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直以来都觉得去谈论战史，尤其是苏德战争这样规模空前的大战，实在是极为吃力不讨好的事。这倒和研究古代战争有所不同，近现代史往往因为资料浩若烟海和政治宣传等等因素而导致矛盾重重，古代战争则是因为年代久远、资料匮乏而难辨真伪。更同时，虽说旁观者往往要比当局者要清醒，但一个中国军迷去谈论苏德战争，仅从资料的获取上就不免还是有些托大的。所以长久以来，笔者都很少去写关于2次大战的文章，因为总担心自己所言不够客观，以使人们产生了错误的“真相概念”。
我们今天对这场战争的研究，主要的资料来源于官方的战史和当时双方指挥官的回忆录。在这之中，高级统帅相比基层官兵的回忆又更具有战略方面的参考价值。毕竟和士兵不同，高级统帅回忆战争往往不会局限于战争的惨烈和双方将士的英勇。更多的，高级统帅仍必须检讨战争中双方的经验教训。
也当然，由于彼此的立场，双方高级将领在回忆中常常也很难避免漏记和误记。故而实际上这些资料对我们而言又仅是一种参考，要获得“相对可能的真相”，我们还必须结合当时的态势、双方可能的电文、命令以及合理的逻辑来进行综合分析。这正如富勒在《亚历山大的将道》一书中所言：“倘若我们对于一位将军的性格和才能已经有了判断，他的目标和问题也已经明了。其作战的条件也已经清楚，那么对于某种环境中所发生的事情，即可获得一个高度可靠的想象。即便这是对两千年前的历史。”
不过请注意，这仍旧指的是“一种可靠的想象”，而并未说“历史的真相”就一定如此。实际上说到历史真相，恐怕当时之人都未必能够完全掌握，又何况我们这些后来人呢？同时既然“历史的真相”无从知晓，那我们又折腾历史做什么呢？
无疑，未来对于我们才是最为关键的，而历史则象征着昨天。但回忆历史却并非没有价值，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是记录人类所犯错误的日志，它记载了人们所犯过的每一个教训。对于肯动脑者，历史是迎向未来最好的启蒙教科书，而于不屑于过往的人来说，则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的历史轮回。
也因此，笔者在写此篇拙文时，虽然是尽可能的参考了各方资料以求能较客观的展现1941年的苏德战略问题。但毕竟粗鄙如笔者，尚不敢自诩这就是历史的真相。而同时更多的，本文之目地亦在于延伸人们对未来的思考，就这点来说，才是笔者认为本文中最具有价值的部分。所言所语若有不当之处，还望各位看官们见谅。
正文
当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征俄战役时，其功业真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位国家首脑曾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这样多的成功：22天之内征服波兰，1天之内征服丹麦，23天之内征服挪威，5天之内征服荷兰，18天之内征服比利时，39天之内征服法兰西，12天之内征服南斯拉夫，2l天之内征服希腊，11天之内征服克里特岛。其武功之盛可谓旷代所无。—-出至钮先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
而提起德国的这些武功，人们首先所想到的是会是什么呢？无疑，正是那赫赫威名的闪电战。可究竟什么是闪电战呢？翻阅对此的种种解释，大多是强调使用坦克和飞机等快速部队的优势，以突然和集中的袭击取得决定性胜利，更有甚者，人们还将其追溯到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以及官渡会战中曹操奔袭袁绍乌巢的军粮基地。
严格意义讲上这倒都没错，人类的军事学术本来就是一个不断积累和延伸的过程。以坦克为主的装甲部队，很大程度上也只是说继承并发展了骑兵的作用。但今天的盲区在于，人们往往执着于战略的形式，而全然忽视了战略本身的概念。不少军事爱好者常常把闪电战、大纵深作战、游击战等等术语误认为是战略。但实际上更确切的说，上述仅仅是为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并没有说战略本身就局限于这几种方法。而实际上，闪电战的这一说法也并非起源于德军，其最早是源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德波战争中对德军的一种评价。其所谓“充分利用飞机、坦克的快捷优势，以突然袭方式制敌取胜，同时使敌人的指挥系统瘫痪”的说法并没有使军事统帅们忽略“目标、安全、机动、攻势、经济、集中、突然性”等等基本概念。
这正如富勒所言：“在多数的军事教科书中，尤其是所谓的“野战教范”中，通常总是列举出一套所谓战争原则的东西。克劳塞维茨所列举的五条已见前述。此外对于这些所谓的原则也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实际上这不过是几颗钉子，用来悬挂我们的战术思想，它们也并非绝对性的，偶尔也可以完全弃之不顾。但是从军事史的研究上看来，要想舍弃它们必须先经过深思熟虑后方可实施。为此，它们应该是一种主要的指南，而并非原则”。
也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所谓闪电战或者说大纵深必然胜利的道理，说到底，方法是手段，用不用？何时用？用得好不好？那还是人的问题。
理清了这点，那么在论述苏德战争前，我们就还必须先综合双方战前的实力来看看这场战争的基本情况。在大部分的资料中，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即德国在1941年对苏联的战争，实在是在打一场几乎必败的战争。为什么呢？因为以经济而言，德国当时尽管打下了大半个欧洲，且拥有了西欧最优秀的工业基础，但其帝国并没有时间来整合被征服地的凝聚力。或多或少的，第三帝国短短2年来打下的领地里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抵抗。所以，以德国当时的经济能力相对于苏联来说，其实并不乐观。我们以德军作战的核心力量坦克来说，在当时的对苏作战预想里，德国军方理想的坦克生产率应该达到800-1000辆/每月，最差不能低于600辆/每月。而实际上呢？德国在战前仅仅只能保证230辆/每月的坦克生产率。
然而问题又在于，战争的胜负是否就仅取决于双方的战备或者说工业能力呢？翻阅战史，似乎又不能如此仓促的下结论。无论是今天国人们津津乐道的抗美援朝还是隋朝时隋炀帝东征高丽，以综合国力而言，双方强弱不言自明，但其结果却都是弱者为胜。可见，如果说战争的胜负完全决绝于双方各项数值比较的话，那么人类的战争其实完全就不用打了，找一群数学专家来做场数学统计岂不是要更经济得多？
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说到底，人类的战争主体是人类本身，而并非源自战争的工具。也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进行战争的双方没有一方被毁灭或屈服，那么战争就远没有结束。这一点在今天可谓愈演愈烈，在未来可预见的战争中，如果这种毁灭或者屈服是不彻底的，那么战争的火种就仍将深深的潜藏下去（无论是阿富汗还是近来的俄乌，其实大家也都已经看到了）。换个角度来说，这也意味着，只要是人类参与的战争，那么整个战争的复杂程度往往是成指数级变化的。在这种前提下，丰厚的物质条件固然是战争取胜的重要条件之一，但却并不代表拥这些条件就一定能赢得胜利。同理，人的意志、智慧、战斗决心等等固然也都是赢得胜利所必须的，但却又不能说战争依靠这些就能赢得胜利。
或者我们可以如此总结到，战争其实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动态剧，其中无论好的剧本还是坏的剧本固然都有规律可寻，但却并不能用一套固定的套路去演绎。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今天军方的重理轻文实在颇有本末倒置之闲。
好了，话回主题。
1941年6月22日，德国以百万之师对苏联突然发起全面进攻。其战争之初的计划，也就是著名的“巴巴罗萨”，一直备受军史学家们的批评。以今天来看，似乎巴巴罗萨在制定之初就颇有模仿古代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在坎尼的战法“中央吸引，两翼合围”。但想来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妥当，也“常常对着地图苦思冥想”的元首大概不会忘了，汉尼拔将军固然赢得了坎尼会战，但却最终输掉了整个战争。
所以使统帅们注意的，仍将是军力、态势、后勤状况等等基本的军事常识。而这一切又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其情报的准确性。耐人寻味的是，尽管战争中的情报往往都有很大水份，但像苏德战争这样规模宏大的战争，德国在情报工作上的“疏忽”却实是非常令人不解的。实际上，与众多印象不同的是，希特勒对于情报的敏感甚至远超过他手下的将军们。但问题在于，自希特勒及纳粹党登上德国政治舞台以来，他便与帝国的传统势力普鲁士军方相抵触。也因而，为德军机构提供主要情报来源的陆军情报部，在希特勒看来，却几乎等同于一个对立的阵营，论及他们二者间的合作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正因为无法依靠，或者说无法信赖陆军情报部门提交上来的数据，再加上纳粹党和军方对立局势的越发恶化，希特勒也越来越感到建立一个独立于军方的情报班子刻不容缓，而这最终便促成了“德国保安局”的崛起。值得一说的是，在此机构最后尘埃落定之前，德国，包括纳粹党本身也都建立了许许多多的情报部门。这些大小不一的情报机构勾心斗角，各行其是，最终往往只有一个能得到希特勒的认可。
为此，德国保安局最早在纳粹这个组织体系中并不显赫，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仅承担了少量对内的谍报工作。严格说来，希特勒的这一手也并不算什么败笔。问题的关键在于德国保安局的人选构成上。为取代与自己交恶的军方成员，希特勒所采用的基本上是清一色的纳粹份子。这一帮人固然不能说是毫无办事能力，但相比起老道的陆军情报局或者卡纳里斯的军事情报局，他们所欠缺的是对情报的综合理解能力和经验。即往往他们能通过各种手段获得情报，但却缺乏对情报进行及时反应的能力。这就像一台电脑，如果没有算法和人工智能支撑，它能获取和存储相当的资料，但却不能就此作出分析和决策。
也当然，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展开，保安局的这种能力自然也会提高，但在1940年却是军方和纳粹的情报机构交锋最为猛烈的时期。此时对法国的胜利，不仅使得希特勒的个人威望如日中天，同时也加剧了希特勒对陆军总参谋部的不屑。当此之时，也像保安局一样，帝国内的各个情报机构间为了在希特勒那里获得一席地位，而不惜对彼此的工作恶意阻扰，甚至还相互散发假情报。其最终，为了更好的表示自己的忠诚，情报部门争相向希特勒提供他所需要的信息，而这些刻意迎合元首喜好的作为却最终误导了元首的战略。
依据并不充分情报所制定的巴巴罗萨，其本身也反应了它的矛盾。分别以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基辅三个目标为重心的计划，既缺乏一个中心的指导协调，也少有一个失败后的应急备案。在以古德里安上将和博克元帅为首的部分将领看来，苏德战争之初，德军首先要做的就是不顾一切的迅速突进莫斯科并夺取它。因为莫斯科位于苏联中部，是连接南北最主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工业和交通中心，一旦拿下其意义不可估量。
唯一的问题在于，万一拿不下呢？？
在这个问题上，据说伦德斯泰特元帅（也译龙德斯泰特）是第一个反对在1941年向苏联宣战，并强烈反对进攻莫斯科的德军将领。在伦帅看来，莫斯科方向的攻略太过冒险，一击不胜则后患无穷。与此相反的是，在41年集中拿下列宁格勒倒更实际得多。其一，拿下列宁格勒将利于德军建立一个由北至南的补给线，这对于德军后续的攻势将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其二，拿下列宁格勒将利于芬兰军队与北部德军连成一片，以此将从北面对莫斯科构成巨大压力。颇为有趣的是，传闻毛泽东主席在谈到苏德战争的时候，就与伦帅的观点惊人的相似。
实际上，这两种观点皆有其道理，非要争个谁对谁错既不妥当也不客观。战争既然有人类的参与，那么不同性格的人类统帅，其作战计划就多少受性格因素的影响。稳健派的自然会更趋向于伦帅的思路，毕竟41年相对莫斯科而言，列宁格勒即使失败，德军也尚不至于彻底失掉一切。
然而我们也并不能因此就否认古德里安将军攻取莫斯科的可能性，因为后者虽然困难重重、风险巨大，但巨大的风险下却仍然不乏胜机。对此，德军将领中公认的天才曼斯坦因元帅也是如此认为：“希特勒的战略目标是以政治和经济的考虑为主要基础，即为：
(1)占领列宁格勒(即今圣彼得堡，他认为这个城代表共产主义的摇篮)，并与芬兰人合作支配波罗的海。
(2)占领乌克兰原料产地，顿内次(Donetz)盆地的军备生产中心，高加索油田，以使苏俄战争经济完全崩溃。
另一方面，德国陆军总部则认为必须首先击败红军始能征服和保守那种重要性毫无疑问的战略地位。他们认为必须向莫斯科前进始能迫使俄军主力接受会战。因为这个城市已成苏俄权力的焦点，是斯大林所不能丧失的。其理由又可分为三点：(1)与1812年(拿破仑征俄时)不同，莫斯科现在是俄国的真正政治中心；(2)莫斯科附近已建立巨大军需工业，若该城丧失即可使苏俄战争经济立即受到严重打击；(3)更重要的是莫斯科恰好为欧俄地区交通网中心，该城市若被攻陷则俄军防线就会被切成两段，而使苏俄不再能发动统一协调的作战。
简言之，希特勒与陆军总部之间的战略歧见即为：希特勒希望在两翼上寻求决战，陆军总部则主张在中央方面寻求决战。以苏俄空间的巨大和德军可用兵力的有限为判断基础，则第二案是远较第一案合理。但最不幸的是德军的最高作战指导既非以第一案又非以第二案为基础，而是以二者的折中为基础。”
在此基础上，曼帅更指出了希特勒在苏俄战场中的政治之败。“他的一切想法都是假设可以在一个战役中就用军事手段把俄国打倒。即便这是可能的，但要达到这个目标，还必须设法使俄国同时发生内在的崩溃。可是希特勒的政策却恰好适得其反。他在东欧占领地区的政策由盖世太保执行，完全抵消了军事当局的一切努力。也就是说，他的战略政策是希望用最快速度摧毁俄国的制度，而他的政治行为却恰好与此目标完全相反。在其他战争中，政治和军事领袖在目标上发生差异固然常有，可是这次的情形却又不同，因为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领导权都握在希特勒一个人手中。结果是他在东线的政治措施完全违反了战略要求，于是丧失了一切可能速战速决的机会。 ”据说德国北方集团军司令的勒布元帅，就惊讶于特别行动队在其辖区无法无天的暴行而愤然请辞。
常言道，刀剑只能暂时征服人的肉体，而恩威并施的怀柔政策却能永久征服人的灵魂。如果说战争是政治之延续的话，那么政治上的错误实际上已经使其德国在1941年的战争之初就走向了一个极为不利的处境。
长久以来，征服者在占领区的暴行往往只会遭来人民的反对，而懂得“大棒加胡萝卜”政策的人却往往四海来降、君临天下。上古时期亚历山大大帝能以不到5万人马横扫欧亚大陆，13年间战无不胜，其成就绝不仅仅是单靠武功完成的。 可以说在这位征服者的精神世界里，他尊重一切民族的风俗和信仰，同时亦认为人与人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他为数不多的名言里，有一句话即是此思想的精髓所在。“把世界当成自己的家乡。”
如此气魄，说亚历山大是陆地上最伟大的征服者，的确当之无愧。
与之相反，希特勒尽管谈到过乌克兰、高加索的丰富资源对于帝国持久作战的重要意义，但至始至终却都没有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假设我们说德军打败了在乌克兰和高加索的苏联红军，那么在这些地段的资源又靠谁去帮忙开采和运输呢？无疑，大部分仍旧只能依靠当地的居民。在这个基础上，是使得人民心甘情愿的为之工作更好些呢？还是使人民在恐惧的高压下为之劳动更好些？相信答案已经不言自明了。
然而无论巴巴罗萨有何种的不足吧，但在1941年却也获得了令双方都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份将力量平分成三份，而缺乏重心的计划固然致使德军在战略上大感迷茫，但在41年却也阴差阳错的起到了突然性之功效。如苏军最著名的朱可夫元帅就在回忆录里坦率的承认：“包括他在内的一干苏联高级军事领导，都没有想到德军会在一开始就集中所有机械化部队在几乎所有的重要方向投入。”这一个没想到，直接导致了苏军在战争初期至1942年11月底，有250个师被歼灭，近360万军人被俘，更损失了高达4.2万门火炮、3.2万辆坦克和近2.3万架飞机的技术装备，几近于战前国防力量的三分之二。
这是什么呢？这是军事思想落后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于今天的人们而言其直接启示在于。如今人们对于小型局部战争奉若神明，而几乎都不去思考大规模全国性战争的可能性以及相应的应对措施，实际上若以上述史料看，这又何尝不是另一个“没想到呢？”
战争，作为一个由人所主导的活动舞台剧，人们很少能知道其后的情节将是怎样的。人们也很少能知道，作为舞台剧上的演员，会不会突然羊癫疯发作而完全不照剧本演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军人很大一部分工作就在于尽可能去设想战争的一切可能性,并为之作好应对的准备。这正如拿破仑皇帝一再教导人们的一样：“ 一个司令官应当每日自问几回，如果敌军出现在我前方或左右方，我该如何处置？如果他对自己的回答感到困惑，那么他的部署一定不妥，应该予以改正。”
人们今天把战争更多视之为局部性的小型战争，其原因大体为两点。其一是，近代以来的入侵者往往最后都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不得善终。其二则要归功于核武器的发明。相比来说，第二点又更具说服力。毕竟核武器的恐怖杀伤力使得战争成本比以往更为高昂，继而使得任何欲发动战争的野心家都不得不忌惮的发现，一旦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将很可能导致对方的毁灭性报复。而也正因为这点，很多学者甚至认为这是人类终究和平的到来。
然而问题在于，有史以来的人类战争史表明，人类的战争从不是因为武器而爆发。这正如克劳塞唯茨所述：“战争，无非是政治的延续罢了。”而政治的延续又是什么呢？政治的延续是利益。基于此我们可以说，引发战争最为本质的原因，其实是源于彼此利益的冲突。
在这点上古希腊哲学家们其实早有一番鞭辟入里的见解。柏拉图指明出来战争其实是文明的风土病。从一个最简单形式的城市为起点，当文明进步之后，人类的要求也随之而增加了，而当那个足以支持一个原始化文明的土地，遂不足以支持一个高级的文明时，战争的种子也就悄然埋下了。
不理解吗？苏格拉底与格劳孔下面的一段对话则为上述说法的最好诠释。
苏：于是我们必须扩大我们的国界；因为原有健康的国家已经不够大……并且要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兽类，以供人民的食用。
格：一点都不错。
苏：所以过去足够支持其原有居民的国家现在会是太小了，和不够大了。
格：一点都不错。
苏：于是我们想要获得我们邻国的一片土地，以供畜牧和耕种之用。而假使邻国也和我们自己一样，超过了其需要的限度，而企图对于财富作无限制的累积，那么他们也就会同样的想要我们的土地么?
格：苏格拉底，那是无可避免的。
苏：那么我们就要发生战争了，格劳孔，是不是?
格；绝对是如此……
苏：所以姑不论战争的利害如何，我们现在却可以断言已经发现了战争的原因，而这个原因也就是国家中一切罪恶的根源，无论公私都是一样的。
格：毫无疑问的。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政治的根源却源于利益。也因此，可以说一切战争的根本起源，实源于彼此间利益的冲突。
也故而，当明确了战争的本质源于彼此利益的冲突后，如果说本质利益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那么核武器作为战争的手段，其实只能说是改变了战争的方式，而绝对不可能阻止战争的爆发。对此，一种被广为认同的说法是，正因为核武器拥有比以往任何武器都还要强大的破坏力，而致使战争的成本变得难以估量，因此也变相使得双方形成了因恐怖而不得不谨慎的和平。但长久以来我们固然都知道核武器威力很大，但到底它如何发射、有多大的破坏力以及其组织结构是怎样的？却往往也仅仅只知道一个理论上的数据。实际上就是军方，也大多只能参考广岛和最新核爆的数据来做分析。
而在一般认为，300颗核弹头的威力足以将任何一个国家打回石器时代，那么这还不叫恐怖？可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即使在今天已公开的数据里，冷战最高峰时期的苏美两国就各自拥有超过三千枚战略导弹、近万枚核弹头，像叶剑英元帅这样一生戎马的军事统帅，他们当年的军事研究课题却也是在研究“如何在核武器的战争下改进和完善常规作战”。可见，核武器虽然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杀器，但却并不脱离军事原则的普遍指导，同时也并不改变战争的根本起源。
反过来说，倘若核武器真能完全阻止战争的话，那这么多年来人类更应该做的，就是尽可能去发展核武器的杀伤力并普及世界各国。而事实上呢？近几十年来人类进步最快的却是常规武器领域。
这不禁让人好奇为什么？
这是因为
一：人们把这种武器的恐怖过于扩大了。无论是目前冷战已公布的官方数据，亦或者是当年各国的军事理论，其实都仍建立在“如何在核武器条件下以进一步扩大常规武器的运用”，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说随便往对手领土上丢两颗原子弹就能结束战争。无论是美国佬的五群原子师，还是苏联的核突击，都并未颠覆人类的基本战争指导：目标、安全、机动、攻势、经济、集中、突然性”。
二，核武器尽管确实有非常可怕的威力，但那还有一个基本点，那既是是说，核弹头能确实打击到你想要打击的目标，而这点就不可避免的要深入到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打击的精确度。其二是中途不至于被摧毁。
在现当代，军事上尤其是长程武器的发射，往往都非常倚赖于电子信息技术。因为只有它们才能迅速对目标地点做出综合运算和分析，而反过来说，倘若一个核武器发射平台的电子信息系统被破坏掉或者说瘫痪掉，那么它就不可能在有效时间内作出反击。而其闲置出的时间，事实上已经足够一个现代化的大国作出猛烈的军事反击了。这一点说明了什么呢？首先，核武器并非人们一般所想那么巨大到几颗就能毁灭一个国家的恐怖杀伤力，所以，运用核武器的国家同样要遵循以往的原则，即应如何在关键地点尽可能集中打击力量，同时也包括如何尽可能的分散对手这一领域的打击力量。
换过来说，倘若一个国家缺乏高效的电子信息系统以及保护和破坏这个电子信息系统的手段，那么其核武器仍将是难有作为的。那么就此，我们是否可以这么大胆猜测， 倘若某一天，人类发明了某种可以绕过核武器或者说反压制核武器的新工具，那么核武器不就失去了避免战争爆发的理论存在了吗？
事实上，如已故的著名科学家霍金教授就曾坦言，相比起人类灭亡于核战争，其实他更担心生化武器领域，甚至在霍金看来，由于缺乏对生化武器领域的了解，人类很可能在一个不经意间的实验室里就制造出了足以毁灭全人类的灾难事故。这一点虽然我们不能直接硬套在目前的新冠疫情上，但却依旧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
英国TJ甘德曾于1987年写过一本名为《核生化NBC战争》的书，该书所主要阐述的内容为如下：“对核武器常识的普通缺乏经常出现在高层决策与行政部门中，当然，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公众从情感上讲不能容忍人类自我毁灭以及为地球上一切生灵掘墓的惨景，最近，新闻界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强烈反映正是这种情感的表露。目前，在这种不是“我们大家一起死”就是“核战争决不能发生”的笼统观念笼罩下，一切有关核武器的讨论都被束之高阁。当然，任何人都赞同后一种态度，但是单凭愿望是不可能避免核战的，必须退一步客观地探讨核武器，真正了解核战所涉及到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中包括，如果使用核武器(假如需要再次使用)，它具体能达到什么目的，达不到什么目的，它怎样才能传递到目标，以及它的后效将是什么。另外，还存在着防护前景的问题。
这种解释似乎没有必要，但实际上却很有必要，非常有必要。多年来，公众已耳濡目染了有关核战的一切形式的新闻报道，其中的一部分是出于善意，但也有一部分却是蓄意混淆是非，引起混乱甚至通篇失实报道。在这些源源不断的报导中，这些善意准确的报道往往湮没于大量的其它报道之中。
类似的情况也见于NBC的其它两个侧面——生物和化学战。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源于公众对这两种战争通常持抵触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化学武器的使用所造成的踉跄跌撞、双目失明的士兵的惨象已使西方人刻骨铭心。但是，他们有所不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使用的化学武器仅只是目前的军事指挥官们所能支配的化学武器的一个极小部分。公众尚未意识到等待着士兵(包括平民)的未来化学战的恐怖性，其中甚至可能还会掺入部分形式(或各种形式)的生物战。目前，对这两类军事武器常识的缺乏程度相当令人吃惊。而且，同样，有关化生战的资料，只要人们去找，是能够得到的，但大多数人未必会情愿地去阅读。
还不仅仅是公众普遍缺乏有关常识，许多政界和军界人士也同样一直对这个问题持反感态度，甚至于反对讨论有关NBC战争的一切论题。在近数十年中，由于NBC防护课题已不得不被列入各国军队的训练大纲中，这种反感也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但似乎仍然有许多人并不情愿了解它。此外，有观点认为，一旦NBC战争爆发，除了投降和受难，任何其它努力都将无济于事，这种观点甚嚣尘上。于是，轻而易举地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NBC战争问题似乎已无须深入研究，因此，对NBC战争问题的讨论理所当然也是不必要的了。
但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事实更说明问题的，假如存在某种能阻止NBC战争发生的条件的话，那就是更多更全面地了解NBC战争；而不是一味地排斥和拒绝讨论它。当然，这种态度绝不能误解为是接受NBC武器或容许它们使用以及保留它们的托辞。作者与任何一个鼓吹全面拒绝NBC武器的人一样，强烈反对NBC武器，但不幸的是，NBC武器一直实际地存在着，它们就在我们中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们能够被全面拒绝。因此，我们不得不逐步认识到，NBC战争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我们，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只有更全面地了解NBC战争的残忍性，才能更有效地应付NBC战争。”
距今大约1个世纪前（1910年），美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杰克 伦敦曾发表过两部在今天来看颇值得玩味的小说:《黄祸》以及《史无前例的入侵》。也在该文中，杰克伦敦如此描写到，由于崛起的中国具有强大的人力与广阔的国土纵深，故而传统的打击往往只能归为失败。为此，入侵军采用了主要是飞艇和生物病菌两种武器构成的联合打击。如果我们联系下今天的一些并不是特别为人所关注的新闻，则事实上人们很难说这种战争是不具备可能性的。
值得读者们注意的是，该小说的出版时间距离我们今天有100年的时间差。同时，尽管这本近乎科幻的小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漏洞（比如作者不可能预见后来核武器的发明），但如果我们联系起今天世界对于中俄这样拥有庞大领土与人口的国家的种种担心（譬如熟知的中国威胁论），那么实际上杰克伦敦小说中关乎这种战争逻辑的推演，并不全就是空穴来风。
比如以生物武器领域来说，还在大多数人回味着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军的摧枯拉朽之时，美国却已经开始在悄然推行其生物国防计划“布萨特”（ BSAT，“Biological Select Agents and Toxins”的英文缩写，通译为“特定生物制剂和生物毒素”）。同时在该年，更有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下属的基础研究委员会生物技术研究分委员会发表了一篇题为《21世纪生物技术:新前沿》的长篇报告。而在2010年7月2日则再次由奥巴马总统签署特别行政命令“优先控制布萨特系统部署”，美国关于生物技术在战争领域的重视可见一斑。
值得备注的是，一般来说，所谓生物武器大概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化学武器。由于化学武器一般只针对有机体，同时还有广泛的传播性，故而往往会作为首选武器。其好处很明显，究其本，战争发动者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占领一片废虚，而是企图获得能够继续使用的工业设备和劳动力，亦或者是获得立即能使用的港口、交通工具或可以利用的土地。因而，不破坏物质财富的生物武器，对政治家和军事家而言具有更特殊的意义。
而以上，我们仅仅说到的是致命性病毒，对于一个高明的投毒者来说，直接杀死物主其实并非首选。毕竟对于能直接威胁人们的事务，人们总会明智的选择避让，而往往却会忽视于潜在危险的存在。这正如一只青蛙在触及沸水前会一下子跳起来，但在不断加热的温水中却会悄然死去。可见，投毒并非一定是需要立刻杀死物主的，甚至于也并非一定是要向物主本身投放。在物主生长的环境中暗自植入毒素來诱导其成长同样是高明的手法。设若通过某种方式能导致物主的身体或心理发育有所缺陷，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可怕的生物武器呢？？
除此之外的第二种生物武器则是军队性质的。广大的人类官兵固然能加固阵地以防备同类的进攻，但对于蛇虫鼠蚁則恐怕就未必都能妥善防御吧？以体型微小的小型生物来说，其个体的能力是不足道的，但当这支军团的数目高达数百万以至于数千万时则恐怕无人敢以轻视。人们不应忘了，公元14世纪中叶几乎导致欧洲三分之一人口死亡的黑死病，其罪魁祸首之一就是土拨鼠。
公元2012年1月14日，美国媒体报道了由以色列理工大学所带来的惊世之作。即仿生物设计的科技尖兵“机械蛇”。而更为形象的则要属2007年7月份所披露的美国哈佛大学杰作“苍蝇间谍”。
试想一下，假设未来有这么一批人，他们外表并不出众、身材普通、肥胖甚至于还高度近视，履历中找不到他们服务于任何军事机构的信息，却以个人名义来到假想敌对国的领地谋求一份名不见经传的职业。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假想敌对国腐败而愚昧的保卫局并没有看出这群外来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在无人注意的角落和时间里，这群人却凭借各自出众的头脑秘密繁殖、培养、改良和装备苍蝇、老鼠或者是一切你平常很难在意的小型生物。
当有关这些东西的非正式报导出现时，或许只是人们茶余饭后一个随意的笑话。然而当这类军团的规模高达数千以至于数十万时，即便它们未必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却一定能使你理解什么叫绝望。
关键武器的电力系统遭到破坏，侦测手段全面失效，通讯尽乎断绝，各机构收到来至四面八方的信息——-你将恐怖的发现，你失去了近乎所有可用于指挥和辨别态势的现代化系统，而在下属海一般的报告中更无从了解哪一个攸关生死，哪一个其实并不重要。
除此而外，诚如TJ甘德在《核生化NBC战争》所说的，大多数人对于核武器的概念其实并不完善。自1945年的广岛原子弹由B29战机投下以来至今，人类在核武器的投射领域里已经有了很远的发展。但无论是战略轰炸机也好、洲际弹道也罢，大部分的发射却几乎都有以下三个主要制约要素。
其一，投射平台必须始终保证电力及导航的准确。
其二，大部分的投射均需要一定的投射空间（当代主要依赖空天与行星轨道）。为此，发射过程中必须保证对手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
其三，长期保证有足够灵活的应急机制与出色人员。
也就前两点来说，当今各国在空天领域新型航天器的努力可谓兴致勃勃、与日俱新。除了各种航天飞船、轨道卫星以及空天飞机外（如美国的X-37B）。新型飞艇、滞空战机以及无人机也已经逐步走向了实战装备和量产阶段。
2010年末，美国就F35战机成功进行了垂直滞空降落实验。
2013年初，美国新型空艇成功起飞。
这些已经披露的新科技发明告诉了我们什么呢？这告诉了我们，各国关于控制空天与行星轨道的心情是多么的急迫。而在上述这些人们并不算陌生的信息里，其实隐含了一个潜在的事实，即我们人类这几十年来赖以避免大规模战争的主要支撑—核武器，其威慑效力正随着人类新技术的发明而不断降低。
也在大部分关于这些新技术发明的评述中，大多数人尽管注意到了这些新型技术发明的性能很可能将改变整个战争，但只有很少的人注意到这种改变最大的趋势将是全面性的毁灭战争。
颇为讽刺的是，其首要原因正在于今天热核武器所具有的强大毁灭性。正因为人们将大部分安全感寄托于此类武器的强大毁灭性上，故而可以说，任何一个明智的核武国家，都会敏感于任何一种可能在核武器使用前就决定战争的新技术。及此，各国可以说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宿命”。
倘若己国对他国的这类追求视若无睹的话，那么无异于将整个国家的安全与民族存亡受制于人。然而一旦世界上大部分主要的国家都在做此种努力的话，那么新技术的出现事实上又正好刺激了彼此更进一步狂热的发展。于是乎，我们的世界就近似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列国军备竞赛。
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前（公元1914年），地球上的人类尽管也经历了无数次战争，但这种跨以洲际的全球大战尚属于首次。即使以当时世界的中心欧洲来说，称得上最大范围内的战争“拿破仑战争（1799年-1815年）业已离人们近一个世纪了。20世纪之初的人类社会与我们这个世纪之初相比起来，无论是科技发展还是生活品质方面均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倘若我们留心比较20世纪初的人类社会与19世纪初的对比，则我们会惊奇的发现，这与20世纪初跟我们今天相比何其相似。
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确实如此，当1815年拿破仑皇帝于滑铁卢战败时，聚集在维也纳的欧洲各大列强均认为，凭着这次会议所形成的均势将避免类似欧洲大战的再次爆发。直至20世纪之初的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似乎也预示着，随着如铁路、洲际大航船等等新技术的发明与人类文明进一步的相互了解，战争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然而不幸的是，以人类整体来说，某种意义上正如阿诺德汤因比的名言：“人類從歷史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
使相距甚远的人们联系更紧密的跨时代发明“铁路”，为大规模快速调动全国兵员和物资提供了契机。使远洋航行不再是畏途的蒸汽轮机为大规模的远洋舰队提供了基础。于是乎，新技术与工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并未促使20世纪初的各国在相互理解之余转向永久性的和平，反之倒是因为新技术所带来的强大战争能力而促使各国越发恐惧于对其彼此利益的潜在威胁。
最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公元1914年正式爆发，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战中，据不完全统计，参战各国共动员人数高达6500万，其中死亡失踪约1000万，各种伤残近2000万。
联系我们今天众所周知的星球大战计划、火星计划，以及从最近20年来各国在航天、生物科技、无人机器技术领域的发展来看。事实上各国均自觉或不自觉的在进行着新时代的军备竞赛，而比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恐怖的是，这一次的竞赛因核武的存在将使得战争趋向于再一次的史无前例。因为比之以往，人们会更恐惧于彼此的核武力量所具备的毁灭性，故而不战则已，战则必定事关种族存亡。也故而我们的战略指导，也就必然需要保证对这种全面性的毁灭战争有足够的认识和准备。
也因此，就象曾经的长城和如同马其诺那样无比坚固的防御工事一样，核武器并非是人们坐拥和平而不去研究战争而的永久保障。事实上在可预见的未来，只要人类有利益冲突的一天，那么战争就很难避免，而核武器不过是其中一种军事上的较强工具罢了。
不过必须承认的是，核武器在很大程度上也确实改变了人类战争的方式。但正因为这种武器所具有的可怕威力，人类的战争也就偏向于两个极端。其第一种是小规模局部性的战争，然而这种战争对于两个同时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来说，其结果往往都很难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战争中的双方不得不时刻约束自己的行为，以不至于导致对方元气大伤而突然实施核报复。
然而既然已经确定了必须通过战争方式解决，那么这就必然迫使人们去追寻不打则已，打则必定要把对手彻底摧毁的战争方式。而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种可能的未来战争模式。
无疑，首先这种战争必然是规模极其宏大的，因为若其规模不够大，那么就不足以起到致命的作用。而于此若我们以传统的视角去看这种战争，那么大概只能联想到轰隆隆的坦克在平原上扬起冲天的沙尘，和双方规模庞大的地面兵团在原野和城市间你来我往，杀个昏天黑地。
但实际上，规模一词除了对数量空间的形容外，也有一成隐蔽的“时间概念”。
当我们单个去看许多微小的事件时，或许并不会感觉到什么危险。但倘若这些看似独立，却实际上是包涵在一个超越时间概念的宏大战略构想中时，那么其结果又将如何呢？这正如“温水煮青蛙”的道理一样，假设一个国家利用一个民族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全部资源和精力，以最终将其敌对国彻底打倒和彻底消灭。此种战争之可怕，恐怕要远比核武器本身更为甚。
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1941年的巴巴罗萨。可以说尽管巴巴罗萨的计划在制定和执行之初即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对于在1941年尚不成熟的苏联统帅部，其突然性也是非常巨大的。正是由于对这种战争可能性的认识缺乏和准备不足，导致了苏军在1941年损失惨重，几乎就要输掉了整个战争。只是幸得德军方面亦并未对这种战争有充足的准备，否则人类的历史恐怕在1941年是要改写的。
无论如何吧，41年并没有多少依据能说明斯大林或者希特勒已经失去战争。我们只能说，德军的失败起于41年，但真正决定的却是1942年的高加索。而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启示在于，倘若未来我们的对手，恰恰发动的是在今天很多人看来没有可能的全面性战争，那么我们不尽要问，对此我们又有何应对措施呢？？
博弗尔在《1940：法国的沦陷》一书中曾言：“ 1940年的最大教训即为，疾病只有在初起时尚可治疗，只有在最初阶段，才可能采取有效行动。而过此之后，则一切都已太迟了（too l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