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自幼由祖母叶卡琳捷娜大帝养育长大，他的人生充满了矛盾，他力图在父亲和祖母面前当个孝顺的后辈，却背上了弑父的罪名。他向往自由主义，却做了二十五年沙皇。他对内施行改革，解放农奴，但是连农奴都不领情，还引爆了十二月党人起义。那个时代的人们认为，亚历山大一世的政策是自相矛盾和不可调和的。奥地利帝国首相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和其他政治保守人物，认为亚历山大一世是个危险的空想家，是个“加冕的雅各宾”。历史对他的评价往往两极分化，他的行为不能被理解，因此也被称为“北方的斯芬克斯”和“两面神”。要理解亚历山大一世矛盾的外交理念，就需要了解他的生平，特别是在其政治理念演变的各个阶段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和事。
1777年12月12日，亚历山大一世生于圣彼得堡。他的祖母是大名鼎鼎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包揽了亚历山大一世早年的全部教育，甚至不让他性情忧郁、不招人喜欢的父亲保罗一世插手过问。叶卡捷琳娜大帝通过长期与待在巴黎的文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尔希奥·格林、哲学家德尼·狄德罗书信交流，为亚历山大一世及其弟弟康斯坦丁大公制订了详细的学习计划。由此看来，这个拥有雄才大略的女人早就打算好，无论有没有学习天赋，罗曼诺夫家族年轻的继承人都要接受一流的教育，造诣要远超周围国家的皇室成员。这个计划之所以能成功，要归功于叶卡捷琳娜大帝明智地聘请了法国瑞士裔学者弗雷德里克·塞萨尔·拉阿尔普。当时，拉阿尔普只是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宠臣亚历山大·兰斯科伊伯爵兄弟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职员。
拉阿尔普当时年仅三十岁，是个旗帜鲜明的共和主义者，早年深受伏尔泰（Voltaire）的影响，后来成了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狂热信徒。但此时，这些问题都不足以动摇叶卡捷琳娜大帝对他的器重。后来，当法国大革命的过激行为让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幻想破灭时，她和巴黎贵族沙龙的宾客对自由主义的认同，变成了对雅各宾主义的深深厌恶。不过，在1789年之前，叶卡捷琳娜大帝并不觉得为沙皇继承人聘请拉阿尔普这样极端的自由主义者有什么不妥。
除了拉阿尔普，亚历山大一世还有其他几位老师，外国的教师包括：克拉夫特教实验物理和“科学”；著名德意志博物学家彼得·西蒙·帕拉斯教生物，他时常带着两位皇子去巴甫洛夫斯克附近徒步；马森教数学。然而，凡涉及俄罗斯历史文化的内容，叶卡捷琳娜大帝都坚持要由俄罗斯教师教授：穆拉维约夫负责教俄罗斯史和德育，亚历山大一世和康斯坦丁大公的告解神父安德鲁·桑博尔斯基教授宗教知识。作为学生，亚历山大一世勤学乐知。亚历山大一世学生时代的“虔诚精神”，预示了他日后所形成的易受暗示、意志不坚定的性格。老师们发现，与弟弟康斯坦丁大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历山大一世不仅学习勤奋，还非常愿意亲近能满足他旺盛求知欲的人。
1791年，亚历山大一世刚满十四岁，叶卡捷琳娜大帝就决定让他成婚：一方面是为了保证血脉的延续；另一方面，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让他拥有自己的宫殿和自己的家庭，树立威信。为此，她甚至不惜牺牲亚历山大一世的父亲保罗一世的威望。叶卡捷琳娜大帝选中了巴登大公的三女儿路易丝·奥古斯塔公主。路易丝和她的姐妹们应邀来到圣彼得堡的皇宫，性情温和的亚历山大一世顿时陷入了爱河——这证明其祖母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决定十分英明。
1793年9月25日，亚历山大一世成婚，而拉阿尔普的教学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但很快，到了1794年，即热月政变那年，这位年轻教师的雅各宾思想开始不被叶卡捷琳娜大帝容忍了。拉阿尔普突然被解聘了，甚至没有获得任何爵位、勋章，以及皇家家庭教师卸职时通常会获得的荣誉。可能是因为亚历山大一世的干预，拉阿尔普被迫离职的时间推迟了。拉阿尔普利用这个意外的机会来完成最后的工作：给善于接受新思想的亚历山大一世灌输民主和自由的观念，这也激起了这位未来的沙皇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此时，亚历山大一世已不仅是拉阿尔普的学生，更是拉阿尔普的信徒。只有拉阿尔普才能影响这个性格有些怪异的年轻人——虽然年纪不大，但温柔而固执的脾气已经显现。
1796年，叶卡捷琳娜大帝突然驾崩，皇储保罗·彼得罗维奇即位，史称“保罗一世”。他最大的心愿是将罗曼诺夫家族的继承人培养成军人。在年轻的卫戍部队的簇拥下，亚历山大一世不仅忘记了往日的理想，还将拉阿尔普的教诲都抛诸脑后。亚历山大一世的朋友恰尔托雷斯基回忆说，在那段时间里，他曾尝试给亚历山大带来积极影响，为其引荐一些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他为亚历山大一世引荐了两个年轻人：尼古拉·诺沃西利采夫伯爵和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斯特罗加诺夫伯爵。于是，在莫斯科的保罗一世的加冕礼上，这几个后来所谓“非正式委员会”的核心人物被介绍给了亚历山大一世。这两个年轻人和亚历山大一世的友谊值得费点儿笔墨，因为这直接影响了他的性格发展。
新的友谊让亚历山大一世重拾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哲学。斯特罗加诺夫伯爵是卢梭的追随者，师从哲学家吉尔贝·罗默。他在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到了巴黎，听过雅各宾俱乐部危险的言论。受斯特罗加诺夫伯爵的父亲之托，诺沃西利采夫去巴黎拽回了斯特罗加诺夫伯爵这个受自由主义鼓惑的贵族青年，但诺沃西利采夫自己也被“自由、平等”的言论感染了。回到俄罗斯帝国时，他和亚历山大一世一样热衷革命。与这些见多识广的朋友在一起，亚历山大一世的耳边响起了拉阿尔普的教导——那些关于自由精神的言论再次激荡而至。
亚历山大一世执政早期的“自由主义时期”就是受到了这些友谊的影响。亚历山大一世打算和这些被称为“非正式委员会”的朋友一起，发起一次启迪民智的运动。他们首先要让俄罗斯人阅读合适的书籍。他们决定从翻译书籍开始，将官方许可的法语书籍翻译成俄语，希望潜移默化地转变未来臣民的思想，为臣民接受大刀阔斧的改革做好准备。而亚历山大一世已经迫不及待地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统治荣耀了。在给昔日恩师拉阿尔普的信中，亚历山大一世写道：“在那样的时刻，如果你能在我身边，我该多么幸福。”拉阿尔普为自己培育了这样一位开明的皇子而深感骄傲。这位在瑞士深居简出的老师，坚信共和时代已经到来，他给亚历山大一世回了一封长信，可惜信中的黄钟大吕、金科玉律，无法帮助他的学生化解保罗一世即将面对的统治危机。
在亚历山大一世和伙伴们忙着改造国内思想时，令统治者忧心忡忡的严重危机接踵而至。俄罗斯帝国宫殿里，突然再次兴起了沙皇曾在早期效仿过的拜占庭帝国宫廷的古老习俗——逼宫。一场宫廷革命为亚历山大一世登上皇位扫清了道路。
虽然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作为君臣的时间很短，但保罗一世的性情和下场深刻影响了后来一手缔造了神圣同盟的亚历山大一世。虽然这两位独裁者看起来并不像，但作为君主，这对父子却出奇地相似：同样的慷慨大方，但又都有着近乎病态的利己主义倾向；对政府改革同样狂热，不在乎改革会伤及谁的利益；同样完全误解了“明君”的历史使命，迷信自己高尚的动机，因此有着令人费解的矛盾行为，并往往以冷酷的信念而不是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来执行政策。
继承罗曼诺夫家族的皇位时，亚历山大一世年仅二十三岁。恰尔托雷斯基奉命到首都圣彼得堡扮演——并非担任——俄罗斯帝国首相的角色，亚历山大一世兑现了他早先许下的承诺。亚历山大一世发现自己可以倚重身边的朋友——他们绝不会吝惜鼓励和支持自己，少年时代的密友、“非正式委员会”的成员，从欧洲各地回到了圣彼得堡。当年，为了保护亚历山大一世免受自由主义思想的侵蚀，保罗一世将他们半流放似的远远驱逐。此刻，诺沃西利采夫伯爵虽然羡慕英国新颁布的宪法和自由的政治生活，但仍然急速归来。法国大革命的崇拜者斯特罗加诺夫伯爵因无限敬仰民主而踏上了向往的“民主国家之旅”，此时也调转方向返回圣彼得堡。在这些非正式的顾问中，亚历山大一世最欢迎的当然还是昔日的恩师拉阿尔普。一接到亚历山大一世的召唤，拉阿尔普就快马加鞭地从瑞士赶来。
可惜的是，首先引起新政府注意的并不是“非正式委员会”朝思暮想的国内政治改革，而是一场国际危机。就在遇刺之前，保罗一世极不明智地改变了俄罗斯帝国的外交政策，与拿破仑·波拿巴结盟，致使英国对俄罗斯帝国、瑞典王国、丹麦-挪威联合王国的所有船只实施禁运，俄罗斯帝国创立的“武装中立同盟”不得不再次恢复，以打破英国的封锁。
亚历山大一世就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么放弃俄罗斯帝国秉持多年的“国际行动”原则，要么尊严扫地、离宫避难。因此，英国提议和谈，对亚历山大一世来说，这不啻为雪中送炭。同时，英国提议的谈判方式也吸引了他：所有利益相关的国家都派代表与会，共同解决“中立国的权利”的分歧。对于英国的这番姿态，俄罗斯帝国立即响应。俄罗斯帝国政府特意告知英国海军上将海德·帕克：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热爱和平。不过，海德·帕克认为，亚历山大一世所谓“理想主义”不过是摆脱困境的借口。俄罗斯帝国要求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撤出汉诺威，理由是“这将是当今国际道义的一大进步”。这样一来，俄罗斯帝国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向英国表达了善意。
1804年，恰尔托雷斯基担任外交大臣后不久，拿破仑下令抓走并处死了正在巴登大公国的孔代亲王路易·约瑟夫的孙子昂吉安公爵路易·安托万。在中立国领土上公然违背国际公约，激起了全欧洲的愤怒抗议。两个月后，拿破仑正式称帝。这给了欧洲强国再度联合的借口。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将承担起恰尔托雷斯基热切期望他扮演的调解人角色。通过《给诺沃西利采夫的指示》，他们对国际政治体系的各种设想和谋划终于初步形成。
在对历史上的人类组织方式进行短暂研究后，亚历山大一世找到了一个保障欧洲国家长久和平的方法：建立国际联盟，制订盟约。国际联盟的指导原则，即国际法的指导原则，以国际调停代替战争。
鉴于“欧洲均势”的传统和一直困扰欧洲的少数民族问题，亚历山大一世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解决方法—让小部落组成邦联，以获得足以抗衡周边大国的实力。
数年后，亚历山大一世热切希望在维也纳会议上推广这套理论。但亚历山大一世的意图从一开始就饱受质疑。他的政策听起来很奇怪—混合着国际理想主义和俄罗斯帝国的实用主义；动听的辞藻背后，显然是凭借军事优势攫取利益的算计。他打算通过把被赋予自由宪法的华沙大公国纳入俄罗斯帝国的统治范围，进而恢复古老的波兰王国。然而，英国和奥地利帝国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导致俄罗斯帝国和普鲁士王国联合成为欧洲一霸的领土变更。英国和奥地利帝国希望波兰能继续作为东欧、西欧的缓冲地带。
亚历山大一世坚信自己对欧洲恩重如山，欧洲势必答谢自己为反法同盟事业做出的牺牲。然而，在阐明要求后，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众口一词的反对之声。此时，拿破仑杀了回来，扰乱了他为实施波兰王国复国计划而展开的外交斡旋。亚历山大一世和他的军队离开了维也纳，失去了详细阐述自己国际行动计划的最佳时机。在维也纳会议即将落幕的最后几天里，由普鲁士外交家根茨起草、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修订的《最后议定书》得以通过。至此，冰冷的“现实政治”体系完胜。
如果当初亚历山大一世满足于成为拿破仑的征服者，其美名可能会长久流传。但在维也纳会议的谈判中，亚历山大一世多次表现出理想主义者不切实际的幻想，其结果令人遗憾。正如皮埃尔·雷恩（Pierre Rain）所说：
长久以来，一直闪耀在亚历山大一世头顶上的胜利者的光环，在维也纳会议期间，终于变得暗淡了。他作为征服者来到维也纳，打算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故都继续扮演他自反法同盟开始就一直在扮演的角色—欧洲的仲裁者。让人没想到的是，只有在贵妇中间、沙龙上，他才得偿所愿；在会议上，他得到的只有糊弄和轻慢。他那点儿外交本事，梅特涅早就了如指掌。亚历山大一世发现自己毕生的梦想遭到最亲密顾问的反对和误解，即便在最有利的局面下也无法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