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海沉浮话重臣 ——明代尚书太原王瓊纪事

作者:张玉虎

在朱明王朝260年的历史上，于谦、张居正和王瓊因在世时位高权重、功勋卓著、对皇室有特殊的贡献，被称为明代三重臣。其中于谦是浙江杭州人，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王瓊是山西太原人。值此太原建市2500年之际，本文试依据有关史料，对王瓊的生平和业绩作一简单介绍。

王瓊（1459-1532），字德华，号晋溪，别号双溪老人，是太原望族王氏的后裔。明英宗天顺三年九月初七（公元1459年10月3日），王瓊出生于河东柳林（现我市小店区刘家堡乡刘家堡村），其后不久，全家迁到当时的太原县城内（今晋源区晋源镇）定居。

王瓊出生于诗礼传家的官宦门弟，他的伯父王永寿是明成祖永乐21年举人，官至南京工部尚书，曾巡抚湖广提督军务；他的父亲王永亨是明英宗天顺3年举人，曾任昌黎知县、隆庆知州。王瓊自幼即聪颖好学，“天性不凡”，5岁那年就被人们称之为“奇童”，明宪宗成化庚子年（1480），他22岁时乡试中举，明宪宗成化甲辰年（1484），26岁时以第二名的成绩高中进士。那年山西参加考试的举子中只有三人名登金榜，被时人誉为“河东三凤”。他曾仕明室四位皇帝，历任工部主事、河南右布政使、右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等职务，而最为家乡人所称道的是他曾任过户部、兵部、吏部三个部的尚书。在封建时代，尚书俗称“阁老”，仕途中人能在某部当一任尚书就够光宗耀祖显赫一方了，能如王瓊这样当过三部尚书的人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也寥若晨星。再说王家，因为出了王永寿和王瓊两个尚书，王府便被人们羡称为“双尚书府”。因为王瓊比王永寿地位高，名望大，慢慢地人们对王永寿有所淡忘，有人就错误地把王瓊叫做“王双府”。后来便以讹传讹，直到今天民间还把王瓊称作“王双府”。太原城南汾河两岸，数百年来关于“王双府”的各种传说多如牛毛绵绵不绝。人们把附近的许多山岭、河渠、庙宇、亭台都与王瓊的名字联系起来，都附会一个与王瓊有关的故事而津津乐道，这也充分说明王瓊在家乡的影响是何其之大，何其深远。

王瓊为人精明强干，机敏果决，他有极强的记忆力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史书中说他“以敏练称”，“远虑而敏察，尤百倍群臣”。 从26岁入朝为官到74岁卒于任上，他的一生有毁有誉，有起有落，颇具传奇色彩，有许多为人称道的事迹。

一、王瓊考中进士先被授工部主事，后于弘治五年（1492）被任命为主管水利的都水郎中，担任了整治漕河（即京杭大运河）的总指挥。在五百多年前的那种陆上运输全凭牛马骡驴，甚至是人们肩挑手提的时代，京杭大运河对中国经济政治的绝对作用那是不言而谕的。一个入仕资历不长的年轻人敢接手这样的使命也是需要有才识和胆略的。王瓊就具有这样的才识和胆略，这也是上天赐与他的一个极好的表现自己才识和胆略的机遇，如果不是治理运河，王瓊也许会被埋没很长的时间。在治理漕河期间，他整饬了河道管理队伍，加强了河道管理力量。鉴于京杭大运河对当时国家的重要性，那时的中央政府在大运河沿途的各州、郡和县都设有相当于行政副职的通判和县丞一员，专门负责与漕运有关的事务，在业务上直接受工部都水郎中的管辖。但是后来，这些专职的“水利干部”由于行政上仍受地方的领导，地方政府就经常支派他们干一些与漕运无关的其他事务。这些人呢，也因管理河道吃力不讨好而甘心听命于行政长官的调遣，慢慢地便“多不尽其职”。从而疏于对运河水系的管理和维修，影响了漕运的畅通。面对这样一种积重难返的局面，面对那些“专职水利干部”后面的比自己资格老地位高的督抚等大员，王瓊没有退缩，没有犹豫，他果断地上奏朝廷后采取了“核实人员编制，革除地方所谓兼差，责令专司河道本职”的强硬措施，“夺”回了属于自己的权利，使那些“水利干部”们尽心尽责地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使京杭大运河水系的管理步入了正规。他还组织人员经过严格的稽查核算，健全了整个河道系统的财务制度，有效地刹住了不法官员的贪污浪费之风；遏制了向沿途百姓的乱摊派，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当时的舆论称赞王瓊“秉公识体”“力定毅足”。在治理漕河三年任期内，作为一个有心人，王瓊还于弘治八年（1495）编著了《漕河图志》八卷。全书对京杭大运河古今演变及河道现状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并附有相应的地图；对修治河道费用的记载做到了“考稽划一，不爽毫发”；另外还罗列了前朝列代有关治理漕河的奏议、碑记等文献资料。这部书在其后的很长时间内均被认为是一部关于运河管理的“切于实用”的著作。后来，在正德二年（1507）二月，皇上还命王瓊以处置两淮等处盐法右副都御史的职务“总理漕运”，可见王瓊在治理漕运方面的才能是当时的其他人所无法比肩的。

二、公元1506年，明武宗朱厚照登基，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荒唐皇帝正德。那时正德皇帝年纪尚小，一天就知道躲在后宫的豹房里纵情声色犬马，不理朝政。不论大小官员想见皇帝奏事，首先得过大太监刘瑾这一关，都必须先拿上一个叫作“红本”帖子拜谒刘瑾，然后才由刘瑾决定让不让皇帝见你的本章，这几乎成了当时的一项不成文的制度。那时，王瓊担任户部右侍郎，由于他性格刚直，看不起仗势欺人的太监，一次也没有给刘瑾递过“红本”，从而得罪了刘瑾，刘瑾就对他怀恨在心，侍机报复。正德三年，吏部右侍郎出缺，刘瑾想用他自己的亲信，没想到吏部尚书许襄毅公坚持要用王瓊，后来还得到了皇上的同意。刘瑾更为恼火，就利用权势找了许多借口把他改派为南京吏部右侍郎。当时皇帝在北京，改派南京，实际上就是一种贬谪，这对有才具有抱负的王瓊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打击。后来刘瑾被搬倒后，王瓊才又回到北京并官复原职。据明代的各种史料载，王瓊不向刘瑾具“红本”一事，后来还成了对立面参奏王瓊的一个“罪状”：他们说刘瑾伏诛抄家时，发现满朝的文武官员都曾向刘瑾递过“红本”，惟独没有王瓊的，这很不正常，这说明王瓊比别人奸诈。他是在递上“红本”后又暗中贿赂刘瑾的侍者将“红本”索回了。这事最终成为明史上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王瓊在南京期间，正赶上南京所辖的凤阳、淮安、扬州、庐陵等地旱灾严重，饿莩遍野。王瓊奉命“总理”“提调”一应赈灾物资，赈济灾民。他“往来于凤阳等府，会同镇、巡从长计议，设法赈济”，使灾荒的影响有所减轻。

三、正德七年（1512），排挤王瓊的刘瑾倒台后，北京附近的北直隶和山东也发生了灾荒和匪患。皇上想起了在南京赈灾有方的王瓊，王瓊被起复为户部右侍郎兼左佥都御史。回到北京又负起了北方赈灾的重任，在赈灾时他做到了“穷困即沾实惠”，使有限的资财发挥了最大的作用。正德八年（1513），王瓊升任户部尚书。那时的户部主理天下钱财，不光地方政府的经费由户部统一管理，军队的粮饷草料也由户部下拨提调。这就使王瓊的理财能力也得到了展示。王瓊虽然重为尚书，但他精于算计，事必亲躬，到任后时间不长，他就把全国各地的行政支出和军费开销状况掌握得一清二楚，了如指掌，熟烂于胸。在他上任前，军队中的官员们虚报冒领军饷的现象十分严重，他一接手管理便从严掌握，使这一丑行大为收敛。据《明史.王瓊传》中载，王瓊任户部尚书时，有一位任边防总兵的武官偷机取巧想从户部多领一些粮草。王瓊知道后，就把这位总兵叫过来，看也不看有关的账册文书，就说出他所辖下的军士人数，已领粮草的数量，现存粮草的数量，以及所住扎的地方政府应该给他供应的粮草数量和他所统辖的军士秋天自采的青草数量，算得那个总兵目瞪口呆面红耳赤，后来再也不敢虚报冒领了。

四、正德十年（1515），57岁的王瓊由户部尚书改任兵部尚书。他一上任就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那时由于天灾人祸等原因，每年都要在各地发生多起农民起义和所谓的土匪作乱的事件。军队中派将士们前去“平判”时，都是“以首功进秩”，也就是以上缴首级的多少来论功行赏。这是一种非常残忍和落后的制度，经常有冷酷的军士为了邀功而滥杀无辜，从而激化了矛盾，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反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减少杀戮，安抚百姓，王瓊上奏说：“此羸秦弊政……今江西四川妄杀平民千万，纵贼贻祸，皆此议所致。自今内陆征讨，唯以荡平为功，不计首级。”后来，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下旨革除了这一弊政，从而有效地缓和了矛盾，使“判乱”次数有所减少。王瓊革除了“首功”弊政，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利于人民安居乐业，是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表现。

五、按说王瓊原本是一介书生，没有抡枪舞剑驰骋疆场的经历，但他却有运筹帷屋决胜千里的智谋。任兵部尚书后，他细细地钻研和审读兵部的各种图舆和文献，做到了对全国各地的地形和兵力布防了如指掌。不论何地有了战事，他马上就能把该派哪位将军任主帅，该派哪位将军任副帅，粮饷从哪里筹，兵员在哪里集中等安排妥当，甚至于还能把该派谁在哪个关隘设防，该由哪两路军队在什么地方夹攻等战术细节也制定下来，明代有史料称“公策胜数千里，如对面谈。”常叫那些以善战著称的将军们汉颜。正德十四年（1519），朱明王朝的宗室宁王宸濠在他的封地南昌宣布造反，一时间朝里人心惶惶，乱作一团，许多人都建议增派部队去平判。唯有兵部尚书王瓊安如泰山，说有赣南巡抚王守仁在让那里就足够了，叫大家静待好消息。对王瓊的说法人们不信，皇帝也没了主意，不知该如何是好。王瓊的女婿候莎亭也为他耽心，怕一但事不如愿叫全家人跟上他受牵连，就到府上对他说：“外面的人都说怕王守仁没能力平定这次判乱，而您却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如果事情不象您所安排的那样，怕要遭灭门之祸呢。您还是听从众议，再派上些军队去保险一点儿，为了全家老小，您也该灵活一点儿呀。”王瓊平静地对他说：“我所起用的人难道我还不了解吗？王伯安是有能力办好这件事情的，用不了多久，捷报就会传来的，你怕什么？”时间不长，果然传来了王守仁平定了宸濠之乱的捷报，人们才松了口气，也都暗暗地对王瓊的料事和用人佩服起来。原来，宁王宸濠是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五世孙，早些年就有篡位自立的动向，王瓊对宸濠的所为早有察觉，他在刚任兵部尚书时间不长的正德十一年就派王守仁出任赣南巡抚。说起这王守仁，凡是了解点儿历史的人也都知道，他字伯安，号阳明，就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那个有名的王阳明先生。王瓊与王守仁虽然从来没有见过面，而且在学术上意见相左，但二人却能在人格才识上互相信任，在忠君报国上达成共识并默契配合。后来，王瓊又借福建省出现了匪情的时机，以兵部的名义请旨，准许王守仁“便宜提督军务”，在军事上给了王守仁很大的自主权，也为平定宸濠之判打下了伏笔。宸濠在南京一宣布造反，这边王琼在北京连夜草写的奏疏十三道，请皇帝削去了宸濠的属籍，向天下公布了宸濠谋反的罪行，然后诏命王守仁从速征讨。那边呢，王守仁因有“便宜提督军务”的权利，马上发兵征讨，很快便大败判军于鄱阳湖，并生擒了宸濠。宸濠判乱的前前后后，使王瓊在时人心目中树起了一个儒将的形象。

六、在“伴君如伴虎”的朝廷里，想“保全身行”实不容易。正德中期，王瓊即与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因政见不合有了矛盾，两人“外交欢而内水火，日夕相猜防。”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皇帝朱厚照驾崩。因为他没有儿子，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王瓊与内阁大臣杨廷和有分歧，而后来杨廷和所拥立正德的弟弟朱厚熜当了皇帝，也就是嘉靖皇帝。杨廷和自是大权独揽，王瓊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当年五月，新皇帝刚登基两个月，还没有改元，王瓊的恶运便降临了。杨廷和指使他的同党们诬陷王瓊“结交内侍”，主要是说他与继刘瑾之后掌权的太监钱宁、江彬等人关系不一般。其实那时满朝的文武大臣出于“工作需要”人人都得和钱宁、江彬交往，王瓊哪能例外。尽管只是捕风捉影，一点儿实质性的证据也没有，但很快皇上便下诏将王瓊“下御史狱”问罪。王瓊再三为自己辩冤并指出杨廷和的许多恶行，可是由杨廷和拥立的皇帝怎么能不听信杨廷和的话，不久就将王瓊定为死罪。朝臣范永銮等看不下去，再三陈述王瓊的功绩，奏请皇上从宽处理，才免除死刑，判为谪戊甘肃庄浪。后来，王瓊又提出自己年纪大了，能不能把发配的地方定的近一点儿，最后才改为谪戊陕西绥德。那年，王瓊已六十三岁了。这一次沉重的打击使一向自负的王瓊感觉到了官场的险恶和宦海的无常，一下子消沉起来。到了绥德以后，他在落寞中沉沦书卷，寄情山水，饮酒吟诗，感叹人生，写了许多情景交融意蕴深遂感人至深的好诗文。儿子为了安慰他，在家乡晋祠的难老泉旁为他建了一所园子，命名为晋溪园，作为他回乡养老的处所。园子建成后，嘉靖六年（1526）皇帝“恩准”他“还籍为民”，他回到家乡太原过上了安闲的寓公生活。可是“好景”不长，还没有过了半年，明王朝的西北边疆遇到了战事，需要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到那里坐镇，朝廷中选来选去找不出一个合适的人来。这时，皇帝在大臣们的提醒下才又想起了那个差点儿被他杀死的“以敏练称”的王瓊，于是马上下诏让王瓊“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提督三边军务”。为了表示悔意和抚慰，嘉靖皇帝还御书“方岳重寄”大匾一方，特命钦差直接送到王瓊的府第悬挂起来。皇帝的诏书一到，皇帝的御匾一到，王瓊的怨气便一点儿也没有了。七十高龄的他二月接旨，三月便登程，行色勿勿地向遥远的西北赶去。

七、当时所谓的“三边”，就是今天陕北、宁夏、甘肃一带，至今陕北还有安边、靖边、定边三个地名来证实那一段历史。那是汉族政权与西北各少数民族政权的交错之地，也是朱明王朝重要的西北边防，其军事地位十分重要。王瓊肩负起“总制三边”的重任后，他一方面加强了城防建设和管理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对犯边之敌坚决打击；另一方面他主张与西北的少数民族政权和平共处友好往来。他在上奏皇帝的《御敌安边疏》中说“御边侵之策，战与和而已。战和并用，以战求和。”“顺则抚，勿过抚，以纳侮；逆则拒，勿深拒，以穷兵。”他在任期内开禁了关闭多年的关隘，恢复了汉族民众与少数民族民众之间的商业贸易与正常交往。王瓊在三边任职期间，边疆平稳，人民安宁，呈现出一派和平景象。在任所，他还总结了前人抚边策略的得失，收集了与之有关的条例、奏疏、地图等，编撰了〈西番事迹〉和〈北边事迹〉各一部，很好地保存了历史资料。

嘉靖十年（1531），王瓊被改任吏部尚书，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城，“以敏练称”的王瓊终于笑到了最后，给自己的仕途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明嘉靖十一（1532）年，74岁的王瓊病逝于京师任所。王瓊死后哀荣极备，嘉靖皇帝追赠他为太师，还按中国封建社会有功于社稷的大臣死后的惯例，给了他一个“谥号”恭襄，于是，后人便尊称王瓊为王恭襄公。王瓊的坟墓在太原城西蒙山脚下的王家坟村附近，据说，王家坟这个村庄就是由王瓊守墓人的后代繁衍发展而形成的。在晋祠庙里圣母殿右侧鸿雁南河西边建有王瓊祠，祠前有两株苍凉挺拔，冠盖森森的银杏树。王瓊祠东的晋溪书院，就是当年王瓊请求致仕还乡后所居住的别墅，可惜他没有住了几天就又被皇帝派往西北镇边去了。他的后人将之辟为书院，多年来为地方培养了不少人才，也算是王瓊对桑梓的一大贡献吧。

王瓊幼承家学，在治学方面颇得其先人“践履实用，不饰枝言”之遗风，加之他才华横溢，聪敏勤奋，一生中著作颇丰。他的著作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工程、文学等方方面面，是研究明代社会的宝贵资料。除前文中提到的《漕河图志》《西番事蹟》《北虜事蹟》外，他还著有诗文集《双溪杂记》《晋溪集》《晋溪约言》等多部，王瓊在朝为官时所写的奏议，亦是很有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的政论散文，后人编成《户部奏议》《王晋溪本兵敷奏》《环召新疏》三集流传于世。今人单锦珩先生所编的《王瓊集》内含王瓊的《双溪杂记》《西番事蹟》《北虜事蹟》三部专著和32篇诗文，以及有关王瓊的一些史料，对了解王瓊的生平的思想很有价值。

王瓊前后沉浮于宦海半个世纪，在尔虞我诈的封建官场上，尤其是处在宦官专权派系纷争的明代中叶，想洁身自好其难也夫。明史中也有许多关于王瓊“不良行为”的记载，主要都是一些党同伐异的内容。如说他与宦官钱宁、江彬有染，如说他陷害都御史彭泽等等。明代史料中只所以有一些对王瓊人品的微词，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王瓊作为一个朝臣，尤其是他任过较长时间的专事监察的御史官，谏奏其他官员的不法行为就是一种责任和义务。象王瓊那样认真的官员，若对其他人的不法行为视而不见，为臣一生没有诣出过其他人的缺点或错误，那才是怪事。二是侪身于封建官场那样一个大染缸里，要想纤尘不染也不可能，特别是明代的朝廷中党争现象严重，行事也难免存在一些成见。出于生存的需要，对不同观点，不同派系的人严苛一点儿，也是有可能的。第三点也就是最主要的一点，是对立面的诬陷。在封建社会的很长时间里，记载皇帝所作所为的《实录》，是后人修史的重要依据，但是王瓊任户部尚书和兵部尚书期间的《明武宗实录》的“总裁”却由必欲致王瓊于死地的杨廷和担任。本来，作为史料的《实录》应当客观记载，不加评判，不予褒贬，但《明武宗实录》中一写到王瓊时就爱用诸如“盖瓊贿瑾，必欲得之耳”、“兵部尚书王瓊奸险刚愎，敢于自用”、“据其形迹，不免有受金之嫌”等捕风捉影的诬蔑之词。主管实录记载人员不负责任的主观偏见，给后代人修史造成了影响，形成了对王瓊的成见。但是，对立面的这种攻击和诬诌，无法抹杀王瓊的能力和才智，就在他们所编撰的《实录》中，也多次记载了王瓊的功绩。纵观王瓊的一生，功绩是主要的，纵然有一些不足之处也是次要的，瑕不掩瑜，王瓊的历史地位无法动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