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宫廷派系斗争中接近国王、支走对手 | 步步为营的克伦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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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克伦威尔可谓大器晚成。1535年他已经接近50岁了——在那个平均寿命只有35岁的时代，大多数人在这个年纪都过着久坐不动的生活，或者已经逝世。因此，克伦威尔比宫廷和枢密院的同僚都年长。

但等待是值得的，经过前些年的苦心经营，并在同时始终留意维持他的私人生意盈利以作为保障，克伦威尔显然为取得更大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从克伦威尔早年参军的经历和经常出现的出行狩猎记录中可以看出他身体健壮，但是自16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健康开始衰退。根据班戴洛所言，克伦威尔一直“坚持忍受着身体的所有疲惫”，但是他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迅速恢复了。

克伦威尔的年龄与长时间面对法律卷宗的伏案工作无疑导致了视力的下降。克伦威尔的账单证实，刚满50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戴眼镜。更加严重的不适接踵而至。

1535年3月，夏普伊记录说他原本应拜访这位秘书，但“听说他比头一天状况要差，因此不能见任何人”。克伦威尔得了“感冒，脸颊和眼睛也跟着肿了起来”。向来多疑的夏普伊认为这种“轻微的不适”是“某种花招”，但是一个月后克伦威尔的病情加重以至于无法入宫，国王亲自来家里探望他。虽然他声称这“能够驱散他尚存的病痛”，但直到4月底他的身体才恢复到可以工作的程度。5月5日，夏普伊汇报说，这是克伦威尔自生病以来唯一一次入宫。

亨利八世在他的接见厅用餐。国王坐在一个华盖下面，身边环绕着宫廷的人。左侧手持侧板的是他的高级廷臣们。

这期间，克伦威尔在公务上毫不松懈。1535年1月21日，亨利任命他为教会事务代理人（Viceregent in Spirituals），又称作代理总教监（Vicar General），这赋予他在教会事务上相当大的新权力。

国王认识到他的首席秘书是怎样成功地监控并在必要时清除公众对他至尊王权的反对，迫切地想把这种强制扩展到神职人员身上。即便如此，这位大臣推行的改革规模也超出了他的预想。这项任命开启了一场触动英格兰核心的革命。

克伦威尔展开了全面攻势，在所有交往中，包括跟英格兰最高级的神职人员打交道时都自负得令人不快。正如夏普伊在1535年年初汇报的那样：“克伦威尔一直在骚扰主教们，甚至包括温彻斯特主教以及其他忠心的主教，他最近把他们召至枢密院，问他们国王能否任意任命或撤销主教，他们不得不说‘是’，否则会失去他们的礼遇。”大使又说克伦威尔向他的一位线人吹嘘“召集枢密院就是为了让主教们上钩”。

16世纪30年代初期，随着克伦威尔事业的发展，他对出身高贵的对手的态度发生了逐步但明显的转变。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诺福克和加德纳。克伦威尔刚开始得到亨利重用的时候，对对手态度谨慎克制，甚至有些冷淡，这在不谙内情的人看来未尝不是一种对社会地位更高的人不情不愿的尊重。

但随着他越来越得国王的倚重，克伦威尔对自己权力的信心也增长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的态度转变成公开的敌意甚至轻蔑。克伦威尔的社会地位或许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但他的政治地位高于他们，且他决心让这些对手们认清这一点。

克伦威尔在1535年里化解其主要对手制造的威胁的手法，既证明了他的自信，又证明了他能熟练地通过谈判处理宫廷中错综复杂的派系政治。他智胜对手的其中一个主要途径就是屡次用各种内政和外交差遣把他们从宫廷里支走。

接近国王是权力和影响力至关重要的前提。一旦不能接近国王，一个有再多头衔、享有再多特权的人也必然更容易陷入敌人的阴谋，他们只要伺机向国王进献谗言就能让其所受的宠信遭到削弱。这也是为什么克伦威尔要保证自己几乎总是在君主身边。他甚至设法在宫廷得到了一套房间，这样一来“亨利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通过一些室内通道来找他，不被人看见”。

汉斯·荷尔拜因笔下的托马斯·克伦威尔（1485—1540）。这幅肖像可能是为了纪念克伦威尔1532年被任命为珠宝大臣而请人绘制的。肖像画顶上题写着“致克伦威尔大人，珠宝馆值得信赖的、备受爱戴的大臣”。

此外，克伦威尔在国内外建立了一张强大的线人与间谍网络，他可以充当自己的代理人并持续获得消息。这张非常有价值的代理网络让他能够维持在宫廷的地位。如果有生意上的事务要求他暂时离开，克伦威尔必须保证自己可以在几天之内回到国王身边。

同时，克伦威尔成功地将他的主要敌人赶出了宫廷，其中一个人遭到了永久的驱逐。他首先拿诺福克开刀。夏普伊两年前就已经看到，克伦威尔巨大的影响力激怒了诺福克，令他宁愿称病也不去宫廷。

1535年春天，诺福克终于退出政坛并在肯宁霍尔（位于英格兰东南部的诺福克郡，为诺福克公爵的住所）的庄园待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显然不打算屈居于一个出身卑微的暴发户之下，可能也需要时间筹谋反击。

诺福克的缺席严重削弱了他的主要盟友的地位，在1534年4月当斯蒂芬·加德纳被命令卸任秘书一职，并被克伦威尔接替的时候，他对克伦威尔的反感加深了。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屈辱，从那天起这位高级教士就决心报复。

不过，他跟克伦威尔的通信不露一丝痕迹：嫉妒和憎恶被顺从和赞赏的表现遮盖。1534年7月他写信给新的“秘书大人……我特别的朋友”，用“最真心的称赞”让他确信：“经您妥善的处理，我遗留下来的冗务与难题已经得到很好的解决，在我看来如此成功、令人欣喜，而您的友善又一向如此坚定、可靠，以至于在这些让我心生疑虑和困惑的事上，我总认为您是最适合的，也非常相信您已经完全准备好，像对待其他类似的事务一样，为我找到解决的方法。”

两个人很快抛开了这种殷勤的伪装。此时他们之间的敌意在宫廷已是人尽皆知。“两人之间一直都有竞争以及难以调和的分歧，就像……狼和羊一样，”约翰·福克斯说，“因为两人都极受国王倚重，一个更多的是敬重（加德纳），而另一个更多的是垂爱（克伦威尔）。二人都非常机敏、睿智，不过，其中一个在美德上要远胜于另一个。”

温彻斯特主教斯蒂芬·加德纳（1495—1555）。尽管加德纳跟克伦威尔一样都在红衣主教沃尔西的府邸做门徒，但是这两人在沃尔西倒台后成了誓不两立的敌人。

克伦威尔看似非常喜欢当着其他廷臣的面嘲弄乃至欺侮加德纳。这位高级教士后来回忆起自己曾被召至汉普顿宫参与一场争辩，讨论是不是应该把国王的“意志和偏好”当作法律对待，克伦威尔坚持认为是。

“‘来吧，我的温彻斯特大人’，（克伦威尔）说，……‘回答国王……坦白直接地说，不要畏缩，伙计！’”因被如此羞辱而暴怒，加德纳没有回答克伦威尔而是直接回禀国王本人，给出一个他典型的模棱两可的回答。“国王转过身去对此事置之不理，直到克伦威尔大人突然当众变卦，又对我大为光火，仿佛之前种种（克伦威尔令国王感到厌倦的言行）出自我手一般。”

又一次，在加德纳指控他侵害了自己的利益时，克伦威尔佯作失望状，并如此斥责道：“你提到的那封信件没有得到善意的解读，我认为我对你的善举不应该被这么对待。”克伦威尔还对加德纳声称：“认为我宁愿亲自处理此事是你的幻想。”

虽然克伦威尔看似处于上风，但他知道加德纳是一个危险的对手，尤其是在他跟诺福克这样的人联手的时候。因此他策划让主教离开宫廷，作为大使派驻法国。

1535年10月，加德纳接受了这个任命并在那里待了三年，这使克伦威尔能够在牺牲对手利益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地位，对此福克斯欣喜地评述道：“虽然他（克伦威尔）只是国王的首席顾问，但随后他给……温切斯特主教本人下达了一道命令，通过令人惊异的深谋远虑挫败并阻止了后者的所有阴谋和谗言，尤其是那些意图陷害、毁灭良善之人与支持福音之人的计划，克伦威尔总是保护他们不受温彻斯特的阴谋所害。”

后来诺福克和加德纳都没有完全销声匿迹，但在这一阶段，他们的对手克伦威尔正稳居上风。

本文摘自《托马斯·克伦威尔：亨利八世最忠诚的仆人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是特蕾西•博尔曼（Tracy Borman），赫尔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英国历史皇家宫殿的联席馆长、遗产教育信托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著有《玛蒂尔达：征服者的妻子，英格兰的首位王后》（Matilda, Wife of the Conqueror, First Queen of England)、《女巫：一个关于巫术、丑闻和诱惑的传说》(Witches：A Tale of Sorcery, Scandal and Seduction)等书，还有备受称赞的《伊丽莎白身边的女人们：朋友、对手和塑造了童贞女王的敌人》（Elizabeth’s Women: Friends, Rivals, and Foes Who Shaped the Virgin Queen）。

托马斯·克伦威尔作为一位不择手段的阴谋家，不惜一切代价攫取权力而一直以来广受唾骂。作为英王亨利八世的左膀右臂，他是英国宗教改革的设计师；他确保了亨利与其第一个王后凯萨琳的离婚并策划了亨利第二任妻子安娜·波莲的倒台；他本人也被指控试图篡夺王位而差点送命。但在这本引人入胜的新的传记中，著名英国历史学家特蕾西·博尔曼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展现了这位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人物之一：一个充满爱心的丈夫和父亲，一个极度忠诚的仆人和朋友，以及一个在中世纪的英国转型为现代国家扮演着关键角色的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