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好与交谊：清代官员商人的文玩进贡

【摘要】：清代官员与商人的进贡一般有“例贡”“特贡”“日常贡”三种形式，“例贡”又包括年贡和节贡，年贡主要是进献方物特产，极少进贡文玩，其他形式的进贡，程度不同地与文玩进献关联。文玩的进贡，以康、雍、乾三朝为突出，既与帝王的雅好有关，也是“盛世藏玩”的显现。文玩可以“联上下之情，而成泰交之谊”，但大量的特别珍稀的文玩进献，也是官员与商人揣摩圣意、刻意奉迎的一种方式，并不可避免地带来耽情古玩、私相馈送、借机受贿的弊端。

中国传统社会地方以及有关官员向帝王和皇室的进贡是一种历史的延续，到清代已经有较为固定的成例，即所谓“例贡”。一般的例贡或进贡与本文所说的官员与商人的文玩进贡有一定的关联，但又有较为明显的不同。学界虽然还没有系统探讨文玩进贡的专文，但已经有一些研究清代进贡制度的论著和个案研究，可以参考。何新华认为，“清代官员例贡有多种形式，年贡、端阳贡、万寿贡是较为常见、固定的例贡形式”，大致不误。根据档案材料的记载，各地、各部门的进贡形式（次数）并不一致，如江南织造、苏州织造是年贡、端阳贡、万寿贡，即所谓的“三节贡”，粤海关每年“承办贡进方物四次”，这四次为“端阳、万寿、年、灯四贡”。长芦盐区“每年惟端午、年节、皇上万寿、皇太后万寿四贡系盐政自办。其余古玩、雀鸟、花弁并热河恭进果品、食物等件，每年七八次不等，具系商人办理。长芦的“四贡“，实际上是端阳贡、年贡、万寿贡三贡，另外再加上每年七八次不等的随时进贡。闽海关则是“每年五贡”。甚至有月月进贡者，雍正五年，福建巡抚常赉即说：“闽省旧例，每月俱有土产食物差家人进贡，如有应奏折子，即同进贡折子并装一匣，直到宫门呈进”。年贡、端阳贡、万寿贡等一般也称为“节贡”，是一种“例贡”。另外的进贡如“迎銮贡”则是一种“特贡”。可以认为，清代官员及商人的进贡事实上是“例贡”和“特贡”两种形式，如果考虑到官员、商人的平时进献，笔者称为“日常贡”，则有“例贡”“特贡”“日常贡”三种形式。在这三种形式的进贡中，年贡主要是进献方物特产，极少进贡文玩，其他形式的进贡，程度不同地与文玩进献关联。

在清代文献中，“文玩”“清玩”“古玩”“古董”“珍宝”交替使用，并没有明确的分野，本文所使用的“文玩”一词，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包括古器物、古籍、书画、玉器、文具等供帝王欣赏把玩的物品。

一、君臣“情谊”与官员进贡

雍正帝曾经说：“在廷诸臣有进献书籍笔墨文玩之事，朕以君臣之间情谊贵乎联属，如古来之跻堂称觥，献芹献曝，皆所以通上下之情，不使尊卑之分大相睽隔也。……今诸臣有所进献，朕何忍悉行屏拒，故其物虽极轻微朴陋，朕亦鉴其诚心而收纳一二件，大抵多系笔墨笺纸之类”。又说，“在廷诸臣有进献书籍笔墨文玩之事，朕以诸臣之意出于诚恳，若一概拒却，恐无以联上下之情，而成泰交之谊，故其物虽极轻微鄙陋，朕亦鉴其忱悃，而收纳一二件，此朕优待臣工、曲体下情之深恩，并非以其进献之物可适于内廷之用而收纳也。……我圣祖仁皇帝六十年来，诸臣进献之物不过如此，天下人所共知者，而蒙圣祖宽大包涵之度，鉴其微忱，不遗葑菲，所收率多笔墨笺纸书册之类，恩谊可谓至矣。”这里的意思十分明显，官员进贡书籍笔墨文玩与帝王的收纳，既是一种雅事，也是君臣联谊的一种手段。在君的一面，其他贡物往往“概行掷还”，文玩往往全收或“收纳一二件”；在臣的一面，不但不避讳，有时还过分张扬。雍正帝之所以连续说出上揭的两段话，也正是由于进贡官员的过分炫耀。雍正四年，雍正帝“检阅”礼部侍郎查嗣庭的日记，内中载云：“某日赴圆明园进献，上收砚头瓶一具，毫笔二百枝。是日，督抚提镇进献者甚多。”雍正帝在前引上谕中称：“查阅査嗣庭进献原折，则收伊砚头瓶一种，乃新磁（瓷），极不堪可笑之物，至于所进毫笔，朕因伊系读书人，正可留以自用，此时即发还之，而伊日记中则云收纳二种，即此见其虚假矣。本无督抚提镇进献之事，而伊记为‘甚多’，不知伊所见者是何省何人，其粉饰装点者，究属何意”又说，“査嗣庭私编日记，讥讪朝政，而于赏赐进献之物，则以无为有，以少为多，将来布散流传，必致生人议论”。査嗣庭“以无为有，以少为多”的过分炫耀，抑或是由于其“饥讪朝政”，引起雍正帝的愤慨，不但“着三法司一并审讯具奏”，连其进献的砚头瓶，也被雍正说成“乃新磁，极不堪可笑之物”。甚至当时（雍正三年）进献的督抚査弼纳、孔毓珣、李绂、陈世倌、图理琛以及杨名时、李绂、何世瑾、甘汝来等人所进之物奏单，一并“发与汉大学士、九卿阅看议奏”。直至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依然谈起查嗣庭的旧案：“朕近于几暇，恭读皇考世宗宪皇帝谕旨……逆犯查嗣庭日记，有进砚头瓶、湖笔一事，形诸记载，可见人心险薄，何所不至!益以仰见皇考圣明洞照,防微杜渐之渊衷，所以维持世道者,至深且远。因忆御极以来，虽曾禁臣工贡献，而朕四十寿辰，臣工于方贡外，亦有进玩器书画庆祝者。在督抚诸臣，受联委任，若因办觅贡物，而使属员得以乘机迎合，或贻累于富户商人。稍有人心者，当不出此。设令有之，亦断不能逃朕洞鉴。然佥邪好事之徒，未免因此妄生疑议，构造浮言，是亦査嗣庭者流耳。当此光天化日之下，虽伊等技无所施，而究不若概行禁绝者之为善也。嗣后廷臣督抚，其毋有所献，并谕中外知之”。这里除依旧指责査嗣庭之流的人心险薄，也表明依旧有臣僚进献玩器书画，并宣称此后不准再沿袭进献。

事实上，由于康雍乾三帝的文玩爱好以及“盛世藏玩”的社会潮流，官员的文玩进献依旧不绝，并不因査嗣庭案而消弭。官员进贡文玩以“万寿节贡”最为突出，特别是“逢十”庆祝也就是“万寿大庆”时，进贡尤多。

故宫博物院藏《万寿盛典初集》

康熙五十二年，“恭遇皇上六旬万寿，普天同庆”，康熙《万寿盛典初集》集中记载了各类官员的文玩进贡，包括内阁大学士、学士的进贡，翰林院掌院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的进贡，南书房翰林诸臣的进贡，养心殿诸臣的进贡，武备院大臣的进贡，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官员的进贡，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的进贡，通政使司通政使、通政、参议的进贡，大理寺、太常寺官员的进贡，顺天府府尹、府丞的进贡，退休官员的进贡，等等。即所谓“致仕在籍诸臣，先后进献诗册、古玩、书籍、土宜等物，庆祝万寿。……是时，致仕在籍诸臣诣京庆祝者……莫不制为诗文，写成卷册，及家藏书画、古玩、土宜物产，与在位诸臣，后先进献。惟是庆祝之后，各旋田里，别无册籍可稽”，仅仅是“三品以上，耳目见闻所及”的记载。另外还有直省进士、举人、贡监生员的进贡。这些进贡委实惊人，不妨将原任经筵讲官、户部尚书王鸿绪恭进的物品示列如下：

万寿颂一册。银晶大士一尊，玛瑙寿星一尊，脂玉双螭杯一只，脂玉花觥一品，脂玉笔床一对，寿字玉水盛一品。嘉窑茶杯一对，万窑宫碗一对，嘉窑茶撇一只，寿字嘉窑霁青茶杯四圆，宣铜案炉一座，寿山福海嘉窑茶杯一对，官窑黄寿芝一盆，砚山紫寿芝一座。天仙拱寿宋刻丝书一轴，万寿描金笺一百幅，寿山石图书一对，嘉窑合碗一只。宋板（版）唐孔潁达周易义一部，宋板唐陆德明诗经重言重意互注一部，宋板太学类编成周制度一部，宋板吕氏读诗记一部，宋板刘敞七经小传一部，宋板韬略二本，宋板许慎说文解字一部，宋板孙愐唐韵一部，宋板王昭禹周礼详解一部，宋板资治通鉴考异一部，宋板大广益会玉篇一部，宋板唐陈子昂集一部。元板资治通鉴一部（计二十套）。朝鲜板唐柳宗元文集一部。旧板子汇一部。明沈度金书华严经一部，明董其昌审定戏鸿堂帖二部，宋高宗御书杜诗一卷。北宋燕文贵秋山萧寺图一卷，北宋李公麟华严变相图一卷，元赵孟頫楷书道德经一卷，元赵孟頫浴马图一卷，元钱选秋江待渡图一卷，元钱选田家聚乐图一轴，明文征明秋林谈道图一轴，明董其昌书吕祖金丹诗一轴，明仇英大士一轴，明董其昌画一册，明董其昌书桃源行一册，明董其昌书清静经唐诗一册，明项圣谟花丼一册。官窑水盛一面，定窑水池一面，宣窑霁红盘一对，宣窑把杯二对，宋制番玛瑙香盘一面。西洋地平仪一架，西洋察量远近仪器一个，西洋小规矩一个，西洋吸铁石一块（计吸十八斤），西洋盐露一瓶，西洋流黄露一瓶，西洋象牙塔一件，西洋象牙箫一件，西洋鼻烟二瓶，西洋法琅鼻烟瓶三个，西洋化五金水一瓶，西洋方石一块，西洋罗斯玛里诺露四瓶，西洋保心石一块，西洋巴尔撒木阿饽饽克里的果一盒，西洋显微镜一个，西洋宝烧瓶二个，西洋规矩四个，西洋古巴依巴油四瓶，西洋火漆一匣，西洋巴尔撒木油二盒，西洋葡萄酒六瓶，西洋德里亚格二匣，西洋法琅珠子三十三个，西洋香二匣（计二块），西洋巴尔撒木香珠十挂，西洋法琅珠二挂。

这是退休官员王鸿绪的独自进贡，除玉器、玛瑙、水晶、瓷器外，包括宋版书13部，元版《资治通鉴》20套，朝鲜版《柳宗元文集》一部，以及宋高宗御书，宋元明时期燕文贵、李公麟、赵孟頫、钱选、文征明、董其昌、仇英、项圣谟等人的书画作品，甚至有大量的西洋器物。

其他官员进贡的书画作品除前面已经提到的著名书画家外，还有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宋徽宗、黄庭坚、范宽、赵千里、吴镇、黄筌、黄公望、李辰、解缙、蓝瑛、祝允明、倪瓒、沈周、文彭、陈献章、郭熙、钱选、赵伯驹、冷谦等人的书画，晋唐以来的名家作品大都在列。另外，兵部侍郎宋骏业一人进贡宋版书24套，候补内阁学士顾悦履一人进贡宋版《韩愈集》4套、旧版《十三经注疏》24套，顺天府府尹屠沂、府丞王懿进贡宋抄本《欧阳修全集》、文征明手抄本《通鉴》，也令人吃惊。这些万寿大庆的超常进贡，一般来说超出了官员们的个人集藏，不另外购买是很难想象的，或许就是后来乾隆指称的，逢万寿节，“向来各省督抚，例进方物……不外乎任土作贡之义。乃阅时日久，督抚等踵事增华，即有购觅古玩充贡者”。

为了醒眉目，特就康熙《万寿盛典初集·庆祝·贡献》各卷所记主要部门有关官员的文玩进贡列表如下：

除了上述记载的进贡外，官员面见皇帝，还有另外的进贡。如原任吏部尚书宋荦，《万寿盛典初集》记载：“吏部尚书致仕宋荦恭进：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一部，欧晁琴趣一部，名人法书四卷，古画三轴，文玩六件”。据宋荦的《祝圣恭纪》称：“康熙五十有二年，恭逢皇上六旬万寿，臣荦于二月十二日由臣本籍启行，命臣男筠随侍，赴京恭祝圣寿……于三月初五日抵都门……初七日，臣荦进呈古玩、书籍十五种，蒙收宋板书三部”。可以认为，《万寿盛典初集》记载的“贡献”，是公开的礼品单，面圣时的进献，属于私下的见面礼。

还可以举出嘉庆“五旬万寿”的文玩进贡作为参照。嘉庆十四年，嘉庆帝五旬万寿，是时的社会境况已远非康乾时代可比，事前一年，嘉庆帝也有谕旨：“来年为朕五十诞辰，或以五旬庆节，非常年万寿可比，辄欲竞献奇珍……五旬庆辰，除该督抚应进土贡，仍准循例进献备赏外，所有金珠玩好各物，概不准呈递。若督抚中有准其届期来京申祝者，亦止准呈递如意。或系科甲出身，素工词翰者，并准其进献诗册书画”。实际情况并非如嘉庆帝所谕，即使是“进献诗册书画”，也不一定是“科甲出身，素工词翰者”，笔者在现存档案中查阅到了进贡清单，仅列示休致革职人员的“进呈书画”以窥一斑：

原任巡抚陈淮一册。

休致宗人府府丞徐绩一册。

休致大理寺卿翁方纲一册，休致大理寺少卿庆岱一册，休致大理寺少卿宜绵进佛说十吉祥经一匣。

四品京堂姜晟一册。

休致侍读学士吴省兰一册。

休致通政司参议闻佳言一册。

休致内阁侍读学士通恩一册，休致学士廷弼一册。

原任左都御史周廷栋一册。

原任总督倭什布一册。

原任巡抚汪日章一册，原任巡抚张诚基一册。

原任侍郎蒋予蒲一册。

原任给事中揆文一册。

原任御史吴荣光一函计四册。

原任郎中台福一册，丁树本一册，庆祥一函计二册。

原任员外郎范重棨一册，祁韵士一册，祁珙一册，袁锡一册，龚正调一册。

原任主事汪本申一册。

原任内阁中书觉罗清昌一册。

原任中书科中书陈山纪一册。

原任庶吉士赵继昌一册。

原任指挥吴廷标一册。

原任笔帖式鹤鸣一册。

原任道（员）曹芝田一册。

原任知府缪晋一函计二册，常丹葵一册，张汝骧一册，冯克鞏一册，德生一册，周有生一册，樊士鉴一册，方应恒一册，阿勒景阿一册，吴兆熊一册，杜安诗一册，杨兆鹤一册。

原任同知张继荣一册，李壎一册，王揆一册，沈廷谐一册，滕开业一册。 原任知州钟岱一册，周兼杰一册，陈景登一册，李维谦一册，张辉吉一册，王鸿一册，孙荣昇一册，高昇一册，沈堂一册，万在衡一册。

原任知县王元弼一册，卫贤书一册，万培成一册，艾荣松一函计四册，熊言孔一册，邹锱一册，刘沄卿一册，陈廷镇一册，窦熙一册，沈恕一册，唐登云一册，宋开勋一册，沈思诜一册，席友兰一册，曾翁受一册，胡德溶一册，沈竣一册，任质淳一册，张昉一册，胡瑛一册，陈梦兰画册一本，崔象山一册，锺济亨一册，唐鸿鉴一册，冯国桢一册，舒其绍一册，李廷兰一册，张范东一册，杨英会一册，徐垲一册，汪师周一册，林际春一册，陈元芳一册，费清一册，陈夔让一册，徐立朝一册，陈文汉一册，许弼亨一册，康堤一册，金泳一册，达椿一册，杨兰一册，茹绍基一册，张士凯一册，陈惠润一册，李祥凤一册，王亨祺一册，余学道一册，张毓龄一册，孟甲年一册，万承纪一册。

原任通判王文续一册，陈宝元一册，福康一册，张景耀一册，郝松年一册，叶鹏翥一册，赵学涧一册。

原任经历宋调梅一册，张文策一册，陈灿一册，胡林一册，谈集一册，史培一册。

原任盐大使任绍濂一册，熊之垣一册。

原任州同池大经一册，蔡景清画一册，陈果一册。

原任县丞张枢一册，段復清一册，朱煜南一册，刘焜一册，蔡治濬一册，张绍高一册。

原任州判蔡荣纬一册，张维垣一册。

原任巡检李鸿光一册，武廷柱一册，施云中一册，陶家宾一册。

原任主薄葛恩一册，张云焕一册，周文镳一册。

原捐从九品郭旭一册，张景先一册，陈光照一册。

原任未入流邵世均一册，黄文焕一册。

原任典史陆棨一册，王沅等一册，杨嗣曾一册，陈敏修一册，冯绍忠等一册，傅镇源一册，陈维一册，潘渭一册，顾惇典等一册，佟辉业一册，张步衢一册，余承裔一册，揭啓晨一册，朱连傑一册，毕林一册，程震一册，蒋俊、冯浩共一册。

原任学政周维堂一册，原任训导卫锺元一册，原任教谕司时乐一册，原任教谕刘毓随一册。

原任总兵官信一册，原任守备王槐荫画一册，原任千总陈纯一册。

已革中式贡士缪庭标一函二册，已革举人李新一册，朱光照一册，谢凤翥一册，已革武举古维城一册，已革官学生昇额布一册，已革生员朱洛一册，梅渥一册，徐怡升一册，已革监生孙承祖一册，姚文煜一册，惠林一册，张秉衡一册，李映东一册、画一套又画二本。

前揭康熙六旬万寿的文玩进贡大都是髙级别的官员，一般官员的进献缺乏记载，这里揭示的嘉庆五旬万寿书画进贡，则包括了大量的低层级官员、吏员，甚至革职人员，似乎意味着在大规模的帝王祝寿活动中，官员的文玩进贡是普遍性的。

在帝王巡幸以及其他节贡时，也多有文玩的进献。不论是南巡、东巡，地方官员皆有“逐道进贡者”。康熙四十二年（1703）三月，康熙帝南巡，恰逢五旬万寿，各种进贡突出，以致康熙发出感叹：“尔等如此进献，在外督抚亦必效之”。康熙进而说，“朕素嗜文学，尔等诸臣有以诗文献者，朕当浏览”。看似是帝王雅好，无疑也加剧了巡幸之时歌功颂德的诗文撰写以及古籍、文玩的进贡。据《圣驾五幸江南恭录》记载，康熙四十四年（1705）南巡，三月十四日，“将军马进古董等物，上收古书一部，洋漆杯二只。……都统蔡进古董等物，上收古书四部。……都统赵进古董等物，上收古书一部。织造曹进古董等物，上收玉杯一只，白玉鹦鹉一架。中堂张进古董等物，上收古书一部，古瓷笔架一枝”。十八日，“龙江关萨雅进献古董二十四件，皇上收四件”。二十日，“司道各官进献古董，名字手卷、古炉、瓷器、古董等色，各点收三色”。二十一日，“江苏臬司高进献玉杯古玩，抚标中军林政进献古窑罗汉一尊、红毛玩景小船一只、名字手卷、古书四色”。二十六日，“翰林沈宗敬进献古书二部，髙曜进古玩”。四月初四日，“督院、提督、北关、布按二司各进古玩”。初七日，“将军偌进古玩十二件，上只收檀香佛、董字藏经手卷”。十四日，“江抚宋进献古书四箱”，等等。在收到将军偌某进献的古玩后，康熙说：“你在浙做官清廉，难为你了。”言下之意，许多进献来自于搜刮，自掏腰包者甚少，所以才有“难为你了”这种带有感情色彩的语言。

各地方大员在帝王巡幸中的进献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官员进献后，一般会赏赐御书墨宝。如乾隆十六年（1751），皇上驻跸淮安，赐漕臣瑚宝御书“天储永裕”。驻跸扬州，赐两淮盐政吉庆御书“筴海流膏”。驻跸苏州，赐江苏巡抚王师“吴会风清”，赐苏州织造图拉“采章明备”，赐致仕礼部侍郎沈德潜“道存风雅”。驻跸江宁，赐两江总督黄廷桂“秉钺三江”，赐江宁将军锡尔璜“整武钟山”，赐署安徽巡抚张师载“勤襄保障”，赐安徽巡抚卫哲治“化洽皖江”赐江宁织造髙晋“黼黻文明”。驻辟杭州，赐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海疆制阃”，赐署浙江巡抚永贵“湖山膏雨”，赐署浙江巡抚永贵之祖母禄布哩氏“节劲霜筠”，赐浙江提督吴进义“矍铄专阃”，赐署浙江布政使德福“布德”，赐浙江按察使叶存仁“秉宪”，赐吏部尚书梁诗正之父梁文濂“湖山养福”，赐梁诗正“台阶爱日”，赐翰林院侍讲刘起振“词垣耆瑞”等，等等。赏赐臣僚墨宝，可以反推有关官员的进贡。

有时由于进贡太多，抑或不入帝王法眼，导致帝王烦躁，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上谕：“因平定两金川，巡幸山东，告成阙里，各省督抚呈递贡折者甚多……朕非但不喜，且觉烦渎可憎。……所有此次各督抚呈进之物，已谕令奏事处概行掷还。”

在节贡中，以端午贡的文玩进献为突出。道光二年，广东的端午贡中，除鼻烟、沉香、岩露香、莲头香、切花香、花机纱、增城葛、浅色葛、深色葛、本色波罗葛、牙色波罗葛等物品外，还包括“花卉画扇一百柄二匣”。咸丰八年（1858）广东的端午贡，除前述物品，又包括了端砚。在广东巡抚栢贵的奏折中，指明了贡品的产地：“端砚出自肇庆府，花机纱出自新会，鼻烟、岩露香各种系由香山、东莞二县采办，沉香系由琼州府采办，葛布系由雷州府及潮州运同及增城县采办。”安徽巡抚的“端阳贡”，除了进贡珠兰茶、松萝茶、银针茶、雀舌茶、梅片茶、櫻桃脯、枣脯、青饼、青螺、琴笋、藕粉等地方特产外，进贡的文玩有徽墨、朱锭、宣纸、歙砚、青阳扇等名目。像广东的端现，安徽的徽墨、朱锭、宣纸、歙砚等物品，也应该属于方物土产，但在进贡方物土产的“年贡”中并没有这些名目。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官员的“日常贡”，即平时进贡文玩。

这种平时进贡，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主动进献，如康熙五十二年（1712），苏州织造李煦“差家人王宗赉进寿山石器，共百件有余”。乾隆七年（1742），江西巡抚陈弘谋“进呈《司马光传家集》十部二十套一百六十本”。乾隆十一年（1746），兵部左侍郎凌如焕代父凌起潜（曾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时年九十一岁）将“平日虔礼佛像并供奉宋板《法华经》七卷恭呈皇上”。朱批：“览奏俱悉，今赐汝父书福一方，以为汝父寿考之征。”二是奉上谕进贡，如雍正七年（1729），谕旨：“传与鄂尔泰家人，你总督前次折奏，要进云南所出红白玛瑙石，朕只当是荆州石，曾批令不必进来，今你回去传与总督，将此红白玛瑙石随便带些来朕览，不必多了。”于是，云南总督鄂尔泰进呈“翡翠石一块，姑绒石一块，三台石、橡子石、橡皮石、松花等石共二十块。乾隆初年，已经“四载归田”的退休翰林院侍读学士王图炳，除遵旨恭书圣制诗赋、春帖、对联、屏障、挂屏、炕屏及《玉皇本行集经》外，将“旧刻《韩愈文集》四套，旧版《五经》十二套，明顾懿德山水一幅，陈继儒跋董其昌临黄山谷月赋一幅，笔赋一卷，具折令家人恭赍赴阙进呈”。乾隆三十五年（1770），两淮盐政李质颖奉上谕：“寻觅藏经纸暨宣纸及名人字迹。”于是，进贡“藏经纸二十张，宣纸四十五张，又大小宣纸四十五张，磁青纸十张，恭呈御览。又进贡“家藏怀素草书千字文手卷一轴，赵孟頫楷字《法华经》一部”。同年，李质颖又“寻觅得宋苏轼墨迹手卷一轴，宋马和之画手卷一轴，晋侧理纸一圆，宋仿纸四十张，恭呈御览”。乾隆四十年（1775），山西巡抚巴延三奉上谕：“照《谭录》所载澄泥研（砚）购进数方，觅人仿制。”于是，“绛州购有遗研三方呈送”。随后，又于“绛县等处续购三方禀送”。乾隆四十四年（1779），又奉旨：“仿照贾氏《谭录》，于汾河试取澄泥砚材。”巴延三称：“于上年九月间预令绛州及稷山、河津二县各制绢囊，安放于河流稍缓处所，收取澄泥，今届期满之时……将绡囊内浸取澄泥，解到验试，谨将试得细净澄泥砚材十八块，敬谨装匣呈进。”据档案记载，乾隆四十五年（1780），又呈进“细净澄泥砚材十八块”。乾隆四十九年（1784）、五十年（1785），各恭进“细净澄泥砚材二十七块”各不等。

二、商人进献、采办文玩

一般商人并没有向皇帝进贡的资格和门径，能够向皇帝进献文玩的商人，或者是高官的后代，或者是特别富有且有地位的商人。这些商人进贡也要通过地方官员专折奏请，然后代为呈进，或有面圣之机时恭进。

高官的后代，如原任总河刘勷长子刘光晟，是专门“采办洋铜”的商人，因为感谢获得“奏准充商”的资格，借乾隆十年“欣逢皇上万寿圣节”的机会，“谨备古玩玉器一十八件恭进”，因为“无由上达”，请山西巡抚阿里衮“代为转奏”。朱批：览。也就是说得到乾隆帝的同意。

特别富有且有地位的商人主要指保有专卖权、富可敌国的盐商，特别是业盐两淮的商人。除前揭长芦盐区“古玩、雀鸟、花卉并热河恭进果品、食物等件，每年七八次不等，具系商人办理”这种随时性的进贡外，主要的进贡时机是万寿节和皇上巡幸。

在万寿圣节时，盐商多有进献，并往往随盐政官员进京祝寿、进贡。乾隆二十六年（1761），逢皇太后七旬万寿，浙江杭、嘉、绍、松四所盐商吴玉如、叶如春、方同元、吴大盛等人“敬备玉、铜、瓷器八十一件”，由浙江巡抚兼管盐政庄有恭“代为奏进”。

乾隆三十六年（1771），逢皇太后八旬万寿，两淮盐政李质颖奏称：“两淮商众蒙皇上天恩准其赴京，恭襄庆典，莫不踊跃鼓舞，将段落陈设物件敬谨办理齐全，装载船只，奴才于中秋后令江广达等陆续运送进京，十月初五可以全行运到。需“装载船只”，运送陈设物件，并由两淮总商江广达（即江春）“陆续运送进京”，可以想见进献的物品不在少数。

嘉庆十四年（1809），两淮盐政阿克当阿奏称：“于上年十一月内，据淮南总商江广达（这里的“江广达”为江春之子江振鸿）等呈称，嘉庆十四年恭逢皇上五旬万寿，商等受恩深重，情愿报效银二百万两，于万寿圣节前，随贡先进现银一百万两，以备赏需。其余一百万两分庚午、辛未两纲，各缴银五十万两，解交内务府……嘉庆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上谕：……今该商等将所进现银一百万两，已于六月内照数交全。奴才遵奉谕旨：总商江广达等率同盐运司德庆弹兑足数，另款密为存贮，恭候谕旨动用，断不敢稍露风声，其庚午、辛未两纲每纲应交银五十万两，俟至彼时交收存贮，另行奏闻候拨。……奴才带总商江广达、洪恒裕、张广德、黄潆泰、汪肇泰、邹同裕等六名，令其随带呈进贡品，随班叩祝，所有贡品，俟该商等到京时由奴才代为呈进。”这件奏折揭示出三个问题：第一，逢万寿大庆，盐商不但进献贡品，也捐献银两。这种捐献数量巨大，达到200万两，而且是秘密进献，“密为存贮”“断不敢稍露风声”，所以一般典籍并没有记载，笔者根据典籍统计的《清代各区历朝盐商报效表》，也没有将此统计在内。第二，这次万寿进献文玩等物，至少有两次，一次是“于万寿圣节前，随贡先进现银一百万两，以备赏需”，在前一年捐献现银100万两时，已经有“随贡”，嘉庆十四年“随班叩祝”时，又“令其随带呈进贡品”。第三，两淮总商江广达、洪恒裕、张广德、黄潆泰、汪肇泰、邹同裕等人随班进京，地位隆崇，深得帝王喜爱，上谕用了“总商江广达等率同盐运司德庆”一语，似乎在帝王眼中，总商的地位髙于盐运使德庆。

嘉庆二十四年（1819），内阁奉上谕：“朕六旬万寿庆辰，各省盐政、织造、监督等，着派阿克当阿、延丰、延隆三员来京祝嘏。”于是，两淮盐政阿克当阿“照例带领总商黄潆泰、邹同裕、许豫鼎、鲍崇城、汪肇泰、巴恒大六名进京，同申庆祝”。这里的“照例”，显然是前次两淮盐政率领总商进京贡献的延续。没有进京的其他地区的盐商也有贡品呈献，如浙江盐商俞晋“恭逢皇上六旬万寿……敬谨备贡一份”。

在皇上巡幸地方时，一方面，盐商捐银资助用度，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南巡，“两淮众商感激踊跃，请捐备赏银一百万两”。可以说，盐商的捐银在南巡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盐商捐建或修葺行宫别业，并予以装点，或直接进献文玩等物。在《圣驾五幸江南恭录》中也有盐商进献文玩的记载，如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十一日，“抵扬州黄金坝泊船，有各盐商匍匍叩接，进献古董玩器书画不等”。十四日，“扬州府盐商进古董六十件，又进皇太子四十件”。十九日，盐商汤元丰、王永祥等“进献古董十色，皇上大悦，收宋李迪大画一幅，字画名扇十柄，竹器二件”等等。

另外，在准备编撰《四库全书》时，盐商进献图书也十分突出。乾隆三十八年（1773），两淮盐政李质颖奉上谕：“藏书之家，江浙为尤盛……淮扬系东南都会，闻商人中颇有购觅古书善本弆藏者，而马姓家蓄书更富，凡唐宋时秘册遗文，多能裒集，存贮其中，宜有可观。若能设法借抄副本，呈送于四库，所储实有禆益。李质颖系翰林出身，于典籍气味尚近，且现为盐政，查办尤易。……需派总商内晓事之人如江广达等，令其因亲及友广为访借，不必假手吏胥”。李质颖奏称：“钦遵圣训，当即选派晓事总商江广达等八人，令其因（姻）亲及友，广为访借，务期必得，以多为贵。至于商人马裕，素有藏书……该商欣喜踊跃，即将书目呈出，奴才查其全目，共一千三百八十五种。内督臣高晋选去一百三十三种，又已经选定尚未取去知会奴才查办者六十二种，今奴才悉心采择，又选出二百十一种。据马裕禀称……何敢复烦抄繕，致需时日，只求将原书呈进，便是十分之幸了（夹批：俟办完四库全书，仍将原本发还，留此亦无用也）。”乾隆的意思是“借抄”，素有藏书的盐商马裕则是揣摩或深谙皇上心思，“求将原书呈进”。经过几次拣选，李质颖奏称：“于商人马裕家藏书内选取七百七十六种，并另觅书七百九十种，节次敬谨进呈。”根据乾隆的上谕，对捐书“最多者如浙江之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两淮之马裕四家……着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又如进书一百种以上江苏之周厚堉、蒋曾荣，浙江吴玉墀、孙仰曾、汪汝瑮及朝绅中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人，亦俱藏书旧家，并着每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一部，俾亦珍为世宝，以示嘉奖”。同时，在两淮和长芦，盐商也有采办文玩的惯例，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上谕：“两淮商人购办古玩一事，业经查明核办。昨召见西宁，据奏，长芦所办古玩，亦系商人购备……其事系历任相沿，即高斌、李质颖亦如此办理。”在采办文玩的同时，盐商一方面也附带着“恭进玉器、古玩”，既有“恭进玉器、古玩，荷蒙赏收之件”，也有“所进些微玉器、古玩，未蒙赏收者”。由于是奉旨“采办”，上谕要求凡是赏收之件，“悉动公项，准令报销”。但盐商再三要求无偿贡献，为此，两淮盐政尤拔世专折上奏：“据淮南北三十总商江广达等禀称：商等上年恭进玉器、古玩，本属无多，内中有用价购买之件，亦有各商自有之件，按次匀配恭进，实欲稍尽蚁忱，仰报天恩于万一。……奴才细加查阅，又传运司带同众商到署，面为询问，并又将朱批恭读宣示。据该商等伏地佥称，商等受皇上天高地厚之深恩，丝毫无由仰报，去年恭进些微之件，系属已办之事，若再开价具领，则是无有人心，跪求之次，至于感激涕零。奴才体察伊等情形，实出至诚，而且已办之事，实属无从再起弊窦。”盐商的文玩进献，似乎是出于“至诚”。直至嘉庆六年，“蒙恩旨，停止呈进玉器，众商情愿按年交银五十万两”。也就是说，两淮盐商之前的采办玉器文玩，虽说是“悉动公项，准令报销”，但事实上款项也出自商人，所以才可能有“停止呈进玉器，众商情愿按年交银五十万两”之说。按年交银五十万两，分上下半年两次“解交内务府”。在两淮总商采办的其他物料中，间或亦有文玩之件，如乾隆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两淮总商黄源德、江广达等采办的物料清单中包括了九如意、如意、牙花、自鸣钟、铜鼎等。乾隆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两淮总商洪充实采办的物件清单包括了珊瑚、洋金花笺、玻璃大缸、玻璃大花樽等件。

三、文玩进贡的相关问题

有清一代的文玩进贡，必然涉及许多问题，在这里主要叙述四个问题：

第一，文玩进贡的动因及影响。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天子好利则诸侯贪，诸侯贪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庶人盗。上之变下，犹风之靡草也”。文玩进贡的繁盛与否，固然与社会经济的盛衰有关，但与帝王的爱好有更大的关联。康雍乾时代文玩进贡的昌炽，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源于康熙、雍正、乾隆的文玩爱好、收藏、鉴赏及其艺术品位。除了他们的自我宣扬外，曾担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并受到乾隆知遇之恩的王图炳也曾称颂：“圣祖仁皇帝功德巍荡，文治光昭，即至游艺宸章，皆如禹鼎汤盘。……我皇上（乾隆）……好古敏求，实绍周文之圣统。”所以，康雍乾诸帝尽管也有禁止进献文玩的谕旨，大臣、商人的进献之风依然劲吹。这或许是大僚臣商深谙帝王品性的缘故。

康雍乾时代的文玩进献，必然影响到那个时代的世风。乾隆帝的三段上谕颇有意味：

一在雍正十三年（1735）乾隆即位不久，上谕称：“自古地方官员，有进献方物之礼。盖以地土所产，贡之于君，所以见其诚意。而为君者，鉴其意而酌纳，所以笃堂廉之谊、联上下之情也。朕即位以来，亦循照旧例。间有进献珍宝古玩者，朕概降旨停止。……以贡物而累及闾阎，万万不可，即或交与属员代办，而价值不敷，令其暗中赔补，是又假公济私，收受贿赂之巧术也。”此段上谕有鉴古之进献及祖、父收受进献之得失的意思，并指摘官员的进献难免是“假公济私，收受贿赂之巧术”。

一在乾隆三年（1738），针对“外省备进贡物，名为奉上，其实借以营私。每次未收之件，既可分馈权要，又可归人私囊。而属员等竞事逢迎，辄以帮贡为词。借端派累，层层取巧，以致小民朘削难堪”的现象，上谕称：“进贡之意，不过借此以联上下之情耳。殊不知君臣之间，惟在诚意相孚，不以虚文相尚。如为督抚者，果能以国计民生为务，公尔忘私，国尔忘家，则一德一心，联必加以奖赏。若不知务此，而徒以贡献方物，为联上下之情，则早已见轻于朕矣。且朕现在谕令督抚等毋得收受属员土仪，诚以督抚取之属吏，属吏未必不取之民间，目前所受虽微，久之必滋流弊。若进贡方物，虽云督抚自行制办，而辗转购买，岂能无累闾阎，是所当行禁止者。”此段上谕在于说明进献的本意是“联上下之情”，可以有进献，但不能过分，更不能取之下属、取之民间。

一在乾隆十六年（1751），针对官员“耽情古玩”的现象，特别是广西提督豆斌“性耽逸乐，雅幕清客，终日烧香作画，玩弄古董”，乾隆称：“提督控制全省，为镇将之统帅，责任甚重。若戎务不至废弛，偶于公暇寄情清玩，亦无关紧要，但恐以时际升平，偷安耽乐，启因循怠玩之风，则大有关于军政。”武官玩弄古董，耽情古玩，关乎军政，因此要彻查。

特别是以盐商为代表的商人每次进献文玩，皇帝并不全收，而是有选择地收取，返还部分就预留了经手人截留自存的空间。

乾隆三十三年（1768），査抄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案件，揭发出卢见曾在盐商代为“购办古玩”、“盐商进贡”过程中的贪婪情事，其中，乾隆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年令商人“代办玉器书画共三十三件”，乾隆二十七年（1762），“各商承办差务完竣，存有古玩，又向商人挑留十九件”，据为己有，折合银额达到一万六千余两。据称：“其在任多年，与商结纳甚久，断不止于代办古玩一节，恐怕有勾串商人，按引分肥、私相馈送情事”在另外一件查办档案中又称，卢见曾“勒取商人古玩”，并与盐商“串通结纳，从中获利”。所有查出“金玉各器及珠宝古玩字画等项”，“逐一查点”，饬令“解交内务府”。另外一位职责重要的盐务官员“监掣同知”杨重英，“与卢见曾上下同官，一气十载，奉迎结纳，朋比为奸”。仅盐商吴裕大一人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被杨重英“勒索”，“送银六千七百两”，二十五年“送银五千一百两”，二十六年“送银七千一百两，通共被勒银一万八千九百两”。又“自（乾隆）十九年起至二十三年止，商人毕起新等人陆续送银一万六千二百两”。一个官品不高的监掣同知之所以得到如此多的贿赂，除管辖盐商的“封引”“捆盐”“装盐”等重要环节外，是由于与上级官员的交好，除卢见曾外，其与历任两淮盐政吉庆、高恒、普福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所以“杨重英更有脸面，恃势妄作，每事搜求”。搜求的时候，“必令各商自行面交，方肯接受。商等或借办工（这里的“办工”是办皇家事务）请示，或借公事进见之时，各自携带面交。惟伊近身家人经见，并无外人过付，商等亦不敢声张”。乾隆五十八年，直隶总督梁肯堂在参奏长芦盐政穆滕额时也说：“穆滕额自到长芦盐政任后，令商人按次缴银，自办贡物，共缴过银二十五万两零，并未将贡余发还。盐政官员扣留被返还的盐商贡物成为一种常态。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卢见曾案发后，两淮盐区曾经专门制定章程，特别强调：“盐政每次进贡古玩，有蒙恩赏收者，有未蒙赏收发回者，此等发回物件，盐政应将奉到批回原折同物件倶发运司，传同商人逐项领回，听承办之商自行变价归款。该运使即于原办册内逐一登注，并于报销数内扣除，自无混淆之弊。如此，盐政亦不能拣择私存”。事实上难见成效。嘉庆帝针对和珅案亦曾揭示：“督抚等所进贡物，在皇考不过赏收一二件，其余尽入和珅私宅。”像和珅这样的中枢贪官且不论，一些盐政官员在犯事革职査抄时家藏古玩通常也特别多。前述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的查抄清单未能査到，但查到乾隆三十三年河东盐政达色的査抄清单，其中与古玩相关的主要物品如下：

玉器：

青玉杏花山一件、白玉苍龙瓶一件、汉玉八仙山一件、白玉鳌樽一件、汉玉牡丹凤一件、汉玉达摩一件、青玉耕织图一件、玉葫芦鼻烟壶一件、青玉如意一件、紫檀镶玉如意二件、菜玉如意一件、碧玉福禄樽一件、新玉石榴暖手一件、新玉鱼暖手一件、新玉寿星一件、玉杯一个、玉双喜人一副、青玉花樽一件、新玉双凫暖手一件、白玉柄一件、碧玉柄一件、青玉杯一个、碧玉牌一块、碧玉瓶二件、玉斧一件、玉狮水盛一件、青玉双龙珏一件、旧玉夔龙块一件、玉玦一件、小玉人一个、旧青玉圈一个、菜玉扳指一个、旧玉水盛一件、白玉山子一件、青玉石子三件、玉水盛一件、青玉桃盒一件。共计四十一件。

古玩瓷器：

定窑水盛一件、官窑官樽一件、定窑霁红瓶一件、定窑太和鼎一件、定窑盘龙洗一件、定窑盘一件、双插瓷瓶一件、小葵花洗一件、定窑盘一件（原文如此）、双耳瓷瓶一件、小碎瓷瓶一件、瓦窑梅花插一座、旧瓷鼎一座、定窑大盘一件、松花小瓶一个、人物瓷盘一个、旧瓷盘一件、双耳瓷瓶一件（原文如此）、青花瓷瓶一座、汝窑碗一件、大龙泉盘一件。共计二十一件。

铜器：

铜鼎一个（缺耳）、铜鸡瓶一件、小铜鼎一座、旧铜瓶一座、旧铜壶一座、鎏金鼎一座、旧铜花浇一件、珐琅铜瓶一个。共计八件。

玩器：

玛瑙杯一个、碧霞犀一块、水晶瓶一件、文竹如意一件、玻璃镜一架、大理石小屏风一座、小香几一副（匙盒全）、长生寿图一幅。共计八件。

人参朝珠皮张等物：

人参二两四钱、沉香素珠四盘、琥珀根素珠二盘、蜜蜡素珠三盘、绿琉璃素珠一盘、菩提子素珠一盘、溅牙（原文如此）素珠一盘、离宫锭素珠一盘、乌云豹皮八十张、沙狐皮五百张、舍利狲皮十六张、珍珠毛羊皮五百张、水獺皮三十八张、白羊羔皮三百二十五张、蔴叶皮八十张、天马皮八张、黑羊羔皮九十张、羊皮五十张、舍利狲搭护料二件、舍利狲大褂料一件、乌云豹大褂料一件、天马皮袍褂料二件、青白狐坎袍料二件、珍珠毛羊皮袍褂料八件、染獭皮战裙料一件、山羊皮马褂料五件。以上朝珠共计十三盘，大小皮张共计一千六百八十七张，又皮衣料共计二十一件。

零星杂项：大白毡五条、大小红毡二十八条、大小绸软帘八件、号棚纱帐一件、铜帐钩二副、蓝布帐房一架、手珠一挂（上有小玉十二件、杜金小牌二件）、小荷包一百二十三个、补子三副、香斋戒牌二个、对子荷包十一对、小刀二把、牙快四件、杭炜二匣、鼻烟壶十个、吉红瓶一个、驴肝马肺瓶一个、青花白瓷小炉一件、翠花一匣、铜手炉二个、铜盆五个、铜火盆一个、旧皮靴二双、新旧缎靴五双、缎鞋一双、袜子四双、领衣五件、蓝绸大小旧衬衣八件、大小旧汗衫十件、□□□裤子十三条、套袖头十五副、战裙五副、毡雨帽二件。共计二百八十五件。

达色担任河东盐政的时间甚短，仅仅半年，就擭取得如此资财。如刑部左侍郎四达、山西巡抚彰宝联衔上奏所称：“盐政达色置买器物，勒派各商。”山西巡抚喀尔吉善在参奏河东盐政白起图时曾称：“盐政一差有裕课恤商、厘剔奸弊之任，必得操守清正、禁绝苞苴，方克称职。”勒派盐商，是其职任的悖离，除其“居心贪鄙、任意营私、罔顾声名”外，当与搜刮文玩便于进贡有关。

盐政官员盘剥盐商，是较为突出的现象。除此之外，也有不同层级的地方官员馈送上司的现象。如山西道监察御史朱潮在参奏山西巡抚瑛棨时所说：“臣于本年五月初二日参奏陕西军务内，有商州知州曹熙赠送抚臣英棨古玩一节。……至收受古玩一层，曾与同官刘庆坐谈，说及外省馈送上司陋规，相沿成习，其中若器饰玩好竟不指为脏私，而视为固有。即如陕西知州曹熙，闻其致送抚臣古玩值数千金。”所谓“外省馈送上司陋规，相沿成习”，所谓“器饰玩好竟不指为脏私，而视为固有”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大可以细细体味。这或许也是当时许多官员进献文玩时或是表白出自“家藏”，或是表白“不累官民”的原因。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第二，文玩进贡的真伪与采办文玩的要求。

文玩的真伪（真品、赝品），始终是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两淮盐政李质颖即感叹“名人字迹，临赝者居多”。所以在官员、商人进献的文玩中难免有赝品。即使以鉴赏文玩见长的乾隆帝也曾经被赝品迷惑，众所周知的《清明上河图》赝品多次被乾隆帝入藏即是一例。在一定程度上说，皇上每次“收纳一二件”，既是优雅的作态，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真品、精品的选择过程。

为了防赝、求真、求好，一方面，在得到贡品后，皇上对有疑问的物件会请人鉴别，即使是对古玩颇有心得的乾隆也并非全然自信，如乾隆在接到进贡的“瓦砚”时，就请造办处砚匠顾继臣“认看”，顾继臣“认看得：头等实在瓦砚三方，平常瓦现二方，南边石仿做平常瓦砚三方，歙石仿做平常瓦砚一方”。经过顾继臣鉴定的“头等”瓦砚三方，实为“未央宫瓦砚一方（边磕，紫檀木匣）、铜雀台瓦砚二方（漆匣一方、楠木匣一方）”。汉代的未央宫瓦砚和铜雀台瓦砚均属珍稀文玩，在经过顾继臣“认看”后，乾隆下旨重新收拾，主要是“将未央宫瓦砚面上字磨去，另写御笔诗刻上……铜雀台瓦砚二方，亦将面上字磨去。漆匣的，着众翰林题跋，刻上。楠木匣的，着做铭”。并谕令将收拾好的未央宫瓦砚归入乾清宫上等砚台中，铜雀台瓦砚摆放在重华宫。又如，乾隆在接到湖北巡抚陈辉祖进献的青绿弦纹鼎时，特别指示“交懋勤殿认看”。另一方面，皇上有时会特别赞扬有“眼力”的官员和商人，如康熙南巡时对蔡姓都统进贡的古书就特别赞扬：“朕一路来所收书甚多，俱不及你的眼力好”。在收到盐商进献的宋人李迪的大画等时，“皇上大悦”。在收到杭州籍官员葛宜、黄遵州等进献的盆景时说：“自淮扬一路来，看过许多盆景，不如你们进的收拾得好，全收了。”同时，皇上也特别注意筛选有鉴赏能力的官员进行寻觅，如要求世家出身、有较高鉴赏水平的翰林院侍读学士王图炳多多寻觅“古名人书画卷册、旧版书籍等物”。并多次要求有关官员多加甄别。如在访求澄泥砚时，山西巡抚巴延三奏称：所购澄泥砚，“虽无铭刻，亦颇精良。并据该州禀称，询之士人，咸称即系澄泥绛研（绛州澄泥砚）。奴才复访诸近省汲古之家，质之髙年渊博之士，所论咸同，谅非假饰”。在访求“藏经纸暨宣纸及名人字迹”时，两淮盐政李质颖遵旨奏称：“于书吏内择其老实谨慎者……暗中寻访”，觅得藏经纸、宣纸若干，但“奴才向未留心翰墨，实不能辨其真伪，仰求皇上指示，如有真纸在内，求皇上教导，下次即可照样寻觅，不至为人所愚”。即使是所谓的家藏《怀素草书千字文》手卷、赵孟頫楷书《法华经》，“奴才亦不敢信以为真，但以家藏旧物，笔势似乎生动。谨装潢呈进，一经圣目，真伪了如。奴才数十载疑团一朝顿释，何幸如之”。明明是已经注意到了鉴别真伪，但仍然放低姿态，奉迎圣上，字里行间战战兢兢之态尽显。

在具体的购办贡品过程中，皇上对有关官员也多有具体的要求。乾隆十六年，两广总督陈大寿、粤海关监督唐英奉上谕：“粤海关官办年贡一项，陈大寿等曾奏明所办物件，未免粗俗，此次端阳竟未办官贡，此在伊等不无节省帑项之意，但思此项贡物，向俱市之洋船，或于省会雇工制造，若竟未采办，则洋货既无官购，恐壅滞不能流通，而工匠无官局雇觅，亦恐有失业之苦，与工商俱有未便。……嗣后仍着照旧办理，惟令工致精雅，不令日趋粗俗可耳”。直接指斥贡品“粗俗”直接要求“工致精雅”。乾隆三十二年，两淮盐政尤拔世奉旨承做“秋山行旅图”大型玉器，以及“玉仙山图”“白玉铎”“青玉苍龙佩”“青白玉碟子”“青白玉碗”等玉器，待送交北京后，新任两淮盐政李质颖奉旨：“木架做得甚糙，样式亦不好，将此木架发与两淮李质颖看，嗣后类此样式活计不许做”。为此，尤拔世“赔交造办处银一百七十九两一钱七分六厘”，李质颖也表态：“奴才看此木架，样既蠢笨，工亦粗糙，蒙恩指示，嗣后凡有交办事件，凛遵圣训，不敢再照此样承做。谨将玉铎木架即另拟式样，饬匠儧做，今亦完工，一并恭呈御览，并将发回木架回交造办处查收。再，五月二十九日接奉内务府总管三和寄字，奉旨交奴才成做蕴真斋装修一分（份），即选择熟谙商人先发银四千两挑买紫檀，选雇工匠，照依发来画样尺寸，图绘新样花纹，奴才悉心酌定于闰五月十一吉日开工。奴才每间日赴工亲看，督催儹造，务于六月内赶办完竣，七月初起运进京，断不敢少（稍）有迟误”。从中足见要求的细致、程序的繁杂。如果承做违例或不合上意，有关官员也要进行赔补。

第三，进贡文玩的去处。

各种形式的文玩进贡数量巨大，仅就《万寿盛典初集》所记载的康熙六旬万寿的一次进贡的不完全统计，极其稀见的宋版书达77套之多，以及众多的董其昌书法，如董其昌书天马赋、董其昌临颜真卿书、董其昌书乐寿堂歌、董其昌草书杜甫诗、董其昌书白羽扇赋、董其昌临米芾书天马赋、董其昌临怀素帖、董其昌临米芾书、董其昌临赵孟頫书、董其昌泥金字册、董其昌楷书阊阖篇、董其昌小楷、董其昌草书、董其昌书应制诗、董其昌书天街晓望诗、董其昌仿虞欧字、董其昌行书、董其昌书唐宋人诗、董其昌临英光帖、董其昌临黄庭经、董其昌大字、董其昌草书、董其昌行书、董其昌临米芾书、董其昌临赵孟頫书、董其昌草书、董其昌行草、董其昌大字、董其昌小楷、董其昌八仙歌、董其昌仿怀素帖、董其昌书四勿箴、董其昌书唐柳宗元观庆云图诗、董其昌行书昼锦堂记、董其昌行书春晴诗、董其昌行书春雨诗、董其昌书唐张嗣初春色满皇州诗、董其昌临颜真卿书、董其昌书吕祖金丹诗、董其昌千字文、董其昌仿颜真卿怀素二种、董其昌书彭祖颂、董其昌书王贞白宫池产瑞莲诗、董其昌书太极真人歌等等。宋版书与董其昌书法正是康熙帝的至爱，所以进献尤多。更有稀世珍品王羲之鹅群帖、颜真卿座位帖、柳公权行书、宋高宗御书、苏轼大字、苏轼书四时行乐诗、苏轼书唐诗、苏轼书喜雨亭记、黄庭坚书博学道诗、米芾行书、米芾行草书、米芾书狮子说、米芾书唐诗、宋徽宗画鹰、李公麟华严变相图、黄公望长江万里图等等。

（清）佚名：《清高宗八十万寿庆典图》

进贡如此众多的古籍文玩，成就了宫中弆藏，“唐宋以来名人书画真迹甚伙”。其去向，除了皇上欣赏把玩，收藏于养心殿、御书房、古董房外，也收藏、陈列于其他处所，如前揭湖北巡抚进献的文玩26种（套），其中旧文玩二盒十件”，专门贴黄标明“玉器交养心殿内，盒交造办处”。“旧制炉顶二盒十四件”，贴黄标明“交养心殿内”。“洋漆香盒九件”贴黄标明“交外养心殿归洋漆七件，交造办处一件，留用一件”。“螺钿镶嵌盒五件”，贴黄标明“交永安寺二件，交瀛台二件，交画舫斋一件”。“粟纹觥一件”，贴黄标明“交宁寿宫”。“夔纹方炉一件”，贴黄标明“交外养心殿”，等等。另外有相当一部分用来赏赐臣下，重新返归民间。如对名臣宋荦的赏赐：“康熙癸未春，圣驾南巡，赐臣荦御书六种，回蜜后复赐御书二种，共八种”。“康熙四十四年春，两河底绩，上以清口一工，尚须善后之策，驾临阅视。……御书制砚说一卷，回銮后，七月初七日，又赐御书北台眺望诗扇一柄。以上御笔共十六种”。“康熙五十有二年，恭逢皇上六旬万寿……蒙赐《佩文韵府》一部，共二十套，《渊鉴类函》一部，共二十套”。乾隆四十九年（1784），“赏赐宋版《五经》”与湖广总督舒常。又据乾隆《八旬万寿盛典》记载，“赐入宴王以下大臣官员兵民人等御制诗刻如意、寿杖、朝珠、貂缎、文玩、荷包、银牌等有差，其未人宴之兵丁等各赏银牌一面”。其中，一品文职大臣三十六人，分别赏赐如意、朝珠、寿杖、湖笔、徽墨、砚、鼻烟壶、斋戒牌、绢笺等物。另外还包括一品武职大臣十七人，二品武职大臣三十一人，三品官二百十人，四品官三百六十九人，五品官三百六十七人，六品官五百九十六人，七、八、九品官二百七十一人，各有赏赐。由于商人的特别进献，对盐商也有丰厚的赏赐，分别赏给两淮盐商江广达、程谦德、江正大、汪日初御制千叟宴诗一张、如意一柄、寿杖一根、各色绢笺二十张、朱红绢福方二十张、湖笔二十枝、徽墨十锭、砚一方、鼻烟一瓶、鼻烟壶一个，以及大卷锻、小卷缎、羽纱料、毡衣料、貂皮等物品。分别赏给长芦盐商张长庚等五人御制千叟宴诗一张、如意一柄、寿杖一根、各色绢笺十张、朱红绢福方十张、湖笔十枝、徽墨五锭、砚一方、鼻烟一瓶、鼻烟壸一个，以及大卷锻、小宫宁绸、羽纱料、袍褂料、貂皮等物品。这种进献一赏赐模式，或许就是雍正帝说的“所献之物，备随时赏赐内外臣工，以示家人一体之意”。

第四，文玩进贡的经费动用与经费来源。

一般来说，凡是各种场合的主动进献，至少在名义上是出于官员、商人的私藏或己资。凡是例贡、奉旨采办文玩或奉旨制造文玩时，会动用有关经费。兹对有关经费的动用与经费来源示例如次：

乾隆十年（1745），据两广总督策楞奏称：“粤海关承办贡进方物四次，例在担杂项下开销，从前每年约动用银五万余两。乾隆七年，钦定以三万两为率，连解京运费在内。”这里指明了银两数额及其变动，经费是在粤海关税的“担杂项下”。

乾隆二十三年（1758），两广总督李侍尧奏称：“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奉上谕：向年粤海关办贡外，尚有交养心殿余银，今即着于此项银内买办洋务一次……兹向省中各洋行铺店及岙门驻呑夷人处所，遍加购觅得有镀金洋景亭一座，自鸣钟五架，乐钟六架，挂钟二架，推钟七元，表七元，鼻烟壶盒八件，规矩六件，玻璃棋盘一个，重一钱上珍珠一颗，七分上珍珠一颗，六分上珍珠一颗，五分上珍珠一颗，四分上珍珠一颗，三分上珍珠九颗，二分上珍珠二十颗，小珍珠手串二串。谨先行呈进。所需价值并运费共银六千六百一十二两六钱零，遵旨在于办贡余银项下动支，造具黄册咨送养心殿，恭呈御览。伏査乾隆二十二年分留粤办贡银三万两内，除办过端阳、万寿、年、灯四贡共支用过银一万五千五百五十八两四钱零，尚余银一万四千四百四十一两五钱零，向例先行请旨解交养心殿查收。兹又除此次传办品物支用价值、运费银六千六百一十二两六钱零，尚存银七千八百二十八两九钱零，应否留粤以备本年洋船进口补行采办金珠奇异陈设之用（贴黄：奉朱批：是，留彼应用，钦此），抑或仍同例解裁存银二万五千两一并解交侍郎臣吉庆查收。”这里说明了粤海关采办品种、经费来源、用银额及余银的解交。

乾隆三十三年（1768），两淮盐政尤拔世奏称：“盐务外支银四万八千余两，向止拨出银一万二千两办理常贡之用，其余银两俱系借公事名色影射支销。今臣等查明，两淮经费各有专款，一切公私用度，悉属裕如，不应于外支银两内重复乱用。并有相沿陋规一万七千四百余两，均应革除，拨入外支项下，共成六万五千四百余两，存为办理常贡及奉旨特交办理各事件之用。”这里明确说明两淮办理常贡及特贡在两淮盐务的“外支银”内动支。

乾隆三十五年（1770），两淮盐政李质颖奏称：“两淮凡有交办玉活计，奏定在于外支不敷银四万两内动用，纲竣奏销，遵奉在案。今查己丑纲已竣，所有前任盐臣尤拔世任内节次办缴过玉活计共计六十三件，内除三十件声明工价无多，毋庸开报请销外，其余三十三件用过工价银二千六百六十二两一钱九分八厘，经造办处査核，内白玉铎一件用过工价银一百七十六两一钱七分六厘，奉旨罚赔，已经移明前盐臣尤拔世按数赔补，就近径解造办处交收。实准销银二千四百八十六两二分二厘。又用过宝砂匠工家伙金刚钻等九项共银九百十五两四钱八分九厘，通共银三千四百一两五钱一分一厘，应余银三万六千五百九十八两四钱八分九厘，除开造总册移报造办处查核外，谨缮黄册恭呈御览。再，余银内，已经前盐臣尤拔世赔交造办处银一百七十九两一钱七分六厘，实存银三万六千四百二十二两三千一分三厘，照例附便使解交造办处充公。”这里说明了成造玉器的工价、物料价及经费来源、余银的解交。

嘉庆十二年（1807），长芦盐政李如枚奏称：长芦贡费于乾隆三十六年奏明，每年在盐政养廉银内节省银一万一千七百两由运库发商领办，其不敷之处，向于商捐公费内拨用。此项公费由来已久，系按引捐一钱二分，统年销引九十余万道，各商捐出盐平色银约收实银十万两有奇，内以七八万两添补办贡。办贡银两除在盐政养廉银内动支外，大部分银两来自盐商的按引摊捐，这种摊捐，虽然是以“商捐公费”为借口，但用于“公费”（船坞、船只岁修，以及兵丁巡役饭食、浮桥水手桥夫工食、领缴引目盘费等）的数额很少，绝大部分用于置办贡品。

以上所揭示的备办贡品，均有经费银的开支，这与前代无偿进贡有重要的区别，即所谓“我朝列圣相承，深仁厚泽……率令有司以经费购办，未尝责贡民间”。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所谓的“经费”，其来源如上揭“担杂项下”、“办贡余银项下”、“交养心殿余银”项下、“外支银”项下、“外支不敷银”项下、“养廉节省银”项下、“商捐公费银”项下等等，均不是“正项钱粮”，即所谓“向不作正开销”，也不列入国家财政的正常收人和正常开支奏销，是一种额外的搜刮，并有单独的奏销体系。

只有在一种特定的情势下，经费的来源与开支才有改变。如同治十二年，淮安关监督文桂筹办慈禧皇太后四旬万寿贡品，“太监李双喜传旨：着传淮安监督赶紧恭办绿玉镯子十五对，白玉镯子十五对，绿玉戒箍十五对，白玉戒箍十五对，均照交下镯子、戒箍式样成做呈进，钦此。又于十一日太监李双喜传旨：着再添做绿玉圆镯四对，白玉圆镯四对，均照交下银镀金圆镯式样成做，钦此。相应将银镀金镯子、戒箍式样三件赍送淮安关监督查收。……臣在于江海关洋税、苏松各厘局并两淮盐厘项下，分别筹画，先拨银五万两，迅速解关，以备支用。如有不敷，再行续请拨解”。当时，由于其他经费无着，不得不动用作为传统“正项钱粮”的关税以及新加征的厘金和盐厘。同样是同治十二年，江南织造庆林奏称：“内务府来文传旨派办万寿贡、端阳贡缎绸纱绉……所有办解本年万寿贡各色锻绸等项，准藩库解到银七千八百两，共动支料工银七千七百八十三两二钱五分七厘。”同治十三年，庆林又奏称：“办解过癸酉年贡各色缎绸、笔墨纸张、茶叶等项，准藩库解到银一万二千两，共动支料工银一万一千九百七两三钱六分……又恭办甲戌年万寿贡各色锻绸等项，藩库解到银八千两，共动支料工银七千八百二十两九分七厘……又办解过端阳贡各色缎绸纱绉、香料、缂绣、罗扇等项，藩库解到银八千两，共动支料工银七千七百五十两九钱六分四厘五毫二丝。”为什么要动用“藩库”银，这当然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从另外一份奏折中，可以窥察原委。同治十三年，苏州织造毓秀奏称：

三节贡品一项，诚如户部所奏，向不作正开销，第奴才衙门额设办差银三万两一款，系专备内务府造办处传办内廷应用零星活计之需，按年造册奏报，由造办处核销，是额设专款例有专款之用，非贡品所能动支也。奴才伏查昔年织造兼管浒墅关税务，例有罚料及监督养廉为办贡之需，自兵燹以后，关税停征，罚料无款，监督及织造养廉又经前抚臣李鸿章奏明核减，每月连同书吏饭食纸张等项，共拨银一千两，量入为出，仅敷应用，内务府深悉情形，于同治十年五月奏明，三处织造应进贡品，现值关税停征，力有未逮，应请停缓，仰蒙俞允在案。嗣于十一年三月，内务府又以贡品为内廷应用要需，未便久事停缓，奏请暂行拨款办理，作正开销，奉旨依议钦此。是以自同治十二年端节为始，按期拨款办理呈进。今户部奏请，自十三年为止，截清界限，嗣后不准作正开销。自应遵照，除本年端节、年节贡品，业经拨款办齐，解京呈进，容奴才造册报销外，其自十四年以后应进万寿、端阳、年节贡品可否仰恳天恩俯准，仍照内务府十年奏准成案，缓俟关税开征后再行呈进，抑或仍应按照十一年奏案暂行拨款办理，作正开销，俟关税开征再归旧制之处。军机大臣奉旨：已有旨，暂停呈进贡品，所请着毋庸议。

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奏折，已经明确说明了贡品自“向不作正开销”到“作正开销”，再到“不准作正开销”的变更。细读之，可以体会原来的办贡经费来源及新形势下经费来源变更的事由，以及呈进贡品的断断续续。

当然，在一些情况下，也有一些奉旨官员会“自掏腰包”或自行“捐制”。如，乾隆九年，九江关监督唐英奉旨烧造“各款式各色鼻烟壶”，唐英进呈“各款式鼻烟壶四十件”，据称“未敢擅动烧造钱粮，奴才暂行捐制”。又如，乾隆三十五年，两淮盐政李质颖奉旨采办旧纸和名人字画，李质颖称：“觅得藏经纸六十张，大宣纸十七张，米芾大字手卷一轴，苏米合璧手卷一轴，恭呈御览。因装盛宣纸木匣颇长，牲口难以驮载，是以在运送淳化轩装修船上附带进京。……至于纸张、字迹，价甚有限，奴才业已给发，恳请免开价值”。朱批：“此事亦不必急忙搜求也，古字甚少，古画亦可并寻，但总不可张皇。”乾隆的朱批未理会“免开价值”，反而说“古字甚少，古画亦可并寻”。揣摩乾隆的意思，盐政是很阔的官，盐商也很富有，既然“价甚有限”，这点钱你当然掏得起。事实上，米芾的大字手卷，苏轼、米芾的合璧手卷该是多么珍稀。

四、结 语

进献文玩的官员，就其进献数量及品类等级而言，退休官员要远远高于在职官员。上揭原任户部尚书王鸿绪一人进献宋版书13部，元版《资治通鉴》20套，以及包括宋高宗御书在内的书画作品就已经是明显的标示。另外如原任礼部尚书许汝霖进献有黄庭坚白鹤娱宾二赋、宋宣和御书鸳鸯图、赵孟頫双骏图、赵孟頫金丹诀、董其昌夏山图、董其昌千字文、文征明西园十咏、吴镇江村渔乐图等，原任工部右侍郎彭会淇进献有宋版《尚书》一套、宋版《柳宗元集》二套、祝允明书王乔赤松颂一卷、文征明江阁秋云图一轴、仇英员峤仙游图一轴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精品。在任官员的进贡，有所保留，大都声称“家藏旧字”“家藏旧画”甘肃巡抚吴达善进献古铜器皿等文玩时，甚至有“古铜器皿系乡民刨挖，所值无几”的怪诞说法。退休官员的大量进献和在职官员的谨慎进献，在某种意义上展现出的是“相沿成习”世风下的肆意与忌讳。

进献文玩的商人，主要是富甲一方的盐商，即使在嘉庆年间大规模的进贡之风已经有所停歇的情况下，两淮盐商依然多次进京献贡。除了盐商在各种场合的进贡外，盐政官员借机索取尤为值得注意。上述已经揭示河东盐政达色的抄家物品，两淮、长芦等盐政官员更为突出，曾经担任过两淮盐政、长芦盐政的巴宁阿在被査抄时，除“海甸住房一所，计一百四十三间，城内住房二所，计三百十四间”外，古玩主要有：嵌玉如意二十一柄，嵌玉盒十件，嵌玉文具一对，嵌玉帽架痰盂八对，嵌玉挂屏插屏十二对，嵌玉四季盆景三对，嵌玉炕几香几二对，嵌玉盘一对，玉插牌一对，玉瓶一件，玉兽一件，玉笔筒笔架七件，石现二十八方，墨十四匣，笔二百一十支，高丽纸七捆，扇十八匣，自鸣钟七架，珐琅瓶子鼎五件，珐琅帽架吐盂五件，珐琅淹斗四匣，古铜花插一件，古铜鼎瓶三件，五彩瓷碗三匣，哥窑碗一对，宣窑炉一件，嘉窑香炉一对，霁红瓶洗三件，洋瓷盘碗三十四件，瓷器十六桶，螺钿盘盒五十三件，雕漆盆景九件，雕漆大吉葫芦瓶十八件，雕漆盘盒瓶九十五件，银丝香盒二十三件，铜器六十八件，锡器九十三件，花梨、紫檀柜桌三十六件，紫檀盒十对，赵子昂马一轴，杂画二箱等。他们积累起来的财富与文玩，主要是盘剥商人所得。曾经担任过两广总督的李侍尧，在被査抄时，也被査出许多来自西洋的物品，除洋烧蓝金盆、金洋錾如意等外，仅宝石就有“红宝石一大块（重三百五十四两）”，以及“红宝石大小二块、红宝石料大小十块、红蓝宝石大小二十块、红蓝宝石九块（一匣）、红宝石九块（一匣）、红宝石五块（一匣）、红宝石二块（一匣）、宝石各色七十块（一包）”。这也意味着广东官员在采购西洋物品进贡时的借机渔利。

清代官员、商人的文玩进贡，昌炽于康乾年间，嘉庆特别是道光以降逐渐式微。个中原因，除了帝王的爱好有所不同外，也与贡物制度的调整有关。嘉庆四年上谕称：“所有如意、玉、铜、瓷、书画、挂屏、插屏等物，嗣后概不许呈进。至在京王公大臣每年所得分例，尚不能敷当差之用，岂有余资，亦不许呈进贡物。”

嘉庆十三年（1808）上谕又说：“朕自临御以来，严饬各省督抚等，于任土作贡之外，不得别有进献。……况宫府所藏，百物充籾，朕躬行节俭，凡珍异华美之物，皆所不取，实由天性。初非出于矫强，赫诸臣所共喻。……所有金珠玩好各物，概不准呈递。”道光帝即位之初，曾经连续“核减贡单”，道光元年（1821），“颁朱笔改定贡单”，对原来的进贡项目进行核减；道光二年（1822），“复奉朱笔，再加核减，并奉旨，自道光二年年贡为始，照此次所圈贡单届期呈进”。道光三十年（1850），咸丰帝即位后，总管内务府又呈《不许呈进物件清单》，包括“前经裁撤不准呈进物件”，两江总督原先呈进的“陈设小刀、斋戒牌、鼻烟壶等项”，闽浙总督原先呈进的“绡笺、笔墨等项”“玻璃朝珠、洋磁器皿、丁香油等项”，云南巡抚原先呈进的“象牙朝珠、画扇、香佩、果囊、香珠、念珠等项”，两广总督原先呈进的“钟表、玻璃器皿、荷包、金银线等项”，长芦盐政原先呈进的“各色挂屏、桌屏、花篮、香囊、翠钿等项”，两淮盐政原先呈进的“各项玉玩、紫檀、玻璃挂灯、桌灯”，粤海关监督原先呈进的“朝珠、钟表、镶嵌挂屏、盆景、花瓶、珐琅器皿、雕牙器皿、珈蓝香手串、玻璃镜、日规、千里镜、洋画”等。同时，时值衰世，办贡困难，国计民生堪忧，对文玩价值的认识也发生变化，即所谓：“此等古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真粪土之不若。而以奇货视之，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