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闻一多《伏羲考》到上世纪80年代的“龙崇拜起源”研究

运用图腾理论并结合对古代文献的训诂学分析，他认为龙的主体原型是蛇。他首次提出是由于强大的蛇图腾团族兼并了其它许多团族，因此才出现蛇的身子、兽的四足、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等组成为一种虚拟的动物。他认为龙是  “由许多不同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 或称之为 “化合式的图腾” ，并指出古书中“惟其龙蛇不分我们才更能确定，龙是古代图腾社会的遗迹……图腾的合并是图腾式的社会发展必循的途径”。

闻一多具体地阐述了他的图腾阶段理论：龙最初确实是全族祖先的象征或化身即全兽型图腾，这是龙图腾崇拜的第一个阶段，“可称为‘人的拟兽化’，正是典型的图腾主义心理”；第二阶段是 “兽的拟人化” 就成了半人半兽的始祖神伏羲、女娲的人首蛇身交体像，正属于这一类型，且留下了图腾的遗迹；第三个阶段便是完全人格化的神，就是在这个时期，那原始的图腾观念依然没有全部泯灭，禹治水时应龙划地成河，《山海经》中黄帝的子孙大都 “人面蛇身”  ，暗示了他们本身就是龙。

把自荒古时期蛇图腾龙、龙蛇混称、半动物半人的神、人格化的神整个的形成、演变、社会背景和文化意义，像一幅历史的画卷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伏羲考》体现的学术思维是十分独特的，闻一多 “把诗人丰富的情感与想象力带进了研究中去” ，大胆假设但又以一个学者的严谨和细致搜寻大量的材料小心求证，体现了一代大师的学风。他所运用的学术方法和视野，奠定了后来龙的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基础，他首先提到的大量古籍文献史料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所频繁使用。到目前为止闻一多的蛇是龙的主体原型、龙是综合图腾之说，仍占据了优势地位。

李埏先生意在更具体地探明 “究竟是哪一部落最先创作出了龙” : 夏、大皥与羌龙等的祖先——龙部落首先创作了龙，经过夏、大皥与羌龙等的发展形象越来越丰满了（这里已经包含了对于龙崇拜起源的区域的探索）。关于龙的原型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在蛇之外，后者增加了蜥蜴说和河马说（龙首为马）。

王明达也撰文力主鳄鱼说。“创造出龙形象的原始先民可能融合了蛇身上的一些特点但他们创造龙形象时一定还崇拜着另一个比蛇更像龙的动物。”  而鳄鱼作为龙形象的基调理由是：我国神话、工艺美术作品中最早的龙大多特征似鳄；龙的许多习性像鳄，而我国远古先民特别是南方居民，完全有可能被鳄侵害对它产生恐惧从而导致崇拜；我国古代南方居民的龙图腾与水中像鳄鱼的会危害人的动物密切关联。他认为在旧石器时代我国南方居民靠渔猎为生，他们常常要到水边或水中去找食物受鳄的威胁很大，因此他们主要崇拜鳄；到了新石器时代他们已主要靠种植为生水旱灾对他们的生计影响越来越大，所以龙与水利、水害的关系就十分密切了。于是从对动物鳄的崇拜发展到对水的崇拜，两者融合为一而成龙神。

朱天顺提出龙的原型是闪电。“春、夏、秋之间晴空中雷鸣闪电之后就一阵大雨，这种现象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雨是雷电带来的，并促使人们去幻想带雨来的闪电究竟是什么东西。这样人们就依据闪电的作用和形状把它幻想为一条行速很快身子细长曲折前进的动物。”  时隔1年赵天吏发表了《说龙》，他运用《左传》魏献子问龙于蔡墨故事后面一段周易乾卦卦象变化的内容，推断龙形来自于“闪电”。闪电说在其后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同。王笠荃还认为“我国流行的龙形基本上是鳄鱼与闪电的结合体”。

从80年代开始考古领域连续不断的重要发现，使人们似乎有理由对其寄予无限的期望。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特别是对其中玉器群中出现的多个玉龙的研究，打开了一扇起源研究的新的窗口。

孙守道先生将发现于70年代的三星他拉玉龙与商周玉龙、山西陶寺龙山文化彩绘蟠龙纹，以及二里头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玉器比较认为，前者 “反映出较原始的文化性质与较早的时代气息” 属于红山文化时期。他还对发现于同一地区的另外两块兽形玉和三星他拉玉龙作比较，认为从巴林右旗兽形玉到小型兽形玉到三星他拉玉龙，三者构成了从兽形玉向龙形玉演进的序列（在探索龙形的早期演变上这是第一次在同一地区发现的可信的证据）。红山文化的年代分期距今六至五千年间，因此三星他拉玉龙的距今年代不会晚于五千年。这个结论从器物或实物上把龙崇拜确切地定到五千年以前，这比前人理论推测的价值大大提高了一步。“红山文化龙形玉和有关的兽形玉等玉器群的发现第一次以确凿的考古材料证实龙起源于原始社会。”  同时通过兽形玉向龙形玉演进的分析，他提出 “龙首形象最初来源之一，当与猪首有关” ，从而形成了“猪龙说”。并进一步论述“龙崇拜起源与诞生，当与原始农业密切相关” ，猪是由 “祭祀常物” 向 “被神化的猪” “雷雨之神” 和 “超现实的龙的形象” 演化的。孙先生还为我们提示了一个更大可能的发现空间：“我们相信具有发达原始农业的黄河流域或其他地区也可能找到原始的龙影。” 仅仅三年之后他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

同一时间潜明滋就闻一多对龙考证的贡献与意义做了全面的论述。这是对那些否定龙蛇说的新的原型观点所做出的理论应战。她不仅从原型问题也从其所体现的学术方法、学术思想等方面维护闻一多的观点和学术地位。文中提到了一些新的观点在立论过程中存在的思维误区：“有的论者虽引用了较多的古籍资料但缺乏其他方面的旁证。有的论者只从龙的局部外貌特点加以类比推断，都不像闻一多那样从各种角度来考证和论述。”

稍后，何新发表了《龙的研究》，首先也提出相同的问题：“事实上过去人们关于龙的种种解释，普遍涵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即往往仅能满足经过解释者筛选的一部分事实。而这一部分事实在关于龙的全部传说中甚至远不能说是占了多数的。” 也许正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对龙为鳄鱼说进行了更全面深入的论证。

他首先通过古音学论证“龙的古音读如庞也就是说其古音与‘彭’近同。而‘彭’的本义是击鼓之声在甲骨文中彭与鼓又是同形字”从而将河伯—彭祖—龙神—云雷之神丰隆—雷鼓等以语音联系起来。其次他从龙的古字形分析其结构要素：龙应是一种具有四足的爬行类动物；这种爬行类可能有角有鳞片颈部有长鬣（像野猪）有长尾；并根据古生物学资料断定是中国古代存在过的一种巨型鳄鱼—湾鳄。他也运用古气候资料说明，在夏商之间由于北方气候剧变，这种鳄鱼减少终竟在华北地区完全绝迹，只留下了关于这种神秘怪物的大量传说，“所以关于龙的真相在传说中被日益神秘的神话所取代。而龙的神秘化也就是鳄鱼的世俗化。鳄鱼的地位因此而与‘龙’的神格日趋分离” 。他在后来出版的《龙：神话与真相》一书中对鳄鱼说进行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论述，同时也将鳄鱼说推向了一个高峰。

何新的文章中已经呈现了把实体的龙和观念的龙加以区分的意识。景以恩在论证龙的原型为扬子鳄的文章中明确地阐述了这一点：图腾龙起初就是扬子鳄但它又包含了以扬子鳄为主综合了蛇等动物的发生发展过程。通过战争，导致图腾综合——“黄帝族的龙（鳄）与炎帝族的蛇图腾出现了融合，变成了似鳄而有蛇身之长的新的龙图腾，即鳄与蛇的综合物” ，“图腾龙在形象上既明显区别于生物龙，在本领上当然也大大超过生物龙”。

1987年，河南濮阳市西水坡遗址先出土三组仰韶文化的蚌龙。这一发现对起源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发掘简报次年发表于《中原文物》1988年第1期。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蚌龙与传说和艺术中的龙十分相似，号称“中华第一龙”。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测定三组动物图案的年代距今5800＋110年树轮校正年代距今6400＋135年。这与传说的黄帝的时代基本相符。

马世之撰文支持蛇为主体说，并分析葬品中的一把精制石斧的涵义，指出第45号墓主人生前可能是一位隶属于黄帝部族的氏族或部落的军事首长。濮阳古称帝丘，东南为著名的雷泽。雷、龙、黄帝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他指出：“三组图像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龙虎并存。第45号墓中墓主人右侧为龙左侧为虎。中国古代一般尚右，右边的龙大约是部族的联合图腾，左边的虎可能为死者所在部落或氏族的图腾”，“第二组图像中除龙虎之外还有鹿与蜘蛛。二者可能均为黄帝部族中的氏族图腾” ，“第三组图像中除猛虎外还有一人骑龙。骑龙图像可能是对第45号墓墓主神化的写照。……古代神话中神人之坐骑往往就是其主人之动物化身……换言之黄帝部族以龙为图腾。蚌壳摆塑人骑龙的图像表明墓主人生前属于以龙为图腾的黄帝部族” 。其结论：“大约距今六千年上下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黄帝部族在华夏集群中占着统治地位以龙为其部族的联合图腾。”

继红山文化玉龙之后，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蚌龙的出现，把龙型演变的年代向前推进了一千年，二者共同为起源研究确立了一个具体的时间坐标和空间关系；同时它也对闻一多的图腾综合说、黄帝龙族说提供了有利的实物证据。

此后，王维堤撰文继续肯定蛇为主体说，并强调龙图腾取代蛇图腾在认识史上的积极意义：“原始人在认识雷雨、龙卷风和蛇各自的规律的同时，误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产生了神蛇乘云升天、风雷大作的观念。这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史上是一个伴随着巨大错误的相对进步。”

胡昌健提出虹原型说：“龙的原型来自春天的自然景观——蛰雷闪电的勾曲之状、蠢动的冬虫、勾曲萌生的草木、三月始现的雨后彩虹等等。……其中虹是龙的最直接的原型。”

此后，尹荣方提出龙为树神说：“松、龙不仅在外部形象上惊人地相似，而且龙的其他属性与松也同样惊人地相似。”

同一时期，陈勤建在《中国民俗的发生》一文中，以民俗生成过程中群体心理的认同机制考察闪电说，试图摆脱闪电说流于简单联想和主观猜测的弊病，努力赋予其科学的理论依据。这或许预示着闪电说将会在今后做出更多的自我改进，作为一种具有科学性的假设才能在起源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一时期两篇关于少数民族龙文化的文章应特别一提。林蔚文《越人对蛇的崇拜源流考略》一文，对古越人及其后裔的崇蛇习俗进行考证说明 “古代越人及其后裔民族对蛇的崇拜，表现了严格的专一性，即从始至终只是崇蛇而并无由此派生演变成崇龙崇虫等现象” ，从而对闻一多运用的越人“断发文身”习俗的论证材料及其由此得出的结论提出了质疑。

钟涛的文章《清水江苗族龙文化—苗族服饰装饰的龙形象探源》中展现的苗龙，具有与古籍当中的各种龙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一种超越时空的承接关系与出土文物中迄今知道的最早的一些龙纹比较，也惊人的相似。“苗族龙直接传承于中华远古龙”，保留了初期中华龙的特征。它们运用在服饰上尤其是妇女的服饰上，作为不同宗支的外形识别标志，不仅具有原始图腾族徽的意义，也揭示了图腾崇拜时代与母系社会的对应关系。而苗龙包含的三种意象和与它们相融合的宗教与生活习俗也具有原始先民的文化特点。作者对闻一多的蛇图腾综合说提出了不同看法：第一，龙的最初形态不是惟一的，蛇形有比蛇形出现更早的龙；第二，图腾合并说解释不了龙演进出现的多轨道，苗族同一支系有多种龙形，它是合并谁的图腾呢？第三，龙的具像毕竟是艺术形象，那就不能忽视艺术创造中的幻想、美化规律。

胡同庆考证了印度龙与中国龙的关系，认为我国有关龙的文字记载约有三千年，而印度龙的最早考古材料是公元前一世纪的壁画，有关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公元二世纪左右龙树所著《大智度论》中，两方面都比中国晚得多。中国龙是图腾性质的，是至高无上的，而印度龙却没有。中国龙是由具体到抽象，因此反映到量上便是由多减少。印度龙则是由抽象到具体，因此反映到量上便是由少增多。其品种、数量之多以及和现实社会中的人的关系之接近都非中国龙所能比。其后阎云翔也有印度龙与中国龙的比较文章。

四、学术反思

1988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个龙年，龙的问题成了学术上的热点，龙文化出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高峰时期。1988年3月，《民间文学论坛》编辑部邀请有关资深学者就龙的原型及其演变、龙的民俗事象的分析、龙的符号象征意义、龙的民族文化精神4个专题进行探讨。可以说这次对话是在龙文化的高度上探讨龙崇拜起源问题。

这些反思的启发意义首先是“龙崇拜起源”这个概念是什么，它就是诉诸于视觉形象的具体物象“龙的原型”的同义词吗？那背后更深层面的内容——远古先民的原始思维、原始宗教心理与巫术、仪式、生活习俗等那决定了这些意识形态内容的产生并制约其发展的原始先民的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形式、自然环境与变迁以及当时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是否也是起源研究更为重要的研究范畴呢？回答是肯定的。其次是研究者的学术态度——提出一种假说应该是严肃的、慎重的而不是灵机一动的随意联想；论证一种假说或者批评他人的观点应该是有科学依据的、思维严密的要避免犯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第三是必须加强对理论的研究，如针对闻一多的图腾崇拜说、图腾崇拜阶段与图腾综合说提出的各种问题，都需要对国外的图腾理论进行深入研究；运用于龙图腾崇拜分析时还要注意中国历史文化的自身特点等，如此才能对一些争议做出科学的评判。

这两个原型说便一同在其后的起源研究的发展中起到了主导和带动作用。但是即使影响广泛的鳄鱼说也无法取代闻一多观点的地位和影响。究其原因，由于受到论证材料不足的限制，闻一多即使不能对自己的设想予以充分的证实，基于同样的原因反对者也无法从根本上对其进行证伪，甚至在否定他的某一部分的同时又赞同或运用他的另一部分。比如反对蛇为龙的主体，却又运用图腾综合说解释新原型的发展。

考古发现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起源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问题的争论往往因为某一考古成果的出现而发生重大改观。随后具有更多原始文化内涵的少数民族的龙崇拜习俗开始受到重视，民族学、民俗学方法开始兴起，起源研究也开始从书斋走向活生生的民间龙文化。这两个方面都极大地拓展了起源研究的视野和空间。

（节选自徐永安《从<伏羲考>到上世纪80年代的“龙崇拜起源”研究》，原载于《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