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的败局,“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的逃与亡

唐绍仪

1912年6月15日,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在上任3个月后,决定辞职跑路。

他很决绝,也很果断,没有通知任何人,只留下一封辞呈。

当天清晨,唐绍仪拿着些生活用品,坐上黄包车,直奔北京前门火车站,他知道,在有如巨网的北京城,那里是唯一的缺口。

黄包车穿过一个又一个胡同,不快不慢地穿梭在偌大的北京城,黄包车夫越跑越卖力,唐绍仪感到久违的轻松,他将帽檐深掩,一边陷入沉思,一边享受着突围般的快感。

三个月前,孙中山和袁世凯南北议和,双方代表伍廷芳和唐绍仪在上海进行谈判。正是这场谈判,终结了清朝帝制。

然后,小皇帝溥仪缩在宫殿一角,孙中山功成身退荣归故里,袁世凯如愿登上大总统的宝座,唐绍仪作为袁世凯的拥趸、好兄弟,出任民国首任内阁总理。

新生的民国,一切就像是尘埃落定。

但让唐绍仪没有想到的是,事情竟然朝着无法预料的方向发展。

唐绍仪和孙中山

他更没有想到,孙中山对他的影响会如此深远。

南北议和谈判,是一场拉锯战,唐绍仪和伍廷芳一共谈判了6次,最终以孙中山让位,并许诺“如袁赞成共和,当举为大总统“而结束。唐绍仪在和孙中山的接触过程中,孙中山及同盟会都对他极为友好,唐绍仪的立场也开始向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转变。

在唐绍仪上任10天后,经过黄兴和蔡元培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

唐绍仪此举,不知道袁世凯会持什么态度,但或许是默许的,毕竟,在他和同盟会之间,多一个中间人物,没什么坏处。

毕竟当时的袁世凯,正是春风得意,他刚刚凭借自己的智慧从清末纷乱复杂的政治丛林走出来,权力在手,一切如愿以偿。

但袁世凯没有想到,在他即位不到半年,竟然有人公然挑战他的权利,而为首者,竟是自己的老部下,唐绍仪。

两人虽然是很多年的拜把兄弟,可看问题的方式却截然不同,一旦面对实际问题,冲突便不可避免。更何况,是涉及到“权“这个敏感词。

早在武昌起义之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被制定,当时,革命党中形成了总统制和内阁制的争端,最终孙中山以决定性的声望优势奠定了总统制新政权。

而到孙中山让位之时,参议院又匆忙进行了修改,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这显然是南方方面留下的一招,目的是制约和限制总统的权利,总统一切命令,需要经过内阁副署,方才能产生效力。如此以来,总统不过是一个虚位。《临时约法》还规定,临时参议院在正式国会成立前是国家的立法机关,在临时参议院成立后的10个月,临时总统需要进行国会选举,国会成立后再进行正式总统的选举,并且以宪法代替《临时约法》。

整个看下来,同盟会所掌握的参议院修改《临时约法》的目的就很明显了,实则是对袁世凯极大的不信任,并且妄图在他立足未稳的时候,将其拉下来。

在权场驰骋多年的袁世凯一眼就能看穿这种小孩子的把戏,但他有足够的耐心。

于是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国会的选举很快开始进行,中国政党空前活跃。一年之间,新成立的党派足足有682个,民初的政治舞台,异常热闹。

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之前,基本形成了四党鼎力的局面,即多党派合并的国民党、统一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再细分,其实就是以革命派为主的国民党,和以清末立宪派为主的其他。

毫无疑问,国民党以第一大党的地位控制了国会,袁世凯真正意识到,自己得到的不过是一个虚位,而唐绍仪,作为内阁总理,他目的就是捍卫内阁制,袁世凯在总统府做的决定,内阁总理唐绍仪可以直接驳回!

唐绍仪在美国多年,早已经不是封建型的奴才官僚,他醉心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又迷惑于内阁的责任制度,所以他并不会百依百顺做袁世凯的臣子,很多问题,他甚至跳过袁世凯自行处理。

唐绍仪(左一)和袁世凯(右一)

千百年的君臣之道,或者就算是作为僚属,这样的举动,显然是无比危险的。

有人向袁世凯进言,说唐绍仪已经完全倾向于同盟会。每当唐绍仪进出总统府,都有人指着背影窃窃私语:总理又来欺负总统了。

当时,袁世凯的总统地位真的很尴尬。

有一天,袁世凯对唐绍仪说:“少川,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

袁世凯语气平和,像是褒扬,透露着老朋友的宽厚和大度,但唐绍仪心里明白,这是袁世凯发出的警告。

果然,袁世凯开始反击了,唐绍仪南下接收南京临时政府时,在任命直隶都督时,唐绍仪向袁世凯汇报,由地方推举人王芝祥担任,此人于同盟会关系密切,袁世凯自然不愿意,但不好明示,于是表面勉强同意。而唐绍仪,自然开始准备任命公文。没想到袁世凯突然收回成命,将王芝祥改派到南方军去了。

当然,袁世凯的改派任命并未得到内阁副署,也就是说,他的任命是无效的。

袁世凯这一举动却让唐绍仪深感不安,想到当天的警告,唐绍仪有些慌了分寸,他太知道袁世凯的脾气秉性了,他苦心维护的内阁制受到严重挑战,他不想妥协,却也没有和袁世凯斗一斗的勇气。

于是,走为上,逃得越远越好。

前门火车站

人力车突然停下,唐绍仪从沉思中清醒过来,他一抬头,看到前门火车站人来人往,圆形的拱顶,像是一个句号。他穿过人流,登上一列火车,到了天津。

这一年,唐绍仪刚满五十岁。

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匆忙出逃,公众一无所知,直到几天后,才从报纸中知道了这个离奇事件。

唐绍仪一走,必然会给新生的民国政权带来天翻覆地的变化。

果然,内阁中4位同盟会籍总长,包括农林总长宋教仁、教育总长蔡元培等人宣布辞职,内阁近乎崩盘,留任的都是袁世凯的部下,比如外交总长陆徵祥、内务总长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等。

袁世凯可谓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本就想把失去控制的唐绍仪和同盟会成员扫地出门,没想到唐绍仪一走,一切都解决了。

唐绍仪这一走,袁世凯和同盟会彻底分道扬镳,这个过程也极其体面。在四位总长请辞之时,袁世凯颇为不舍地说:“我代表四万万人请诸位留任。“

可是,谁敢留啊。

中华民国第一届内阁迅速垮台,原因显而易见,对袁世凯来说,他不愿意坐虚位,也绝不会像内阁所希望的那样安分守己,他最终跳过内阁发布命令,不过是一个“总统”对权力的正常渴望。再反观内阁,总理唐绍仪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直接出逃,和唐绍仪一样,那些同盟会阁员,不过是理想主义者,一旦出现差池,他们就会“出逃”,放弃内阁,然后放弃国会,将之拱手相让。

没有斗争的耐心,也没有前仆后继的勇气,只能眼睁睁看着袁世凯权利欲望日益膨胀。而最终,也只能重新举起革命大旗,用牺牲来弥补和祭奠如今的“礼貌离开”。

此时的袁世凯,兴高采烈地组建了另一个“内阁”,并且亲自拟定名单。而参议院和国会呢,早已在枪口之下屈服了。

陆徵祥

袁世凯一边解封个巩固自己的权利,一边将国会和内阁一一击破。

6月18日,唐绍仪出走第三天,袁世凯任命陆徵祥代理国务总理,填补唐绍仪的空缺。

而此时的唐绍仪,仍然处于惊魂未定的出逃旅途中,在天津住了两天,唐绍仪转而乘船准备前往上海。

到达上海后的唐绍仪隐居起来,深居简出,远离政坛,为了生活,还与人集资创办了一家人寿保险公司。

而袁世凯,忙于清除异己,又是解散国会,又是改内阁制为总统制,甚至修订《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十年任期,并且可以连任选任。

一系列操作,袁世凯对于权利更加执迷,欲望也愈发膨胀。

段祺瑞

唐绍仪处在江湖之远,但却不仅仅是个看客。

1916年,袁世凯暴病身亡,段祺瑞暂时接力接力。唐绍仪听闻之后,多年蛰伏的仕政梦想再次苏醒,他立刻联合伍廷芳、梁启超等人,联合通电,责问段祺瑞:

三年约法,绝对不能视为法律。此次宣言恢复,绝对不能视为变更。今大总统之继任及国务院之成立,均根据元年约法。一法不能两容,三年约法若为合法,则元年约法则为非法。然三年约法,不特国人均不认其为法,即今天大总统及国务院之地位,皆必先不认为法,而始能存在也。

一场新法与旧法的战争。

1917年8月,唐绍仪出山南下,参加护法运动,被孙中山任命为护法军政府财政总长。

1919年2月,在新一轮的南北战争中,议和谈判再度开始,唐绍仪被任命为谈判代表。富于戏剧性的是,这一次,他代表的是南方政权。

然而现实与梦想背道而驰,连年军阀混战,北方大地早已备受煎熬。而南方,孙中山建立的广州军政府,在制度上与北方的军阀政权没有去区别。

唐绍仪苦心坚守的民主政治,最终是没有找到生存之地,民国政坛这盘棋,更加混乱了,唐绍仪越看越糊涂。

于是,唐绍仪决定再次出走。他拒绝了段祺瑞外交总长的任命,也拒绝了孙中山军政府财政总长的任命,重新回到上海。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唐绍仪挂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国府委员。

唐绍仪

1929年,唐绍仪再次出山,而这一次,他没有在权力中心,职位只是一个中山县长,小官小吏,唐绍仪却表现出莫大的热情,他残余的政治理想,终于找到了一方净土,中山县,就是他的理想试验田。

1931年3月16日,唐绍仪走马上任,在就职演说中,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用25年的时间将中山县建设成为全国各县的模范。

十九年,唐绍仪从一国总理成为小小县长,这位理想主义者,始终没有放弃过他的信仰。在中山县境,唐绍仪为政清廉,革除官府衙门陋习,以解决百姓实际问题为主,传下诸多美名。

可他毕竟是元老级人物,虽然如今权力甚微,但依然有着举重若轻的地位。在广东没少遭到时任政府主席的陈济棠的排挤,1934年10月,陈济棠发动兵变,唐绍仪再次被迫出走。

时至此时,唐绍仪已经三次出走,而这次被迫而为,心中难免不甘,他默默记下了陈济棠的仇。

1936年,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公开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唐绍仪抓住机会,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中提议撤销国民党西南政府委员会等机关,从而,直接促使了陈济棠兵败的结局。

在报了一箭之仇后,唐绍仪回到上海,远离政治。

这一次出走,唐绍仪就再也没回来,他的出走,在民国的政治版图中掀不起风浪,因他产生的缺口,在他身后又迅速地合拢,蜂拥而至的政客挡住了唐绍仪瘦小的身躯。

唐绍仪

唐绍仪也终于明白,那个时代,缺的是理想,缺的是道义,唯独不缺政客。

已经年过六十的唐绍仪对政坛再无兴趣,开始收藏起古董字画,兴趣转移,生活休闲了不少。

就在唐绍仪安度晚年之时,日本人为了“以华制华”,制定了一个所谓“南唐北吴”的计划,即组织了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专做唐绍仪和吴佩孚的工作,计划以唐绍仪的名义组织全国伪政府,取代蒋介石。

而唐绍仪,虽然不问政事,但也深知自己的处境,身处在日寇包围的孤岛,在各方势力云集,暗流涌动的上海滩,他不愿得罪任何一方,于是态度很不明朗,与各方都暧昧不明。

正因为此,唐绍仪引起诸多猜测,蒋介石担心他为日本人所用,欲除之而后快。

赵理君

1938年9月,军统第一杀手,素有“追命太岁”之称的赵理君亲自出马,扮作古董商,进入唐绍仪府中,乘其不备,用斧头砍死了唐绍仪。

这位民国元老,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就这样死于暗算。没有证据,也没有审判,单凭猜测和传闻,国民党当局就要了他的命。

这份“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决绝,着实让人震惊。

这个醉心于民主共和的理想主义政客,眼睁睁看着民国变为暗枪黑斧的天堂。

唐绍仪在咽气的那一瞬,内心恐怕无比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