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统治集团——西汉巫蛊案的再解读

来源: 万象历史

重塑统治集团——西汉巫蛊案的再解读

【美】阿肯色大学 蔡亮

【内容提要】汉武帝在位54年中，其三公九卿大都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汉武帝的后任，即昭、宣、元三朝的54年中，这一批世宦之家在历史舞台上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出身贫寒的新兴官僚。他们基本都是从官僚系统底层开始其仕途，一步一步逐渐爬升到权利中心的。这些新兴官僚演化成新的统治阶层，其后代和门生们牢牢把持着西汉的中央政府，直到王莽篡位。伴随新的统治集团的形成，儒生官员也逐渐成为朝廷的中坚力量。是什么导致西汉的统治集团在武昭之交时出现了这样一个断裂呢?本文指向了汉武帝末年的巫蛊之祸，并试图指出，巫蛊之祸实际上可以看做是西汉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围绕这次祸乱，整个统治集团开始重新洗牌。

迄今为止，学者们对汉武帝末年发生的巫蛊之祸已经有较为详尽的研究，普遍认为其中牵涉到臣子之间的恩怨和王位继承权之争。

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使用统计方法对巫蛊之祸前后三公九卿的人事构成作出分析，试图进一步指出，巫蛊之祸实际上可以看做是西汉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围绕这次祸乱，整个统治集团开始重新洗牌。

祸乱之后，从西汉建立之初就开始主宰朝廷的家族几乎全部都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从昭帝开始，一批出身贫寒的官员爬升到权力中心，逐渐演化成一个新的统治阶层，牢牢把持西汉的中央政府直到王莽篡位。

一、新统治阶层的形成

武帝在位54年，昭、宣、元三帝一共在位也是54年。

根据《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和《汉书百官公卿表》，在武帝一朝，共有141人取得了三公九卿、列将军或京兆尹等高层职位。司马迁和班固对其中76人的生平，尤其是其仕途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与此相对应，在昭、宣、元时期，共有140位高层官员，传世史料记录了其中73位的生平事迹。

让我们首先比较这两段时期丞相的家庭背景和仕途之路。

昭、宣、元三朝一共有11位丞相，除了韦玄成之外，其他所有丞相都来自非官宦之家，都是从官僚系统的底层一步一步爬升到权力顶峰的。韦玄成的家庭背景似乎很显赫，其父亲韦贤在宣帝时也曾担任丞相一职。但事实上，即使是韦氏的仕宦历史也仅仅能追溯到宣帝时期。在韦贤之前，韦氏几乎没有任何人曾在官僚系统中任职，尽管班固提到他的一个远祖曾为楚元王傅。

其他10位丞相出身大都比较贫寒。据记载，蔡义给事大将军霍光幕府时，因为家贫，常步行。多年后，他才被补迁为覆盎城门候。而另一位丞相匡衡，家里世代为农夫，其从博士受诗时，“家贫，衡佣作以给食饮”。丙吉、于定国曾为狱吏，而魏相始为府卒吏。相比而言，杨敞和黄霸出身于稍微富裕的家庭。杨给事大将军霍光幕府，深得其厚爱，而黄霸两次入钱入谷而取得官职。

这些丞相们的出身，与武帝时期的情形判然有别。

汉武帝一朝有12位丞相，其中4位（窦婴、田蚧、刘屈牦、公孙贺）是外戚国亲；4位（许昌、薛泽、庄青翟、石庆）是开国功臣之后，因享有爵位而成为丞相候选；1位(李蔡）来自地方豪族，因军功卓著而成为朝廷重臣。昭、宣、元三朝的丞相们没有一位在被提拔为丞相之前拥有爵位，而武帝一朝的这12位丞相中，有9位在任职丞相之前都或因继承或因军功而封爵（表一、二）。

类似的反差同样体现在对御史大夫和九卿的比较中。

如果将丞相统计在内的话，在有记载的武帝一朝的高层官员中有将近51%（39位）出身于权臣之家——在这39人中，有一半还都是西汉开国元勋之后(表一）。

但这种局势在昭帝继位时被彻底改写了。从昭帝开始到西汉末年，没有一位高层官员能把其家族的仕宦历史追溯到西汉早期，而且在有记载的昭、宣、元三朝的官员中，63%（47位)的三公九卿都出身于非官宦家庭，而对其余的26位来自官僚家族的官员来说，其家族仕宦历史大都也仅仅能追溯到昭帝朝（表二）。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两个时期的上层官僚组成，我们可以看到，在武帝时近20%(16位）的三公九卿在武帝即位之前就已经在朝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或跻身于列侯，或担任重职数十年。而在昭、宣、元时期，只有4%（3位）的高层官员在昭帝即位之前在中央任职——即使这3人也仅仅在武帝末年巫蛊祸乱之后才被提拔到重要的职位。

在武帝时，有38%（29位）的三公九卿的父亲或祖父在武帝即位之前已享有爵位或居于重臣之列。与此相比，在昭宣元时期仅有13.6%（10位）的父亲或祖父在昭帝即位之前曾享有爵位或担任重职(表三）。

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从西汉建立到武帝时期，上层官僚的组成

有较强的继承性，三公九卿们能够顺利地将自己的地位与权力传递给其后代。前一朝的官员及其后裔往往也是后一朝的中坚力量；与此迥异的情形是，从武帝到昭帝，这种人事上的连续性消失了——从西汉建立之初就开始主导整个朝廷的权臣家族逐渐被一批出身贫寒的新兴官员所替代，从而在高层官僚的人员构成上形成一个明显的断裂层。

实际上，主宰武帝一朝数十年的高层官僚也曾努力为其子孙的仕途铺平道路。司马迁就注意到，当时最显赫的家族如石庆家、汲黯家，往往有数十人在朝延中担任两千石或更重要的职位。在有记载的武帝一朝的76位高层官员中，就有四对父子（石庆/石德、李广/李敢、公孙贺/公孙敬声、张广国/张常），三对兄弟或表兄弟(李蔡/李广、石健/石庆、司马安/汲黯)。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虽然这些权倾一时的权臣家族为巩固其权力和地位做出了各种努力，但并没能够像预想的那样主宰武帝之后的朝政。恰恰相反，这些家族在昭帝统治时“突然“无迹可寻了。

这次重大的变化是否意味着昭、宣、元时期实行了什么新的选拔制度，从而促进了社会流动呢？

答案是否定的。出身贫寒的新兴官僚很快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其家族成为新的统治阶层，主导昭帝以后的朝政直至王莽篡位。

昭、宣、元帝之后，王莽新朝灭亡之前，一共54年。在不考虑外戚和国亲的情况下，我们发现在有记载的高层官僚中，有27人是来自仕宦之家，其中88%（24人）是昭、宣时期出身贫寒的官员的后裔(表四）。

比如，于永在元帝和成帝两朝担任要职，其父亲于定国曾为狱吏，而在宣帝时逐渐被提拔为丞相。陈咸、任千秋、黄辅、冯野王、尹岑、匡咸等在成帝和哀帝时担任九卿职位，而他们的父亲都曾受职于官僚底层，并都在宣帝时逐渐被提拔为朝廷重臣。

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权力直接从父亲传承到儿子，而且也可以发现在昭帝之后形成了新的累世公卿的五大家族，其成员在昭帝后的每一朝都把持重要职位。

韦贤的仕途始于博士一职，在其70多岁时被提拔成宣帝的丞相。从此以后，韦氏成为西汉中后期最引人注目的家族之一。韦贤的儿子韦玄成在元帝一朝担任重职，并在其父亲担任丞相的30年后取得了同样的职位。韦贤的孙子韦安世在成帝时担任九卿，而韦赏在哀帝时担任大司马。

可以与韦氏家族相提并论的是金日磾家族。在武帝和昭帝两朝交接时、金由一个武帝的卫士被提拔为车骑将军。从昭帝朝到西汉末年、一共有5位三公九卿出自金氏。

除了韦氏和金氏之外、萧望之、丙吉、王吉也各自建立了显赫一时的世宦家旅。萧望之、丙吉、王吉都出身于相对贫寒的家庭、却都在宣帝一朝被提拔为三公九卿。从宣帝到王莽，萧家总共产生了4位高层官僚，丙家3位，王家3位（表五）。

以上的分析显示，以昭帝朝为界，西汉实际出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统治集团。

从西汉建立到武帝末年，开国元勋及其后裔、皇亲外戚和一批军功显赫的将军为朝廷的中坚力量。而从昭帝一朝到西汉末年，朝廷被新兴的官僚集团所把持。这些官僚大都出身微寒，而在昭、宣帝时从官僚机构底层爬升到权力中心。他们成为新的领导阶层，在西汉后期乃至王莽篡位后的朝政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二、儒生对公卿阶层的渗透：从少数派到中坚力量

伴随旧官僚家族的消失和新官僚家族的形成，儒生官员逐浙成为朝廷的中坚力量。

董仲舒虽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但汉武帝是否真的实施了这一政策，其实历来都是备受争议的。我们暂且不讨论汉武帝时儒家思想是否已经成为主要的意识形态，而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儒生对官僚机构，尤其是对公卿阶层的渗透过程。

在汉武帝的54年统治中任命了12位丞相，其中只有1位被司马迁称为儒生，即公孙弘。

有些学者认为公孙弘被提拔为丞相，标志着汉武帝对儒生的重用。但仔细分析汉武帝丞相的人选，我们发现当时的政治局势远比我们通常的理解更为复杂。如上文所提到，武帝一朝的12位丞相中，有4位是外戚国亲，有4位是西汉开国元勋之后，另有1位因军功显赫而被提拔。

这些丞相的家庭背景与公孙弘相去甚远，而这迥异的家庭背景也直接决定了公孙弘与其同僚们相比，有着非常特殊的仕途轨迹。权臣之后或继承其父辈的爵位，或由荫翳制度而在朝廷中担任郎吏，或在太子府任舍人。

从西汉建立之初到汉武帝，侯爵的享有者往往是三公九卿的直接候选人。而任郎吏或太子舍人的权臣之后不仅有机会接触皇帝或太子，结交京城的达官显贵们，而且往往可以直接晋升为中层官员。

而外戚多被委以军权，并以军功封爵或提拔为三公九卿。武帝的丞相大都沿袭这些既定的仕途轨迹而爬到权力的顶峰。

早在文帝时，许昌、薛泽、庄青翟已经继承了侯爵，而赵周也因王戊反、其父亲“不听，死事”而于148年封爵。褚少孙在补写《史记》时指出，他们“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

而在武帝即位之前、窦婴、田蚧、李蔡、石庆或以外戚，或以开国元勋之后、或以军功早已在权力中心占据一席之地了。因其父辈的权力和显赫的家庭，这些权臣之后和外戚们根本不需要依靠对五经的研习而跻身于高层官僚之列。

和这些身世显赫的高层官僚相比，公孙弘能入主权力中心完全是一个特例。公孙弘少时曾因家贫，牧豕海上。公孙弘曾为薛狱吏，有罪，免。在60多岁时，公孙弘才因被推举为贤良而任职博士。不过又因出使匈奴，还报，不合上意，而以病免归。

11年以后，70多岁的公孙弘再次被其郡国推举为文学，而其对策被汉武帝擢为第一，因而再次被任命为博士。从此，公孙弘才真正开始了其辉煌的仕途。短短7年时间，公孙弘从博士被提拔到丞相。

在武帝一朝的12位丞相中，只有公孙弘是通过察举制度而进入官僚体系的，也只有公孙弘因其学春秋杂说而被其同时代的人认同为儒生。公孙弘几经曲折而最终显赫的仕途，由很多偶然因素决定，除了武帝的意志，恐怕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公孙弘自己的长寿。

公孙弘的成功是否意味着汉武帝开始提拔儒生并以其为官僚的中坚力量了？或者说，公孙弘的成功是否意味着察举制度已经成为了西汉政府对人才的主要选拔工具呢？

答案是否定的。

公孙弘是汉武帝的第五任丞相，在汉武帝执政17年的时候任职。在他之后，汉武帝先后任命了7位丞相。这7人中没有一位是儒生，也没有一位是通过察举而进入官僚系统的。除了田千秋，公孙弘的后任与其前任们都享有共同的背景和经历，即他们都因家族的权力而主宰中央政府数十年。

儒生不仅在武帝一朝的丞相中是绝对的少数派，在其他的高层官僚中，也寥寥无几。我们最熟悉的历史叙述往往对赵绾和王臧多着笔墨，认为汉武帝对这两位儒生的提拔标志着汉武帝对窦太后所支持的黄老学说开战，开始正式扶持儒学。同时，学界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立了五经博士。公元前124年公孙弘提议为博士置弟子，以通一经的博士弟子为郎吏郡吏人选。学者们指出这些改革保证了儒生能够顺利进入官僚系统。但是当我们对三公九卿等高层官僚的人员构成进行统计分析时，我们看到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复杂。

如果将丞相统计在内的话，在有记载的武帝一朝的高层官员中，有51%（39人）出身于权臣之家——在这39人中，有一半是西汉开国元勋之后。无论是51%这个数据本身还是前文所提到得三公九卿之间的亲缘关系都表明，凭借家族的权力晋升高层官员代表着当时最普遍的情况。

除了因家族势力而晋身的官僚，还有6位因军功而被提拔，这6位官僚中有的家庭背景不明，有的来自地方豪族家庭，如李广、李蔡。以军功进入官僚系统是当时非常普遍的现象，比如班固明确记载在公元前110年，李广利的军官吏中“为九卿者三人，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余人，千石以下千余人。奋行者官过其望，以适过行者皆黜其劳”。

而廖伯源先生在对尹湾汉简所保存的西汉东海郡中下层官吏资料的详细研究中指出，实际上以军功晋升为朝廷命官是比察举制度更为普遍的仕进渠道。而在高层官员中出现以军功成为三公九卿的实例更印证了廖先生的观点。

驰骋沙场、斩获敌首是加官封爵的快捷方式，以訾官进入官僚系统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有记载的汉武帝的三公九卿中，卜式、孔仅、桑弘羊等三位来自富贾之家，并以精于计算而任重职。司马迁提到，当时“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

在这76位高层官僚中，有14位晋升于官僚机构的最底层，大都以狱吏、郡吏起家。他们都来自非官僚家族，而且很可能出身贫寒。张汤的父亲为长安丞，其外出时让张汤守舍，回家后发现老鼠偷了肉。司马迁记载道：“其父怒，笞汤。”杜周被提拔为廷史时，只有一匹残废的马。这批官员善于控制豪族、治狱、逐盗，并努力结交权贵。其突出的行政能力和用心打制的关系网让其一步一步爬升到权力中心。(表二）

从以上分析来看，武帝的高层官僚或以家族权力，或以军功，或以訾官，或以行政能力进入官僚系统，而逐渐晋升到权力中心。

那么，有多少高层官僚精通于儒学，并以其儒术通过察举或太学成为三公九卿的呢？

在有记载的高层官员中，只有4位——公孙弘、赵绾、王臧、倪宽——被司马迁称为儒生，其特征为精通五经。

朱买臣和孔臧应该也被同时代的人认为是儒生。班固称朱买臣为缙绅之儒，司马迁称其曾“说春秋”于武帝前。在《汉书·艺文志》中，孔臧的著作被归于儒家。

把《史记》和《汉书》联合起来考察，在汉武帝54年的统治中，有记载的三公九卿一共76位，其中仅仅6位在当时被称为儒生。

虽然传统的叙述认为从汉武帝开始，察举制度的常规化和太学的建立使得儒生能顺利进入官僚系统。但事实上，在这76位高层官员中，仅仅有一位——即公孙弘——是通过察举制度进入官僚系统的，另有一位——即倪宽——是通过太学而被选拔为官吏的。很显然，儒生在武帝一朝的权力中心里仅仅是极其少数的一部分。

以儒学跻身三公九卿的可能性仍然非常渺茫，儒生进入官僚系统的途径也远非已经制度化了。从儒生对公卿阶层的渗透来看，汉武帝是否实行独尊儒术的政策甚至都是值得再反思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昭、宣、元帝54年的统治中，儒生在高层官僚的比重却大大增加了。11位丞相中有5位是儒生，而另外3位也在他们进入官僚系统上层后开始学习五经。

在昭、宣、元三朝的其他69位三公九卿中，有19位是儒生，有一位在取得高层职位时开始学习五经。

从数字上来看，在昭、宣、元三朝的高层官僚集团里，儒生已经从无足轻重的少数派演变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了（表六）。

学者普遍认为宣帝支持法家，坚持霸道与王道杂用。而出乎预料的是，儒生实际上是在宣帝一朝开始扮演重要角色的。

在昭帝一朝，王欣和杨敞被任命为丞相。王欣以其行政管理能力和经营的关系网逐渐从官僚底层爬升到权力高层，杨敞与当时摄政的霍光关系密切。两人都没有接受任何儒学的训练，而在他们的仕途中也从来没有准备学习儒学。

与此相反的是，宣帝一朝的六位丞相中，蔡义、韦贤、魏相都是儒生出身，其中前两位曾任博士。剩下的三位——丙吉、黄霸、于定国——的仕途则与王欣、杨敞非常相似。他们都精通律令，并以行政能力和人际关系而被提拔到中央政府。

但与其前任相区别的是，这三位非儒生出身的丞相在其仕途某一时候都开始学习儒学。

丙吉是霍光的部下，为宣帝的继位立下了首功。但是，直到三位儒生被任命为宣帝的丞相之后，他才被提拔到权力的顶峰。丙吉始任狱吏，但据《汉书》记载，其后学诗、礼，皆通大义。

黄霸少学律令，在武帝末时以入钱而得以任卒吏，在宣帝时以其功绩逐渐被提拔为丞相长史。这时黄因没有及时弹劾批评诏书的长信少府夏侯胜，而与夏侯胜一起被投进监狱。戏剧化的是，虽然黄霸在监狱里等待死刑，却请求跟夏侯胜学习儒学，并称：朝闻道，夕死可矣。

虽然我们无法证实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很显然在班固撰写《汉书》的时候，这已广为流传。

如果说在狱中学习儒学的经历为黄霸被赦后的晋升铺平了道路，那么于定国却在其事业的顶峰开始学习儒学。于定国的父亲为县狱吏，于学法于其父，其后也成为狱吏，并以其治狱才能积年高升为廷尉。已经成为九卿之一的于定国这时候拜师学习《春秋》，班固记载道，于定国“迎师学《春秋》，身执经，北面备弟子礼。”

丙吉、黄霸和于定国这三位丞相主动学习儒学的故事，让他们与那些不懂也毫不在乎儒学的前任区分开来。

让我们回顾一下宣帝以前的三公九卿们。前文提到武帝一朝，有14位高层官僚出身贫寒，像丙吉、黄霸、于定国一样，他们大都从狱吏之类的基层官员开始其仕途，并以其功绩逐步爬升到权力中心。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在仕途中有兴趣学习儒学。是什么使丙吉、黄霸、于定国对儒学产生兴趣，并觉得有必要公开拜师学习呢？虽然由于篇幅的限制，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宣帝一朝发生的这些重大的变化足以显示儒生在官僚上层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当我们仔细分析武、昭、宣、元四朝的儒生官员的分布时，我们可以进一步证实这一论点。武帝54年统治中，仅有6位儒生取得三公九卿的职位；在昭帝的13年统治中，有1位儒生列于三公九卿；而在宣帝25年统治中，儒生在三公九卿中的人数上升到16位。而以喜欢儒学著称的元帝在其16年统治中，也仅仅提拔了11位儒生到高层职位。无论从绝对数目，还是从儒生官员的人数和统治年数的比例来看，宣帝一朝都标志着儒生进入权力中心的一个突破性进展（表六）。

根据班固的记载，好儒的元帝做太子时认为宣帝多用文法吏，曾建言宣帝：“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而宣帝训斥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因为这一个故事，宣帝在传统历史叙事中总以反对任用儒生的形象联系在一起。而以上的史料分析提示我们，如果不对当时的整个官僚系统进行全面的分析，而仅仅根据班固的一些带评判性的叙述来理解历史往往会造成误读。

儒生从宣帝一朝开始崛起，这一现象不仅为其在这一时期成为高层官僚中一股引人注目的力量所证实，而且也表现在其同门和弟子成功渗诱进公卿阶层至王莽篡位新朝灭亡这一事实上。

昭、宣、元帝以后直至王莽新朝灭亡之前，史料中有关于99位高层官僚的记载，其中有33位为儒生出身。在这些儒生官员中，有6位来自仕宦之家，27位出身贫寒（表七）。

而出身贫寒的27位儒生官僚中，绝大部分是宣帝和元帝时期崛起的儒生官僚的同门或弟子。实际上，从宣帝到王莽末年的高层官僚中，一共有11对师徒。例如，后仓在公元前72年跻身为九卿中的一员，7年之后，曾经跟随他十年的学生萧望之也进入了这一阶层。萧担任三公九卿一共20年，在宣、元两朝政局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后仓的另外一个弟子匡衡在元帝时期被任命为丞相，而匡衡的弟子师丹在公元前14年开始进入权力中心，担任九卿一职，7年之后，爬升到权力的顶峰，成为大司马。

可与后仓一门相媲美的是梁丘贺和周堪的门生。梁在公元前53年宣帝统治时以其精通《易经》而取得显赫地位。他的弟子张禹在公元前25年成帝时期被提拔为丞相。11年后，张禹的一门生彭宣取得大司空一职，另一门生戴崇也于此时跻身于九卿之列。

周堪在宣帝时期担任太子少傅一职，在公元前46年晋升为光禄勋。周的弟子许商在公元前14年成帝时担任少府，而许商的两个弟子在王莽篡位后同时并列于九卿中。

直接的师徒关系将宣帝以来的高层儒生官僚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兴起的儒生官僚往往有同门之谊，隶属于同一学派。

夏侯胜、后仓和梁丘贺都学于夏侯始昌；萧望之、周堪、黄霸，在宣帝、成帝时期相继或同时跻身于三公九卿之列，而他们都是夏侯胜的门生。实际上，如果将夏侯始昌的门生和门生的门生加在一起，我们发现从宣帝到王莽末年，这一学派产生了4位丞相、12位三公九卿。

与夏侯始昌的门生发达的仕途可相媲美的是欧阳高和眭孟各自所创立的门派。从宣帝起，欧阳高门派产生了6位三公九卿，而眭孟门派产生了5位（表八)。

儒生官员们并不故意回避他们之间的这些联系，相反，他们往往公开互相提携，或录用其门生为下属，或推举其同门于朝廷。这些举措进一步巩固了原本存在的师徒之谊，儒生之间的认同感也由此而得以强化。

例如，当魏相取得御史大夫一职时，便提拔当时在县里做文吏的萧望之为其下属。12年后，当萧望之取得同样的职位时，又任用薛广德为其幕僚，并推举薛为博士。萧望之还向宣帝直接推举其同门匡衡，而匡由此仕途顺利并在元帝时晋升为丞相。当匡衡在朝廷的地位逐渐稳定时，他利用察举制度推举孔光为方正。而当孔光担任御史大夫时，向朝廷推举匡衡的弟子师丹。师丹在哀帝时担任大司马，成为京城里举足轻重的权臣。而师丹推举了马宫，马为王莽所重用，在王莽篡位之后被提拔为大司马。

宣帝以来，儒生们或通过个人推举，或利用当时的察举制度来提携同门弟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而互相提携成为儒生进入官僚系统，尤其是进入权力中心的一个重要渠道。

除了已经提到的例子，班固还记载，夏侯胜曾请当时任左冯翊的宋畴推举其门生黄霸为贤良，而夏侯胜自己也同时向宣帝推举黄。刚刚因大赦而出狱的黄霸因而被任命为扬州刺史。

张禹以帝王之师的身份向成帝直接推举他的学生彭宣，彭很快被提拔为右扶风。而张禹则是因为郑宽中的推举，才有机会成为帝王之师。

儒生对公卿阶层的持续渗透，其在高层官僚中里所占比重，以及儒生官僚之间的紧密联系不仅宣布了儒生在权力舞台的崛起，而且将宣帝以来的儒生的政治命运与其前辈们区分开来。

如上文所提到，虽然汉武帝独尊儒术，提拔儒生在学术界仍然是一个主流叙述，但实际上儒生在当时的高层官僚中只占微不足道的比例。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梳理了当时儒生之间的师徒关系，我们看到在朝廷中取得显赫地位的儒生官员来自庞杂的背景。

与宣帝以来的政局形成鲜明对比，从西汉建国到汉武帝末的120年时间里，在数以百计的有记载的高层官僚中，没有一对师徒。

我们耳熟能详的西汉前期的儒生官员中，如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主父偃，或无门生，或无力帮助其门生晋升到官僚系统的上层。

例如，司马迁记载，叔孙通因为汉高祖制定礼仪而为太常，而他的弟子也由此成为官员的优先候选人。即便如此，没有一个叔孙通的弟子在历史上留下名字，更不用提爬升到三公九卿的职位。

董仲舒常常被誉为汉武帝“独尊儒术”意识形态的制定者，而他始终置身于汉武帝一朝的权力中心以外。在司马迁看来最成功的董仲舒的弟子，也仅仅取得梁相一职。

与宣帝以来的儒生官员形成更加鲜明对比的是，这些跻身于西汉前期政治舞台的儒生们，虽然人数不多，但彼此之间并没有认同感，不仅从不互相提携，反而往往将对方当做直接的竞争对手而加以攻击排挤。

比较著名的故事，如公孙弘对董仲舒的排挤，不太经常提及的，如主父偃、吾丘寿王与公孙弘的争斗，主父偃对董仲舒的陷害等。

综上所述，从儒生对公卿阶层的渗透来看，汉武帝一朝54年中，儒生在高层官僚中仍然是绝对少数派。不仅其进入官僚系统的渠道远非制度化，而且对五经的精通并不能给儒生带来任何晋升上的优势。再加之缺乏相互的认同感，儒生们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还远未形成一个有竞争力的政治团体。

而宣帝一朝则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无论从儒生在高层官僚的比重上看，还是从其同门门生成功地渗透到权力中心看，儒生已经作为一个新的生力军在政治舞台上异军突起。

从微不足道的少数派到成为官僚高层的中坚力量，儒生官僚的兴起与昭宣时期出现崭新的统治阶层几乎同时发生。是什么导致在昭宣时期发生这样重大的政治变化呢?史料指向巫蛊之祸。

三、巫蛊之祸的再解读

公元前91年二月，太仆公孙敬声因挪用军队巨款而被投进监狱。其父丞相公孙贺设法逮到诏捕不能得的京师大侠朱安世，想以之赎子。朱安世在狱中上书汉武帝，告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并使人巫祭诅咒皇上。汉武帝迅速令人审讯公孙父子，父子两人死于狱中而公孙家族遭遇灭族之祸。

粗粗一看，公孙贺父子事件在丞相屡屡坐事死的汉武帝一朝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实际上，这次公孙家族的牢狱之祸预示着一场横扫朝廷的血腥风暴的开始。

几个月后，即在公元前91年的夏天，江充——一个政治舞台上的暴发户——让垂垂老矣的汉武帝相信，一直折磨他的疾病是由周围的人为蛊道祝诅引起的。武帝由是任命江充为特使，专治巫蛊。京城很快被恐怖的气氛所笼罩。江充任用西域来的胡巫掘地寻找用来祝诅的偶人，到处捕捉蛊毒，上万人被牵连而投进监狱处以极刑。

江充声称宫中有蛊气，开始在后宫审讯失宠的妃子，乃至搜查皇后的住所。当江在太子宫殿掘地，并声称发现用于祝诅的桐木人时，事件进入高潮。太子刘据害怕无法在汉武帝面前为自己辩解，于是斩杀江充及其助手光禄勋韩说，并起兵攻打丞相府，准备控制长安。

汉武帝闻讯后迅速从上林苑返回京城，召集军队镇压太子。这场混乱以太子的失败告终。其间，太子及其幕僚或自杀，或战死，或被捕腰斩。当时任御史大夫的暴胜之稍稍对太子一方显出同情，便引得汉武帝怒叱并因此下狱，随后自杀。

因巫蛊引起的屠杀并没有结束，它很快指向了新的权力集团。一年后，即公元前90年，接替公孙贺成为丞相的刘屈牦及其妻子被指控雇佣巫师祝诅皇上，并和贰师将军李广利共同祷祠，希望汉武帝之子昌邑王能为皇帝。事发后，刘屈牦和妻子一被腰斩一被削首。李广利的妻子亦下狱，正征战于外的李广利于是投降匈奴，其家族由此灭亡。

其他的三公九卿及其京城的权贵们，无论是趁着这场大屠杀新近进入权力中心的，还是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了几十年的，也大都没有逃过牵连于巫蛊的血腥风暴。

从公元前89年到前87年，御史大夫商丘成、太常终根、大鸿胪戴仁、京兆尹建、前将军公孙敖、赵破奴等，都被指控使用巫蛊祝诅皇上，先后遭遇极刑。在这三年内，数十位享有侯爵的权贵们也因“祝诅上”的罪名而被处死。

这场持续将近五年的巫蛊之祸，一直是西汉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为什么巫蛊祝诅皇上这一罪名具有如此强大的杀伤力？是什么促使汉武帝滥杀周围的大臣，甚至包括其继承人?在巫蛊祝诅这一罪名下，是否掩盖着不同利益集团的残酷斗争?

对这些问题，学者们已经提出了富有见地的分析解释，大致认为，一方面汉武帝的迷信和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恐惧成为这场政治灾难的导火索；另一方面，汉武帝也许是在借用“巫蛊祝诅皇上”这一难以查实的罪名进行政治整肃，摧毁他并不欣赏的太子刘据集团与昌邑王集团的势力。通过这样的整肃而为其幼子弗陵——即后来的昭帝——的继位铺平道路。

这种解释是比较令人信服的。

在巫蛊之祸的受害者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分别以太子刘据和昌邑王为中心的两个利益集团。

卫太子刘据集团以太子刘据和其母亲卫子夫为纽带，其核心成员包括卫青、霍去病、公孙贺和石德。卫子夫于公元前130年被立为皇后，其子刘据7岁时被立为太子。从刘据成为太子到巫蛊之祸发生之前一共30年的时间里，卫集团是汉武帝朝廷里最显赫的势力。

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卫子夫的外甥霍去病前后都被任命为将军而领重兵，北击匈奴，因军功和外戚的身份，得赏封无数。公孙贺的妻子是卫子夫的妹妹。公孙贺于公元前135年进入权力中心、其子公孙敬声于公元前102年也成为九卿之一。石德为前丞相石庆之子，而石氏属于汉高祖的功臣集团。不仅其家族成员从西汉初一直在三公九卿中担任职位，而且石德在当太子少傅之前也曾任太常一职。

权倾一世的卫集团似乎将要主宰汉武帝之后的朝廷。但不幸的是卫青和霍去病英年早逝，而巫蛊之祸却使围绕太子刘据的势力彻底灭亡。不仅太子、公孙贺、石德遭遇灭门之灾，而且与太子集团相关的人物都或因被指控巫蛊祝诅皇上，或因牵连于太子起兵而在这场混乱中丧生。

因为前一种原因而被处死的包括：卫子夫的两个女儿阳石公主、诸邑公主，卫子夫的侄子前宜春侯卫伉，卫青的下属前将军公孙敖，霍去病的下属前将军赵破奴。因为牵连于太子起兵而被处死或自杀的包括：亚谷简侯卢贺，东城侯居股，开陵侯禄，曾任卫青舍人的北军使者任安、司直田任、御史大夫暴胜之。

是谁导演了这场政治屠杀呢?

公孙贺家族的灭亡，虽然初看起来是一个独立事件，但它不仅标志巫蛊之祸的开始，而且直接给卫太子集团一个重大打击。从班固叙述来看，江充与太子集团的恩怨是太子集团覆灭的直接原因。但很明显的是，如果没有汉武帝的支持，江充很难能搜查太子宫殿进而指控太子。而之后与太子集团有关联的人物都遭遇灭顶之灾，更让人不得不怀疑这场巫蛊之祸是一个得到汉武帝支持的旨在清除太子势力的阴谋。

不过，汉武帝为什么想清除太子的势力呢?

学者们认为卫子夫的失宠，汉武帝和太子的不同政治理念等都导致了这场灾难，因为对这个问题已有详尽的分析，本文在这里就不冉赘述了。

巫蛊之案的前期，昌邑王集团成为卫太子集团灭亡的直接受益者。昌邑王刘髀是汉武帝后期的宠妃李夫人的儿子，其集团的核心人物包括李广利、刘屈牦、商丘成。

李广利为李夫人的兄弟，刘屈牦为汉武帝的同母胞弟，因与李广利联姻而享有共同的利益，而商丘成曾是李广利的部下。卫青、霍去病去世之后，李广利就成为武帝最信任的将军；当公孙贺陷于巫蛊案时，刘屈牦取而代之成为丞相；暴胜之自杀后，商丘成晋升为御史大夫。

毫无疑问，昌邑王集团与卫太子集团是公开的竞争者，前者在后者的灭亡中至少起着推风助浪的作用。

当卫太子被逼起兵后，他直接进攻丞相府，而刘屈牦慌忙逃跑。在汉武帝坐镇长安时，刘和商丘成成为镇压太子反叛的中坚人物。

但有趣的是，当权不久的昌邑王集团也很快被巫蛊之祸所吞噬而彻底消失在政治舞台上。

如上文所述，关于昌邑王集团的灭亡，班固提到两个相连的原因：第一，刘屈牦与李广利密谋想立昌邑王为太子，此消息惹怒了武帝；第二，刘和李都被控告祝诅皇上。很显然，昌邑王并不是武帝意中的继承人，在武帝临死前，昌邑王也神秘死亡了。

当卫太子集团和昌邑王集团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后，那些因在镇压卫太子时立功而升官封爵的官员们一个接一个被汉武帝以各种原因处死。这其中包括苏文、邗侯李寿、按道侯韩兴、重合侯莽通、德侯景健、题侯张富昌。

学者们早已注意到这一现象，认为武帝意识到卫太子的无辜，因而开始惩罚参与镇压卫太子的官员们。

除了这三类人物外，我们很难将巫蛊之祸的其他受害者归类。但是，他们都享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担任高官或享有爵位数十年，这其中包括3位汉高祖功臣之后，2位九卿，和数十位爵位享有者。按照西汉的惯例，他们原本将在武帝之后的朝廷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却因“祝诅上”的罪名，彻底消失于历史舞台上。

我们看到，巫蛊之祸的风暴不仅除掉了朝廷上两股最大的势力，实际上几乎将所有的高层官员，以及高层官员的备选们都消灭殆尽了。这其中包括西汉建立之初就开始主宰朝廷的功臣家族和在西汉中央权力中向来扮演重要角色的外戚和爵位的享有者们。

武帝为什么会大量屠杀这批主宰西汉朝政的家族呢?

蒲慕州认为消减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统治一直是西汉初到武帝的一贯政策，而汉武帝在位54年中被杀或除爵的侯王总数达240人以上。由此他指出，汉武帝也在利用巫蛊的罪名来消减王侯的势力。

如果说汉武帝想要利用巫蛊之案消除卫太子和昌邑王集团，为弗陵即位铺平道路，并铲除诸王侯的势力以加强中央集权的话，那么，这一长达5年的政治屠杀也直接导致了汉武帝可能不想看到的结果，即在汉武帝统治的最后两年，旧有的统治阶层几乎全部出局，而中央朝政被毫无家庭背景的中底层官员或武帝的近侍们所把持。

因一句话而讨武帝喜欢的田千秋，从高庙郎中一举成为大鸿胪，进而提拔为丞相。田广明、王欣由中层官员分别跃升为大鸿胪和右扶风，霍光、金日禅和上官桀本是武帝近侍，在汉武帝弥留之际被提拔为将军，并成为托孤辅政大臣。

在有记载的武、昭权力接交之际的高层官员中，只有桑弘羊曾在公元前110年担当过大司农一职，而其他的都可称为刚刚入主权力上层的暴发户。

这个结局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疑问。

如果汉武帝真是准备让自己的幼子继承王位的话，为什么会让昌邑王集团来填补卫太子集团灭亡后所留下的权力真空，而不是直接立弗陵为太子，并扶持其势力?

为什么汉武帝对那些在政治舞台上活跃数十年的高层官员或侯王们毫无信任并大肆屠杀，把自己不到7岁的幼子和整个汉帝国托付给一批不仅在中央政治上几乎毫无功绩经验可言而且跟自己幼子毫无亲戚关系的暴发户们?

无论答案是什么，这种政治格局都直接导致了本文开始所分析的重大政治变化：随着旧有的统治阶层在巫蛊之祸中的覆没，昭、宣、元时期围绕新政治暴发户们形成了新的统治阶层，他们成功地巩固了地位，其后裔和门生成为主导西汉后半期乃至王莽政权的中坚力量。

为什么儒生能在新的统治阶层里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呢?由于这个问题需要另外的详细论述，篇幅所限，本文就不作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