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退化、排外”：英国使团眼中的乾隆王朝

来源: 保守主义评论

历史背景

1792年9月26日，马戛尔尼使团接受英国政府派遣，以给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出访中国。该使团于1793年8月21日抵京，并于10月7日离开，停留47日。值得一提的是，使团曾打算顺道访问日本，不料法国革命期间英法开战，为了护卫本国的商船 （注：使团主舰“狮子号”是一艘拥有六十四门炮的军舰） ，而提前返航。最后，于1794年9月6日返回朴茨茅斯港，全程历时近两年之久。

马戛尔尼勋爵的《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 （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使团秘书斯当东汇编的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 不仅有助于后人理解此次出访，也为我们重新认识乾隆王朝提供了一手的史料。

结合国际背景，思考英使的此次出访别有一番意味。

放眼当时的西方世界，法国革命已经掀开帷幕，并且一发不可收拾，激进的革命者处死了国王路易十六，而这个消息经过欧洲传教士传到了乾隆耳中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p.216） ；而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一个新生的联邦制共和国正在悄然生长；至于马戛尔尼代表的英国，工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之中，并以印度殖民地为基地向东南亚、中亚扩张。事实上，马戛尔尼访华的主要目的便是要改善英国商人在华的处境，并与清朝互派常驻使节，以消除双方的误会。 （同上，p.13） 众所周知，这一目标并未实现。

法国学者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中将这次访问形容为“两个世界的撞击”。的确，马戛尔尼使团和乾隆的朝廷代表了两套迥异的理念，而这种理念的分歧对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不无裨益。

英国使团对清朝的全方位观察

英国使团对这个东方国家充满好奇，并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做了较为细致的观察（本文仅选取了几个侧面，特做说明）。不过，马戛尔尼坦言，“由于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交往受到管理和限制，得到正确的消息大不容易，”因此，他建议读者对他的描述不要不加保留地接受。至于他本人的初衷，则是“无意美化或贬抑一切，而是尽量保持其原貌。” （《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p.82）

1. 商业和贸易

英国使团坦言，英国是一个商业国家，商人在这个国家拥有重要的话语权，此番出访正是为了维护英国商人的利益。“英国是一个商业国家，商人是社会中最活跃最富裕的组成部分。商人的利益和活动随时受到政府极大的注意，并在许多方面影响政府的措施。因此，英国派遣一个使节团到中国访问，自然是为了商业的目的而去的。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p.1）

然而，他们发现，“商业在中国（清朝）被认为是最低级的行业。”（同上，p.7）至于对外贸易，两国的态度更是有着天壤之别。

英国人在倡导对外贸易时往往强调，贸易是一种互利互惠的活动。不过，马戛尔尼等人发现，“清政府教育民众，‘允许外人通商并不是为了互利，而只是由于外国人需要中国产品’。” （同上，p.9） 他们还观察到，清朝把对外贸易视作对外国人的恩赐，“中国一向自认为是天府之国，可以不需要对外贸易而自足自给。中国同任何外国的贸易，绝不承认是互利，而只认为是对外国的特别恩赐。” （同上，p. 406）

乾隆答复英国使团时，确实是这样说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 （同上，p.645） 此外，乾隆敕令广东地方官认清对外贸易的实质，“国家四海之大，内地所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乃该夷来文内，有与天朝有益之语。该督等不但当行文笼统驳饬，并宜明切晓谕，使知来广贸易实为夷众有益起见，天朝并不藉此些微远物也。” （《清实录》）

2. 科学与技术

马戛尔尼承认，中国人在陶瓷、丝绸和某些棉布的制作印染，漆的制造和使用，以及木工活等方面，具有高超的技艺。但在科学方面，“中国远远落后于欧洲。” （《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p.65）

他认为，中国人掌握的数学和天文知识非常有限，“欧洲人进入历算部门，本身就足以说明中国人在天文学上的无知。” （同上，p.65） 我们知道，早在明朝，中国的历书主要是由欧洲传教士编制，清朝建立后亦是如此。

在当时的乾隆朝，负责天文历算的是三位葡萄牙传教士。然而，按照马戛尔尼的观察，这几位传教士的科学素养让人不敢恭维，“真相是，现在的传教士很少精通代数，或微分，他们不过是其他学科差劲的专家。”（同上，p.67）。

而且，这几位传教士向使团承认，“法国的瓦解使他们不能像以前一样按时得到巴黎的《天文年历》，因此他们十分感谢我们向他们提供了我们最近刊印的航海历，还有一份为未来几年计算的补充文件。” （同上，p.66） 换言之，清廷的天文知识是由欧洲传教士输入的，如果彻底切断与欧洲的联系，清朝的天文历算水平很可能退化。

马戛尔尼发现，虽然在科学上远远落后于西方，清政府对于科学却毫无兴趣。英国使团千里迢迢携带来的天文仪器、现代工业发明，在这里不受重视。 “无论乾隆本人，还是他身边的人，对这些东西都没有好奇心。此外，现政府的政策不鼓励新事物，尽量防止百姓抬高外国人，贬低自己。”（同上，第67页）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的商人对近代科学倒是饶有兴趣。马戛尔尼写道，“丁维迪博士（Dr. Dinwiddie）在广州的英国商馆讲了几次课，做了一些实验，中国大商人一直参加，他们显得非常有兴趣，热烈希望讲下去。 ……但北京的官员对此没有显示出什么兴趣，没有一个人关注水压、光学原理、透视法、电气等等，尽管他们好几个人曾看到排气机、电动机器、望远镜、幻灯、戏箱。” （同上，第67页）

历史学家常把林则徐、魏源视作“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使团已经把最能代表欧洲科学进展的物品送到清廷眼前。按照《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记载，马戛尔尼使团带来的礼品包括：天体运行仪、天体仪、地球仪等；铜炮、榴弹炮、毛瑟枪、连珠枪等；英国最大军舰的模型；英国的羊毛、绵织和钢铁制成品等。 （pp.270-273）

然而，对于这些东西，“前来参观的大人们，都漠然视之，好像这些都十分寻常，没有什么稀奇。” （《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p.67） 不过，也有例外，有几位王子十分赞赏地球仪、天体仪、钟表的工艺和外形，但坦承他们不理解这些东西的用途。 （同上，p.68）

3. 政治

马戛尔尼使团认为，乾隆王朝是一小撮鞑靼人对3亿多中国人的彻底独裁统治。 （同上，p.25） ，同时指出，“中国政治制度上没有代议性质的机构来帮助、限制或监督皇权。”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p.364） 他们还得出结论，“皇帝的利益始终是头等重要的事，违反他的旨令，任何人的财产都是不安全的。 （《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34页）

有意思的是，他们已经观察到清朝的满汉矛盾，“乾隆皇帝是清朝的第四代皇帝，但他仍然自认为——同时他的臣民也认为——是鞑靼人。朝廷上主要大员，亲近侍卫，后、妃、太监等等都是鞑靼人。……鞑靼人的特殊待遇造成了鞑靼人和汉人之间的隔阂，因而更要维持鞑靼人的特殊地位以防制汉人。鞑靼人和汉人虽然长期同在一个皇帝统治之下，但满汉之间的关系并无改变，隔阂却越来越深，达到相互仇视的地步。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pp.431-432）

还有一处史料特别有价值，那就是乾隆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 前文已经提过，通过欧洲传教士，乾隆已经听说了法国大革命。如果说，英国人是通过审慎的改革来化解革命的风险，那么，乾隆的做法则是遏制革命思想的传播，以推迟革命的到来，为此，他强化了封闭自守政策，并且对在华的外国人严加监视。

马戛尔尼使团观察到，“在过去几次外国使节访问中国的时候，一个被中国政府雇用的外国传教士常常被派出去迎接使节并陪同一道进京。但近来这种制度已有改变。近两三年的法国内乱消息在北京已有风闻，那里所鼓吹的种种破坏秩序、颠覆政府的主张迫使北京政府加以防范。为了避免这些东西传入中国，北京王朝虽然还没有下令驱逐住在广州的外国人，已经对在华外国人的行动注意监视。外国技匠和天文学者们在北京仍然受到欢迎，但他们同欧洲的通讯则受到严格的检查。” （同上，p.216） 他们还发现，“最近法国的种种理论，没有比清朝政府更深恶痛绝的。” （同上，p.355）

4. 外交与排外偏见

囿于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清朝仍然把英国置于“宗藩朝贡体系”之下，不愿与其建立主权国家间的外交关系。正如《清朝续文献通考》所言，“迄乾隆五十年，我为上国，率土皆臣，无所谓外交也，理藩而已。”

讽刺的是，英国使团的这次访问，在清廷上下被解读成“进贡。”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p.353） 马戛尔尼倒是很务实，他对“英国特使进贡”的字样熟视无睹，不曾提出抗议。因为他担心“过早提出这个问题，会导致清廷勒令特使回国，使得此次出访前功尽弃。” （同上，pp.353-354）

不过，除了“进贡”的字样，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那就是觐见乾隆时的“磕头礼”。

清朝的高官多次示意马戛尔尼入乡随俗，在觐见时向皇帝磕头。马戛尔尼对此表示异议，他认为英国是独立国家，并非清朝的藩属国，“特使不能只图个人眼前方便，迁就对方提出的过分要求，从而损害英王的尊严和英国的声誉。”（同上，p.355）

不得不承认，马戛尔尼很有外交手腕。为了表明英国和清朝的对等关系，同时，为了尽力满足乾隆的要求，他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其一，他本人按照谒见英王的礼节来谒见乾隆皇帝，即以单膝下跪；其二，他本人可以向乾隆皇帝磕头，前提是一位和马戛尔尼同等身份的清朝高官穿着官服向英王的画像行磕头礼。最终，清廷采纳了第一种方案。 （同上，pp.355-356、402-404）

从社会层面看，马戛尔尼使团认为，清朝弥漫着对外国人的偏见。在他们看来，这种排外偏见与清政府推行的闭关自守政策密切相关。

他们总结道，“中国传统的排外偏见和它的长期闭关自守是成正比例的，而且目前丝毫没有任何改变。这种偏见不仅表现在中国人的行为当中，而且由于他们对自己文化的高度优越感，这种狭隘的观念已经形成为一种思想体系。” （同上，p.8）

他们还说，“除了在广州，中国人对一切外国人都感到新奇，但关于这些外国人的国家，他们却并不感兴趣。他们认为，一切思想概念都出不去本国的范围。” （同上，p.322）

对于这种排外偏见，马戛尔尼使团归结于清朝政府的刻意为之，“因为对洋人充满偏见，关于洋人的奸诈和凶残，有许多可笑的故事在传播。多半刻意受到政府的支持，其政策看来是要百姓相信，他们本身已经完美，因此不可能从洋人那里学到什么。” （《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p.11）

马戛尔尼在日记中举过一个现成的例子，颇能说明这种偏见：“一个奉命去侍候小乔治·斯当东的中国童子，长期不愿与我们的欧洲仆人共宿一室，他说他害怕他们会把他吃掉。” （同上，p.11）

英国使团的结论

乾隆拒绝了英国使团常驻北京的要求，导致马戛尔尼的主要目标并未实现。不过，马戛尔尼使团对清朝的基本状况毕竟有了深入的了解，从以后打交道的角度看，也算不虚此行。

在他们看来，这个东方帝国正陷入停滞、退化之中，不足为惧。

马戛尔尼在日记中写道：“当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 13 世纪访问中国时，正值西部蒙古鞑靼人征服中国，以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汗为他们的首领。 那个时期前不久，中国人已达到他们文明的顶峰，与鞑靼征服者以及和他们同时代的欧洲人相比，他们当时肯定是非常开化的民族，但自北方满洲鞑靼人最后征服以来，至少在这过去的150年，没有发展和进步，甚至在后退； 而在我们科技日益前进时，他们和今天的欧洲民族相比较，实际变成了半野蛮人。 正是因此他们保持了半罐子水桶常有的自大、自负和自傲，而且，尽管在他们和使团交际期间感觉到我们在许多方面比他们强，他们仍显得惊奇而不自愧，有时假装对所见无动于衷。在跟外国人交谈中他们毫无羞惭和自卑，反而显得满不在乎，好像他们自己是优胜者，言行中找不到缺点和失误。 ” （《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p.6）

他感慨道，封闭自守、拒绝学习域外文明，只会导致社会的停滞，“一个国家如不进步，必定倒退，最终沦为蛮夷和贫困。” （同上，p.11）

最后，他断言清廷的统治根基已经开始动摇，“我在考察中发现庞大的上层建筑根基空虚，……中国人现在正从他们遭受的沉重打击下恢复，正从遭受鞑靼政治蒙蔽下觉醒，开始意识到要重振他们的民族精神。微小的摩擦可以诱发火花，将造反的火焰燃遍全中国。事实上帝国已发展到不堪重负，失去平衡，不管它多么强大有力，单靠一只手已不易掌控局势。尽管乾隆皇帝以他的精力和智慧可以长时期内维持国家机器平稳运行，但如果在我本人去世之前它已崩溃瓦解，那么我将不感到意外。” （同上，p.29）

事后看来，马戛尔尼低估了清朝的韧性，毕竟它又延续了百年之久。不过，从五十年后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局看，马戛尔尼对清朝和英国实力的评估，大体上是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