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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诸葛忆兵 来源:文史知识
范仲淹一生特别重视教育事业，历任地方官时，每到一地，必兴办学校，培养人才，致力于改变当地的士风和民风。他在朝廷主政期间，更是将教育变革列为朝政革新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力求从根本途径入手，全面改造宋代士阶层的素质，以达到新政的终极目的。范仲淹的所作所为，首先是由北宋政治和社会环境决定的，其次当然与他坚定的政治理念和不懈追求密切相关。
宋代帝王的建国决策和佑文措施，导致宋代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在宋代官场形成了兴办教育事业的热潮，这是范仲淹特别热衷于教育事业的大背景。
唐末五代，士风败坏，世人寡廉鲜耻，趋利忘义。欧阳修对此感慨良多，说：“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谓自古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而怪当时可道者何少也？”（《新五代史》卷34）北宋田况也感慨说：“文武大臣朝比肩，暮北面，忠义之风荡然矣。”（《儒林公议》卷上）北宋初年，承五代旧习，士风衰弊，士大夫少有气节。宋太祖朝士大夫，在五代时大多随时更变主子。如宰相范质，五代时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入宋为相，宋太宗评说其“欠世宗一死”（《宋史·范质传》）。宋太祖朝名宦陶穀，历仕后晋、后汉、后周，其为人“奔竞务进”、“多忌好名”，“（宋）太祖将受禅，未有禅文，穀在旁，出诸怀中而进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均见《宋史·陶穀传》）。甚至“更事四姓及契丹”的冯道在北宋初年去世时，“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新五代史·冯道传》）。时论颠倒如此，正是当时士风的真实体现。王夫之概括且斥责说：“冯道、赵凤、范质、陶穀之流，初所驱使者，已而并肩矣；继所并肩者，已而俯首矣；终所俯首者，因以稽颡称臣，骏奔鹤立，而洋洋自得矣。不知今昔之面目，何以自相对也！”（《宋论》卷1）
赵宋代周而起，除了统一南北、恢复国内经济、重建国家制度等要务以外，弘扬士德，改变士风，便是当务之急。宋代帝王“与士大夫治天下”，士风盛衰，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以，宋代从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士风的建设，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大力兴办教育，以儒家思想为依归，教育和培养新一代知识分子。《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3载：“周世宗之二年，始营国子监，置学舍。上既受禅，即诏有司增葺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上自赞孔、颜，命宰臣、两制以下分撰馀赞，车驾一再临幸焉。”宋太祖赵匡胤“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长编》卷7）。他认为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官员队伍结构和官员素质，甚至说：“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长编》卷3）宋太宗自称“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不为劳也”（《长编》卷24）。帝王的重视和倡导，在两宋形成风气。南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说：“其为太守，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立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然后号为贤者，则可以钓声名，致膴仕。”兴办学校，编辑教材，甚至成为宋代官员必做的“形象工程”，风气之盛，一至于斯！
宋代开国帝王注重读书和教育，相应地落实为大臣们仕途上的诸多言行实践，范仲淹在这方面有非常突出的成绩。无论是任京官或地方官，兴办教育永远是他投注精力最多的政务之一。对于兴建或扩建各地学校，范仲淹立足于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问题，其《邠州建学记》说：“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人曷尝而乏哉？天地灵粹赋于万物，非昔醇而今漓。吾观物有秀于类者，曾不减于古，岂人之秀而贤者独下于古欤？诚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兴乎？庠序者，俊乂所由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数百年，并用此道以长养人材。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效矣。庆历甲申岁，予参贰国政，亲奉圣谟，诏天下建郡县之学，俾岁贡群士，一由此出。”治理国家最大的需求是人才，有人才则“天下治”、“王室安”，学校教育是人才“所由出”，故兴办学校是为政的第一要义。《邠州建学记》作于范仲淹晚年，体现了他重视教育的一贯思想。早年范仲淹就有这样的论述：“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使其服礼乐之风，乐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然后命之以爵，授之以政，济济多士，咸有一德。列于朝，则有制礼作乐之盛；布于外，则有移风易俗之善。故声诗之作，美上之长育人材，正在此矣。”（《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庆历新政即以此为重要内容之一：“请诸路州郡有学校处，奏举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务在兴行。”（《长编》卷143）经过学校系统教育培养，诸多有潜力资质的人才方能够脱颖而出。范仲淹由此论述说：“子未预于教也，弗学而志穷，如玉之未攻，如泉之在蒙，昧焉而弗见其宝，汩焉而莫朝于宗。子既预于教也，克学而神晤，如金之在铸，如骥之方御，跃焉可成乎美器，腾焉可致乎夷路者也。”（《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
初入仕途，范仲淹任广德军司理参军事，兴办教育非其职责。汪藻《广德军范文正公祠堂记》载：“初，广德人未知学。公得名士三人为之师，于是郡人之擢进士第者相继。”《广德州志》载，宋仁宗景祐年间广德考出第一位进士，而北宋年间一共也只有22人考中进士。风气的转变始于范仲淹。而后，洪兴祖出任当地长官，特地绘范仲淹像置于学宫，供当地学子祭祀。
范仲淹一度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教育事业上，这是在天圣四年（1026）至天圣六年（1028）丁母忧居住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期间。此时，恰逢晏殊罢枢密副使，出守应天府。《长编》卷105载：“殊至应天，乃大兴学。范仲淹方居母丧，殊延以教诸生。自五代以来，天下学废，兴自殊始。”应天府书院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范仲淹早年曾就读于此。范仲淹一生中所提的政改方案中，兴办地方学校，“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就是最为重要的主张之一。这一次应聘教导地方诸生，是范仲淹实践自己政见的一个大好机会。范仲淹《言行拾遗事录》卷1载：“公丁母忧，寓居南都，晏丞相殊请掌府学。公常宿学中，训督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夜课诸生，读书寝食，皆立时刻。往往潜至斋舍诇之。见有先寝者诘之，其人绐云：‘适疲倦，暂就枕耳。’问：‘未寝之时观何书？’其人妄对。则取书问之，不能对，罚之。出题使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所当用意，亦使学者准以为法。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应天府书院学生朱从道，好学上进，范仲淹特作文《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借阐明“从道”涵义，宣讲自己的教育宗旨，旨在培养具有远大志向、高道德水准、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才。范仲淹对“道”的理解是：“臣则由乎忠，子则由乎孝，行己由乎礼，制事由乎义，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如果能够追随此“道”，“然后可以言国，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岂不大哉？”这也是对应天府书院所有学生的勉励。
应天府书院缘起于宋儒戚同文于此地聚徒教学，后乡人曹诚在此地捐资建学，渐成规模。范仲淹大约在丁忧期结束时，作了《南京书院题名记》，盛赞书院。其中一段描述其教育成效的文字，骈散自如，雅丽典重，极富文学色彩：
由是风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园，归欤鲁堂。章甫如星，缝掖如云，讲议乎经，咏思乎文。经以明道，若太阳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时之妙万物焉。诚以日至，义以日精。聚学为海，则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词为锋，则浮云我决，良玉我切。然则文学之器，天成不一：或醇醇而古，或郁郁于时，或峻于层云，或深于重渊。至于通《易》之神明，得《诗》之风化，洞《春秋》褒贬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九流百家之说者，盖互有人焉。若夫廊庙其器，有忧天下之心，进可为卿大夫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为乡先生者，亦不无矣。
这一段词采飞扬的文字，写出了范仲淹对应天府书院的钟情。
后历任各地方长官期间，范仲淹有了更多的行政权力，对当地教育事业投入也更大。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知苏州，第一次回家乡任长官。楼钥《范文正公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载：
（范仲淹）奏请立郡学。先是，公得南园之地，既卜筑而将居焉。阴阳家谓当踵生公卿，公曰：“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遂即地建学。既成，或以为太广，公曰：“吾恐异时患其隘耳！”元祐四年，公之子纯礼出自奉常，制置江淮六路漕事，持节过乡郡，即学拜公像。睹学之敝，复请于朝，新而广之。吴学至今甲于东南。
学校建成后，范仲淹写信邀请当时知名学者孙复前来讲学：“或能枉驾，与吴中讲贯经籍，教育人材，是亦先生之为政！”（《与孙明复》）孙复因故未能成行，范仲淹转而邀请另一知名学者胡瑗前来主持苏州府学。范纯佑、滕甫等皆入胡瑗门下，其时“门人以千数”（苏轼《滕公墓志铭》）。当时苏州府学规模之盛大，令人瞠目。
其一，饶州。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贬知饶州，楼钥《年谱》载：
公又迁建饶之郡学。饶之山水，大率秀拔，公识其形胜，曰妙果院。一塔高峙，当城之东南，屹起千馀尺。城之下枕瞰数湖，水脉连秀，于是名之曰：文笔峰、砚池。学既建而生徒浸盛，由公迁指学基而兴建也。且曰：“二十载后当有魁天下者！”逮治平乙巳，彭汝砺果第一人及第。公沉几远识如此。
郡学建成后，范仲淹欲聘请知名学者李觏前来讲学，因很快调任润州而作罢。
学既建而生徒日盛，榜榜有等第者，多巍科异等。信夫！公之兴创，非唯示法于一时，能为典刑于后世者也。噫！饶之学自晋虞溥作教谕以招诱士子，数岁间聚徒几二三千。尔后零散，儒风挑挞。由公迁指基址，今殆四千人，公之德惠岂寻常之比哉？（《范文正公鄱阳遗事录》）
其二，润州。宝元元年（1038），范仲淹移知润州。这一年八月，范仲淹写信给李觏：“今润州初建郡学，可能曲节教授？又虑远来，难为将家。……或能挈家，必有经画，请先示音为幸！”揣摩信中口气，郡学也应该是范仲淹到任后兴建的。两个月后，范仲淹再度写信给李觏，敦促李觏前来任教：“此中佳山水，府学中有三十馀人，阙讲贯。与监郡诸官议，无如请先生之来，比不奉误，诚于礼中大有请益处。至愿！至愿！……此地比丹阳又似闲暇，可以卜居。请一来讲说，因以图之。诚众望也！诚众望也！”（《与李泰伯》）范仲淹为润州府学所选的地址也是“佳山水”处，渴望李觏能够到此定居讲学，范仲淹竟随信寄去当地绘图，非常诚恳。
范仲淹 《边事帖》
其三，邠州。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出守邠州，有《邠州建学记》，云：
明年春，予得请为邠城守。署事之三日，谒夫子庙。通守太常王博士稷告予曰：“奉诏建学，其材出于诸生备矣。今夫子庙隘甚，群士无所安。”因议改卜于府之东南隅。地为高明，遂以建学，并其庙迁焉。以兵马监押刘保、节度推官杨承用共掌役事，博士朝夕视之。明年夏，厥功告毕。增其庙度，重师礼也；广其学宫，优生员也。谈经于堂，藏书于库，长廊四回，室从而周，总一百四十楹。广厦高轩，处之显明。士人洋洋，其来如归。且曰：“吾党居后稷、公刘之区，被二帝三王之风，其吾君之大赐，吾道之盛节欤！敢不拳拳服膺以树其徳业哉？”
范仲淹此度到邠州的主要任务是防备西夏可能的入侵，但他依然非常关注当地教育事业。到任只有三天就拜谒孔庙，商议兴建新的府学。新校建成后，范仲淹已经离开邠州，府学主事王稷博士特地写信请范仲淹为新学作记，故有此文。
其四，邓州。庆历六年（1046），范仲淹知邓州，选择邓州城东南隅风景优美的所在创建州学讲堂“春风堂”，即花洲书院。《尚友录》卷22称：“汉武帝谓东方朔曰：‘孔颜之道德何胜？’方朔曰：‘颜渊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风，至则万物生。’”“春风堂”得名于此。范仲淹政务清简时常在春风堂讲学，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宋代理学创始人之一张载、元祐时知邓州者韩维等一批政界、思想界名流，都曾在春风堂聆听过范仲淹的教诲。绍圣二年（1095），范仲淹第四子范纯粹知邓州，重新修整花洲书院。
范仲淹教育培养人才不限于学校，于日常的生活起居、言行举止中也时时有所体现。楼钥《年谱》载：范仲淹晚年知邓州，“邓人贾内翰黯以状元及第，归乡谒公，愿受教。公曰：‘君不忧不显，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内翰不忘其言，每语人曰：‘吾得于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尽也。’”在与他人日常接触中，范仲淹言传身教，影响了多少像贾黯一样的宋代士人；贾黯不断地向人们传述范仲淹的言教，影响范围一再扩大，又有多少宋代士人得其熏陶感染！
当是时，天下郡县未尝皆置学也，而学校之遍天下自公始。若其察泰山孙氏于贫窭中，使得以究其业；延安定胡公入太学，为学者师。卒之泰山以经术大鸣于时，安定之门人才辈出，而河南程叔子尤遇赏拔，公之早就人才亦如此。其后横渠张子以盛气自负，公复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之以《中庸》，卒之关陕之教与伊洛相表里。盖自六经晦蚀，圣人之道不传，为治者不知所尊尚寥寥。以至于公，而后开学校，隆师儒，诱掖奖劝，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开万世道统之传。则公之有功于名教，夫岂少哉？”（《文正书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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