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宰相的垮台：俾斯麦与威廉二世的对峙

文 | 埃里克·埃克

摘自《俾斯麦与德意志帝国》

威廉二世开始统治德意志和普鲁士时还不到30岁。作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这很难说是成熟的年龄。不幸的是，威廉的精神比他的年龄更不成熟。他的父亲十分清楚地看透了这一点，因此当老皇帝和俾斯麦试图让小威廉过早地掌管外务部门时他表示反对。“考虑到我的长子不够成熟和缺乏经验，他对自己过高的评价表明了这一点，”1886年时他写信告诉宰相，“我只能说这么早就让他接触外交问题是危险的。”小威廉应当跟着父亲先熟悉国内的状况，而不是在政治领域运用他的鲁莽和过于轻率的判断力。然而宰相对腓特烈的建议置若罔闻，随后发生的事情才证明这位父亲的话多么正确。

俾斯麦

在这封信之后的短短一两年里，王子并没有学会多少东西。负责教他德国的宪法和行政管理的格奈斯特向法国大使抱怨说，王子以为自己知道一切，其实什么都没学到。他的父亲病情危重，使他有机会登上前台，以民族情感捍卫者的身份出现。由于他的军人随从的喝彩，他的虚荣心越发膨胀，他最喜欢那些来自波茨坦卫队的军官们的伴随。他们赞扬他是所有军人美德的化身，正是由于他具备普鲁士卫队军官的优点，连俾斯麦也断言他是德意志未来的希望。

然而他过高评价自己和自己地位的倾向还有更深刻、更强有力的理由。俾斯麦在政治领域所作的全部努力都倾向于提升普鲁士国王的地位，使其成为德意志的真正统治者。唯独普鲁士国王和德意志皇帝掌握着作政治决定的权力，他的全部体系就建立在这种虚饰的基础上。有一次他甚至在议会说，普鲁士真正的首相是国王陛下。俾斯麦喜欢给自己希望采取的任何政治措施都贴上“皇帝的政策”的标签，给任何反对他的人都戴上“皇帝的敌人”的帽子。当然，凡是有经验的政治家都知道，这仅仅是一种讲话的方法，然而我们不禁怀疑，当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轻皇帝初次尝到权力的滋味，他会照字面意思接受这些话，认真地相信“皇帝的政策”事实上必定是他本人的政策。

此外，对霍亨索伦王室家族的尊崇已经成为爱国主义信条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数千所学校都如此教育，数百位大学教授都如此宣扬。不仅老皇帝本人得到美化，几乎每个坐上过王位的霍亨索伦家族成员都得到了颂扬。特赖奇克也许可以算是这种霍亨索伦迷信的高级司祭，他甚至将平庸呆笨的腓特烈·威廉三世吹捧成伟大的政治家，另一位历史学家鲍姆加腾强烈反对特赖奇克的德国历史学的整体趋势，被他的许多同事视为不爱国的行为。

这种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年轻皇帝的傲慢。唯有强大而老练的心灵才能经得起不断地喝彩和谄媚。威廉二世没有这种特性，不过他具有的另一些优点使接近并了解他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无可否认，他发现问题速度很快，还肯定拥有表达自己意思的天赋。可是这些特点与其说有用或有益，不如说太危险，因为他遇到严肃和需要持久的工作就会退缩。瓦尔德泽将军曾经满腔热情地欢迎威廉二世即位，可是不久以后他在日记里写道，皇帝忽视大臣或将军们的口头报告，因为他们令他厌烦。早在1889年2月，俾斯麦也向大臣们抱怨说，陛下宁可骑马到波茨坦去参加团体宴会，也不愿意听从他的建议每星期召开大臣政务会，以便熟悉自己的新任务。

我们无法期待这样一个人会默认自己扮演像祖父那样陪衬俾斯麦的角色。以前他与父母亲发生纠纷时，确实曾经把宰相捧上了天。那时俾斯麦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利用过王子，俾斯麦父子竭力所做的不是调解矛盾而是使他们与皇帝家庭的冲突更加尖锐。尤其是赫伯特·俾斯麦，经过他的干预，这场冲突招致了最不幸的结果。他在36岁时被任命为外务部长，显然他的父亲指定他当继任者和继承人。可是他完全不具备父亲的出众才能，无论是政治才能还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他既傲慢又笨拙。俾斯麦父子介入皇帝家庭的争吵，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小威廉的骄傲自大。

威廉二世，末代德意志皇帝和普鲁士国王以及霍亨索伦家族首领

现在威廉身边的那些人在他耳边悄悄地说，只要他还是令人畏惧的宰相的工具，他就永远不会成为伟大的统治者。他们说，假如腓特烈大帝受俾斯麦的左右，就决不会成为那么伟大的君主。宰相并非没有察觉这些动静，他尤其怀疑将军冯·瓦尔德泽伯爵正在跟他作对。将军是个雄心勃勃的人，俾斯麦认为他觊觎宰相这个职位。宫廷附属教堂的牧师施特克尔写过一封臭名昭著的秘信，它提供了用来离间威廉与俾斯麦之间关系策略的例证。施特克尔是保守党议员和热情煽动人民的政客，将反闪米特人作为党派口号引入了德国的政治生活。他属于保守党的极右翼，《十字报》是该党的宣传工具。《十字报》的编辑冯·哈默施泰因男爵也是帝国议会的议员，他具有天赋却性格放荡，后来在劳役刑罚中结束了一生。极右翼的领袖是施特克尔和哈默施泰因，他们憎恨自由主义，即便是民族自由主义的温和形式，企图摧毁按照俾斯麦的意愿建立起来的保守党、自由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组成的卡特尔同盟。早年威廉夫妻曾经特别喜欢施特克尔，因此后者希望在俾斯麦下台之后控制皇帝。早在1888年8月，施特克尔给哈默施泰因写过一封信，建议他如何用威廉意识不到的操控方式离间皇帝与宰相。其中有这样一句著名的话：“我们必须在卡特尔周围点燃柴火，使它们猛烈燃烧。”伪善的牧师写道：“假如皇帝察觉我们想在他与俾斯麦之间撒播不和的种子，他会觉得受到冒犯。但是假如在他凭直觉站在我们这边的问题上培养他的不满情绪，我们不必无礼地惹怒他，就能强化他本性的倾向。”然后他引用威廉的话：“我会给那个老人六个月的喘息时间。但是那以后我将自己统治国家。”哈默施泰因利用《十字报》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举例来说，他批评宰相公开发表直接报告，触怒了君主的感情。

当时俾斯麦的势力仍旧强大，足以挫败这种阴谋。由于他的教唆，皇帝要求施特克尔选择，要么辞去他在宫廷的职位，要么停止这种煽动。施特克尔选择保住自己的职位，放弃了在新闻出版界的运动。皇帝更进一步，公开否定《十字报》，并宣布支持卡特尔。他指派民族自由党的领袖本尼希森担任汉诺威行政区的首席执政官，并给米克尔提供了类似的职位，后者迷人的谈话技巧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可是米克尔知道，俾斯麦既不喜欢又不信任他，因而推辞了任命。他预计等俾斯麦下台之后就轮到他登场了。

俾斯麦不可能没发现皇帝周围有很多不利于他的影响。为了维护自己的支配地位，他本来应该不怕麻烦地尽可能留在柏林，以便陪伴皇帝，用自己老谋深算的政治智慧给他提供建议。然而他的行动完全相反，他退回了瓦尔济和腓特烈斯鲁厄，连续几个月不在首都。他很可能料想自己的儿子赫伯特能对皇帝施加有利的影响。可是赫伯特绝不可能胜任这种工作，而俾斯麦对人的判断力通常是最敏锐的，此时却彻底忽视了儿子的缺点。

不过俾斯麦的垮台并非仅仅是个人问题。各种政治难题和分歧造成了年轻的皇帝与老宰相之间的隔阂。

1889年5月，威斯特法伦的矿工举行大罢工时，皇帝与宰相第一次发生了严重分歧。俾斯麦对矿工们的苦衷没有丝毫同情。作为容克，他打从心底里站在雇主一边。可是皇帝从非官方渠道听说过一些矿工的生活状况，非常同情他们的困境。如今没人会责怪威廉同情劳工，不幸的是，他的表达方式非常笨拙而不圆通。他在宰相主持的大臣政务会上突然出现，发表了感情强烈的反对雇主的演讲，仿佛只要皇帝下达政令处理问题，就能解决全部争端。他离开以后，俾斯麦讥讽地评论道，年轻君主的见解与腓特烈大帝的专制父亲腓特烈·威廉一世一致，又补充说有必要保护他免遭自己的冲动的伤害。

这段插曲告诉俾斯麦，皇帝看待社会问题的方式与他截然不同。不过此后还有更糟糕的麻烦，问题的中心是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法律。

由于1887年的七年期斗争，帝国议会重新选举，被称为卡特尔帝国议会，是1881年以来最有利于俾斯麦的。卡特尔在帝国议会占据绝对多数，追随着俾斯麦走过了困境。反对党无力采取有效行动。

宰相急切地想要利用这种异常强大的地位，使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法律永久化。为了确保延长它的有效期，必须每过两三年就与帝国议会交涉，他不喜欢这样。他从不认为该法律是只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临时措施。另一方面，虽然这种措施明显没有效果，他却不能吸取教训。尽管当时它已经执行了10年以上，却仍未能阻止社会主义者获得的选票的增长。俾斯麦得出的结论是应该将其永久化。占据多数的卡特尔十分乐意支持这一政策，1889年秋天政府提交的议案完全有机会通过，对此连民族自由党也没有疑虑，他们只要求进行一处修改。法律赋予警察将社会主义的煽动者驱逐出定居地的权力，可是警察过度滥用这种权力，有时还太野蛮。很多人远非同情社会主义者，也对此感到愤慨。于是民族自由党反对让驱逐权力永久化，1889年12月，他们在讨论该议案的帝国议会委员会上投票反对这项条款。保守党最热心地为这一条款抗争，声称倘若不恢复这一条款，该法律就不起作用。委员会第二次审读该议案，民族自由党和反对党再次驳回了这项条款。于是保守党投票反对整个议案，看来它很可能会在委员会阶段遭到否决。然而温特霍斯特意识到两个卡特尔党派之间的意见不一致对反对党极其有用，尤其考虑到下届选举即将开始，为了迫使他们在帝国议会召开全体会议时，其实是在全体德国人民面前爆发斗争，他和他的朋友们投票支持残缺不全的议案，结果它必须在全体出席的帝国议会上提交并进行讨论。帝国议会的全体会议定于1890年1月召开，同年2月将选举新一届帝国议会。因此围绕着反社会主义者法案的战斗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选举。

在委员会阶段，保守党领袖冯·赫尔多夫前往腓特烈斯鲁厄，与宰相讨论他的党派的态度。他知道如果政府坚持要求放逐的权力，该议案就注定难以通过，他愿意投票支持没有这一条款的议案，只要政府清楚表示可以接受这种形式的法案。然而宰相没有给他这种许诺。晚年时俾斯麦断言赫尔多夫误解了他的意思，甚至暗示他与宰相的敌人结盟。可是问题相当简单明了，只要俾斯麦愿意，他可以给出十分直白的答复。可是他没有，他自己知道原因。

反社会主义者法律的命运还悬而未决的时候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它必然会更有效地分开皇帝与俾斯麦。威廉对社会问题越来越感兴趣。非官方的顾问告诉他，有必要保护劳工，尤其是女性和儿童，防止过量工作和其他形式的剥削。当然，这甚至在德国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多年来帝国议会的党派一直要求采取劳动保护措施，帝国议会也通过了这些方向的决议。障碍物只剩下一个：就是宰相本人。在此类问题上，俾斯麦的思想是最过时的，它或许类似于曼彻斯特经济学派在半个世纪前的思想，但是生长速度快得多。在他看来，那些措施只是人道主义的废话。真相是老年俾斯麦反对一切方向的改革，许多应该实行的改革延误了很久，大臣们自己也知道。举例来说，普鲁士的收入所得税急需调整。普鲁士的财政大臣无条件地崇拜宰相，他起草了改革议案，国王同意该草案并签了名，可是在提交议会辩论之前，俾斯麦结束了邦议会的会议，议案被扔进了废纸篓。

现在威廉二世开始对社会立法感兴趣，在任何客观公正的观察者看来，此事迟早必定会发生。一方是帝国议会，再加上皇帝，必然会战胜宰相的反对。帝国内政大臣冯·伯蒂歇尔是俾斯麦在帝国议会和普鲁士政府中的代理人，他清楚地看到宰相如果不及时回来，就会在这场战斗中失败。他前往腓特烈斯鲁厄劝告宰相，可是宰相顽固不化。这次造访的唯一效果是俾斯麦开始怀疑伯蒂歇尔秘密与自己敌对，转向年轻皇帝这轮初升的太阳，觊觎宰相的斗篷。当然，在俾斯麦眼里最后一条是可能的最坏的罪恶。这种怀疑在任何时候都能毒化他的头脑。这一次它是双重的危险；此时竞争对手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对他的地位的威胁，而且会危及他的儿子赫伯特，因为他已经将其视为继任者。伯蒂歇尔只是尝试走自己的路，甚或提出自己的建议，俾斯麦却认为他不仅自以为是而且令人不快。伯蒂歇尔曾经由于岳父的错误而陷入财政危机，俾斯麦用威尔芬基金的一大笔钱帮助了他，假装钱是来自老皇帝的个人礼物。因为他用从遭到废黜的汉诺威国王那里夺走的钱拯救了伯蒂歇尔，他认为伯蒂歇尔欠了他个人的债，理应感激他。

伯蒂歇尔于1890年1月9日造访腓特烈斯鲁厄，就在同一天，帝国议会开会了。按照议程，1月23日反社会主义者法案要进行二读。显然俾斯麦的行动应该是立刻返回柏林。不仅伯蒂歇尔，而且俾斯麦的最亲密的合作者、宰相办公室的主管冯·罗滕贝格也如此提议。然而俾斯麦驳回了他们的忠告，转而听取了赫伯特的意见，后者完全赞成留在腓特烈斯鲁厄。

直至1月24日，俾斯麦才顺从皇帝的意愿返回柏林，因为那天下午皇帝召集了枢密院会议。枢密院是官方指定的普鲁士政府的管理机构，由国王亲自担任主席。

枢密院会议定于下午6点召开，皇帝希望在开会前与俾斯麦私下见面。下午3点，俾斯麦先在办公室和大臣们开了一次会。

大臣们见到宰相时，宰相告诉他们，据推测皇帝将向政务会提出劳工保护的提案。他建议他们既不要接受也不要反对这样的提案，只要求给他们一些考虑的时间。每个大臣都同意了。然后俾斯麦转向了反社会主义者法案。前一天它在帝国议会进行了二读。除了赋予警察驱逐社会主义者的权力的条款之外，其他条款都得到了大多数议员的同意。民族自由党和反对党派一起投票反对这项条款。在辩论中，冯·赫尔多夫以自己党派的名义宣称，倘若不恢复这一条款，他们就投票反对整个议案，除非政府发表官方声明，宣布接受删节版本的议案。保守党的这个决定代表了它的两翼之间的妥协，其中一翼希望击溃而另一翼希望维持卡特尔，并且着眼于即将到来的选举。保守党发表过有力的演讲反对该议案，如果最终必须投票赞成残缺不全的议案，他们希望有一些理由可以向选民解释，正因为如此，他们需要政府按照他们的要求发表公开声明。

随后俾斯麦告诉大臣们，为了便于在帝国议会通过残缺不全的议案而发表政府声明是不明智的，因为那样就会免除议会的责任。伯蒂歇尔指出，没有政府声明议案就不能通过，并列举了不少论据表示反对。其他大臣也站在他一边。可是俾斯麦再次固执己见。他的论点建立在一种微妙的理论基础上，为了他自己的目的——就像他曾经尽情利用其他一些受害者那样，隐瞒真实动机。

6点钟，大臣们集合参加枢密院会议。他们进入会议厅时看见了皇帝和宰相，他们已经谈过问题，但是尚未达成一致。

会议开始，皇帝发表演讲，阐述他的社会改革。这些提议并不过分：禁止工厂在星期日开工以及限制女性和儿童的劳动，如今没人会对这些事情有不同想法。然而威廉提出这些提议时使用了奇怪的表达方式。举例来说，他说德国的雇主们像挤柠檬一样压榨工人，任凭老人在粪堆里腐烂，最后宣布他要成为乞丐之王——25年前，俾斯麦希望激怒进步党时曾经使用过一模一样的口号。如今听见年轻的皇帝口中说出相同的短语，支持他厌恶的社会政策，他当然不可能高兴。

这天刚巧是腓特烈大帝的诞辰，皇帝提及他希望在当天向人民发表一个公告，这是他拥有制造戏剧性效果的天分的一个实例。可是收到这个指令的大臣们回答说，他们需要时间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威廉只得让步了。

然而当威廉谈及反社会主义者法案时，真正的暴风雨来临了。他请求接受该议案，即便没有驱逐的权力也行。可是这次俾斯麦表示反对。看到皇帝无视他的理论观点，他变得越来越激动，最后他大声宣布，倘若该法案未能通过，他们就只得不要这种法律，任凭风浪越涌越高，直至发生碰撞。

俾斯麦的真实动机是这样的。他希望社会主义者摆脱了法律的束缚以后会走向极端，然后他就准备用武装力量镇压他们。威廉十分正确地理解了他的想法。俾斯麦的意思是引起流血冲突，所以皇帝回答说，他不希望刚开始统治就染上臣民的鲜血。他求助于其他大臣，请他们发表意见。他有理由相信其他人与他意见一致。然而他非常失望。由于宰相在场，没人敢站在皇帝一边。威廉被迫退让，俾斯麦如愿以偿，反社会主义者法案未能通过。

皇帝极其愤怒地离开了会场，他觉得自己遭到了大臣们的背弃。他说：“他们不是我的大臣，而是俾斯麦的。”俾斯麦经常宣扬的“皇帝的政策”理论变成了什么？他和他的皇帝第一次意见不一致时，它就毁灭了。

第二天，反社会主义者法案在帝国议会进行三读。全体投票时，由于政府没有发表他们想要的声明，保守党投票反对整个议案，加上自由思想党、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反对票，这项措施被驳回了。事实上，这种异常的法律自此终结了。旧法律直至1890年9月30日失效，同年2月的选举仍然受到它的阴影的约束。然后怎样呢？未来可能有某届帝国议会愿意通过连卡特尔帝国议会都驳回了的法律吗？凡是了解德国人民感情的人都不可能相信。与此相反，大多数观察者都确信卡特尔党派将在下次选举中遭到惨败，由于政府对反社会主义者法案处理不当，明显缺乏领袖，加上保守党与民族自由党之间的冲突，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事实上，反社会主义法律的尝试再也没有复活过。

我们不怀疑，俾斯麦比任何人都更明白，他不可能再得到更有利于他的帝国议会。只能假定他真的想要一场冲突，他的态度没有其他解释。然而在皇帝的政务会上突然引发冲突是多么大的错误！在1864年至1866年的鼎盛时期，他处理政务会的这些事务的方式是多么不同，他引导威廉一世按照他的想法行动，只告诉国王对他有利的事。俾斯麦的次子是个冷静的观察者，有点愤世嫉俗，他评论说：“我的父亲不能像以前那样一锤定音。”俾斯麦觉得自己在枢密院犯了粗心的错误。第二天早晨，他的办公室主管发现他躺在沙发上，眼里含着泪。他说他不能留任了，皇帝完全疏远了他。不过这种心情很快消失了，他不是那种会出于自愿放弃权力的人。

他试图妥协。在第二次会议上，他极力主张支持皇帝的保护劳工的想法。威廉高兴了起来。次日即1月27日是皇帝的生日，表面看来完全是一个和解的节日。然而几天以后，皇帝听说俾斯麦又制造了新的麻烦。皇帝曾经建议萨克森的国王向联邦参议院提交包含他的愿望的提案，可是俾斯麦威胁萨克森公使说，倘若他们敢那样做他就辞职。威廉打算向人民和世界宣布他的社会改革计划，听说政府部门正在慎重考虑他草拟的公告，他觉得可疑。俾斯麦把公告草案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包括对法律的修改建议，另一部分包括邀请其他政府参加在柏林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并讨论社会问题的内容。大臣们正在开会时，皇帝不期而至，靴子上的马刺噼啪作响。俾斯麦并不习惯他的君主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不过他把大臣们的决定告诉了威廉，皇帝感到满意然后离开了。

又过了几天，公告准备好了。俾斯麦亲自帮忙编辑了文本，可是皇帝签过字，要求宰相联署的时候，俾斯麦却推辞了。宪法规定皇帝的治理行为需要联署，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不过由于获准发布公告，威廉很高兴，就在1890年2月4日的官方公报《帝国公报》上发表了没有宰相联署的公告。

这时选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公告引起了轰动，况且缺少宰相的联署，进一步刺激了普遍的激动情绪。反对党成员现在确定不仅反社会主义法已经死亡并被埋葬，而且皇帝与俾斯麦的政策发生了公开冲突。班贝格尔正要出发去见选区的全体选民时，看到了这份公告。他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对一个朋友说：“或许等到4月1日，俾斯麦就能作为一介平民在腓特烈斯鲁厄庆祝自己的生日了。”

俾斯麦感到事情不能保持原样了。下一次开会时，他告诉大臣们，他将辞去普鲁士首相的职位，仅保留帝国宰相的职位，皇帝已经同意了这件事。假如他希望大臣们反对他部分退休，他肯定大失所望了。众人全都同意这种安排，伯蒂歇尔还发表了一番口才流利的告别演说，俾斯麦对他的怒火有增无减。

就在这次大臣会议召开的同一天，俾斯麦采取了超过他以往的所有诡计的一个步骤。他从未拜访过外国外交官，这天却突然在法国大使馆出现，法国大使完全大吃一惊。不过更令他惊讶的是，宰相十分直言不讳地提议，他将促使法国政府破坏由德国皇帝发出邀请的国际劳工会议。法国大使写道：“宰相明确地与他的君主对立。”整个不可思议的故事最令人震惊的特征是这种可疑的处境丝毫没有使俾斯麦感到窘迫。他兴高采烈，在大使面前用逗笑和讥讽的方式谈论德意志的一位君王巴登大公，也就是皇帝的姑父。最后他们聊起了大使房间里描绘伊阿宋和美狄亚的故事的图片。大使谈及一个美狄亚最后回到伊阿宋那里的传说。俾斯麦笑了起来，低吟了一句：“人总是回归他的初恋。”然后留下了一句话：“或许那也会发生在我身上！”

为了破坏皇帝全心全意举办的国际劳工大会，俾斯麦采取的操控手段不止这一种。势所必然的结果是皇帝听说了这些花招，此时他确信宰相暗中玩弄任何诡计都是有可能的。他感到自己的君权受到了冒犯。后来他说：“我除掉这种人是为了王权。”

现在俾斯麦试图使用曾经用来有效地对付腓特烈皇帝的方法。他通过外国报纸让人们获悉，由于他与皇帝的意见分歧，皇帝迫使他从普鲁士政府退休。然而他再次失望了。1888年时报纸的反应是痛哭哀号，现在却相当平静，更糟糕的是甚至十分满足。民族自由党的一份报纸冷静地写道，这样最有利于普鲁士的大臣们，俾斯麦一直压制他们的主动性。

2月20日，新帝国议会的选举开始了。卡特尔党派遭到惨败，自由思想党的席位增至两倍，社会民主党的选票也翻倍了。尽管既存的反社会主义法律强加各种令人厌烦的约束，他们仍然获得了将近150万张选票。

这是俾斯麦的体系遭受过的最沉重的打击。无数选民觉得在1887年的前一次选举中，俾斯麦和他的战争恐慌欺骗了他们。很多人感到他以前的熟练控制力消失了。首要的中央党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他不再成功！》的文章，人们一再重复这句口号，因为它完美地表达了大部分人民的感情。

在议会制国家，如此显而易见的选举失败必然导致首相的辞职。但是德国不是议会制国家，向人民的选票屈服是俾斯麦最不可能做的一件事。他的做法完全相反，他放弃了部分退休的想法。他决心保住自己的全部官职，而且要更加彻底地控制大臣们。另一方面，他着手组织新的党派联合体。卡特尔消失了，为什么不试试保守党和中央党的同盟呢？只要波兰人和圭尔夫派加入，这种组合确实能在帝国议会中占据多数。在俾斯麦眼里，波兰人和圭尔夫派始终是最出众的帝国敌人。尽管如此，现在他愿意招揽他们加入新联合体。

不过俾斯麦正在酝酿的另一个计划更重要得多。他十分清楚地记得1862年他第一次当上首相时的境况。那时威廉一世根本不喜欢他，却被迫依靠他，因为其他人都不能帮他度过与下议院的宪法冲突。新的冲突会让威廉二世陷入相同的处境。俾斯麦的计划就是挑起这样的斗争。有两条途径可以达到目的：军事预算的巨额增长，以及比已经被驳回的议案更严苛、更惨暴的反社会主义者议案。新的帝国议会将驳回这些措施。然后他们就不得不解散国会，重新进行选举。可是他能否同样确定，选民将选出更容易驾驭的帝国议会？俾斯麦知道疑问非常大。但是他也对不测事件有了准备。他构想出了一种新理论，它与他在60年代利用过的著名的宪法缺口理论同样有效。

他的新理论相当简单。他主张，帝国是德意志君王而不是德意志国家组成的联邦。如果君王们不满意，他们可以通知和解散这个联邦，正如股东对经营结果不满意时可以关闭公司一样。他们不会征询德意志人民的意见，人民也无权置喙；人民必须等待，直到君王们决定组建新帝国制订新宪法，那无疑不会缩减议会的权威，也不会取消普选权。

当然，这种理论完全否定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其实也否定了德意志的民族情感；它意味着摧毁使人民喜欢俾斯麦的一切东西，统一德意志的英雄竟设法策划毁灭德意志，这的确是最令人遗憾的奇观。

这些计划从未实现，甚至从未被尝试，这对德意志人民来说是幸运的，对俾斯麦来说是不幸的。皇帝尽管不知道宰相打算采取什么极端措施，仍然拒绝了俾斯麦提出的第一个步骤，他也拒绝同意采用更严苛的反社会主义者新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