再要求辞职，而当被段祺瑞及其皖系赶下台后，又极端不满。他为了发泄不满，发表了一个报告自己代理总统情形的通电，说：“查兵祸之如何酝酿，实起于国璋摄政以前，而兵事之不能结束，则 在国璋退职以后，其中曲折情形，虽有不得已之苦衷，要皆国璋无德无能之所致。 兵连祸结，于斯已极，……人非木石，宁不痛心？”还说：今后“绝无希望出山之意。”

他下台之后，段祺瑞也虚晃了一枪，来了个自动辞职。然而，这种戏法并没有消除直系和皖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冯国璋仍想再拼一场，他对身边的亲信说：“我们这次栽给芝泉不算什么，以后再看我们的。”

1919年，冯国璋回到了河间老家。民国年间怪事多，这位下了台的总统不但有两个连的兵力轮番护守，而且他还“节制”十五、十六两个师的军队，两个师的师长刘询、王廷桢也都是他的亲信。

那时就是这样，大人物下了台还照样占有优越的地位，因为在台上的大人物对下了台的大人物有猩猩相惜相怜之感，知道自己也有下台的那天，也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所以，徐世昌大慷国家之慨，毫不吝惜国家的钱财，“特准”对冯国璋的待遇，以送人情。

当然，徐世昌也是为了平息冯国璋的不满，在冯国璋、段祺瑞二人之间搞平衡，使自己稳坐在直皖两派共同拥戴的最高席位上，以达到控制，统一北洋派的政治目的。

正是因为这样，冯国璋虽然已归故里，徐世昌还派人迎他回京。9月下旬，冯国璋听说靳云鹏当上了国务总理的消息后，又取道天津回到了北京。到北京后，段祺瑞大摆宴席，为他接风洗尘，似乎过去的一切怨怼都云消雾散了。因此，他和段祺瑞调和之说又起。

然而，他对这种说法不感兴趣。因为他表面上是为十五、十六师争饷讨帐来的，而实际上是观察风向，联络直系，企图东山再起的。无奈天不由人，12月初，他“忽感风寒，医治不愈”, 28日，死于北京帽儿胡同家中。

弥留之际，冯国璋还口授遗言给徐世昌，仍希望“和平统一”早成，并表示以不能亲见为憾。他死后，段祺瑞亲自到冯宅灵前吊丧，并在这位斗了一辈子的老战友老朋友灵柩前，掉下了眼泪！

民国以来，没有一个手握大权的军阀、政客不想爬到最高的位子上去，然而，爬上去的也没有一个是得到好下场的。袁世凯自作自受，活活气死了；黎元洪赤手空拳，被人赶下了台；冯国璋也是因争权夺势败北，牢骚太盛伤身，致病而亡。冯国璋之后的继承者的命运更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