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中国洋女婿如何让狄仁杰成为西方人心目中“中国的福尔摩斯”
2024-08-17
作者:罗星
清末民初，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一个高潮时期。彼时的大清朝摇摇欲坠，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们纷纷倡导要学习西方各国的先进文化和经验，而部分激进的年轻人则陷入到一个对国外文化无限崇拜，却对本国文化无比漠视的怪圈中。在这极不平等的文化交流中，一个来自西方文明的外国人却无比痴迷于中国文化，他持续不断的为中国文化发声，把自己彻彻底底的活成了一个中国人。他就是荷兰著名的汉学家、外交家——高罗佩。
▲高罗佩。（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出生于一个荷兰的军医家庭，从小受到祖父的影响，喜爱东方文化和艺术，家中所藏瓷器上的中国文字以及凡尔纳（Jules Gabriel Verne，1828—1905）小说中描绘的中国风貌都深深吸引着他。进入莱顿大学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汉学作为自己的主攻专业，在获得中文、日文以及殖民法学士学位后，又进入乌德勒支大学东方学院进行深造，并顺利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高罗佩进入荷兰外交部，被派往日本东京。
在日本任职期间，高罗佩迷上了中国古琴，他不仅开始拜访居住在东京的中国琴师学习古琴弹奏，还大量搜集和阅读有关中国古琴的历代典籍，并撰写了《琴道》（The Lore of Chinese Lute:An Essay in Ch’in ldeology，1940）以及《嵇康及其》（Hsi Kang and His Poetical Essay on the Lute，1941）等经典著作，前者一直被奉为中国古代琴学研究的权威之作；而后者则是目前唯一一本有关嵇康《琴赋》研究的英文专著。
通过对中国古琴的深入研究，高罗佩肯定了日本琴道的发源地始于中国，有力反驳了当时西方认为东方文化起源于日本的说法。他在书中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中国文人风骨与古琴文化之间的深刻羁绊，让西方人第一次认识和了解到这个来自神秘东方国家的古乐器以及它所承载的中华文化内涵。对古琴的研究也进一步加深了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向往，他更加积极地申请前往中国的大使馆工作。
1943年，高罗佩如愿以偿地被派往荷兰驻中国重庆大使馆任职，此时的重庆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刚经历了几轮飞机轰炸，旧城的建筑几乎被完全摧毁，被迫迁移的使馆办公室也破烂不堪，他的自传中记录了对重庆的第一印象：“重庆是一座灰蒙蒙的城市……到处是破烂的房屋，但它依然充满欢乐。来自各地的中外人士因为共同的苦难和危险走到这里……”。
在高罗佩的眼中，这是一座尽管被战争摧残得千疮百孔却仍旧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城市。他很快就适应了重庆的生活，并拜著名古琴家叶诗梦为师，擅长古琴的他还多次参加重庆的义演募捐，帮助慈善活动筹集善款，为重庆的重建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尽管空袭警报时常在生活中响起，但高罗佩却乐在其中，他甚至为自己布置了一个古色古香的中式书房，取名为“犹存盦”，表示“珍藏殆尽，信念犹存”的意思。
▲高罗佩在书房中弹奏古琴。（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高罗佩常常在这个中式小书房中阅读自己搜集而来的各类中国古籍，直到有一天，他读到了一本中国清代的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一时惊为天人。他被小说主人公狄仁杰的传奇断案故事所折服，他惊讶于中国公案小说的历史悠久，在西方侦探小说还未出现以前，公案小说早已经在中国盛行了几百年；书中描绘的中国法官的刑侦手段和断案能力，故事情节的精妙安排和小说人物的生动描写都丝毫不逊色于西方的侦探小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一头栽进了中国公案小说的翻译和编写中，他迫不及待的想向西方大众分享这些美妙的中国故事，于是以狄仁杰为主角，结合东方公案小说和西方侦探小说的特色，用英文创造出了一系列的中短篇探案小说，汇集成《大唐狄公案》（Celebrated Cases of Judge Dee，1950—1967）一书；小说在西方一经出版就引起了轰动，人们争相阅读，读者们纷纷称赞小说主人公是一位来自中国的福尔摩斯，并对书中所描绘的有关中国的风土人情、典章名物、社会风貌充满了好奇与向往，这不同于西方传统侦探模式的东方探案故事让西方读者耳目一新。
《大唐狄公案》自问世以来，一版再版，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在各国发行，美国芝加哥大学还把它列入学生必读书目，狄仁杰也随着该书成为西方家喻户晓的小说人物。荷兰皇家与艺术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伊维德（Wilt Idema）在回忆自己小时候曾说道：“……我正在荷兰读高中,我总是力图在冬季到来之初第一个从当地图书馆借到最新问世的荷兰译本的狄公案小说……1963年我进入大学之前，我对中国的所有了解都是基于高罗佩的狄公案小说”。高罗佩大概自己也没想到，他翻译和撰写的《大唐狄公案》在西方世界如此受欢迎，直到20世纪70年代该书仍旧十分畅销，书的发行量超过百万册，高罗佩本人也因此而名声大噪。
《大唐狄公案》的成功离不开高罗佩自身丰厚的学识和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入了解，书中对中国社会、风俗、法律、民情等真实细致的描绘，很难想象其创作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西方人。由于对中国公案小说发自心底的欣赏和喜欢，他书中所创造的中国古代执法者形象不仅智慧公正，还异常生动鲜活，也因此被广大西方读者们所喜爱。在高罗佩看来，中国文化是如此博大精深，众多独属于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和研究。
▲2008年国内发行的中文版《大唐狄公案》。（图片来源：豆瓣读书）
▲各国发行的不同版本《大唐狄公案》。（图片来源：知乎）
在重庆的数年时光对高罗佩来说意义重大。他在自传中曾提到：“在重庆度过的岁月，对我在学术和艺术方面的研究，具有了不可估量的价值”。实际上，除了学术上的收获，高罗佩在重庆还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伴侣，他的中文老师，水世芳女士。
令高罗佩一见倾心的水世芳，出身名门，外公是晚清著名的洋务派领袖张之洞，父亲也是一位外交官；她学识出众，从齐鲁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重庆社会事务部任职，在一次酒会上与高罗佩结识，对这位熟知中国古典文化、擅古琴、书法且心地善良的外国年轻人也颇有好感，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并喜结连理。
高罗佩曾说：“虽然我在开罗和亚历山大港遇到过有魅力的西方姑娘，但我明白了，要和一个西方妻子永远幸福，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实现共同幸福的最大可能性在于我应该与一个亚洲女人，尤其是一个中国女人结婚”。正如高罗佩所言，夫妻两人一生恩爱，共同育有三子一女，在幸福的婚姻生活中，成为中国女婿的高罗佩也越来越融入中国。
▲高罗佩夫妇身着中式服装合影。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荷兰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得益于高罗佩对中国文化和著作的大力宣传；他既是出色的汉学家，也是中国的“好女婿”。他的成就不仅在研究中国琴道和翻译创作《大唐狄公案》，他出版的《中国古代的性生活》（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1961）等书籍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在中国古代背景下，中国人性观念的演变和发展以及性观念对社会民俗的深刻影响；他还是出色的东方文物收藏家和杰出的中国近体诗诗人。
高罗佩似乎在用自己的一生在践行他对中国文化的痴迷，他曾研究过中国长臂猿，并在《中国长臂猿考》（The Gibbon in China，1965）的序言中提到自己的研究初衷：“长臂猿自古以来被视为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神秘环节，多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与绘画艺术一再地把它记录了下来”，为此他还专门豢养了一只长臂猿，并给他取名金卡。对他的婚姻，他也曾和朋友说：“我与世芳结婚，不仅因为坠入爱河并爱上了她，而也是因为我想，如果把东方人的智慧和聪明与我们的西方文明结合起来，就会产生一种特别的东西”。
1967年，高罗佩在荷兰海牙因病去世。荷兰前驻华大使杨乐兰曾这样评价他：“我想把高罗佩一生比作那只鸿雁，在穿越江河、高山、城镇和大洋旅行时，他在世界各地留下了自己以书法作品、印章、诗词、小说和关于音乐、历史和文化的学术著作为形式的足迹……可以肯定，世界还会长期爱护和珍惜高罗佩留下的多种遗产的’足迹’。这是因为，那表面上的多样化，其实非常集中地反映了世界最古老和最丰富的文化之一，即中国文化”。
高罗佩从小就与中国有着奇妙的缘分，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厚感情也贯穿他的一生，他的妻子水世芳在谈及丈夫时毫不犹豫的说：“他不是外国人！从我们认识到他临终，他没有一天断过练字；他最爱吃元盅腊肠、喜欢四川菜，他实在是个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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