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战火——诺门罕事件

山县联队撤退以后，苏蒙联军于六月十八日正式进驻哈拉哈河东岸，捎带着把诺门罕一带的伪满军也赶上了大兴安岭。苏军的轰炸机也把周围的日军军事仓库全给炸了，光甘珠儿庙一带日军贮存的汽油就给苏军炸掉五百桶。日军的空中侦察表明这一带的苏蒙军兵力有十几门高射炮，二十几门大炮，三十几辆坦克装甲车，五百辆汽车左右。

和所有的类似事件一样，是就此罢手还是再接着赌一把就在关东军司令部，陆军省，参谋本部里掀起了一个大鸣大放的大高潮。

陆军省军事课持不扩大事态的态度，课长岩畔豪雄大佐的意见是首先大陆战线日益扩大，腾不出手去和苏联人扯淡，再加上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长山下奉文中将还嫌事情不够热闹，又扯出了一件“天津英租界封锁事件”出来，现在美国也大有加入的势头，先不管口头上“大日本帝国”怎么牛，同时和几个大国吵架总不是一个聪明主意。

英租界事件是怎么回事呢？英国当时在整个中日战争中还是持中立立场，没有公开介入。但是默认租界内国共两党的情报机关活动，而且通过英资银行向中方提供资金。1939年4月9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伪津海关监督程锡庚被抗日锄奸团暗杀，英租界当局拒绝向日军引渡凶手。山下奉文就在6月14日用通电铁丝网将英租界围了起来，在进出口处将英国人在大庭广众下扒光了抄靶子。

这时候正好日美间在谈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本家大叔丢了面子，美国人也不干了。这个谈判进行不下去了。最后还是以英国人让步的方式结束了这件事，7月22日英国人同意取缔英租界内的抗日共产分子。正当日本人在欢呼“英国佬投降了”的时候，7月27日美国政府正式向日本政府照会美国中止《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给了日本人一记闷棍那是后话了。

关东军可不这么看，尤其是作战课的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两位参谋。“大日本帝国陆军”从1871年成立以来还没有在对外战争中吃过亏，更不要说这次是对一个人口只有八十万的蒙古了。辻政信说：“对于旁若如人的苏蒙方的行动，一定要在一开始就痛加打击。如果关东军表示出决心，不但可以封杀苏蒙的野望，也能打开日英谈判的僵局”，一开始并不同意扩大事态的课长寺田雅雄大佐面对着这种“政治上正确”的豪言壮语，也只好同意。总之，这个场子一定得找回来，无敌的皇军不能这样吃哑巴亏。

当时关东军估计苏军是步兵9个大队，火炮120门，坦克150辆，飞机150架，汽车1000辆，再加上蒙军两个师总共30000人的兵力。（其实是兵力57000人，坦克500辆，装甲车385辆，火炮542门，飞机515架）。辻政信的计划是出动日军一个师团，炮兵力量加强一倍，第二十三师团没有实战经验，是不能用了，起用精锐的第七师团再加上整个第二飞行集团。

关东军的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看了这个计划以后，提出了特别关东军的意见：“上次是小松原打正面，这次换上第七师团，小松原的面子上不好看，这次还是让第二十三师团去吧。”

总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没反对这个计划，就是说这么大的事情还是得和中央省部（陆军省，参谋本部）商量商量，于是就上报到了东京。

东京也是争执不下，到最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拍了板：“只是一个师团的话，就不要那么烦了，让关东军去吧”。

好轻松，“只是一个师团的话”。这句话极其有名。日本人只要回忆战争，就会提到这句话。要知道当时日本陆军的师团总数是这样的：一个近卫师团加上番号为1-20的常设师团但其中番号为13，15，17，18是“特设师团”，还有新编成的21-23这三个特设师团。全部折算成“常备师团”的话就只有20个。陆军大臣一句话，百分之五的军队就可以不要了。

东京这边还在扯皮做算术的时候，关东军的捷报又来了。6月27日，第二飞行集团对外蒙古的达姆斯克空军基地实行空袭，炸毁击落苏蒙联军各类战斗机轰炸机达150架。就连一直赞成作战的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大佐接到关东军的报捷电话时也跳了起来：“八嘎丫鲁，这是什么战果！不是跟你们说了先不要动，空袭外国内地要经过天皇批准，你们知道不知道？”把电话那边的关东军作战课长寺田给吓得浑身发抖。

辻政信接过了电话，从容不迫地说：“苏联飞机先炸的甘珠儿庙，所以关东军只是在采取战术手段，军司令官批准就行，没必要报送天皇。如有问题，所有责任我一人承当”。

没人来追查责任，真要追查起来辻政信就得枪毙。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追查结果是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中将命令关东军中止空袭的电报已经被辻政信撕毁，而且辻政信私自下达了空袭命令，发令栏里作战课长，总参谋长，司令官的签名全部盖着辻政信的图章。

但现在是漏子已经捅了，苏蒙不会善罢甘休，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了，打就打吧。

第二次诺门罕事件，就是这样由辻政信下令打了起来。

这次的作战计划，和上次大同小异。只不过这次出动的兵力多，而且吸取了上次没有装甲兵力的教训，派出了装甲部队，增强了炮火支援。在辻政信看来，如同杀鸡用牛刀一样胜券在握。既然如此有胜利把握，干脆就把仗打到对面家里去，砸了他的瓶瓶罐罐再说，于是这次第23师团主力干脆渡过哈拉哈河，抢占高地，以逸待劳，在河西岸等待被由安冈正臣中将指挥下的主要由机甲部队组成的安冈支队驱赶过来的外蒙部队，在哈拉哈河东西两岸将其全部消灭。

辻政信到底知不知道他面对的苏蒙联军到底有多少？回答是半知半不知，或者说不想知道。他原来的估计苏军只有五个营，其余都是外蒙军队，其实当时回国述职的日本驻苏武官土居大佐正巧在西伯利亚列车上亲眼看见了增援部队，据他判断是起码两个机械化师。可是当他警告辻政信“一定要内地增援坦克和飞机，否则作战困难”告时，辻政信居然对他说：“回东京以后可千万别乱说，要不然那些少壮军官会把你宰了”！辻政信是不是有点神经错乱了？不是，基本上来说他对苏军的估计符合当时日军的常识。

辻政信是这么算的：在诺门罕作战对日军来说已经到了极限。因为日军缺乏机动运输能力，大兵团作战区域离开铁道线不能超过250公里，而诺门罕离最近的铁道线是240公里，所以说这是极限。反过来看苏军呢，最近的铁道线离哈拉哈河地区也有750公里，因此在辻政信看来就算你老毛子汽车多个几辆，撑死也就只能供应一个师团，增兵多少个师团也是空的数字而已。所以在辻政信看来日苏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既然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俗话说“两军相遇勇者胜”，而皇军的勇敢据说是规定了，那么皇军不胜还有谁能胜。

就这样，小林恒一带着冈本德三大佐的第71联队和酒井美喜雄的第72联队从6月20日开始就出发了。第23师团不是还有一个山县武光的第64联队吗？因为上次山县联队过于勇敢，所以这次不舍得用，留在海拉尔了。从齐齐哈尔找来了第七师团的第26联队，联队长须见新一郎大佐。这帮被称作“步兵团”，这里的“团”字不是中国军队里那那个军事编制，而只是“集团”的意思，解说成“团伙”也行。觉得“支队”不合适的时候就用“团”字。

汽车不多，先拉了一个大队和两个中队去抢占河东的要点阿木古郎，将军庙和甘珠儿庙，其他将近一万人就走着去。有日本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日本人出门行李多。皇军们也不例外。当时日军的标准步兵行装是37公斤，包括一支三八大盖和240发子弹，还有手榴弹，燃烧瓶那些杂碎加上铺盖什么的。一般日军行军带两天口粮，吃完了就去抢，但这次也知道草原上除了大老鼠以外没有可抢的对象，因此这次还得多带口粮。

后来活下来的日本兵回忆诺门罕，肯定会从那次倒霉的行军开始。出发时还挺精神振奋，结果走了整整一天回头一看，那海拉尔的房子还是清晰可见，这就叫“茫茫大草原”。皇军们一下子就都泄了气了：这得走到什么时候啊？

这还没完呢，草原特产有一件就是蚊子。那蚊子什么时候见过这么多活蹦乱跳的大活人？比黄鼠狼大耗子什么的滋味好多了，黑压压地就朝皇军轮番攻击上了。行李重，路途远，太阳晒，蚊子咬，第71联队出发时2400人，掉队的就有一千多人。

就这样走了整整六天，到26日半夜大部队终于到了渡河口。这当间坐汽车先到的先遣队已经被苏蒙联军给蹂躏的奄奄一息了，伸长了脖子等主力呢。累屁了的主力还得先救先遣队，然后再准备渡河。

这次是辻政信第一次主持编制作战计划，头一次干出点错是难免的，但是辻参谋这次的错出的太出格，不可思议。按理说一个经过战场的军刀组精英参谋不应该出这种莫名其妙的差错的，先从渡河讲起吧。

7月2日半夜，步兵团主力三个联队和一个野炮大队渡过了哈拉哈河，这次渡河就是一场富有想象力的笑话。按理一个师团渡河起码要有三座以上的桥梁和三个以上的保卫桥梁的高射炮中队，可是担负架桥任务的工兵第23联队是空着手的。架桥器材全被拿到中国内地去了，只好拿手里的训练器材来架桥，就这点可怜的器材还被田坂专一大佐的汽车第4联队黑灯瞎火地搬到两公里以外去了，卸完了车才发现。急急忙忙再装车赶路，到了渡口已经耽误了两个小时，这边工兵队将就着材料总算搭起了浮桥，但是因为舟船不够数，间距拉得太宽，所以汽车不能过，大炮不能过，更不要说装甲车和坦克了。就只能扛着37公斤行李的步兵过。

步兵们过了桥又懵了，这辻参谋从哪儿找来的风水宝地啊？原来辻政信从地图上看到这儿河道最窄，只有五六十米，就没想到地形：河对面是一片二三十米的悬崖！等到连滚带爬到了高地，苏蒙联军的坦克装甲车正成群结队在往这儿赶呢。整出这么大动静，人家不知道才见了鬼，于是没等渡河部队整顿完毕，就在渡口边上开了打。

日军坦克少，平时训练时用的是装甲车，一半以上士兵连真坦克都没见过。不过不要紧，这回可开眼界了，密密麻麻的苏联坦克，中间的间隙就只有5米，喷着炮火就从三个方向包围上来了。而渡河的日军不要说坦克装甲车，连炮都没有一门。怎么办，辻政信大喊一声：“坦克来了，准备肉迫进攻”。

日语的“肉迫”有点像中文的“肉搏”，人和坦克怎么个肉搏法？能，放坦克过去以后采用“杀猪捅屁眼”的办法是一种，抱着反坦克地雷愣往坦克履带里塞也是一种，往引擎上扔燃烧瓶也是一种，因为那时坦克用汽油发动机的多，很容易着火。但不管怎么肉搏，有一点是肯定的，人员伤亡低不了。

那边炮兵整个把渡口两岸改成了兵工厂。大炮过不了桥，只好在河东岸拆开来用舟船运过河以后扛上高地再重新组装。因为汽车和马都过不来，组装完了再用人往前线拖，一门炮要用16个人。总算在上午十点半左右，第一门37口径的速射炮上了阵地。

日军的士兵训练质量不容轻视，就这么个菜鸟师团的炮兵，拉开炮架就打了起来。距离实在太近了，直接用十字镜瞄着就打。头十发炮弹就打掉七辆苏联坦克！牛不牛？接着打啊，打不了了。

只有六发炮弹了。

这门炮赶得太急了点，炮弹也少了点。但是要知道37口径速射炮的弹药基数是60发。日军当时没有反坦克武器，从那一刻起37口径速射炮就成了日军的反坦克炮。但全师团带过河的就只有20门，根本不够用。而苏蒙联军到底有多少坦克呢？别急，这就要大概知道了。

辻政信在开战以前亲自坐侦察机在空中侦察了好几次。可能是近视眼的原因，据说那一带没有外蒙军主力，就些零碎部队，还有撤退迹象。再往后就干脆不让侦察机起飞了，说是不能打草惊蛇。

这次既然已经开打了，也就不用担心打草惊蛇。航空兵派了侦察机去侦察，前边说过侦察机飞行员的技术很可疑，碰上这位的技术还挺过硬，发现了离辻政信七公里的西边集结了400辆坦克，吓得他赶快回来报信。

技术好的飞行员肯定会遇到技术好的同僚。忙得昏头昏脑刚刚组装好炮的高射炮兵们看到从西边飞来一架飞机直扑渡口而来时，也顾不得看看机翼机身机屁股上有没有贴着膏药就开了火。高射炮兵的技术也不错，一个排射就把自己的侦察机打下来了。

那个飞行员不但技术不错，责任心也很强。被打栽下来了也没有忘记把通讯筒扔到阵地上。（那时没有报话机，侦察机得到的结果塞在通讯筒里往地上扔）边上有士兵捡了起来交给辻政信，辻政信打开来一看就骂了起来：“八嘎，被打下来活该，连数数都不会。航空集团怎么尽出这号人”。原来辻政信以为侦察机飞行员弄错了一个零，把40辆坦克写成400辆坦克了。

但是辻政信马上就知道飞行员没有弄错，弄错了的是他自己。因为他听到了火车汽笛声——苏联人修了临时铁道，这就解释了辻政信所无法相信的苏联人居然能解决750公里的运输问题，他们离铁道只有100公里。

就这样从7月2日到5日这三天，渡河日军的损失已经超过了一千人，不能再打了。随军渡河的三个参谋：关东军参谋副长矢野音三郎少将，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中佐，辻政信就和步兵团长小林少将，师团长小松原在一起碰头合计上了。矢野和小林认为渡河作战已经失败，应该撤退。辻政信没啃声，小松原倒发了狠劲，坚决不同意撤退。

小松原在一开始是反对渡河的，倒不是他怕死，而是因为他怕水。小松原是个秤砣，不会水，所以对渡河作战本能地反感，但是辻政信说：“如果第23师团不能主动请求渡河作战的话，关东军司令部将命令第23师团渡河作战”。受到这样的威胁，小松原也不会敬酒不吃吃罚酒了，还是争取个“要求进步”吧。但是到了这一步，小松原可真不服了，当初要过河不就是你们吗？

服部出来打圆场了。服部指出了一个事实：苏蒙联军随时可能切断浮桥。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这样做，只是他们还没有想到罢了，而不是没有能力。如果浮桥被切断，那渡河的三个联队除了去靖国神社就是去战俘营了。这下小松原不反对了。

其实服部之所以主张撤退，除了战局不利之外，他还掌握了一个情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桥本群少将到了将军庙，但没有渡河又回去了。

参谋本部没有同意诺门罕作战，只是默认了。但那种默认是以胜利为前提的，如果作战失败，那他们就肯定会被参谋本部作为替罪羔羊。所以服部想在还没有惨败以前全身而退。

辻政信从不反对服部的意见。因此在7月5日傍晚，由第26联队断后，第23师团又撤回了哈拉哈河东岸。

当初干吗要渡河？

还有，那个安冈中将的机甲兵团现在怎样了？

战后在印尼的泗水市被枪毙了的乙级战犯安冈正臣中将担任这个战车兵团的指挥官之前是陆军战车学校校长，应该算是日本陆军装甲部队的专家，从这个专家身上就可以看出日军装甲部队的水平了。他手下的配置是这样的：野战炮兵第13联队一个大队12门炮加一个高炮中队四门高炮，一个工兵联队再加上四个汽车中队，主力是战车第三第四两个联队共80余辆坦克和十几辆装甲车再加上师团主力不要了的山县武光大佐指挥的第六十四联队。

7月2日在第23师团渡河的同时，安冈带着机械化部队从将军庙出发，到了指定集合位置和在等着他的山县会合了，得到的情报是：“根据飞机侦察，哈拉哈河东岸的敌人已经失去战意，有退却的动向”。上次按兵不动，见死不救的山县大佐这次赶快争取表现好：“我们应该赶快行动，占领河右的苏盟军渡口，起码也要破坏掉渡口，不然苏蒙军很可能在我们行动前退回西岸”。

安冈当机立断发出了命令：“山县联队向西追击敌军，第三战车联队予以配合，第四战车联队在第三战车联队的左翼配合，目标：河右渡口”。

这是个即使在情报正确的情况下也是极为错误的命令。要追击退却的敌人，自然要以装甲部队为中心，现在以扛了一大堆行李的步兵为了中心不说，两个战车联队的联系也一字不提，更牛气的是自己就在出发地扎了下来，没跟部队一起行动。

由吉丸清武大佐指挥的第三战车联队一出发就遭到了西岸苏军重炮的轰击。但是第三联队运气好，正好这时下起了倾盆雷雨，苏军无法观测弹着情况，所以总算在晚上八点钟到达了733高地。而玉田美郎大佐的第四战车联队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被苏军炮火给炸昏了头，干脆回头向东了，而且没和任何人打招呼。最后到了733高地东北面的757高地，但除了他们自己就没人知道其所在位置。那些工兵们扛着炸药兴冲冲地去炸桥，结果迷了路，钻到了两块外蒙军的阵地中间，被交叉扫来的重机枪压在沙草窝子里抬不起头来。不是还有12门炮么？那可是富有时代凝重的炮——用马拉的，好不容易躲开苏军的炮火，绕开陷马脚的沙窝子，到了3日凌晨三点才到阵地阵地一看，哪是什么733高地，是731高地，在733以北5公里呢。歇了一会儿，那个倒霉的山县联队也来了，原来大哥不笑二哥，也走错了路。

就这样所谓机甲部队从一开始就支离破碎，散了。说实话安冈真要是自己带着人马聚成一团直扑河又而去倒也不一定炸不了桥，但到了现在就只能各自为战，自祈多福了。

到了733高地的第三战车联队发起了一次在整个二战史上都很少见的攻击行动：坦克夜袭。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来日本陆军就有夜袭的作战传统，从上到下开口就是夜袭肉搏，好像只要会了这两件法宝就无往而不胜了。这回好，连坦克都来夜袭了。可是大白天都无法协调行动的日军装甲部队，晚上如何行动法？结果是733高地没拿下来，自己几乎损伤过半。但行动的结果是终于走到了731高地的边上，和山县联队会师了。

这边会了师，那边第四战车联队又撤到后方去了。原来他们瞎打瞎撞到了757高地以后就地和惊炸了营的外蒙军干了起来，打掉外蒙军的十几门炮，十几辆装甲车，两辆坦克以后溜之大吉了。

安冈终于找到了第三战车联队，说现在大家团聚了，先去打731高地。由于山县联队的拖拉，一直到中午12点15分才出发，出发后刚刚十五分钟，吉丸清武大佐的坦克就被苏军的钢琴线给绞住了履带，只能下车逃命，刚下车就中了苏军阻击手一枪，正中脑门，去靖国神社报到去了。

在第三战车联队已经全毁了的时候，安冈还在作着攻占河又的美梦。甚至在第23师团主力已经开始回渡哈拉哈河东岸的时候，安冈还在忽悠山县武光：“小林已经带着酒井的第72联队过来了，你再不努力，功劳就要被人家抢去了。”

小林少将是带着步兵团回来了，但那不是去和山县武光去抢河又的渡口，而是河对面呆不住了被赶回来的。回来的那个叫惨，渡河时师团参谋长大内孜大佐被苏军炮弹直接击中，炸得找不到完整尸首。而且刚刚回来就得到噩耗：接到安冈的命令前去攻渡口的第四战车联队在755高地中了苏军埋伏，山县联队这次可没有见死不救，拼了命把损失了三分之一的第四战车联队总算救了出来。可是自己却几乎残了。

安冈的机甲兵团也已经残废了。

就在这个时候，离河远了又神气起来了的小松原师团长于7月5日又发出了个古怪命令：“所有部队统统到安冈支队已经控制了的731高地集合，将正在逃窜的外蒙军彻底消灭”。这又是怎么回事？原来还是侦察机的报告，说哈拉哈河和乌尔逊河交汇的三角地带的苏蒙联军有撤退的动向。

到现在已经不可能查清真相了。那位飞行员的手记中说：“大量装甲车辆有缓慢向东往三角地带集中的趋势”，怎么到后来会成了“有撤退的动向”这件事成了千古之谜。一般的人都往辻政信身上想，因为这种偷梁换柱的把戏和他的气质挺吻合的，但没有确凿证据。

现在不是追击逃敌的时候，首先把河东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各部队位置搞清楚就是个最艰巨的任务。苏军的空袭加上炮击，电话线接不起来，通讯兵早就死伤过半了。派传令兵吧，花时间不说，十个传令兵里活不下来两个。老毛子打肉搏不行，但是枪法极准，本来对面朱可夫带的就是阻击部队，当然有枪法出众的阻击手了。专打军官，通讯兵和传令兵。弄得日本人成了聋子哑子和傻子。

关东军，不，应该说日本陆军从成立开始，第一次进入了防御作战。四个步兵联队经过死拼，在7月中旬左右才在苏蒙联军面前摆开了防御的架势。

日军最薄弱的作战就是防御战。因为没有打过，陆军大学校的祖师爷梅克尔少校也没教过。就记着“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这句话，成天和苏蒙联军打近战，打肉搏，让苏蒙的坦克，大炮派不上用场。这么一来，苏蒙联军倒确实是在慢慢地退却。

但是朱可夫可没想着和日本人干耗下去，他正在增调部队，抢运物资，想抢在入冬之前解决这个问题。

日本人也不想干耗，堂堂皇军居然被昔日的手下败将弄得一筹莫展那还行。俗话说黔驴技穷，这时候的黔驴还有一计没使出来呢——用炮兵。你不是炮火强吗？那玩意皇军也有，一拉炮绳炮弹照样出去，今天要你们老毛子见识见识皇军的大炮。

7月6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发布了编成炮兵团的命令。由从日本内地动员的第一师团所属野战重炮兵第三旅团（配备了16门九六式15公分榴弹炮，每基数50发炮弹的野战重炮兵第一联队和16门九二式10公分加农炮，每基数60发炮弹的独立野战重炮兵第七联队）加上原驻黑龙江穆陵的满洲独立重炮兵联队（6门八九式15公分加农炮，每基数30发炮弹的）编成，团长是关东军炮兵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少将。除了以上配备以外，这个炮兵团还有第23师团所属的野炮第13联队的24门三八式野炮，每基数100发炮弹，三八式12公分榴弹炮，每基数60发炮弹，再加上第三旅团还带来了独立野战炮兵第一联队的一部分，八门每基数100发炮弹的九零式野炮八门。这就是关东军在诺门罕所使用的全部75口径以上的大炮，共计82门，炮弹准备了5个基数。准备打三天。这次派到诺门罕来的第一和第七野战重炮联队是日军野战重炮中的精锐，大炮全是汽车拖的，号称只要三小时就能把苏蒙炮兵全部消灭。

理由呢？不知道，好像是“应该是这样的”，想必“皇军面前无敌人”吧。

这叫真正的夜郎自大或者叫井中之蛙。

他们面对的苏蒙联军在哈拉哈河西岸高台上的重炮就有92门，东岸还有包括12榴在内的各种炮172门，再加上253辆坦克上的76mm平射炮。

最重要的是，苏军的炮弹无限量！日军一个基数的炮弹，苏军不用两分钟就能打完。对面的苏联第57狙击军团下属的三个狙击师全部炮兵一分钟能打出66吨炮弹，而日军一个基数的炮弹才只有82吨。

再加上训练的差异。日本陆军的训练确实精良，但炮兵的训练很可疑，由于训练经费的问题和日本国内缺乏训练场地，上阵的日军炮兵没有一万米以上的射击经验，这和已经用一万米以上射程打了一个多月的苏联炮兵比起来一开始就已经输了。再加上日军配备的火炮本身的质量也很有问题。

比如九零式75口径野炮，是采用法国施耐德（SCHNEIDER）公司的75mm FIELDGUN设计。射程达到14,000m，可以说在射程，精度上是当时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原设计采用的是复合炮身 (compoundlaminated tube)，当时日本的材料技术和制造技术无法实现，只好请法国人更改设计，最后采用的是单片自增压炮身(onepiece autofrettagetube)。这种炮身在连续射击时会造成炮弹前后翻滚——不知道要去哪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次在诺门罕才知道的，在最大射程上连续射击会造成炮架断裂。

除了这些问题之外，还有更加重要的一个问题：日军不但没有步炮协同的实战经验，也没有这方面的训练，根本就没有想过这方面的问题：炮兵是炮兵，步兵是步兵，井水不犯河水，有关系吗？日本军队的不和不仅仅在陆海军之间有，一个军种的不同兵种之间也一样。

出动炮兵倒不是辻政信的主意。首先一个小少佐还没有能力动员炮兵，其次辻政信和所有步兵一样不相信炮兵，你看小松原师团长就强烈反对使用重炮兵：“炮兵有多大用处没打以前谁都不知道，现在步兵在哈拉哈河东岸表现还不错，为什么要大批投入重炮兵？真要用重炮兵也应该由步兵控制使用。”

关东军作战课长寺田雅雄大佐的回答是：“这次使用以重炮兵为主体的作战方法是植田司令官的意思，如果能消灭哈拉哈河西岸高台上的敌人炮兵，驱逐西岸的敌人就没有问题了”。用“关东军司令官”的名字来堵小松原的嘴。

会不会有人觉得奇怪？有炮火支援有什么不好？到现在为止不是不管是步兵还是装甲兵一直被苏军的炮火压得太不起头来。这小松原还反对使用重炮兵，是不是小松原被苏军的炮火给打糊涂了？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首先小松原不想放弃战场的指导权是个因素，其次小松原们头脑里根深蒂固的精神万能的思想在作怪，认为武器的因素是次要的，只要有“爱国心”和“敢斗精神”，什么武器上的差异都可以克服。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从这个因素出发，小松原的想法也没有大错。

要说明这个因素，得讲一下从7月5日第23师团步兵团回渡哈拉哈河以后的实际战斗结果和炮兵团提出的作战方案了。

从7月4日以后，陆续回渡的第23师团步兵团就接续被打残了的装甲团在哈拉哈河东岸展开。这个展开真是用一寸土地一寸血的代价进行的。没有炮火装甲和飞机掩护，连饭都吃不了，水都喝不上的日军步兵们确实称得上是一流的士兵。

日军采用的战术是最拿手的“夜袭”。因为晚上飞机飞不起来，大炮看不见目标，坦克也动不了。所以日军都是乘晚上摸上苏蒙联军阵地，而到了白天苏蒙联军再反攻，就这样的拉锯。在这种拉锯战中，日军在缓慢地前进，苏蒙联军则在缓慢地后退。大内参谋长在回渡时被炸死以后，第71联队的冈本德三大佐胜任第23师团参谋长，第八国境守备队的长野荣二大佐接任。苏军在胡鲁斯台河南岸的仁台附近有两条浮桥，被日军称为东渡和西渡。这个长野支队居然在7月14日炸掉了西渡，并且占领了东渡以后渡过哈拉哈河，在河西两公里处展开。须见大佐的第26联队也前进到了日军从开战以后一直在朝思暮想的河又的苏军桥，正准备渡河。

当然损失很大，关东军的阵亡数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五千人了。

而且关东军也不知道对面的朱可夫在干嘛。朱可夫回忆录里是这样写的：“我们需要运输6500吨空军弹药，15000吨油料，4000吨粮食，7500燃料和4000吨其他物资。运输这些物质需要3500辆卡车和1400辆油罐车，而我们只有1724辆卡车和912辆油罐车。

8月14日以后国内调拨了1250辆卡车和375辆油罐车给我们，但我们还缺526辆卡车和113辆油罐车”。

朱可夫在犯愁没有卡车，他不知道他是多么奢侈。关东军包括出了故障不能开的卡车在内一共就只有750辆卡车。

所以在没有准备好最后进攻的准备以前，朱可夫只能和日军打拉锯战。而苏蒙联军的步兵质量是远不如日军步兵的，所以苏军只能节节败退。虽然日军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这时候的战场应该说是日军占了上风。

就在这种有利局势下，关东军居然要求步兵后退。

要求步兵后退的理由是皇军炮兵打起炮来没个准头，步兵不后退保不准炮要打到步兵头上。不管这个命令是怎么荒唐，步兵也只能服从。因为“皇军”是天皇的军队，应该听天皇的命令，而上官是天皇的代言人，上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岂能不服从？所以日本军队里是没有“抗命”这一说的。当然这是现在，后来就有了，英帕尔作战里面就有了师团单位的抗命行为。

步兵退了回来，当然苏蒙联军也跟着又回来了，这边炮兵也做好了准备，7月23日早上6点半以后在苏军炮兵的例行炮击以后，先由航空兵对苏军炮兵阵地进行轰炸以后日本重炮兵开始炮击了。

炮击的效果怎么样？当时日军驻诺门罕的炮兵分为两个炮兵群，第一炮兵群由三个重炮兵联队组成，其余火炮归第二炮兵群。我们来看看第一炮兵群指挥官，后任诺门罕炮兵团长畑勇三郎少将的纪录吧：

“殷殷炮声惊天动地，震撼着蒙北沙漠。第一线的步兵们，看见盼望已久的威力重炮兵的连续隆隆齐射和敌军阵地上升起的滚滚尘烟，不由得欢腾雀跃，拍手叫好。

炮兵首先进行了大约三十分钟的效力准备射击。目的达成后，八点开始效力射击，经过预定的两小时以后还认为（效果）不理想，又追加了一小时。

终于对敌炮兵的战果呈露了出来，敌炮兵被我压倒，沉默了下来。11点开始步兵勇跃地进击。炮兵主力在压倒震骇步兵面前的敌人阵地的同时，继续保持对仍在喘息的敌炮兵阵地的强压，帮助步兵能够一意专心地进攻。

敌人炮兵阵地在我集中强大火力的攻击下，人员作鸟兽散，停止了射击。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又复活了火力，或者观察到从其他阵地开始射击。

但是敌人的十五加农炮部队完全没有转移阵地，而且从一直在连续射击上看，可以做出这种缺乏移动性的火炮肯定被十分坚固的共事所掩护了起来。”

扣掉一开始的吹嘘就可以看出，动用了精锐重炮部队进行的所谓“新战法”，完全没有任何效果。

这三个小时是皇军打得最奢侈的了。一下子把所有五个基数大约一万发的炮弹全打掉了，从此开始又没米下锅了。辻政信回忆说：“步兵的欢呼声未落，敌人炮兵的还击开始了，我们打了一万发，敌人那天还了我们三万发，步兵刚刚开始进击，就遭到了从未有过了猛烈炮击。”

第64联队第三大队长金井塚勇吉少佐的手记是这样记载的：“敌军炮兵的有效射程在三万米左右，能够从哈拉哈河左岸地区向我炮兵阵地进行有效射击。而我炮兵的射程只有一万五千米左右，炮弹无法命中敌炮兵阵地，在中间就掉了下来。所以用望远镜很清楚地可以看到敌人炮兵阵地上炮兵在操炮时甚至光着膀子，没有任何掩护。

敌人弹药十分丰富，能够密集地破坏战线，使我军炮火沉默之后破坏我军步兵阵地再出动装甲部队陷我军于形同全裸之境地。

我炮兵有效射程如能与敌匹敌，弹药丰富，绝不会输于敌军。但是我军炮兵无法继续补充补给，除第一天一万发之外，每天每门就只有15发的弹药。”

金井塚身边每天有几个名为“直协炮兵队”的炮兵军官来联络步炮协同作战，早上九点钟来上班，下午三点钟回去。让他们加加班也不干。一天，金井指着正在换防的苏军装甲部队对炮兵军官说：“现在是好时机，请你们帮帮忙。”

回答是：“今天的炮弹全打完了。”

除了火炮的性能质量之外，航空兵的对于苏军炮兵阵地的侦察和观测的可靠性根本就不能指望也是很大的一个原因。侦察机的飞行员质量本来就很可疑，再加上现在连这些可疑的飞行员都快没有了，整个第二飞行集团都快没有了。

诺门罕战役中是关东军首先使用航空兵力的。早在5月13日第二飞行集团就从海拉尔起飞轰炸了哈拉哈河东岸的外蒙古军队，后来又轰炸了外蒙古的达姆斯克空军基地，战果都不错。

和装甲部队一样，日本陆军对航空兵力的态度也很奇怪。1932年6月6日才成立关东军飞行队。可是1931年10月8日下午1点40分关东军就以12架轰炸机轰炸过锦州这是怎么回事？有不少人以为那就是“关东军飞行队”干的，其实不是。这12架飞机里面是八八式侦察机六架，石原莞尔中佐亲自乘坐的一架客机和五架20天前“爱国将军”张学良刚刚送给关东军的轰炸机。关东军仅仅扔了75颗25公斤的炸弹，就把张爱国少帅学良将军吓得拉了一裤裆，连滚带爬地逃进了关内。

关东军航空兵的诞生和成长壮大，充满了“爱国将军”张少帅的滴滴心血。以后随着规模的扩大，在1935年12月2日“关东军飞行队”改称“关东军飞行集团”，接着从1937年8月2日开始又改称“第二飞行集团”，后来从1942年4月15日开始改为第二飞行师团。

“第一飞行集团”一个多月以前的1939年6月1日才刚刚成立，所以当时的第二飞行集团是日本陆军仅有的飞行集团，集团长仪峨彻二中将，下属119架作战飞机。面对苏联航空兵的151架战斗机和116架轰炸机。

和装甲兵炮兵一样，关东军的航空兵也处于数量上的绝对劣势。但和装甲兵炮兵不同的是关东军的航空兵处于质量上的绝对优势，无论是飞机的质量还是飞行员的训练质量。开战初期，关东军航空兵是连战皆胜。空袭达姆斯克基地是如此，空战也还是如此。

但是和粗鲁蛮硬的外表相反，老毛子的战略战术其实非常柔软。初战的失败立即引起了苏军统帅部的高度重视，从莫斯科派来了48名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老鸟飞行员和机械师分析原因，指导改进，参加作战。老鸟们找出了菜鸟们的主要问题是经验不足，长机和僚机不能配合，基本上是单独行动。而单独行动时单翼的I-16比日本的97式速度快但是回旋性能不好，而双翼的I-15回旋性能好但速度太慢，于是提出了I-15和I-16配合的作战方案。

关东军航空兵除了拥有数量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补充数量。日本军队在二次大战时期的军工生产方面始终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始终不能在可以控制质量的条件下进行大批量生产。要么干脆生产不出来；要么生产的东西不错，但无法大量生产，零式战斗机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们不知道质量控制的意思是保持质量的稳定，而不是仅仅追求精雕细作。

飞机是这样，飞行员也是这样。关东军确实拥有一批技术高超的老鸟飞行员，但是俗话说：“众手打死老师傅”，关东军的飞行员技术再好，架不住连续出击带来的疲劳，因此从6月22日以后日苏的空中优势逐渐就翻转了过来。

更加重要的是，关东军航空兵在作战指导哲学上的落后。

日本陆军喜欢拚刺刀，陆军航空兵是陆军的一部分也染上了这个毛病。飞机和人拼不了刺刀就和飞机拼刺刀。第二飞行集团的作战始终以苏军的航空兵为对手，而苏军航空兵则在整个的战斗过程中始终是以扩大地面部队的战果为作战目的。就是说当时的菜鸟苏联航空兵已经是一支有现代化意识的空军，而关东军航空兵则还沉醉在单独打斗的“武士道”迷梦里。这样从数量，补充，哲学上一比较，双方高下立分。到日本重炮兵粉墨登场时，关东军已经没有了空中优势了。

到了8月2日，将军庙机场受到约50架I-16的空袭，前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的飞行第十五战队长安倍克己中佐被当场炸死。关东军现任作战主任参谋服部卓四郎请求参谋本部许可再次空袭达姆斯克机场。

这次手续齐全，8月7日第336号大陆令（大本营陆军部命令，大本营陆军部就是陆军参谋本部，大本营海军部则是海军军令总部）以天皇的名义许可关东军攻击苏军达姆斯克空军基地。

可是这个大陆令没有得到执行——已经没有可以执行命令的飞机了。

日本重炮兵的阵地比苏军阵地低，观测苏军炮阵地和校正弹着点都要靠侦察机。第二飞行集团的12架侦察机到7月20日为止已经全部被苏军敲了砂罐。关东军没办法，只好使出第一次大战时期的办法——升气球。

升起来的气球，成了I-16的极好猎物。

于是在7月25日，关东军不得不把变成了瞎子和聋子其实还是个哑子的重炮兵撤出战斗，不打了。

对了，7月5日从哈拉哈河西岸撤回来以后，辻政信一直在些干什么？

7月5日撤回将军庙以后，因为要协同步炮问题。一直随步兵团行动的关东军参谋副长矢野音三郎少将，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中佐，辻政信少佐就和从新京（长春）赶来的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高级参谋寺田雅雄大佐交换，回新京关东军司令部去了。

辻政信走到哪儿，哪儿就出怪事。他刚刚离开诺门罕，7月16日晚上，据说一架苏联轰炸机轰炸了富拉尔基的嫩江大桥，扔了八颗炸弹。桥是没炸坏，但是炸到了边上白俄人的民房。

辻政信在早上三点钟收到的电报。但《关东军作战日志》记载的却是三点三十分有一架飞机仍了一颗炸弹。飞机还没开始投弹辻政信就已经收到了电报？那电报是谁发来的？守桥的伪满警察能在半夜里联系到关东军参谋部？明眼人一看就是阴谋，苏联《真理报》在7月23日发表塔斯社声明，指出一个事实：如果是苏联飞机的话，来回航程超过2000公里！

辻政信想干吗？这几天哈拉哈河边的战斗又给辻政信打了强心针，他没有意识到苏军的沉默只是在忙于积蓄力量准备大举反攻，他以为日军最拿手的夜袭近战战术奏效了。他想扩大战果，想忽悠关东军司令部出动齐齐哈尔的第七师团和佳木斯的第四师团把哈拉哈河两岸的苏蒙联军全部消灭。

关东军也有此意，7月18日应召去东京的关东军矶谷参谋长和参谋本部的中岛次长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参谋本部的意思是出动两三个师团当然可以消灭现在面对的苏军，但是苏军进一步增兵怎么办？展开日苏全面战争？现在不是三十年前打日俄战争那时候了。从中国内地抽师团回来打？那蒋介石和共产军会不会也一起赶到满洲来搞观光旅游？皇军还过不过日子了？所以坚决不许再增兵，不许过哈拉哈河。空中只许打苏联的越境飞机，不准轰炸蒙古内地（当然这个不许后来也成了空话，但是关东军却倒也是没力气去轰炸了）。还告诉矶谷说已经让外务省想法子找苏联人谈判去了，可能会采取划定非武装区的办法。

中岛次长最后警告矶谷，在这段时间内关东军无论如何不准轻举妄动在挑起其他事端。

矶谷虽然是一万个不满意，也还是只好把参谋本部的解决意见带了回来。

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要拘束关东军，一定要大命，起码要有正式命令，就这样上下嘴皮一动，就想指挥关东军了？”

当时的参谋总长是昭和天皇的叔叔闲院宫载仁亲王，已经75岁了。那就是一尊菩萨，不管事，也管不了事。1936年2.26事件时闲院宫处理失当，被小他35岁的侄子昭和天皇骂的狗血淋头也就只是嘿嘿傻笑。参谋本部实际权力在参谋次长手里，现在的参谋次长中岛铁藏本来就是陆军次官东条英机为了控制参谋本部而找来的一位缺少决断力优柔寡断的主。结果关东军和参谋本部就这么处于了分裂状态，关东军一马当先地在前进。

矶谷回来了就开始试验那个“重炮战法”了。谁知道不但打不哑苏联人的重炮，定下心来一琢磨才想起来原来前两天辛辛苦苦用五千多具尸体换来的地盘又归了苏联人，这下总算发现吃亏大发了，又要步兵们去夺回来。

苏军在诺门罕这一段相持中有个怪战术，就是夺了阵地以后不去死守，而是实在不行了就撤退。撤退时肯定在阵地上树一面膏药旗起来，本来的目的是为了给炮兵指示目标，后来发现日军看到膏药旗就像西班牙的斗牛看到了红布，马上兴奋起来。于是苏联人就更变本加厉地到处树膏药旗，好在缴获的膏药旗不少，倒也没有不够用的情况。

7月24日就发现了691高地附近有一面膏药旗在高高飘扬，小松原师团长马上命令71联队去把那个阵地夺回来，71联队长长野大佐肚子里嘀咕着“八嘎”就去了。那块阵地原来就是71联队的，前几天说炮兵要开炮了，愣逼着扯了下来，说是三小时以后苏军的炮兵就全没了，就只要再费点脚力拿过来就行了。结果三十个小时都过去了，苏军的大炮照样还在乱叫，这是怎么回事？

说是说，师团长的命令还是得执行，长野大佐11点钟刚刚带人上了那个地图上都没有标出名称的小阵地，苏军的炮弹就冲着那膏药旗飞过来了。和大佐一起行动的通信小队全没了，长野大佐的左腿也飞走了。撤下来一点数，第三大队村田大队长也没了，速射炮中队的林中队长也不见了。

第71联队再换一个联队长，森田彻大佐。

更可怜的就是那些皇军士兵们。7月21日第23师团进行了四千多名士兵的补充，还从第七师团把芦塚长藏大佐的第28联队给调来了。第七师团有两个联队在这里，就派了第14旅团长森田范正少将来了，现在就跟着第28联队行动。

军队里有句俗话：“补充是送死”。这句话的意思是不出大的意外，新补充来的兵死的最快，这是因为新来乍到，不能进入情况的原因，而原来活下来了的老兵，因为他们能够适应这片战场，反而继续能够活下去。

偶尔在苏军的炮火间隙中送给养，弹药的汽车回去时把重伤员带回去，但坚决拒绝运死尸，理由是汽车还要运给养，弄脏了没法洗。时间是七八月，死尸就这么堆在阵地上腐烂发臭。重伤员无法全运下去，就在阵地上等死，包扎卫生用品用完了也补给不上来，轻伤员转成重伤员。最让皇军们想不通是吃饭问题，刚刚做得了盛到碗里，那丧尽天良的老毛子他放大炮。就算没打到人，饭碗也成了沙包，还吃个鸟。

这时关东军总算想到要“筑城”了，就是要修筑永久性工事了。呼伦贝尔大草原，这冬天说来就来，和苏联人耗也要有个耗子窝啊。可是筑城的材料在哪儿啊？这里是大草原，什么没有，背后的大兴安岭上树倒是不少，可是怎么运过来呢？没有汽车先不说他，就算有了汽车，对面的老毛子他就让你拖着木头到处跑？所以那个“外来户”，第七师团来的须见联队长就提出放弃哈拉哈河沿岸阵地，退离哈拉哈河30公里，跑到苏联人重炮射程之外的将军庙去“筑城”。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将军庙的地形比诺们罕高，皇军的重炮如果退到将军庙，就算是还是五短身材，但也能居高临下，威胁苏蒙联军不敢随便到诺们罕来，最后达成一定的互不侵犯的协议。

但就是这个主意其实也是不可行的。冬天要到了，要解决几十万分散在各地的关东军的冬营问题，连现在在支援第23师团给养弹药的汽车都要抽回去，那还有汽车来帮忙拖建筑材料呢？

有时候想想也真弄不懂，现在的这个“汽车问题”和四年以后太平洋战争中的“回船问题”几乎是一模一样，怎么皇军们就不长点记性。

在辻政信看来须见大佐的这个建议简直“在政治上极其错误”，属于右倾逃跑主义，缺乏对敌斗争勇气，长老毛子威风，灭自己志气，这还了得。后来须见大佐为这个倒霉主意付出了巨大代价。

这儿还在扯皮的时候，朱可夫开始行动了。

8月1日，这一段时间一直没有积极进攻的苏蒙联军突然向最左端胡鲁斯台河南岸的第72联队的阵地发动了猛烈攻击，轰炸机，重炮的轰击以后是几十辆坦克装甲车和数百名步兵的攻击。

第二天轮到山县联队了。

就这样从8月1日开始一直到8日。日军的三十多个阵地从南到北都受到了苏蒙联军的同一模式的攻击：轰炸机，重炮，然后是坦克装甲车掩护的步兵冲锋。时间持续不长，有几次几乎都可以说刚刚接触就立即脱离。

这是朱可夫在进行实力试探。

辻政信有点扯淡，但绝不是笨蛋。他判断出了苏军要全面进攻，虽然他估计的时间比朱可夫的实际行动时间要晚了四天。但他还是没把苏蒙联军迫在眉睫的进攻当回事。现在他知道苏蒙联军的背后有铁道支援，但是他依然不相信苏联人有那么多汽车来运送火车上卸下来的物资。他现在知道苏联人在他面前布开了三个师，从战死的苏联军官身上得到的地图告诉了他一切。

可是辻政信的结论依然是：要么朱可夫只能以一个师的兵力发动进攻，要么只能以三个师的兵力发动仅仅为期三天的攻势，因此：老毛子算个鸟。

大本营倒不像辻政信那么轻松，还是干了一点事：8月4日组建了第六军，以荻州立兵中将为军长，配上藤本铁雄少将为参谋长，浜田寿荣雄大作为高级参谋——加强组织建设。

被加强了的就是组织，其他什么没有。第六军管辖第23师团，第八国境守备队和海拉尔的第一第二两个陆军医院。和建军前一模一样，一个兵不多，就多了套官僚机构。这就叫“架床叠屋”，多一套办事机构，多一套文档，多一帮人。

那为什么要这样？应该说日本陆军在更大的程度上像个官僚机构而不像一支军队，一切以升官进爵为目的。日军的最大作战单位是师团，在大的作战行动时组织方面军，在方面军和师团中间再编制军一般都是为了照顾某某人的位置。比如这次就是这样，荻州中将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台儿庄，武汉战役，据说立下“赫赫战功”，想不出个合适的位置来摆这尊菩萨，正好那边在打仗，你就官升一级，到那边去当军长吧。至于这三位从来没有到过满洲，更不要说看到过蒙古地方的草原沙漠这件事就没人管了。

8月20日早上5点钟开始，苏军轰炸机向日军的高射炮阵地发动了攻击。接下来就是像疾风暴雨似的苏军地面炮火向由于迎战而暴露了炮位的日军高射炮阵地的猛烈攻击，三十分钟以后日军的高射炮全部毁灭。

5点45分左右150架苏军SB轰炸机在144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对哈拉哈河东岸的所有日军阵地进行了狂轰滥炸。6点15分左右轰炸机回去了，地面炮火又来了，这次的炮击持续了两个半小时才停止，到8点45分轰炸机又来了，炸完以后重新开始的苏军地面炮火开始向日军的后方阵地射击。而前方阵地面前是像蝗虫一样扑来的苏军坦克和在高音喇叭里放着的国际歌的伴奏下高喊着“乌拉”向前冲锋的苏蒙联军步兵。

这次的攻击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之外，因为辻政信卜的卦是苏军不可能在8月26日以前发动大规模进攻，而第六军还在准备第二天对苏军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呢！所以到6点半为止，惊呆了的日军一弹未发。

其实有这么件很大的事情：8月21日深夜，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给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中将（后来也是甲级战犯）打过一个电话，说由于欧洲局势的“无可奈何的原因”，德国要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了。

大岛浩大使一口气差点没背过去，说：“德意日共同防共协定中秘密协定第二条不是规定了任何国家在与苏联签订新政治条约时要得到另两国的同意吗？你们这是违反三国条约，我要抗议。”，但里宾特洛甫好像没听见，很亲切地向大岛浩大使道了晚安后，彬彬有礼地放下了电话。

条顿人这次算是把黄皮猴子给结结实实地涮了一次。有了这个《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朱可夫元帅向苏军总参谋部要的增援师团从欧洲部分派到了远东，关东军则要满地找牙了。

苏军的攻击首先从两翼开始，最左翼胡鲁斯台河南岸的第71联队的日军在苏军的炮火中眼睁睁地看着苏联人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转眼就在哈拉哈河上架起了五座浮桥，接下来200多辆坦克和1000人以上的步兵就冲到眼前了。这时候天上的苏军飞机还在不依不饶地用机枪在反复扫射。744高地上的第一大队的弹药粮秣仓库也被没良心的苏联人给炸了个光光。

这时候还有130辆坦克和两千左右步兵在71联队的左翼向东北方向运动，明显是要包围第71联队。

第一大队到9点钟为止所有的中队长（连长）全部战死。

最右翼的721高地方面，苏军的行动更早，但隐蔽得也更加巧妙。苏军从8月17日开始就架起了两座浮桥，出动了第七装甲旅加上苏军第601狙击步兵团和外蒙骑兵第六团对伪满骑兵第二团和第八团进行攻击，到19日晚上就迫使伪满军后撤到将军庙去了。

这种佯动作战没有引起日军注意，而20日苏军又增派了第九装甲旅和第六装甲旅的一个营对721高地的以井置荣一中佐指挥的第23师团师部搜索队进行了直接攻击，一公里见方的阵地上每分钟落下来120发苏军炮弹。

小松原的手中已经没有了机动部队了。

20日深夜，小松原找来了第26联队长须见大佐。要求他到第71联队的左翼沿哈拉哈河东进打击苏军右翼，为71联队解围。

须见大佐的回答是：“师团长是不是以为二十六联队还有两个大队的建制？其实经过这两个星期的战斗，26联队满员兵力现在不到一个大队，集中起来只有两个中队”。无法进行这样的作战。

只好把第26联队按原来的理论建制上的中队分开，分别去增援各个阵地。现在的中队到底实际上是一个小队（排）还是一个分队（班）就没有人知道了。

这一来山县武光的第64联队的正面防区就扩展到了9公里，好在苏军还没有在正面施加压力，可是胡鲁斯台河南岸742高地上的第八国境守备队从22日开始就没有消息了。长谷部理叡大佐和他的手下从20日开始就不吃不喝不睡地在苏军的攻击下挣扎，现在不知是死是活。

就在这时候第六军司令官荻州立兵中将给关东军司令官的电报中是怎么写的呢？

“1. 敌军的进攻没有什么气力，马上就要过去了。我军除在右翼略有退却外，其余阵地固若金汤。

2. 我军预定24日开始进攻。

3.敌军对我军后方的搅乱工作没有效果，不足为虑。

4.我军将士斗志旺盛。

5.20日以后的战场指挥非常顺利。”

植田司令官看到这封电报可真急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赶快派参谋副长矢野音三郎和辻政信到现场去，两人在23日下午坐飞机到了海拉尔。辻政信一到海拉尔换了侦察机就去了前线。

但在将军庙遇上了苏军战斗机。好在驾驶员技术还行，被击中了以后还是在草原上迫降成功。逃出命来的辻政信拦了一辆卡车一边蛇形前进躲避飞机的扫射一边往战场赶，躲过了飞机躲不过坦克，苏军这次出动的坦克全是装备了柴油机的中型和重型坦克，日军的燃烧瓶扔上去没用，真正的刀枪不入，因此来往如无人之境，卡车被从右翼来的坦克炮火击毁了，辻政信只好徒步往第六军司令部赶。

赶到了第六军司令部，司令部里洋溢着一片欢乐气象，荻州司令官正忙着和藤本参谋长在编制明天的全面反攻计划呢，见到辻参谋赶来了，乐呵呵地递上一杯威士忌：“来得正好，有功劳落不下你，明天就要彻底解决老毛子了。”

荻州们的计划是用第64联队在中央拖住苏军，其余步兵主力后撤三公里左右再重新汇合沿着哈拉哈河往北攻击，“全歼苏蒙联军”。辻政信也只是觉得他们的计划在细节上“是出于没有实战经验的人之手”，而在指导方针上没有觉得什么不妥。

现在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在全线受到实力远胜于己方的强敌压力，面临全线崩溃危险的时候怎么还在做进攻和全歼的美梦？其实这是日本军队由于其特别的短暂而又顺利的历史造成的一个特征：不肯撤退而又不善防守。在受到攻击时的首选对策就是反攻击，像这次这样反攻击无法奏效的时候给他们剩下的出路就仅仅是“玉碎”了。这种作风贯穿了整个二次大战的几乎所有作战，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

23日下午2点，第23师团下达了进攻命令。这个经过辻政信修改的命令是争取把苏军引向左翼纵深，然后集中步兵炮兵火力将其歼灭。可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居然没有人想到：苏蒙联军的数量已经不是日军的左翼纵深能够容纳得下的了。早已经溢出来了，日军的所有部队根本就没有办法脱离和苏军的接触。到了晚上才有可能偷偷摸摸地退下来。

参加进攻的步兵部队从编制上来说有四个联队加两个大队，分成左翼和右翼两部分。左翼包括第71，第72联队，由步兵团长小林少将恒一少将指挥，右翼包括第七师团的第26和第28联队，由第七师团的第十四旅团长森田范正少将指挥。其实经过连日苦战，所剩兵力不到八千人了。甚至就在接到攻击命令以后，在退出阵地的8小时中，第71联队的第三大队又被苏军全歼了。第71联队总算拼死接下了第三大队的阵地，但是已经动单不了了。

在左翼的西北面的展开的苏军，已经以780，792高地为中心构筑了宽度达十公里的铁丝网纵深阵地。而日军甚至不知道苏军对日军的包围已经基本完成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对苏军的攻击，而是如何从苏军的包围中突围的问题了。

师部的进攻命令，没有能够送到右翼支队，也没有能够送到第八国境守备队的长谷部大佐和最右翼的师部搜索队的井置中佐手上，因为派出去的传令兵全部在半路上死了。所以大家还是坚持皇军光荣传统——各自行动。

最左翼的第71联队长森田彻大佐看到右边的长谷部大佐没有动静就马上知道那边没有收到命令。不敢随便后退，一后退就把整个长谷部的整个侧翼给暴露了。再说也无法后退，从21日开始苏军的压力就没有停过，就这样还要抽出一个第一大队到师部所在的753高地去做师团预备队，30公里的路第一大队走了30小时，路上损失了两个中队和机关枪队，总算在指定时间20小时以后的24日深夜到达了师部。

这时候在744高地附近的三角山的第三大队也被全歼了。缺了两个大队的第71联队只好撤退。这一下长谷部就被苏军完全包围，阵地成了一个圆圈。

荻州司令官想起来了早就撤出战斗了的炮兵，在命令步兵后撤进入进攻准备的同时又命令炮兵前进到进攻阵地上去。炮兵本来在中间的山县武光联队的后边，正要行动的时候，左翼全部垮了，酒井的72联队又已经后推到了进攻准备位置了，这一下炮兵门户大开，好在天色已晚，如果是白天被苏联人看到了可能百把辆坦克就要过来了。气的畑勇三郎少将跳着脚骂街，结果是本来就拉的七零八落的山县第64联队再抽出一个大队去填酒井联队的空白，保护炮兵。

就这样，71联队被钉住了，26联队收不起来，左右两翼的预定四个联队的进攻部队就只有一边一个联队，先讲右翼由小林恒一少将指挥的酒井第72联队。

第72联队的进攻路线要通过5公里的开阔高坡。酒井大佐很清楚，等不到到达苏军阵地，这个大队肯定被全歼，但是军令如山，只好前进。果然到了半路上就被苏军的15榴给压在沙草窝子里了，这时候三十余辆装备了喷火器的苏军BT坦克就压了过来，右翼一个联队就这样没了。一直到太阳下山以后辻政信带了四十几个人冒死冲了上去在死尸堆里把联队军旗和奄奄一息身受重伤的酒井大佐找了回来，小林少将却生死不明，回到师部以后才知道昏迷不醒的小林少将已经被人抬回来了。

左翼的芦塚大佐的第28联队就更倒霉了，本来就是新来乍到，加上右翼的酒井联队被消灭后，侧翼暴露给了苏军，三面受敌。这时候第26联队总算赶到了，但是要知道26联队满打满算就只有两个中队，赶到了也就是在为苏军准备的点心里再加几块肉而已。

就在这种情况下，辻政信仍然命令左翼的森田支队单独进攻。辻政信很知道战场上的现实，知道日军已经无力进攻了，但是他不能违反“皇军不后退”的信条。后退就在自己的履历上记下了一个污点，只有前进。至于前进就是自杀这一点与他无关。

两天打下来，28联队的中队长全员阵亡，小队长一大半没了，第三大队大队长藤冈少佐也没了。应该说日军老联队的战斗力确实很强，指挥官几乎全没了，但是部队还在打。反过来因为部队还在打，又成了被小松原师团长，畑勇三郎炮兵团长和服部卓四郎攻击的对象，说他们是指挥官无能。

被苏军钉在阵地上动单不得的71联队长森田彻大佐26日早上八点半左右被苏军狙击兵打死，正好在师团司令部报告情况的东宗治中佐被任命为联队长代理火速返回阵地。左翼缺少了掩护的重炮部队现在成了苏军的攻击对象，首先遭到攻击的是穆陵关东军重炮联队，联队长染谷义雄大佐在25日傍晚切腹自杀，关东军重炮联队全灭。接下来另外两支野战重炮联队也全部被苏军装甲部队摧毁。

现在第23师团唯一还成建制的部队就只有山县武光大佐指挥的第64联队了，和山县在一起的还有伊势高秀大佐的野炮第13联队。一开始山县还是想分散突围出去，命令手下的第一大队和第三大队和联队本部分开突围。山县的本意是想用两个大队作为掩护，但和往常一样，两个大队突了出去，这位陆大毕业的精英又慢了一步，没突出去。

山县武光大佐参加了诺门罕的全过程。作为陆大毕业的皇军精英，很有点贪生怕死，数次犯下了动作缓慢，见死不救的错误，就在最后还有点想牺牲部下独自逃生的嫌疑，但是实在是逃不出去了，还是表现得不错，没有束手被擒。山县和伊势两位大佐焚烧了军旗以后双双自杀。

日军最基本的作战单位是联队。当时的联队还不多，联队旗还不像后来那样找块布就撑着走，那时都是天皇亲授，决不能落到敌人手里的，实在不行了就烧了它，叫“奉烧”。64联队的联队旗被奉烧是一件很大的事件——这是第一面在对外战争中被奉烧的亲授日军联队旗，当然到太平洋战争后期就不稀奇了。

值得提一句的是这位第三大队长金井塚勇吉少佐，他后来做到第220联队大佐联队长，在新几内亚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还是指挥部队存活了下来，说明此人是很有指挥才能的，但是因为没有陆军大学校的学历，在日本陆军里爬不上去。

这时候辻政信第五次到了位于将军庙的第六军司令部，浑身充满威士忌臭味的荻州司令官醉醺醺地对他说：“辻君，我希望小松原死！”

这句话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因为身为师团长应该对作战失利，成千上万的部下死亡负责。另一种解释就是死了的师团长将成为英雄，而英雄的长官是不会被追究责任的。应该采取哪种解释谁也不知道。

这时候小松原师团长离死很近，师部已经被苏军包围了。刚从第71联队长提升的参谋长冈本德三被苏军扔过来的手榴弹炸断了右腿，师团军医部长村上德治大佐正打着手电筒在战壕里帮他做截肢手术。由于条件太糟，后来还是去见天照大神去了。

因为已经知道苏军狙击手专门找军官亲近，日军军官们全部摘掉了肩章，脱去了军官制服。

师团司令部以北两公里的地方是包括伤员在内还有大约200人的第71联队。代理联队长东宗治中佐奉烧了联队旗以后，不是高喊“天皇陛下万岁”，而是高喊着“东中佐本年49岁”，带领17名军官向苏军坦克作最后的自杀冲锋。

天黑了，苏军停止了攻击，小松原逃了出来。

第二十三师团全部，第七师团的两个联队，第一师团的一个野战重炮旅团就这样干净全部地被歼灭了。

这时候第七师团已经在诺门罕附近进入阵地，第二师团的一部分也已经到达离诺门罕40公里的地方，其余部分也已经从海拉尔出发向诺门罕开动，第四师团也在从佳木斯到海拉尔的路上。

大本营从中国内地调来的第五师团，第十四师团也在向满州一带移动。

但是9月1日苏蒙联军在他们主张的边界线上停止了前进，没有越界进攻。

现在要不要再打下去？

8月30日的大本营命令中就明确指示：“处理支那事变期间，必须维持北方边境的平静”，而且明确了中岛参谋次长将亲自去关东军传达天皇的“大命”。

31日中岛突然出现在关东军司令部接受了关东军参谋们的战况及其将来计划的说明。

关东军的企图是在哈拉哈河结冰的两个月中再进行一次作战，保证不渡河，目标是将遗弃的尸首抢回来。要求参谋本部同意投入更多兵力。

中岛一开始答应了矶谷参谋长的要求。但在得知从30日左右第23师团残部已经和苏军脱离接触以后，立即改变了主意，坚持现在是停战的最好时机。返回东京以后9月3日的第349大陆命明确规定终止诺门罕作战。与此同时外务省和苏联进行外交谈判。9月15日东乡茂德驻苏大使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达成协议，16日发表了日苏联合公报。

事情并没有完全结束。停战后，在哈尔滨举行谈判划定边界，而在要签订议定书的1940年1月30日，苏蒙代表团突然不辞而别，留下了一个解不透的迷。

谜底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当时“满洲国代表团团长”，时任“满洲国外交部政务处长”的龟山一二。可是龟山坚决不肯透露苏蒙代表团匆匆离去的原因。一直到1978年9月，确信辻政信已经死了以后，当时是岐阜县关市市长的龟山一二才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1月29日晚上，辻政信让一名白俄给苏联代表团团长波哥塔诺夫少将捎去口信，说如果明天签了议定书的话，就要在哈尔滨暗杀苏蒙代表团的成员。所以为了自身的安全，波哥塔诺夫少将在告诉了龟山一二真相以后，31日一早就起程回国。

因为波哥塔诺夫少将知道辻政信不是在开玩笑，“满洲事变”以后旧国联派来调查的“李顿调查团”不就几次险遭受雇于关东军参谋的大陆浪人的暗杀毒手吗？

关东军在诺门罕事件中受了多大损失？先来看看参战的高级军官。

阵亡的有：第23师团初任参谋长大内孜大佐，继任参谋长冈本德三大佐（伤重不治而死），71联队继任联队长森田彻大佐，代理联队长东宗治中佐，战车第三联队长吉丸清武大佐，穆陵关东军野战重炮联队长染谷义雄大佐，第64联队搜索队队长东八百藏中佐，飞行第十五战队长安倍克己中佐。

自杀的有：第64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野炮兵第13联队长伊势高秀大佐，第八国境守备队队长长谷部里叡大佐，师团搜索队长井置荣一中佐。

第71联队长长野荣二大佐重伤。

其余少佐以下中级军官无数，光第二飞行集团就死亡47名佐级飞行员。

第六军军医部当时发表的数字是：“出动人员58，925；战死7，720；战伤8，664；战病2，363；失踪1，021；共计19，768名”，全体损失率27.7%，第23师团的损失率为70.3%。

损失率非常高，尤其是第23师团就是被全歼了。

但是，这个数字是假的，被极力缩小了。1966年10月3日《朝日新闻》就报道了根据从靖国神社出来的消息说实际上战死了18，868名，这才是真正的数字，骗谁也骗不了靖国神社，死了人必须把人名报给他们，不然家属到神社找不到名字可是要闹事的。

日本历史学家洞富雄教授说：“骗国民一直骗了快三十年。”

战死了这么多，责任谁来负？大家互相推，就像荻州中将设想的一样。第72联队联队长酒井大佐身负重伤，住在医院。辻政信找上门去，给他一把手枪。辻政信离开后酒井美喜雄大佐开枪自杀。日军军官有兵败自杀的传统，但公开逼迫败战军官自杀，这是唯一的一次。

战后交换战俘，负责甄别处理的是第六军参谋长藤本铁雄少将和辻政信，他们的做法是这样的：伍长以下关20天禁闭，功勋没有，但被俘一事也不记入《军队手帐》（一种像个人档案似的东西）。曹长以上和尉佐级军官则送上军事法庭，审判完毕以后宪兵会给他们一支手枪，送到一件单人牢房去。为什么要逼军官们自杀？这是在杀人灭口，把失败的责任推到一线军官的作战不力上以掩饰自己的决策，指挥失误。

有没有拒绝自杀的？有，第26联队长须见新一郎就拒绝了，从此被解除军职。辻政信直到战后还在《诺门罕》一书中继续栽赃陷害，说须见大佐上阵不带军旗，在战场上喝啤酒。但是时间已经是战后了，大本营参谋不能一手遮天，当事人出来澄清了事实，迫使辻政信在第二版时不得不删去那两件不实记载。

其余人是怎么处理的呢？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中将，作战部部长桥本群中将，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第六军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和第23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被转为预备役。

但是挑起事端的参谋辻政信少佐和服部卓四郎中佐以及这些参谋们的上级负责参谋参谋本部作战科长稻田正纯大佐和关东军高级参谋寺田雅雄大佐只是换个地方。没受到任何处罚。

辻政信少佐被调到了武汉的第11军，在冈村宁次中将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