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与新桂系

作者:邓正兵      来源:武汉文史资料

新桂系是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人为首的广西地方军事政治集团。这个集团和李济深有着相当深厚的关系，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了20多年，李济深对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黄绍竑称，李济深“是新桂系的扶植者”，“是新桂系的恩人和朋友”。

一、扶植新桂系崛起

李济深和新桂系发生联系是在旧桂系走向衰落，新桂系渐露头角之时。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李济深被任命为粤军第一师师长。当时，黄绍竑已被孙中山秘密委任为“广西讨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驻扎在广西戎圩，李宗仁驻扎在玉林。两人都倾向革命，但力量较弱。7月，李济深奉命和黄绍竑合力攻占广西梧州后，被任命为梧州善后处处长，后又被任命为西江善后督办，负责统筹处理西江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项事宜。由于广东局面紊乱，粤军须尽快撤回广东，而广西群雄并立，军阀纷争不已，因此，将梧州的防务交给谁以及扶植什么力量来收拾广西局面等问题让李济深颇费心机。最后，他根据自己的考察，采纳第三团团长邓演达的建议，制定了积极扶植广西新兴的而又较有朝气的黄绍竑、李宗仁两部收拾广西局面的战略，并在孙中山、廖仲恺等人的认可下逐步实施。事实证明，李济深的战略直接推动了新桂系的崛起。

为了使黄绍竑能切实掌握梧州的权力，李济深将粤军由梧州撤回肇庆，在梧州留下善后处的虚名机构，梧州的军、政、财权完全交给黄绍竑。当时，迫于粤军压境的形势而投诚的桂系军阀沈鸿英部冯葆初旅，是梧州的“地头蛇”，心怀二意。李济深与黄绍竑密商，授意邓演达将冯诱至花舫上生擒，清除了梧州一大隐患。于是，梧州就成了黄绍竑的地盘，也成了新桂系的一个重要策源地。

黄绍竑在梧州站稳脚跟之后，李济深积极支持他向西江上游发展。1923年9月，李济深派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指挥舰队掩护黄绍竑部溯西江而上，一举攻下了陆荣廷部占据的藤县县城。当驻粤桂军刘玉山部的师长陈天泰趁梧州防务空虚，率部5000余人，开到离梧州40公里左右的都城，企图回师广西争权时，李济深立即致电大本营阻止。当时孙中山不在广州，大本营对李济深的呼吁未予重视。李济深为防止事态的恶化，立即果断地派粤军第一师黄琪翔、蔡廷锴部及海军舰队西上，并联络李宗仁派兵支援，与黄绍竑部一起，共同夹击准备进袭梧州的陈天泰部，经过激战，将陈部大部歼灭。黄绍竑、李宗仁的力量都得到很大的发展。

李济深

李济深还推动黄绍竑与当时驻守玉林的李宗仁的合作，促使李宗仁不断进步。李宗仁在黄绍竑的影响下，逐步靠拢广东革命政府，并于1923年8月，将该部改名为“定桂军”。在李济深的支持下，“定桂军”和“讨贼军”密切合作，经过几个月作战，占领了梧州、浔州、玉林三府所属各县。到1924年8月，“定桂讨贼军”打垮了旧桂系军阀陆荣廷3万余人，占领了广西三分之二的地区。12月，在李济深的帮助和支持下，李宗仁、黄绍竑分别就任广州大本营所委派的“广西绥靖督办”和“会办”的职务，建立了广西革命政权。

1925年初，新桂系与沈鸿英进行决战。当时沈军有3万多人，而新桂系不足2万人，李宗仁、黄绍竑请求李济深派兵支援。李济深看到此役的成败对广西的前途关系极大，立即派粤军第一师陈济棠旅及黄镇球团和蔡廷锴营，由广东开赴广西，协同李、黄作战。陈济棠被李、黄任命为右路军指挥。至3月，新桂系将沈军全部消灭，从此统一了广西全省。

在扶植新桂系崛起的过程中，李济深除了在军事上帮助李宗仁、黄绍竑打败敌军之外，在财政上也是大力支持。当时的梧州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具有战略地位，而且是广西的经济重心，仅外贸额就占广西外贸总额的80%，每年的税收相当可观。李济深将梧州城交给黄绍竑，不仅使黄部在军事上有所依靠，更为李、黄尔后统一广西提供了物质条件。李济深虽然担任西江善后督办，掌握了控制一方的军政大权，但他并不滥用职权，而是很尊重地方人的意见，虽与黄是上下级关系，但实际上都是以兄弟朋友的关系相处，把梧州的军事、政治、经济、财政完全交给黄绍竑，他本人和粤军第一师从来不在梧州财政上沾一点光，不霸占税收和暗中分润。黄绍竑称赞说：“这是那时军队中最难能可贵的作风。”而当时粤军第一师由于大本营财政非常困难，对前方军队的给养不能按时发放，使部队不但无饷可发，而且往往伙食断绝。李济深廉洁奉公的精神和对黄绍竑的大力支持，不但在当时地方上留下良好的印象，而且成为两广合作统一、参加大革命的主要因素。

黄绍竑

李济深对黄绍竑、李宗仁政治上的进步也很关心，一心想把他们扶植成国民党在广西的军事力量。李济深曾多次要黄绍竑加入国民党。当黄绍竑将被俘的陈天泰礼送回广州后，驻粤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和军长刘玉山极为不满。因当时黄绍竑不是国民党员，加之黄绍竑和李宗仁为了不使北洋军阀政府援助陆荣廷和沈鸿英，曾派副官长吕竞秋去北京见过段祺瑞、曹汝霖，因而刘震寰、刘玉山便大造谣言说：“黄绍竑是联省自治派，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并间接攻击李济深。对此，李济深一方面理直气壮地说明自己支持李、黄的原因，指出李、黄既有收拾广西局面的办法，又拥护革命政府，是难以找到的武装同志，因而要团结他们，支持他们。另一方面，李济深又积极做黄绍竑的工作，劝其早日加入国民党，去广州举行入党宣誓。当黄担心到广州遭到陈天泰等人报复时，李济深极力担保，对黄说：“邓择生(邓演达号)团现驻广州，而且广州还有其他粤军，包尔安全。”并且派自己的副官长黄镇球和旅长陈济棠陪同黄共赴广州，经廖仲恺的介绍和安排，黄绍竑终于及时在广州宣誓加入国民党。在黄绍竑的影响下，李宗仁亲到梧州，经李济深、陈铭枢介绍，加入国民党。

广西统一后，1925年8月，李济深又奉命去南京，与李宗仁、黄绍竑商量两广政治的统一事宜。经李济深一番工作后，李、黄都向他表示，一切按国民党中央的指示办，竭诚拥护广东革命政府，次年3月，两广实现统一。这对后来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和新桂系的发展壮大，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调停蒋桂矛盾被囚汤山

国民党新军阀形式上统一全国以后，蒋介石和新桂系的矛盾迅速激化。1929年，以“鲁案”为导火线，蒋桂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李济深在调解蒋桂矛盾时，被蒋介石认为是桂系的首领而遭囚禁，为新桂系受了政治上的大冤枉。

当时，李济深担任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控制着两广。李宗仁担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控制着两湖、安徽等地。蒋介石担心粤桂联盟，威胁自己的统治。又因桂系曾在1927年8月逼蒋下野，蒋一直怀恨在心。蒋介石暗送军火给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唆使鲁反桂，桂系部属胡宗铎、陶钧等人便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李在南京)的名义免去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职，并派兵入湘赶走鲁涤平。这便是有名的“鲁案”。

蒋介石立即抓住鲁案向桂系发动攻击，他以军队编遣期间不得调动和政治分会无权任免官员为理由，要求监察院长蔡元培和编遣委员会总务部主任李济深查办鲁案，并调动大军准备合击武汉。李宗仁见形势紧张，急电告知李济深，征询李的意见。李济深复电，要李宗仁严格约束部下，制止事态的发展，并应向中央自请处分。蒋介石要求李济深由广州来南京，调处鲁案，并派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专程去广州促驾。

蒋介石与李宗仁

李济深到南京后，就去见了蒋介石，当面向蒋提出不要再向湖南增兵，以免与桂系部队发生冲突，希望一切问题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蒋介石当面答应，表示赞成和平解决。李济深致电李宗仁、白崇禧等，告知蒋的态度，并劝告李、白有所抑制。但蒋背后却不履行自己的诺言，继续增兵湖南。李、白乃电责李济深。李济深知道受骗，遂复电李、白：“如蒋继续入湘相追，可予迎头痛击。”不料，此电尚未拍出，便为蒋介石的特务截获。3月19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严斥武汉胡宗铎等人。3月20日，李济深公开表示：自己对鲁案的处理没有成见，只是希望中央能宽恕一些，使大事化小。现双方军队已经逼近，若过于认真，武汉方面不能忍耐，必然造成严重后果。21日，蒋发表声明，表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决不许有任何条件，亦不应有什么调停的问题，态度十分强硬。此时蒋对桂系用兵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同时，从特务截获的电报中，蒋认为李济深是桂系的首领，遂于3月21日将李济深逮捕，软禁于汤山。直到“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第二次下野，李济深始获完全自由。

三、支持桂系抗日反蒋

李济深恢复自由后，开始在各地进行抗日反蒋活动。新桂系在蒋桂战争失败后退回广西，苦心经营，以图东山再起。1936年6月，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联合新桂系，打着抗日的旗号，发动两广事变。李济深应新桂系之邀，进入广西，共商反蒋大计。

两广事变发生后不久，由于蒋介石分化收买，陈济棠的重要将领余汉谋、李汉魂等表示服从中央，陈被迫宣布下野。两广形势突变，事变重心由广东转移到广西方面。7月下旬，广西周围大军云集，蒋介石又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命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委，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主席，企图将李、白调出广西，从而彻底改变广西局面。李、白面临桂系存亡的严重关头，便决定邀请李济深等各抗日反蒋党派团体领导人及民主人士来广西，共商对策，以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声势。当时李济深正在梧州，李、白考虑到李济深的政治地位和影响，还准备请他来出面领导。

李济深对两广事变的发动，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7月26日，李、白致电李济深，请他至南宁商谈并指导。次日，李济深在胡鄂公等人陪同下到达南宁，立即同李、白等研究如何抵御蒋介石进攻广西的策略问题。李济深认为，从国内形势看，高举抗日旗帜是完全符合全国人民愿望的，而蒋介石历来实行屈辱的卖国政策，只有同蒋介石独裁政权彻底决裂，才能实行抗战。李济深坚决主张，广西当局应立即联合全国各派抗日反蒋力量，成立抗日反蒋政府，名正言顺地领导全国人民抗日，并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在李济深等人的积极主张下，到达南京的各派反蒋抗日力量的代表，就组织抗日政府问题进行了反复磋商，并初步拟定出成立“中华民国救国委员会”或“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两个方案。当时许多人都准备请李济深出任抗日政府的主席。由于形势的严重，李宗仁、白崇禧对这一方案也表示支持。

李宗仁、蒋介石、白崇禧

李济深在南宁的活动及广西的动态，蒋介石一直在注视中。蒋看到李、白不愿轻易就范，李济深等人又积极主张建立独立政府，担心事态扩大，对他不利，乃派遣大批说客进入广西，进行分化收买和拉拢活动。7月30日，在蒋介石的默许下，余汉谋派李济深多年的老部下邓世增入桂斡旋。邓企图说服李济深放弃反蒋，并想通过李来影响广西局势。但是，李济深坚持自己的主张，使邓世增无果而回。8月7日，蒋介石又派邓世增等人再度入桂磋商，仍是失败而归。8月下旬，为了分化广西内部、软化李济深，特别是阻止李济深等人开府广西，蒋介石又促使国民政府撤销福建事变时对李济深的通缉令，企图使李济深回心转意。但李济深不为所动，坚持联合各派反蒋民主力量，支持李、白，使蒋介石拉拢分化的做法未能得逞。

由于李济深等各派反蒋抗日势力对桂系的支持，李、白不愿无条件向蒋屈服，最后蒋介石不得不作出一定的让步。经过程潜等人斡旋，9月4日，蒋桂双方终于达成6项协议。蒋介石改派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事委员会常委。李、白也发表通电，表示服从中央。广西问题至此和平解决。之后，李济深返回梧州。但桂系对蒋介石仍怀存戒心，因而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拥蒋，一方面仍支持李济深的反蒋抗日活动，向李秘密提供活动经费。

四、策动桂系与蒋介石决裂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济深成为国民党民主派的领袖，为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而积极斗争。民革成立后，李济深响应中共中央号召，为推翻南京政府，召开新政协，成立新中国而奋斗。当时，桂系拥有国民党中央军之外最大一支军事力量，李宗仁一度入主中枢，白崇禧控制华中，李济深便积极做桂系的工作，力争使桂系脱离蒋介石的阵营。虽然没有完全成功，但对瓦解蒋介石统治，仍起了相当作用。

1946年春，白崇禧在重庆宴请李济深，有许多国民党将领作陪。李济深知道白崇禧是积极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席间谈起了时局，他不客气地对白崇禧说：“不要说内战应该不应该打，就利害来说，打起来，你们一定失败。初时中共才有多少人，后来越打越大。现在华北有百余万人，你们如何能打?”给这些好战的国民党将领泼了一盆冷水。

民革成立后不久，李济深就给李宗仁、白崇禧写信，号召他们反封建、反独裁。1948年4月，李宗仁竞选南京政府“副总统”时，李济深深感高兴。虽然李济深否认“国大”和“选举”的合法性，但他认为，“我与他(李宗仁)旧谊颇厚，如能遥相配合，瓦解蒋政权，就指日可待了。”尽管民革中央有些人认为民革争取与李宗仁合作，就是毁弃国民党民主派的光荣历史，但李济深并未放弃这方面的努力。

1948年下半年，蒋介石政权败局已定，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实力派人物纷纷另寻出路。由于李济深的声望及其与中共的密切关系，国民党中，除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与陈诚以外，几乎没有人没到香港与李济深作过联系。12月底，国民党华中地区最高军政长官，拥有40万大军的白崇禧在武汉发出通电，主张和平，迫蒋下野。白崇禧召集桂系将领黄绍竑、黄旭初、李任仁、李品仙、夏威等商量对策。经商讨，大家认为李济深既可以与南京对抗，又可以与中共联系，可请其到武汉主持政治，并决定派黄绍竑赴香港与李济深取得联系。1949年1月5日，黄到达香港。可是此前数日，李济深已应中共之邀，北上进入解放区。黄绍竑便与中共香港负责人接上了头。

1月19日，原桂系人士黄启汉由香港到达武汉，将李济深北上前写的亲笔信交给白崇禧。在这封信中，李济深恳切地指出：“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希望白当机立断，改变态度，能“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张，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李济深还要黄启汉转告白崇禧，不要因为过去曾经反对过共产党而有所顾虑，“只要现在的所作所为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富强的新中国，就会化敌为友”。李济深还说：他自己并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但他相信共产党、毛泽东是真正为国家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一切稍微有点正义感、民族感的人，都应该赞成和拥护他们。

白崇禧接到李济深的信件并听了黄启汉的口头转达后，在思想上曾有所触动，他给李济深回了一封信。信中说：“启汉同志带来手示，语重心长，至深感奋”，并表示赞成民革“反帝、反封建、反独裁、反官僚资本等革命主张”，决心“为建立真正和平民主之中国”作出贡献。白崇禧还向黄启汉表示，希望李济深到武汉或南京，共商大计，指导一切。

黄启汉返回北平途经南京时，李宗仁也写了一封信给李济深，托黄带交。信中说，对李济深“反独裁、反封建之主张则极表同情”，并“愿以最大努力促和平之实现”。但由于李宗仁、白崇禧只是想利用李济深的声望及其与中共的关系，妄图与中共划江而治。这种方案不仅中共和李济深不能接受，也使李、白走向了反人民一边。

黄绍竑却在李济深的帮助和中国共产党的争取下，投向了人民的怀抱。抗战时期，在重庆李济深的家中，黄绍竑曾和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有过多次接触。1949年8月13日，黄绍竑与桂系人士刘斐、李任仁等人及其他人士共44人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表示与国民党党权、政权断绝关系，坚决向人民靠拢，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新桂系集团开始瓦解。到1949年底，白崇禧军队全部被歼，李宗仁飞赴美国，新桂系彻底败亡。李济深和新桂系的关系亦告结束。

总的说来，随着李济深逐渐远离国民党权力中心和新桂系发展壮大，李济深对新桂系的政治影响力逐渐减弱。但是，李济深和新桂系的首领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新桂系一直对李济深非常敬重。由于政治态度的差异，李宗仁、白崇禧没有接受李济深的劝告，导致了自己政治生命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