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罗佩：一个“精神中国人”

作者：江晓原

在国内近年的媒体话语中， “精神 ×国人 ”基本上已成为一个贬义词，没想到我在荷兰人中发现了一个“精神中国人” —高罗佩虽然并非完人，但对他而言，“精神中国人”已经不是修辞手段，而是实录了。

高罗佩

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理解

荷兰人高罗佩先后在多国任外交官，所到之处必寻访当地博物馆、书店、古玩文物市场，收集当地古籍、文玩等物；还想方设法与当地文化名流展开个人交往。这些活动明显超出了一般外交官的职责，有时甚至搞到“旷工”的地步 —工作时间在他办公室里找不到人。为此他和上司的关系经常不甚和谐，有时发展到各自给荷兰外交部打报告指责对方，上司甚至当众指斥他“游手好闲”。但一来高罗佩还有“兼职间谍”的身份，二来他对当地的丰富文化知识的了解有时也确实对外交工作很有帮助（这一点连他上司也不得不承认），所以外交部对他倒颇为宽容。

高罗佩对中国、日本、印度、中东、东南亚等地的文化都有兴趣，但这些文化中最让他迷恋的，毫无疑问是中国文化。他渴慕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生活方式，自起汉名高罗佩，字忘笑，号芝台，名其书斋曰“犹存斋”“吟月盦”“尊明阁”等，并于一九四三年娶中国大家闺秀水世芳为妻。他倾慕中国文化，还有一些相当奇特的表现。

一九三五年高罗佩初次任职日本时还只是二十五岁的青年外交官，当时日本为单身外交官安排了年轻的女管家——实际上兼有同居女友身份，高罗佩对这样的安排也欣然接受。他的第一个女管家是静子，高罗佩在笔记本中记下了他和静子共处和游玩的踪迹，有风流韵事的日子高罗佩还会做一个“×”的记号。

一段时间以后，文子取代了静子。起先高罗佩似乎对文子颇有好感，笔记本中说她“是一个可爱的快乐女孩子”，但三个月后文子就被他辞退了，高罗佩在笔记本中记下的原因竟是“凡是中国的东西她都蔑视”，这让高罗佩无法容忍。

高罗佩在书房中弹奏古琴

高罗佩在日本的第三个女管家是冈谷胜代，她和高罗佩同居了七年，两人“没有发生过一次吵嘴，甚至没有相互责备过”。冈谷胜代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是高罗佩喜欢的：她“尊重中国事务和思想”。“二战”后高罗佩又去日本任职数年，这时他已有妻子儿女，而冈谷胜代处在穷蹙中，她来看望高罗佩，高罗佩顾念旧情，数次用现金接济她。

高罗佩作为汉学家的造诣，不仅有十六种传世作品背书（其中至少十三种和中国直接有关），还有另一个比较罕见的例证 —中国古琴。高罗佩很早就迷恋中国古琴，不仅购藏古琴，还学会了弹奏。到重庆担任外交官时，他加入了“天风琴社”，成为这个琴社唯一的外国成员。琴社中颇有中国当时的社会名流，高罗佩借此机缘和他们建立起个人交往，比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军阀冯玉祥等。高罗佩在中国利用各种机会结识的社会名流，还有沈尹默、徐悲鸿等人，甚至在香港结识了早年叛降国民党的张国焘。

高罗佩一九四三年赴重庆的旅途中还遇到了英国人李约瑟，当时他们有过多次长谈，高罗佩在记事本中记录了他和李约瑟的交往。在重庆，他和李约瑟有时候还会下中国象棋。两人的友谊后来还发展为学术研讨。

高罗佩弹奏中国古琴，不仅成为对他汉学家地位的高雅背书，而且非常有助于他在中国上层社会展开社交，甚至还可能对他所属外交使团的工作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帮助。当时各国外交官在中国旅行时屡遭土匪劫掠，国民党当局束手无策，但唯独荷兰使团不遭劫掠，据说是因为高罗佩在琴社结识了冯玉祥，而冯玉祥居然又是“哥老会”帮会中的大人物，冯向帮会打了招呼，荷兰使团就安然无恙了。

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理解，还表现在他对时事政治的正确判断上，例如他坚信蒋介石政府和日本人之间有着秘密勾当。他对蒋介石政府假装抗日保存实力的政策也有非常清醒的认识，认为蒋的目的就是维持自己的权力。高罗佩的这些见解，恐怕和他兼职间谍的工作不无关系。

《狄公案》《秘戏图考》《中国古代房内考》

高罗佩论著中在欧美最为风靡者为以英文创作的系列探案小说《狄公案》，自一九四九年开始出版，至今在西方各国再版不绝。书中假托唐武周时名臣狄仁杰，敷演探案故事，致使“狄公”在西方读者心目中成为“古代中国的福尔摩斯”。高氏对古代中国社会生活、风俗民情及传统士大夫生活方式的深入理解，在《狄公案》中得到充分反映。《狄公案》系列共中篇十五部，短篇八部，也借用了西方探案小说技巧，符合西方法律和价值观念，颇有中西合璧之妙。

2008年国内发行的中文版《大唐狄公案》

佩热衷于搜藏及研究晚明色情文艺，在日本购得一套晚明春宫图册《花营锦阵》的翻刻木版，他认为这套印版价值甚高，遂着手将其印刷出版，《秘戏图考》即发端于此。高罗佩最初只打算附一篇关于中国春宫艺术的概论，及至动笔撰写，始觉洵非易事，还须了解更多关于中国古代性生活、性习俗等方面的知识。此前与此有关的西文著作当然也有，但高罗佩对这些著作嗤之以鼻：“在这方面我未发现任何值得认真看待的西方专著，却不期然发现一大堆彻头彻尾的垃圾”，遂决定自己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于是一九五一年在东京私人印行了《秘戏图考》。

《秘戏图考》全书共三卷。卷一“汉至清代中国人性生活之专论”又分为三篇：上篇是关于中国古代与性有关文献的历史概述，中篇为中国春宫图简史，下篇为《花营锦阵》中与图对应的二十四阕艳词的英译及注释。

卷二“秘书十种”也分三卷，皆为高罗佩自己抄录的中文文献，卷上有录自性学古籍《洞玄子》、日本古籍《医心方》之“房内记”（丹波康赖编撰，公元九八四年）、中医古籍《千金要方》之“房中补益”（孙思邈著，初唐）的内容，以及敦煌卷子伯二五三九上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白行简撰，约公元八〇〇年）。卷中为高罗佩搜集的明代房中书《纯阳演正孚祜帝君既济真经》《紫金光耀大仙修真演义》《素女妙论》及一种残页《某氏家训》。卷下为两种春宫图册《风流绝畅图》和《花营锦阵》的题词抄录。又有“附录”，抄录若干零星相关史料，最重要者为四种色情小说《绣榻野史》《株林野史》《昭阳趣史》及《肉蒲团》中的淫秽选段。

卷三即全书最初方案中的主体 —《花营锦阵》二十四幅春宫图及各图所题艳词。此外还有选自其他春宫图册的春宫图二十幅，其中十幅系按照晚明春宫图木刻套色彩印工艺在日本仿制而成。高罗佩认为《秘戏图考》后两卷内容不宜传播于一般公众，故全书仅印刷五十部。书中所有英、汉、梵、日等文，皆由他亲笔手书影印。高罗佩将此五十部《秘戏图考》分赠世界各大图书馆及博物馆。他认为“此一特殊专题之书，只宜供有资格之研究人员阅读”，后来他公布了此书收藏单位的名录，但只包括欧美及澳大利亚的三十七部，而“远东除外”。据现有证据，中国大陆地区未曾获赠。

高罗佩在《秘戏图考》中至少八处提到一位“上海某氏”，此人是春宫图和色情小说的大收藏家。书中谈到的《风流绝畅》《鸳鸯秘谱》《江南消夏》等春宫图册都是参照他所提供的摹本复制；他还向高罗佩提供了明代房中书《既济真经》、小说《株林野史》等方面的版本情况。由于此人要求为其姓名保密，所以高罗佩始终只称之为“上海某氏”“上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收藏家”等。至今尚未能确考此神秘人物究竟为谁，一个可能的候选人是周越然，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收藏淫秽色情书籍闻名于上海，也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例如《西洋的性书与淫书》（《古今半月刊》第四十七期）等。

数年后，《秘戏图考》在学术界引起一些反响和争论，高罗佩自己也发现了一些新的相关资料，正想有所修订，适逢荷兰出版商建议他撰写一部“论述古代中国的性与社会”并且面向更多读者的著作，于是有《中国古代房内考》之作。

《房内考》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秘戏图考》卷一那篇专论的拓展和扩充。他打算“采用一种视野开阔的历史透视，力求使论述更接近一般社会学的方法”，意欲使两书能相互补充。《房内考》分为四编，自两周依次至明末，讨论古代中国人的性生活及有关事物。为使西方读者易于理解，还随处插叙一些王朝沿革之类的背景知识。因面向大众公开出版，书中没有淫秽春宫图和色情小说选段，若干事涉秽亵的引文还特意译为拉丁文。

高罗佩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的成就

高罗佩《秘戏图考》《房内考》之作虽难尽美，但开创之功实不可没，直至今日仍是西方性学及性学史著作家了解中国这方面情况最重要的参考文献，其中确有不少高明见解，最值得特别指出者有如下数端：

例如，高罗佩认为中国古代实行一夫多妻家庭制度，至少上层社会是如此，在此基础上他对房中术的社会功能给出了较为圆通的解释。中国古代房中术理论的基本原则是要求男子能“多交不泄”，这一原则垂两千年而不变；高罗佩认为这是由于多妻家庭中男性家主必须让众多妻妾都得到适度的性满足，方能保证家庭和乐。

又如，高罗佩曾寓目中国春宫画册十余种，凡三百余幅，他对其中所描绘的性行为姿势做了统计，得到的结论认为“是健康性习惯的良好记录”。尽管高罗佩对古代中国人性行为的了解主要限于春宫图，但他的论证仍不失为合理——春宫图本有煽情之旨，晚明又值一部分士大夫放荡成风，画家自然尽力想象以做艺术夸张，所以从春宫图推论古代中国人性行为主流是健康的，这一结论总体而言是正确的。

再如，高罗佩对于古代中国士大夫与妓女（通常是艺妓之类）的交往，有较为正确的理解。他认在这种交往中肉欲的满足“是第二位的”，许多士大夫与艺妓交往甚至是为了“逃避性爱”。因为能与艺妓交往的士大夫，家中多半也妻妾成群，不仅不存在肉欲不得满足的问题，相反还必须维持“出于义务的性关系”，有时殆近苦役。此说考之史实，实近于理。古代中国社会中，文学艺术教养最好的女性群体，通常既不在良家妇女，也不在深宫后妃（个别例外当然会有），故士大夫寻求诗酒唱和性灵交通的异性，舍此殆无他途。在这种交往中，存在着某种类似“自由恋爱”的氛围，性交既不是必须的，尤其是不可强迫的（参见施康强：《众看官不弃〈海上花〉》，《读书》一九八八年十一期）。

高罗佩夫妇身着中式服装合影

高罗佩在“两考”中的另一个重要学术成果，是指出了中国道教房中双修之术与密宗金刚乘、印度教性力派（二者常被统称为Tantrism）双修之术有相同之处。他在《秘戏图考》中已经注意到，孙思邈《千金要方》“房中补益”所述“与印度密教文献和一些似以梵文史料为基础的文献中所说明显相似”，在《房内考》中，他的观点发展为一篇专题附录“印度和中国的房中秘术”，其中认为：早在公元初就已存在的中国房中秘术曾传入印度，至公元七世纪在印度被吸收和采纳。高罗佩认为：“中国古代道教的房中秘术，曾刺激了金刚乘在印度的出现，而后来又在至少两个不同时期以印度化形式返传中土。”这两次返传，一次是印度密教在唐代的传入，一次则以喇嘛教形式在元代传布于中土。不过，高罗佩推断印度房中双修秘术来自中国，这一点尚难定论，毕竟印度秘术的渊源也很久远。

《中国古代房内考》的白璧微瑕

高罗佩“两考”之作，因《秘戏图考》涉及领域较窄，只是讨论晚明色情文艺及其历史渊源，高罗佩掌握的知识对此足可游刃有余，而书中对于春宫图册及其印版、工艺等方面的详细考述，富于文化人类学色彩，颇具实证研究价值。但到了《房内考》，所设论题大大扩展，而高罗佩对于中国古代大量历史文献未能充分注意和掌握运用，因此难免力不从心。此外，高罗佩在史学、性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学殖与理论素养，对于《房内考》所定庞大论题是不够的。《房内考》对中国古代史料掌握运用的欠缺，大略可归纳为三方面：

其一，先秦诸子或多或少都注意到性问题，而以儒家经典对此

最为重视，但高罗佩仅注意到了《礼记》中的一些材料，和《左传》中若干事例，也未做任何深入分析；其他大量史料皆未涉及。佛教经典中以一些独特角度（如禁欲的戒律、“以欲钩牵而入佛智”等）涉及性问题，高罗佩也未加注意，只是将目光集中于金刚乘的双修术上。

其二，就性与社会、政治等方面关系而言，历朝官史中的大量材料，是其他史料来源无法替代或与之相比的，这方面的史料高罗佩几乎未加注意，而以他的汉学造诣和条件，应该很容易了解这方面的史料。看来高罗佩从鉴赏晚明春宫图入手进入这一领域，虽能见人之所罕见，却也从一开始就局限了自己的目光。

其三，浩如烟海的稗官野史，包括文人的杂记、随笔、志怪小说之类，这些作品在题材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因属私人著述，政治或道德方面的忌讳较少。许多文人私下所发表的对性问题的看法和感想，许多关于性变态的记载，以及关于娼妓业的社会学史料，都保存在稗官野史之中。在这方面，高罗佩只注意到了极小部分，且所引材料也缺乏代表性。此外对于反映文人个人精神世界的大量诗文，高氏也只是偶尔提到个别例子（如薛涛、鱼玄机的诗），基本上未能掌握运用。

另一方面，“两考”既为开创之作，高罗佩又以现代外国之人而论古代中国之事，书中出现一些具体失误，也在情理之中。兹举数例：

例如《房内考》引述《世说新语·贤媛》记山涛之妻夜窥嵇康、阮籍留宿事，说这是山涛妻想验证嵇、阮之间有无同性恋关系，实属附会。

又如高罗佩搜集、研读中国古代房中书甚力，却将《玉房秘诀》中“若知养阴之道，使二气和合，则化为男子；若不为男子，转成津液流入百脉”这段话误解为“一个女人如何在交合中通过采阳而改变性别”，并与“女子化为男子”之说扯在一起。然而上面那段话其实是说男精可在子宫内结成男胎，若不结胎，也能对女方有所滋养补益。

春宫图的解读应是高罗佩无可争议的强项，然而他在这方面也有令人费解的硬伤。最突出的一例是在谈到《花营锦阵》第四图时，描述其画面云：“一个头戴官帽的男子褪下了裤子，姑娘（高罗佩原文为 girl）的裤子则脱在桌上。姑娘的一只靴子已脱落。 ”然而检视《秘戏图考》中该图，这个“姑娘”穿的却是男式靴子，脱落了靴子的那只脚完全赤裸着，是一只未经任何缠裹摧残的健康天足。

按晚明春宫图的惯例，女子必定缠足，且在图中女子全身任何部位皆可描绘，唯有足绝不能描绘，高罗佩对这一惯例知之甚稔，还不止一次强调指出过：“即使最淫秽的春宫版画的描绘者也不敢冒犯这种特殊禁忌。”既然如此，《花营锦阵》第四图就不可能是描绘男女之间的情事。事实上它描绘的是男同性恋情形，其题词曰《翰林风》，其中有“座上香盈果满车，谁家年少润无瑕”之句，都明确提示是男性。高罗佩可能是因图中少年的女式发型而致误 —其实这种换妆在当时并不罕见，《金瓶梅》第三十五回中就有确切例证。再如，高罗佩寓目晚明春宫图甚多，却偏偏忽略了《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约刊于一六三〇年前后）中几十幅有春宫内容的插图 —这些插图中人体比例之优美、线条之流畅，远胜于高氏推为上品的《鸳鸯秘谱》《花营锦阵》等画册。

一个真正的“精神中国人”

认为高罗佩是一个“精神中国人”，并非我的发明，高罗佩自己，高罗佩的上司、同行、下属、传记作者、临终照顾他的医生……全都这样认为——他们只是没有使用“精神中国人”这一表达而已。高罗佩在自传中说：“我相信，与我自己的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信仰基石的这种对立，对于我个人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意识到了，虽然我在思想和感情上部分地变成了中国人……我既不是新教徒，也不是天主教徒，我喜欢把自己视为尼西亚宗教大会之前的基督教徒。”高罗佩虽然仍知道自己本质上是西方人，但“在思想和感情上部分地变成了中国人”至少表明他认为自己已是部分的“精神中国人”。

高罗佩夫妇与4个子女的合影

高罗佩的上司驻华大使娄翁克，虽曾指责过高罗佩，却这样评价自己这位下属：“如果连他都不知道的关于中国人的语言、历史、文化、生活、思维和活动的事情，那么当然也不值得我们知道……他过着三种人的生活，即他自己荷兰人的、中国人的和日本人的，他能够如实地对待甚至体验这三种生活。对我来说，他自己的‘自我’多半是一个谜。我有时候觉得在他旁边生活着某个第二个人物。 ”

而另一位荷兰驻华大使杨乐兰，在为高罗佩传记写的序中这样说：“可以肯定，世界还会长期爱护和珍惜高罗佩留下的多种遗产的足迹。

这是因为，那表面上的多样化，其实非常集中地反映了世界最古老和最丰富的文化之一，即中国文化。人们千秋万代还会继续重视该遗产。……这只引人注目的荷兰鸿雁，一腔热血倾注的就是中国。 ”

高罗佩之子回忆说，高罗佩作为外交官到世界各地任职，所到之处，必布置一间中国式书斋，还要自己题写书斋中文名字，他用过的书斋名有“犹存斋”“吟月盦”“尊明阁”。他书斋中的中国元素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最后当他出任驻日大使时，不得不将书斋“尊明阁”设置在大使馆楼上的房间——“为了避免人们会以为他们进入了中国大使馆”。

高罗佩被确诊为肺癌晚期之后，自知时日无多，在病房中拼命工作，在他的临终岁月照顾他的医生这样描述高罗佩：“我常常觉得，他本质上是个中国人，他有时更多的是个中国人，不是个欧洲人……他是一个我常常思念的人。”这位荷兰医生的描述，几乎就是“精神中国人”的同义表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