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梅兰芳访苏轶事

作者:周丽娟

1935年苏联的头等大事是什么？莫斯科地铁通车，莫斯科地铁闻名于世，方便快捷的出行方式以及那些堪称“地下艺术殿堂”的地铁站是莫斯科人的骄傲。然而那一年，轰动莫斯科的还有一件大事：中国梅兰芳剧团在苏联巡演。

世界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说：“1935年我在莫斯科逗留时最值得记载的两件事，一件是中国京剧演员梅兰芳的演出，另一件则是莫斯科地下铁道通车。”

苏联派专轮接梅兰芳

当时梅剧团访苏是两国政府共同推动的，旨在通过文化艺术交流修复和融合两国关系。邀请单位苏联对外文化关系协会专门成立接待梅兰芳委员会，主席是会长阿罗舍夫、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成员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多位享誉世界的艺术大师。

1935年2月21日，苏联政府特派“北方号”专轮到上海迎接，规格和待遇可想而知。那时莫斯科的街头巷口，有许多印有‘梅兰芳’三个中国大字的招贴，商店的橱窗内陈列着梅兰芳的照片。《消息报》报馆屋顶上的流通电灯新闻逐日报道，塔斯社不断发出消息，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演出影片，无线电台请梅氏播音。几十种报刊登载消息和文章，介绍戏曲文化和梅兰芳的表演艺术。

恰巧，当时参加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著名影星胡蝶，与梅兰芳同行，她在回忆录中谈到：“我初到莫斯科的头一两天，因为报纸还不曾将我的照片在报上发表，我在街道上游玩或买东西时，许多人都指着我说是梅兰芳，他们好像不知道梅先生是男人。过了两天，报纸把我的照片登出来之后，大家才知道以前是弄错了。”

有人问颜惠庆大使，贵国做戏为什么不象各国歌剧一样，而要以男扮女呢？颜大使答道：“男子的才能往往比女子优越是常见的事。……烹饪是女子的事，可是有名的厨子还是男人。可见无论女子做什么，总不如男人做得那么好。男扮女装也不过是同样的道理罢了。”（男尊女卑思想应该受到批评。编者注） 。颜大使说完，回头对胡蝶等说：“这话你们听来一定不高兴。”大家都笑了。

梅剧团演出前，剧作家特列季亚科夫撰文写道：“在中国没有哪种艺术可以和戏剧相较。在戏园子里，演出从早晨八点一直持续到深夜，每一座农村的寺庙都有戏台子，草台班子和专业剧团在那里演出。流浪歌手唱着戏剧的经典唱段，市民把演员请到家里唱两段为节日助兴。画着戏剧情节的年画贴在家里的墙上，著名演员的照片发行几百万份。在儿童玩具中，戏曲道具模型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他还介绍了新奇的戏园子：“戏剧演出厅里满是嘈杂的说话和吃东西的声音，只有出现著名唱段、武打特技和绝技表演的时候，大厅里才安静下来，鼓键子疯狂地敲击，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速度加快、声音变得越来越震撼，当最紧张程度减弱时，人们兴奋地大喊“好、好（音）！” 评论家А.布鲁斯托夫分析，中国有45000个象形文字，劳动人民要学习这些数量庞大结构复杂的文字难死了。……戏剧让僵死的文字复活。”“戏院不仅是娱乐场所，也是社会生活的中心、学习的学校。”

特列季亚科夫还介绍了脸谱知识：“黑色脸谱意味着清正廉洁。白色脸表示是说谎的人和坏人。鼻梁和双眼睑上涂白色油彩是小丑和滑稽的角色。额头上有红点是出类拔萃、有高尚道德的人或是非凡的人。……山精水怪的脸谱格外地丰富和奇妙……”

中国戏曲演员借助辅助性砌末，通过虚拟动作来表演。电影大师和戏剧家爱森斯坦在专为迎接梅剧团所写的《梨园魔法师》中举例说明：“演员手持马鞭表示在骑马。白色、黑色、火红色马鞭代表骑着相应毛色的马”。他总结说，戏曲舞台上常仅凭一桌二椅表现不同的生活场景。那些可以依据特征判断其涵义的物体具有某些特定象征性涵义的固定性，但这些涵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同一物体，比如说桌子、椅子和小掸子，依赖与之相联系的不同使用状态，可以变成需要表现的具有无穷无尽涵义的客体。……这种特点更具特色。

梅兰芳的家世、学艺经历及影响是介绍的重点。汉学家瓦西里耶夫谈到在中国“对梅兰芳评价的俗语是‘一笑万古春，一啼万古秋。’他在中国是被广泛认可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戏剧天才。”

爱森斯坦从查理·卓别林那儿知道了梅兰芳卓越的表演技艺，他介绍说，梅兰芳的声望远远超越了中国的疆域：在纽约唐人街的小店铺，在柏林的中国饭店，在墨西哥的小酒馆，在任何有怀念祖国的中国之心跳动的地方，他的小型雕塑和照片无处不在。

梅兰芳谢幕18次  

3月12日清晨，梅剧团抵达莫斯科，苏联政界、艺术界和媒体人到北方车站迎接。在爱森斯坦的指挥下，联盟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梅兰芳感慨道：“多年的夙愿实现了，莫斯科，我来啦！”

访问期间，梅兰芳剧团除演出外，还与苏联各界人士，特别是戏剧艺术界著名人士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出席各种座谈会和宴会、拜谒列宁墓、参观艺术中心和名胜古迹、观看苏联的经典戏剧等。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戏曲发展的高峰，梅兰芳是戏曲界杰出的代表。当时的苏联也是大清洗前戏剧艺术最辉煌的时期，是艺术大师辈出的时代。更巧的是世界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皮斯·卡托等也在莫斯科。中国戏曲大师与世界艺术大师的交流无疑是难得的。梅兰剧团访苏是中国戏曲文化的对外传播之旅，也是中外文化交流互鉴之旅。

演出之前的一个晚上，剧团经理张彭春在艺术家俱乐部做主题讲座，他先讲了个故事：“一农妇得知邻村要演戏，抱起还在吃奶的孩子抬腿就走，过西瓜地时被绊倒，孩子摔到地上，她赶紧抱起来接着跑。戏演了一整天，农妇看戏像着魔一样。傍晚时分，她猛然想到，孩子怎么这么安静，连吃的都不要，她不安地看一看双手，原来一整天抱着一个西瓜。”随后配合戏曲文化的讲解，梅兰芳等演示了歌唱、武打技艺和骑马等动作。

因为反响热烈，梅剧团的演出由原定的八场增加到十四场。《真理报》售票广告上写着“所有座位的票价均高于平时。”告别演出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午夜12时演出开始，正厅和包厢挤满了观众，一直到深夜3时结束，抛掷的花束满台飞，谢幕达18次之多，掌声经久不息。

对梅剧团的演出、舞台和服饰妆扮的报道，让人感受到了火热的场景。“演出是最卓越的文化事件，它将使观众通过戏剧了解中国文化的崇高价值。”“演出场面是多彩、鲜艳的，颜色和色调的细微差别令人叹为观止。”“令人赏心悦目的服装和装饰华丽的舞台，使中国戏剧更显得富丽堂皇与别具一格。”“戏装在中国戏剧里确是最有价值的东西，件件华丽，且有一定的穿戴逻辑和规则。”“服装特别地标示出角色的社会归属和地位。脸谱的颜色从一开始就告诉了观众，这一人物会有什么样的行为。”苏联《真理报》《共青团真理报》《文学报》等如此报道。

当时在苏联常驻采访的中国记者戈公振，见证并参与运作了梅兰芳访苏。他在书中回忆，梅在莫斯科演剧时，除戏剧界外，政府要人如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外交和国防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李维诺夫、伏洛希罗夫，大文学家高尔基、亚列克赛·托尔斯泰等均前往观看。李维诺夫夫人则每日皆往，并掷花束以示敬慕。许多戏迷买不到票，则围在剧院门外，要警察骑着马来驱散。有些女子叫喊：“梅兰芳，我爱你！”马路上的小孩子看见衣冠整洁的中国人走过，就喊一声“梅兰芳！”

高山流水遇知音

对中国戏曲表演的特征，列宁格勒评论家С·拉德洛夫感慨：“中国演员的技艺是综合性的，他们是歌手、舞者、武打技巧演员。”苏联记者描写：“戏剧的话语体系完全是程式化的，像一种密码，它是中国观众看懂演出的关键。”《列宁格勒真理报》描写《打渔杀家》“他们划动着像翅膀一样摆动的桨，不时地轻轻划几下水，由他们拿着的桨仿佛看到了水，能感觉到早晨明媚的阳光照到水里微微摇晃的影子上。”

梅兰芳的表演是各界和媒体关注的焦点。“梅兰芳的唱功声调丰富，他表演剑舞……前后左右上下旋涡般舞动着剑，营造了完美的、令人震惊的艺术画面”。“梅兰芳的技艺是达到了极限的表演技艺，身体动作、面部表情、手的表演，舞台演出效果无与伦比。”“梅的双手是富有表现力的工具。当手指从长长的丝质袖子里面出来时，类似于古典演员那样精美，是超常的情感表达工具，而我们演员的手大都像小铲子一样，漫不经心地，没什么用处。”“他表演的手执双剑的舞蹈，每一个手指和关节都在跳舞，整个身体亦如一架圆润通透的乐器在演奏。”

后来，梅兰芳曾提到苏联报纸上的评论说：“我在台上表演时，凭空的由袖内飞出一对白鸽，和蝴蝶似的飞舞，从此台上就多添了十个演员。”

离开苏联时，梅兰芳感慨到：“能和如此聪慧的观众——他们能明了和欣赏到相去很远的戏剧艺术相接触，自以为非常荣幸。”

梅剧团在苏期间，也发生不少有趣和感人的故事。据梅兰芳的琴师徐兰沅回忆，一位叫金娜的莫斯科姑娘，访问中一直关照剧团的演出和团员的生活。在列宁格勒，她利用休息时间带团员参观名胜古迹，并想出办法让团员们解决语言隔阂的问题。她还跟学员学京剧知识，练把子、拉胡琴，后来居然能听出西皮、二黄的调门。剧团回国时，她送给徐兰沅一个精致的玉石小石象，按照苏联人的风俗，送象就象征着送福。临别时，大家都流下了泪水。

苏联著名汉学家鄂山荫常谈起一件事。一次他陪梅兰芳在莫斯科大剧院看舞剧，剧终时观众们认为一位独舞演员演得不好，不肯鼓掌，唯独梅先生站起来，第一个向他鼓掌致意。鄂山荫奇怪地问：“这位演员跳得实在不高明，可是您……”“您看。”梅先生指着台板说：“点点水痕……那是他劳动的汗水呀！”鄂山荫感慨地说：“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梅先生给我上的这一课。”

1935年梅兰芳剧团访问苏联，由于诸多的必然与偶然，成就了一次永载史册的东西方戏剧艺术交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