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人政治的局限：读《铁与血：德意志帝国的兴亡》

来源: 保守主义评论

文 | 万吉庆

许多人听说过俾斯麦，或多或少了解他的事迹：这位“铁血宰相”通过发动多次战争，帮助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建立起德意志帝国。

不过，对于他所设计的帝国宪法、他的政治手腕，以及这个帝国为何只存续了短短48年，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德国历史学家霍耶的《铁与血：德意志帝国的兴亡》，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简洁有力的解答，颇值一读。

一、德意志帝国的登场

德意志帝国诞生于1871年。相较于英国、法国、奥地利、俄罗斯等国，它是一个晚近的国家，是欧洲舞台上的新手。

然而，它坐拥4100万人口，一登场便成为西欧第一大国，打破了欧洲的权力平衡。英国、奥地利等国对此忧心忡忡，法国更是报以仇视，原因不难解释，普法战争结束后，普鲁士攫取了法国的两个省份（即阿尔萨斯和洛林）——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正是以此为背景。此外，让法国人格外屈辱的是，德意志帝国是在法国凡尔赛宫宣布诞生的。

俾斯麦对帝国的险境心知肚明，“为了安抚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俾斯麦不遗余力地强调，德国的领土诉求已经‘饱和’，宣称德意志问题的解决不会让欧洲的政治均势发生彻底的变革。” （《铁与血：德意志帝国的兴亡》，p.98）

在国内，他警告道，“德国已经没有进一步扩张的外交空间，‘联盟的噩梦’（即由邻国组成的反德联盟）将迫使德国两线作战，面临毁灭的危机。在这样的风险面前，任何领土扩张对德国而言都是不值得的。” （p.99）

此时的俾斯麦不再以“铁血宰相”的面目示人，而是强调德国需要转换角色，成为欧洲现有秩序的维护者，而非挑战者。

为了改善外部环境，他动用各种手段，编织起一套复杂的联盟与外交保证网络。

1879年，德国和奥匈帝国缔结共同防御协定。1882年，意大利加入协定，形成三国同盟。为了孤立法国，俾斯麦重建了三帝同盟（即实行帝制的德国、俄国、奥地利三国同盟）。在俄、奥两国因巴尔干问题彻底破裂后，俾斯麦策划了一系列双边协定，其中最重要的要属1887年与俄国签订的《再保险条约》。按照约定，德俄两国中任何一方被第三国攻击，另一方都将保持中立。无疑，这份密约一旦被人泄露，德奥的同盟关系必将破裂。

霍耶总结道，“1888年威廉一世驾崩时，德意志帝国已经深深嵌入欧洲秩序，被包裹在俾斯麦编织的复杂又脆弱的外交关系网络之中。”然而，讽刺的是，“只有这位铁血宰相能分辨清楚这些精心策划的外交关系中，哪些是秘密交易，哪些是公开盟友关系；也只有他能充分了解各国外交及相关部门的人员信息，并据此在外交事务上纵横捭阖。” （p.101）

二、德意志帝国的宪制

德意志帝国实行的既非英国式君主立宪制，亦非传统的君主独裁制，而是一种带有民主元素的威权体制。如下图所示，这套制度保留了一位强势君主，皇帝有权任免宰相、任意解散议会、主导外交政策，同时是军队的最高统帅；与此同时，它引入了一个由民选议员组成的帝国议会，尽管议会无权提出议案，但是享有议案的否决权。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皇帝和帝国宰相成为帝国政治的真正主导者。宰相和君主不必对议会负责：宰相只需要对皇帝负责，而皇帝只需要对上帝负责。” （p.56）

可以看出，这套宪制的关键角色是一位在皇帝和议会之间穿针引线的宰相，他需要皇帝的信赖，又需要赢得议会的支持。做不到这两点，这套制度就会失灵，陷入危机。

三、俾斯麦的政治手腕

俾斯麦（1815-1898）出身于普鲁士地主贵族阶层，是一位罕见的政治天才。用作者的话说，他“集极端保守的政治直觉与无比精明的权术谋略于一身。” （p. 25）

德国人给政治学贡献过一个词汇：现实政治（realpolitik），即“必须尽其所能地接近自己的目标，不管手段是否合乎道义。” （p.35） 显然，俾斯麦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

在建立、维持帝国的过程中，俾斯麦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让法案通过，他可以动用各种手段恐吓、哄骗并纠缠议员与皇帝，迫使他们就范。任何底线都可以被打破：如果精心罗织的辞令不能见效，俾斯麦就会大发脾气，当众羞辱对手，突然痛哭或是——如果情势必要——以辞职作为威胁。 （p.66） 为了维持欧洲舞台上的脆弱和平，他从不惮于施展那些胁迫、密谋或是许诺的手段。 （p.132）

他毫无意识形态包袱：为了建立德意志帝国，他可以迎合民族主义者的狂热情绪；为了得到议会的支持，他会与自由主义者结盟，实行市场放任政策；当金融危机爆发，反对自由主义的声音占到主流时，他也可以轻松地甩掉旧盟友，和保守派结盟。为了分化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他会主动出台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总而言之，俾斯麦践行了自己的那句名言，“政治是寻求可能性、可行性的艺术，是退而求其次的艺术。”

此外，俾斯麦热衷于凡事躬亲，“对帝国政府的掌控巨细靡遗，近乎偏执。他会直接管理内阁高官乃至整个文官系统的细节事务，不愿下放管理任务，也很难相信他人能把事情做好。” （p.66）

然而，这位政治强人似乎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如果这套制度高度依赖他本人，那他的继任者该怎么办？事实上，俾斯麦设计的这套制度，让继任者不堪重负。

逼退俾斯麦之后，威廉二世先后任命过四位宰相。

首先是卡普里维（Leo von Caprivi）。

此人曾担任军事将领，“以利落的作风和稳健的组织能力而闻名”。尽管他试图“萧规曹随”，以稳健的作风，维持德国内政外交的稳定。 （p.129） 然而，他缺少政治手腕，无法驾驭议会中的极端派别。

面对俾斯麦留下的“一套由无数协定组成的复杂外交政策体系” （p.131） ，缺少外交经验的卡普里维常常顾此失彼。他哀叹道，“俾斯麦可以用三只球做抛接戏法，我却只能玩转两只球。” （p.132）

苦熬四年（1890-1894）之后，卡普里维失去皇帝的信任，选择辞职。

第二位宰相是霍恩洛厄侯爵。

霍恩洛厄侯爵一开始将这一职位视为烫手山芋。他试图以年龄太大、身心疲惫、口才不佳等借口推辞。结果，威廉二世驳回了所有这些借口，因为他想要的是一个傀儡，只需要霍恩洛厄来装点门面。

1895年，威廉二世在自己支持的法案被议会否决后勃然大怒，一度试图解散议会、宣布戒严，乃至废除议会制度。霍恩洛厄力劝皇帝三思后行。他认为，这种极端做法有可能引发帝国的分裂乃至内战。最终，皇帝接受了谏言，不过此后，霍恩洛厄彻底被边缘化。

霍恩洛厄担任宰相时期，真正掌权的是皇帝及其亲信，特别是深得皇帝欢心的外交大臣比洛。外交大臣理应受帝国宰相节制，结果，这位大臣上任不久，就和霍恩洛厄约定“后者将在宰相位置上尽可能地维持门面，前者则在幕后运作所有事务。” （p.137）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德国开始抛弃俾斯麦的忠告，推行“舰队政策”和“世界政策”，大力发展海军，扩张在海外的影响力，无可避免地收获了越来越严重的国外猜忌与外交压力。

1900年，霍恩洛厄厌倦了傀儡的角色，选择辞职。

比洛顺理成章地成为新一任宰相。

比洛深得威廉二世的赏识，后者称他为“我的俾斯麦。” （p.153） 当时的评论家则认为，他“光鲜的外表下没有多少实际才能。” （p.154） 这一点，从他一味迎合威廉二世的扩张政策，而不是正确识别德国的国家利益并据理力争即可看出。

1909年，在彻底失去对帝国议会的掌控后，比洛辞去宰相职位。

接来下的是“一战”之前德国的最后一任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

此人个性谦和、忠实而镇静，与威廉皇帝私交甚笃。但他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难以承受宰相的重任。正如书中所言，“霍尔维格自知前途多舛，哭泣着恳求比洛劝皇帝不要任命自己为下一任宰相。‘只有天才或是疯狂的野心家才想当帝国宰相，’他曾对一位同僚哀叹道，‘而我两者都不是。’ ” （p.158）

四、强人政治的局限

《铁与血》将强人政治的局限暴露无遗。

我们可以看到，俾斯麦设计的这套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它的人格化色彩太重。事实上，它正是给俾斯麦和威廉一世量身定做的，它默认帝国皇帝会把朝政委托给宰相。的确，威廉一世不愿意介入帝国政务，听任俾斯麦自由发挥。

然而，这套制度无法保证下一位皇帝也是如此。如果新皇帝不甘寂寞、亲自下场，打破这份政治默契就大事不妙了。毕竟，帝国宪法明确规定，皇帝有权任免宰相、主导对外政策。

此外，帝国宰相所需要的政治手腕和判断力是无法自动传承的。毕竟，不是所有的政治家都是俾斯麦。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俾斯麦保留的强势君主制，并不能阻止鲁莽冒失的统治者的出现。一旦新皇帝抛弃审慎的外交政策，致力于军事扩张。那么，俾麦斯所精心维系的外交平衡将毁于一旦。事实上，俾斯麦发现威廉二世是个“管不住嘴的冲动小子，容易听信谄媚之语，在不知不觉中把德国拖入战争。” （p.107） 即便如此，他也无能为力。

威廉二世

讽刺的是，在帝国建立前后，德国的立宪派（包括皇储，即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婿）希望以英国为蓝本，将德国的强势君主制转变为立宪君主制，俾斯麦多次阻挠了这种尝试 （pp.33-34、66-67、116） 。从这个角度看，德意志帝国的短命和俾斯麦的制度设计不无关系。学者冯克利在评价美国的制宪者时说，他们之所以青史留名，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制定的规则形成了一种悠久的制度传统，使权力的运作逐渐变得有章可循，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制度框架。” （《尤利西斯的自缚》，p.223） 而这恰是俾斯麦这位政治强人没有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