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皇室与河朔节度使家族的联姻

摘要：代宗至德宗年间，河朔藩镇内部以及藩镇之间结成了庞大的婚娅网络，为了降低这一网络对于唐廷的政治影响，德宗将数位公主下嫁给河朔藩镇节度使家族，出现了“王武俊、王士真、张孝忠子联为国婿”的局面。及至德、顺宗朝，除了河朔藩镇节度使家族互为姻族以外，还出现了一种新形态：正在掌权的河朔节度使家族与已经归朝的旧河朔节度使家族联姻，新形态的出现客观上降低了河朔婚娅网络对唐廷的政治威胁。穆宗朝之后，幽州与魏博镇内乱频仍，随着二镇掌权的节度使家族不断更替，河朔节度使家族之间就再难形成稳定的婚娅网络，唐廷也就不再需要以出降公主的方式进行血缘干预。甘露之变的爆发使文宗亟需藩镇的支持，于是唐廷就蹈袭故智将寿安公主下嫁成德镇。公主出降使该镇往后的节度使皆为公主血胤，王氏家族走上了贵族化统治道路，这一点恰恰是幽州、魏博所不具备的，此后河朔三镇的藩镇性格开始分化。

作者:秦中亮       来源:《学术月刊》

目录

一、血缘干预：德宗朝公主出降河朔藩镇

二、河朔联姻的新形态与穆宗之后婚娅网络重构的失败

三、寿安公主出降与河朔三镇性格的分化

结 论

公主联姻是唐代宫闱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受前贤时彦所重,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疆土之内“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集团”，公主直接嫁予节度使，节度使原有嫡妻就会降为庶妾，进而对藩镇内部的权力结构产生影响。与此同时，公主血胤不仅会得到皇室的异眷，在藩镇内部也会地位崇隆，成为继承节度使的不二人选，此后继任的节度使就带有贵族化色彩。联姻使得藩镇节度使家族与皇室关系发生变化，该镇与邻镇的藩镇性格就会产生殊异。更为重要的是，河朔藩镇位处帝国东北之境，藩镇性格的转化以及藩镇与中央关系的变更势必会关涉到整个东北政局。正是基于这些特质，有的学者就将公主出降河朔藩镇称为——另一种和亲。

在整个藩镇时代，除了代宗将永乐公主下嫁魏博镇田华、文宗把寿安公主许配成德镇王元逵以外，其他诸位公主出降河朔都是集中在德、顺二宗时期，“贞元时，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真、张孝忠子联为国婿”。实际上，顺宗将两位公主再次出降河朔是德宗朝已定决策，可以视为德宗藩镇政策的余烈。需要指出的是，代宗“子华尚永乐公主，冀结其心。而性著凶诡，愈不逊”，此后田承嗣多有跋扈之举，职此之故，代宗终其一世未将公主出降，最后将永乐公主下嫁的是德宗，“以永乐公主适检校比部郎中田华，上（德宗）不欲违先志故也”。由此而观，皇室与河朔藩镇联姻这一理念的设计与践行者主要是德宗。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说德宗将诸多公主出降河朔是为了打破河朔诸镇结成的婚娅网络，那么为何宪、穆、敬就没有继续延续这一政策？此外，宪、穆、敬三朝已经数十年不再与河朔联姻之后，且皇室选婿标准从“武臣节将之家”过渡为诗文礼教之族，为何文宗要重拾故事？本文在史乘与石刻文献互证的基础上，通过对帝国历史语境变迁的阐释以及河朔藩镇婚姻网络嬗变的勾勒，尝试性对上面两个问题提出解释。

一、血缘干预：

德宗朝公主出降河朔藩镇

意欲检视德宗将诸位公主出降河朔之原因，还要先从河朔藩镇之间以及藩镇内部的婚娅网络说起。在代宗朝，河朔诸帅归附不久，就相互结成了庞大的婚娅网络，成德镇节度使李宝臣弟宝正娶承嗣女，李宝臣之女嫁给淄青节度使李纳，另一个女儿嫁给彰义节度使令狐彰之子，“（令狐）建妻李氏，恒帅宝臣女也”。史乘中并没有正面记载幽州镇与河朔它镇之间的联姻，所幸唐人文集中侧面记录此事，“成德与滔，契重婚姻”。史称李宝臣“与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义相姻嫁，急热为表里”，应该是河朔藩镇婚娅网络最为真实的写照。此外，笔记小说之中也多有与史乘相互发明之处，“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亳节度使令狐彰女。三镇交为姻娅，使使日浃往来。”此条材料来自《甘泽谣》，作者袁郊是懿宗咸通间曾官祠部郎中，《红线》的叙事多有不经之处，但是作为廷臣的袁郊对魏博、彰义、相卫三镇互为婚媾的描述应该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在河朔藩镇之间的婚娅网络中，还有节度使将女儿嫁给邻镇刺史的案例，幽州镇莫州刺史马实就是魏博田氏家族的女婿，“夫人雁门田氏，雁门郡王某之女”。

在河朔藩镇内部也构成了庞大的婚娅网络，李宝臣主政成德镇早期，定州刺史谷从政的姐妹分别嫁给了李宝臣与易州刺史张孝忠，“初夫人之兄从政……故太尉中书令西平王，今太尉中书令琅琊王，夫人之姻也”。李惟岳袭位之际，“妻父冀州刺史郑诜”、“深州刺史杨荣国惟岳姊夫”、“沧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大将王士真“事李宝臣为帐中亲将，仍以女妻之”；幽州镇在朱滔管辖之下，涿州刺史为表弟刘怦“朱滔姑之子……迁涿州刺史。”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之际，将田氏嫁给了内部将校吕蕳西。将校家族与文吏家族有联姻，幽州镇将校陆日岘所娶妻为瀛州河间县令之女；除了节度使家族以外，中下层的将校家族之间亦有联姻，成德军大将张怀实娶马军都使之女；将校家族与文吏家族有联姻，幽州镇将校陆日岘所娶妻为瀛州河间县令之女；县一级基层官吏家族之间也多有联姻，成德镇的深州下博县尉陆某所娶赵氏为德州平原县主簿之女。

如果说代宗朝的河朔婚娅网络只是一种草创，那么德宗朝这一网络就趋于成熟与稳定。德宗对于河朔的兴兵，使得李惟岳被诛杀，原有成德镇离析出了义武镇与横海镇。在原有河朔婚娅网络被破坏的同时，新的姻属关系被迅速重构，义武节度使张孝忠与朱滔联姻，“孝忠德滔，为子茂和娶滔女”，张孝忠之子张茂昭娶沧州刺史（沧州后演变为横海镇）李固烈之女，另一子昇璘娶淄青节度使李纳女。在藩镇内部，义武镇节度使张孝忠家族与属州刺史陈愃家族多有婚配，幽州节度使刘济的夫人为“瀛州刺史、卢龙兵马使”张懿之女，刘济以次子刘总娶涿州刺史张皋之女。除此以外，成德镇王武俊家族与义武陈愃家族时有婚媾，王家也与魏博属州刺史联姻。需要看到的是，成德镇李氏家族的统治结束，并不意味着李氏家族婚娅关系的影响就彻底终结，李宝臣之女作为成德镇节度使王士真的夫人，直到元和元年（806）才弃世。

早期河朔藩镇联姻关系是非常牢固的，其表征之一就是夫婿前往女方家族供职，或者节度使之子会随妹妹一起去夫家任事，进而在“婚”的基础上掺入“仕”的元素。正如金滢坤指出的李宝臣弟宝正娶田承嗣之女就前往魏博依田氏，薛昌朝娶王武俊之女就任成德镇德州刺史，李惟诚“妹妻李纳，故宝臣请惟诚复故姓，而仕诸郓，为纳营田副使，四为州刺史”。除此以外，张茂宣也是前往淄青任职，“昇璘（茂宣）娶淄青李纳女，用事于纳”。田绪之兄田朝，可能也是因为联姻才去淄青任职，“兄朝，仕李纳为齐州刺史”。

可以想见的是，在如此错综而牢固的河朔婚娅网络面前，假如德宗再不出嫁公主，进行血缘干预，那么唐廷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有着庞大血亲网络的河朔藩镇。有血亲的河朔藩镇节度使家族之间无疑是亲近的，而面对没有血亲关系的唐皇室则是疏远的。如果说代宗下嫁永乐公主于魏博是一场失败的尝试，那么德宗极力建构“王武俊、王士真、张孝忠子联为国婿”的婚姻版图无疑是成功的，它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怀柔绥服河朔节度使的作用，而且奠定了整个藩镇时代唐廷出降公主于河朔节度使家族的蓝本。

以往学者检讨唐皇室与河朔藩镇节度使家族的联姻，往往以王武俊子士平尚德宗女义阳公主、张孝忠子茂宗尚德宗女义章公主为研究起点。然而，据石刻文献所透露的讯息，唐皇室与河朔藩镇节度使家族的联姻之肇端可能要上溯到王武俊，“贞元中，德宗文皇帝初年，寇贼归，复京邑，录定功德。以赵帅太师（王武俊）大变艰危，却立东夏，拨正将乱，自□殊庸，礼加宠崇，许婚宗族”。许配给王武俊的宗室女李氏为高祖之子虢王李凤之后，“六代祖神尧高皇帝，生元凤，为虢王。王生宏为定襄郡公”。李氏在之后王承元袭位节度使以及王氏举族归朝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承宗卒，秘不发丧，大将谋取帅于旁郡。时参谋崔燧密与握兵者谋，乃以祖母凉国夫人之命，告亲兵及诸将，使拜承元……祖母凉国夫人入朝，穆宗命内宫筵待，锡赉甚厚”。

相较于代宗将公主出降田华，德宗一大发明是直接将公主许配给节度使本人——田绪。将公主出降给节度使的兄弟或子侄，其政治意义远逊于嫁给节度使本人。如所周知，唐代的婚姻制度，节度使往往子女众多，王宰墓志就显示他有“子男二十三人，女一十五人”，自身所出已经如此，同宗子侄更是庞大。将公主嫁给节度使兄弟子侄，随着时间演进，联姻的意义势必会被逐渐稀释。然而，若是将公主嫁给节度使，不仅使得节度使原有的嫡妻降为庶妾，进而对藩镇内部的权力结构产生影响，同时节度使与公主子孙因为血统的高贵而将成为藩镇权力接班人，也就是说，藩镇往后的节度使皆要从公主子孙中选出。有唐一代，在多次公主出降河朔节度使家族的案例之中，有嘉诚公主、寿安公主直接嫁予节度使田绪、王元逵，她们都对节度使家族产生了重大影响（下文详论）。

正如杜牧所看到的“王武俊、王士真、张孝忠子联为国婿”，德宗的又一发明是多次与同一家族联姻，武俊子士平尚义阳公主，王士真子承系尚虢国公主就是很好的说明。这样一来，将公主或宗室女嫁给河朔藩镇节度使家族，以单一或多次婚配为形式的婚娅网络就形成了。这种多样式的婚娅网络足以对原有河朔藩镇之间和藩镇内部的婚娅网络进行冲击。公主出降不仅有利于中央化解与某一藩镇的矛盾，同时也有利于在整体上制衡整个河朔地区，甚至对于河朔毗邻藩镇都起到了政治震慑作用。

若是以河朔三镇为研讨对象，我们不难发现在德宗建构的婚娅网络之中独缺幽州镇，这个问题则要检讨朱泚、朱滔形象的嬗变。在代宗年间，朱泚主动要求防秋，之后更是入朝并请留京师，“幽州及河北诸镇，自天宝末便为逆乱之地，李怀仙、朱希彩与连境三节度，名虽向顺，未尝朝谒”，这是河朔藩镇节度使首次觐见之举，对于其他藩镇有着政治垂范作用，因而备受唐廷所重视。加上朱滔又多有忠荩之举，朱泚、朱滔一时为天下荩臣的象征，史称“代宗悦，手诏褒美”。关于朱泚归朝之事，墓志也有互为发明之处，“节制朱公首议归朝，公演成其意，遂率精骑二万，西赴阙庭，署公为行营都知兵马使。帝嘉之，拜朱公为丞相”。关于二者的忠荩，时人多有赞誉，“幸北有宝臣朱滔，与承昭合势”，陆贽更是一针见血地说，“为国家所信，咸谓任之则可除祸乱者，朱滔”。

然而，随着建中之乱的发生，“（朱）泚僭即皇帝位于宣政殿，号大秦……以滔为冀王、太尉、尚书令，号皇太弟”，朱泚遗书朱滔，“横行洛阳，与卿大会于定鼎”，朱滔也表示要“长驱河北，至洛阳，与皇帝会跸于上阳宫”，朱泚成为祸首已经是众所周知之事。即便有德宗一些诏书从中转圜，“朱滔虽与贼泚连坐，路远未必同谋”，但是朱滔叛臣形象已经深入时人之心，“今朱泚窃据于宫阙，朱滔长驱于河北”、“今之元凶，乃其旧帅，岐下则楚琳助乱，蓟门则朱滔党奸”。《奉天录》中关于朱滔的描述，可以视为唐人对朱滔的基本印象，“朱滔挺身奔于幽州，天丧渠魁，遂发背而死”。“ 初王武俊以战朱滔功，得有赵地传子孙”，王武俊家族有赵地是因为抗击朱滔，不仅被河朔藩帅所共知，而且是成德镇将校的常识，“先太史为国打朱滔，滔遂败走，血衣皆在”，之后更是成为成德王氏家族共同的历史记忆。

正是由于建中之乱的爆发，使朱滔的政治形象发生了根本嬗变，陆贽就说：“惟岳戮，朱滔携……往岁之所信者（朱滔、李希烈），今则自叛矣，而又难保。”如所周知，皇室出降公主给予地方节度使，往往是因为他们为唐廷建立了功勋，联姻是奖掖功绩的表征，正如前文所引德宗将宗室女下嫁王武俊是基于他“大变艰危，却立东夏”。关于这一点，《田绪神道碑》说得更为明确，“降自九天，归于列藩，奖纳忠之诚，重匡戴之绩”。尤为重要的是，由于幽州为安史之乱的祸源地，建中之乱又以朱氏兄弟为祸首，因而整个幽州之地就成为反叛的象征，“天宝以后，幽蓟为反逆之区，中国视之无异戎狄”。有基于此，德宗不将公主下嫁幽州也就在情理之中。

总的而言，德宗建构的皇室与河朔婚娅之中，主要是以怀柔绥服河朔节度使家族为目的，进而达到制衡整个河朔的意图。需要看到的是，即便这个婚娅网络形式多样、涉及的藩镇众多，但其中也有奖掖功勋的标准，像幽州镇就被排除在外。纵观整个藩镇时代，皇室从未与幽州镇联姻，这不仅关系到幽州镇内部的稳定，而且使得幽州镇与成德镇在藩镇性格上呈现差异，甚至对整个帝国东北边境的稳定产生影响。关于河朔三镇分化的详论，以俟下文。

二、河朔联姻的新形态

与穆宗之后婚娅网络重构的失败

从宪宗到文宗，四朝数十年间，皇室不再将公主下嫁河朔。这固然跟前贤所认为的唐后期皇室选婿逐渐以“文”为标准有关，然而同时也要看到，此时唐皇室依然和地方节度使家族联姻，宪宗就将两位公主下嫁给了地方藩镇，安平公主尚凤翔镇节度使刘异，普宁公主尚山东道节度使于頔之子于季友。尤为重要的是，唐后期皇室喜欢与文士之家结亲可能只是前贤对史料模糊的观感，据学者统计，纯粹的文士之家与皇室联姻只有6例，且主要是集中在宪宗朝而非唐末。关于唐后期皇室与河朔联姻的减少，应该从河朔联姻的新形态与穆宗之后婚娅网络重构的失败两个维度加以索解。

河朔联姻在德、顺朝时代之后，除了这一地区藩镇节度使家族互为姻族以外，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形态：正在掌权的节度使家族与旧有的河朔节度使家族联姻，这一形态表现最为强烈的是成德镇王武俊家族，王家分别与薛嵩家族、李抱真家族联姻，“昌朝，薛嵩之子，婚于王氏，时为德州刺史”。薛嵩本为昭义镇节度使，然而在大历八年（773）薛嵩薨奄之后，薛氏家族对于昭义的控制力减弱，大历十年（775）薛嵩弟薛崿“奔于洺州，上表乞入朝，许之”，之后田承嗣干预昭义镇继承事宜，“遣将卢子期取洺州，杨光朝取卫州，胁刺史薛雄乱，不从，屠其家，悉四州兵财以归，擅置守宰”，至此薛氏家族彻底结束在昭义的统治。王氏与薛氏联姻之时，薛氏家族结束在昭义镇的统治已经十余年，随着薛崿入朝，薛嵩子薛平“及免丧，累授右卫将军，在南衙凡三十年”，薛氏家族在整个河朔的影响力已经日趋减弱。

王士真之女嫁给了李缄之子李承鼎，史书中关于李缄的记载无多，只知道他是李抱真之子，在李抱真薨落之后就举族归朝。王、李两家结为亲家，可能要到李缄举族归朝以后。值得玩味的是，王、李两家之后还结成了一次中表婚，李承鼎之子李景裕娶了王承宗的女儿王循，“后景襄公以爱女聘于司马，修旧好也”。与一次性婚姻所不同的是，中表婚这种累代通婚不仅彰显了两家通婚在政治上的相互承认，同时也宣示了两家几代人情感上的认同。王承元之女去世之后，墓志铭为外兄李景裕所书，就充分说明地域遥远并没有隔断两家联系，情感上仍然呈现相互依托态势。需要看到的是李缄归朝之后做了右领军大将军，李氏家族主要的活动范围就在京兆一代，其子李承鼎的职位为鄜州司马，承鼎之子李景裕则是做了京兆府栎阳县尉、同州白水县尉，和薛氏家族一样，李氏家族在整个河朔的影响力也已式微。

在德、顺年间主政河朔藩镇的家族已经不像代宗年间那样稳定，很多藩镇节度使已经易姓，此时的成德镇联姻对象仍然是曾经的旧家族，而薛、李两大家族已经不再主政河朔多年。应该说，在代宗朝“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与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及正己皆结为婚姻，互相表里”，而顺宗朝以后，王氏与薛氏联姻，特别是王承宗将女儿嫁给李氏，这种婚娅网络对唐廷威胁已经小于从前。当初与河朔其他节度使家族互为形援的薛嵩家族，已经随着薛家的归朝转变为唐廷利益代表，像薛嵩之子薛平更是唐廷出征河朔的干将，在元和、长庆年间多有战绩。这种新的联姻形态，在客观上降低了河朔藩镇对中央的威胁。

在元和平藩的余烈之下，河朔藩镇诸位节度使家族纷纷归朝，幽州镇由张弘靖出任节度使取代了原有的刘总家族，王承元家族结束了在成德的统治，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继任成德镇节度使，田弘正所留下的魏博职缺由昭义节度使李愬补任。不久之后，成德军兵马使王庭凑袭杀田弘正，幽州朱克融囚张弘靖，魏牙将史宪诚叛并控制魏博，横海镇则有李全略出任节度使，这样一来旧有的节度使家族全部退出河朔舞台，他们所建构的婚娅网络的政治意义也随之变弱。然而，新兴的河朔节度使又迅速重构新的婚娅网络，史宪诚之子史孝章娶王庭凑之女，“公之始婚太原王氏，故镇州节度使庭凑之爱女”，史宪诚又“与李全略为婚家”。，这三家的结姻就形成了史书中所谓的“廷（庭）凑既原，则稍挺，与克融、宪诚深相结，为辅车援”。在李全略弃世之后，王庭凑与史宪诚就力保李全略之子袭位，“沧州李全略死，子同捷求袭……及幽、魏、徐、兖兵讨同捷，廷（庭）凑桡魏北鄙以牵制之，而馈沧景鹾粮，囚邻道使者不遣”、“沧帅李全略死，子同捷盗袭其位，先皇震怒，徵君讨之。魏帅以封壤连接，潜相应援”。不过，随着李同捷求袭失败，李家就结束了在横海的统治，不久之后，史宪诚家族也被何进滔家族取代，只有王庭凑一家继续统治成德镇，河朔节度使之间重构的婚娅网络宣告失败。

此次婚娅网络重构失败以后，幽州镇与魏博镇内部处在动乱频仍的状态。幽州镇自朱克融家族以后，经历了十八次军乱，有李载义、史元忠、张绛、刘仁恭等接近二十位节度使，魏博镇从史宪诚家族以降经历了十次军乱，有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罗弘信等四个家族的统治，统治家族频繁嬗替使得河朔藩镇之间再也不能结成如代宗年间那样稳定而庞大的婚娅网络，这种网络的不复存在就使得唐廷不再需要再次进行血缘干预。现存的何进滔、史孝章、王元逵、罗让等石刻文献，也或多或少地透露出河朔藩镇节度使之间结姻现象在减弱。值得一提的是，在河朔三镇之中，成德镇属于“军乱最少”，从王庭凑以降至五代该镇就一直掌握在王氏家族之手，在家镇模式管理之下，成德镇的属州刺史大部分由王氏嫡亲出任，这样像代宗年间节度使家族与刺史家族的联姻也变少了。

就整个藩镇时代而言，在穆宗朝之前，河朔藩镇家族统治是比较成功的，幽州镇主要是掌握在朱滔、刘总两大家族之手，成德镇由李宝臣、王武俊家族统治，魏博则全部在田承嗣一族管辖之下，而在穆宗朝之后，除了成德镇被王庭凑一族把持以外，幽州与魏博则是经常动乱。有基于此，穆宗朝之前，河朔藩镇之间以及藩镇内部容易形成稳定的婚娅网络，此后就很难再有这样稳定的基础。如果说穆宗朝以后唐廷就没有必要对河朔藩镇进行血缘干预，那么文宗年间皇室将寿安公主下嫁成德镇就不得不说是一场反常。

三、寿安公主出降

与河朔三镇性格的分化

开成二年（837），寿安公主的出降距离上次唐皇室与河朔藩镇家族的联姻已经数十年，也就是说宪、穆、敬三朝已经不再有联姻之事。迭经宪宗平藩与穆宗的再失河朔，士人阶层对河朔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文宗对于故智的蹈袭，并不能全然被士人阶层所接受。在寿安公主出降成德镇节度使王元逵之时，李商隐特意写了一首讽刺诗，“沩水闻贞媛，常山索锐师。昔忧迷帝力，今分送王姬。事等和强虏，恩殊睦本枝。四郊多垒在，此礼恐无时”。

李商隐之所以会发出如此尖锐的反对之声，因为王元逵之父王庭凑是河朔复叛的元凶，“廷（庭）凑乃结衙兵噪于府署；迟明，尽诛弘正与将吏家族三百余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河朔复叛是朱克融与王廷（庭）凑的联合行动，但是在时人的认知世界里，王庭凑的罪恶是大于朱克融的，“王庭凑杀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张弘靖，罪有重轻，请朱克融，专讨庭凑”。这就是穆宗诏令中所谓的“致爵位于扰叛之际”。王庭凑剖符不久，还帮助了李同捷叛乱，“影援逆寇，干犯王旅”，“廷（庭）凑一身，负累三军百姓”。在王氏家族多有跋扈之举以及士人并不认同这种婚姻的背景之下，文宗重拾旧事的动机不得不让人关注。

意欲了解文宗下嫁公主这一举措背后所蕴藏的政治寓意，首先必须要深入检视当时的历史语境。与此次联姻最为迫近、关联性最强的政治事件应是甘露之变（835），“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韩约不报平安……俄风吹幕起，见执兵者甚众，又闻兵仗声，士良等惊骇走出。……士良等知上豫其谋，怨愤，出不逊语，上惭惧不复言”。由于甘露之变是文宗一手策动，此后他与宦官集团就处于极端对立状态。“宦竖知训事连天子，相与怨啧，帝惧，伪不语，故宦人得肆志杀戮”、“甘露事后，帝不乐，往往瞠目独语，‘须杀此辈，令我君臣间绝。’”。文宗与廷臣的对话，可谓最为真实的写照，“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

“甘露之变，杀生除拜皆決于中尉，文宗不得与知”，在宦官集团执掌神策军的背景之下，文宗只能通过藩镇的力量来制衡宦官。陈寅恪就认为：“甘露之变后所以仅余以藩镇武力对抗阉寺北军之唯一途径”。这种凭借藩镇势力压制宦官的思想，应该也是当时帝国精英共识。李商隐就曾在自己的诗句中表达过这一政治理念，“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他希望藩镇节度使能够像东汉窦融、东晋陶侃那样，出兵保护皇帝。

将藩镇制衡权宦这一理念真正付诸实践的是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刘从谏为泽路节度使，太和九年李训事败宰相王涯等四人被祸，时涯兼掌邦计，虽不与李训同谋，然不自异于其间，既死非其罪。从谏素德涯之私恩心颇不平，四上章请涯等罪名仇士良辈深惮之，是时中官颇横天子不能制，朝臣日忧陷族，赖从谏论列而郑覃李石方能粗秉朝政。”在从谏的抗章之中，多次表达对文宗的忠心。“修饰封疆，训练士卒，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藩垣。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刘从谏的这种姿态，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文宗受制于宦官的政治格局。“士良沮恐，即进从谏检校司徒，欲弭其言。从谏知可动……固辞。累上书，暴指士良等罪，帝虽不能去，然倚其言差自强。”刘从谏对于文宗的形援，也被后世史家所认知，王夫之就说，“自长庆以来，所敢以一言触宦竖者，独一刘从谏而已”。

如果说文宗仰赖刘从谏得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自身被动的政治境遇，那么，与王元逵的联姻也应该从这一逻辑中加以解释。准确地说，这次联姻应该是文宗利用藩镇节帅制衡权宦势力的延续。这不仅表现在刘从谏上书弹劾仇士良（836）与寿安公主出降（837）在时间上一致。同时，成德与泽潞毗邻，同样有着直逼东都进军长安的区位特点。更为重要的是，王元逵所统辖的成德军也是战斗力极强的队伍，“漳水雄兵，常山劲卒”。此外，成德军灵活机动的骑兵队伍，也可以更为便利地为文宗提供实质性的援助。一旦长安情势有变，王元逵甚至可以挥师直逼东都，芟夷内难。李德裕在下达王元逵的诏书中就说“卿之骑兵，海内精劲”。

之所以选择成德王氏家族联姻，除了王氏可以作为文宗的政治奥援以外，王庭凑继任者王元逵的一系列恭顺之举也是原因之一，“元逵素怀忠顺，顿革父风。及领藩垣，颇输诚款，岁时贡奉，结辙于途，文宗嘉之”。勾稽史乘，很难摭拾到王元逵对文宗政治支持的例证，主要是因为公主出降两年后，文宗就厌代了。不过，文宗之后的武宗之世，在兴兵泽潞的战役之中，王元逵就多有功绩。可以说，公主出降之后，既为唐廷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外援，也彻底改变了成德王氏“廷（庭）凑阘茸，不席父祖之资”的局面，从此王庭凑家族就以皇亲的形象出现在帝国之中。

在皇室诸多公主之中，为何选择寿安，由于史文阙载，我们已难得其详。就现有资料来看，应该与文宗的四位女儿年幼而无从适配有关。此外，寿安之母是博陵人也应值得注意。即便在整个中古时期攀附郡望的故事屡见不鲜，由于宦仕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播迁，很可能寿安之母与本土博陵崔氏已经没有直接的血亲在博陵。但是这种由共同地缘、乡土情结而形成双向认同感，势必更加有利于寿安融入王氏家族以及以这个家族为核心而建立裙带人际网络，从而对这场联姻的牢固性产生积极效用。还需要略加提点的是，薛昌朝做过绛王傅，薛氏不仅是王武俊家族的女婿，而且统治过成德镇的属州。

寿安公主的出降对成德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使得该镇进一步沾润王化，“由是蹑天衢，附戚里，宣扬圣化，覆焘恩威，四履休和，比邻乐易”。当然，公主出降的影响远远不止墓志上的具文那么简单。关于公主出降对成德王氏家族的影响，有一则史料最为值得措意。

志兴奏：汝以景崇未降恩命，欲来朝觐，事具悉。景崇素闻孝弟，颇有义方，洽三军爱戴之情，荷千里折冲之寄。缵乃旧服，绰有令猷，朝廷奖能，续有处分。缘孝明太后园寝有日，庶事且停，候祔庙礼成，当允诚请。

寿安公主积极要求入朝觐见，其原因是“景崇未降恩命”。由此可以推论，这则诏书应该是在咸通七年（862），王绍懿去世，其侄王景崇（绍鼎之子，寿安嫡孙）袭为节度使之际。唐廷对王景崇合法性的承认较慢，或者说从王绍懿谢世到王景崇获得留后职位的期限，超过了寿安的承受，寿安以此为由，要求面圣。虽然朝觐并未如愿，但是寿安借此为景崇谋取袭位合法性的目的已经变相地达到了。因为《停寿安公主入朝诏》向成德传达了一个信息——授予王景崇节度使之位只是时间问题。

在唐廷与河朔藩镇的政治博弈过程之中，新任的留后迅速得到中央的承认是重中之重，“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对此，李德裕有着明晰的陈述，“河朔事势，臣所熟谙。比来朝廷遣使赐诏常太速，故军情遂固。若置之数月不问，必自生变”。会昌初年，幽州镇在数月之内连续的四次军乱，“旬月之内，移易三人”，都是因为唐廷对幽州留后的承认太慢。在王景崇为留后的时间，寿安公主能够积极地去争取恩命，并且获得懿宗的允肯，就充分体现了出降的意义。可以说，公主在唐廷与成德之间架起了政治沟通的桥梁，并能主动为子孙谋取合法性。

在河朔藩镇节度使嬗递之际，新任节度使能否成功袭位有两大因素最为值得关注，对外，是尽快获得唐廷的恩命，通过政治合法性统治藩镇；对内，是新任节度使具有一定资历和威望，足以驾驭整个藩镇。故而，新袭位的节度使要是年幼，“冲龄践祚”就难免出现“主少国疑”的局面。田承嗣将位置传给其侄田悦，而不是亲子，就是考虑到田悦在军中的影响。需要看到的是，要是新任的节度使具有血缘上的优势，那么即便是年龄小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这里所谓血缘优势，最为显性的表征就是他们是公主之子。田季安就是因为乃嘉诚公主的儿子而“宠异诸兄”，进而在舞勺之年就能成功袭位。同样，王景崇也是得益于是公主的嫡孙才能“尤被宠”。

值得注意的是，大中八年（854）王元逵薨奄只有四十二岁，外加公主出降是开成二年（837），作为嫡子的王绍鼎在大中八年承位之时年龄肯定不大，王绍鼎在大中十一年（857）年病逝，作为绍鼎之弟的绍懿最多也就是弱冠之年。咸通七年（866），王景崇继王绍懿之位，其龄不足二十。由此而观，成德王氏家族两代三位节度使皆是在年少之时就成为节度使。此三人能够顺利继位，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皆为寿安公主的血胤。

渡边孝通过对魏博与成德军事构造的不同，分析了为何魏博多动乱而成德稳定的原因。细析之，我们会发现河朔三镇之中幽州也是动乱频仍，因而三镇之间不应该是魏博与成德的比较，而应该是魏博、幽州二镇和成德之间的差别。究其原因，从王元逵开始王氏家族就与皇室联姻，由于公主的介入使得成德因袭了河朔三镇以往的老路，继续走带有贵族特色的血缘继承之路。成德继承权牢牢地被公主所出的子孙所把持，不但出现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甚至还有叔死侄续的现象。相形之下，魏博与幽州则是从血缘继承完全过渡到军功继承。从此，只要是有军功与实力的将校，就可以觊觎节度使之位。血缘继承的法则，其候选人是非常有限，以寿安公主为例，她的儿子也就两位而已，相应的也就稳定得多。军功继承则是针对所有将校，有能者而居之则势必会呈现出屡次军乱局面。从此而后，河朔三镇在节度使继承上就呈现了不同性格。

结 论

与普通家族女子婚嫁所不同的是，公主或宗室女出降往往会带去一批亲信与侍从，这一批人在地方任职之后就会形成一股影响藩镇政治走向的势力。唐德宗将宗室女嫁予王武俊，作为宗室女堂弟的李济也一同前往成德镇。元和末年，在成德王氏家族归朝这件事上，李济就发挥了一定作用，“元和岁末，镇有师丧，三军将乱，欲立其弟，今凤翔节度仆射公也。公竭忠谋，潜咨伯姊，全置王氏之族，亟列忠臣之家。使太师之业复光，仆射远名不坠。得非公之力焉”。宗室女李氏及其族人在成德王氏举族归朝之事发挥了作用，寿安公主则在其子孙继任节度使的关节上产生影响，这都可以说明公主或宗室女一旦直接与节度使成婚，就能作为皇室与节度使家族相互沟通的媒介，进而影响双方权力博弈时的结果。此外，公主出降河朔藩镇不仅影响藩镇与中央的权力博弈，同时对节度使家族也产生了规训力，“季安字夔。母微贱，公主命为己子，宠冠诸兄……季安畏主之严，颇循礼法”。

正如前文所言，在整个藩镇时代幽州镇都没能与皇室结姻，这也就意味着该镇缺少与皇室沟通便利的媒介，当唐廷延缓授予成德镇留后节钺，寿安公主就可以直接出面干预此事，进而防止留后不被唐廷承认所带来的内部压力，而幽州镇因为缺少这种媒介，只能听任变乱一再反生，“旬月之内，移易三人”。同时，缺少公主带来的皇家气质使得帝国的廷臣对幽州的认知日趋蛮夷化，“天宝以后幽蓟为反逆之区，中国视之无异戎狄”，这种认知又反过来成为公主出降幽州的阻力，可以说二者互为因果。勾稽史乘，我们不难发现唐廷对于东北部其它民族诸如契丹、回鹘、奚族的战事胜利主要集中在幽州镇内部稳定的时期，唐后期河朔三镇分化以后，幽州镇一再动乱，除了张仲武时期对它族多有战绩以外，其他时期可书之事无多。可以说，幽州内乱客观上影响了唐廷与其它民族之间的关系乃至于整个东北边政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