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瞾的权术

政治权谋，风云诡谲。早在西汉时期，武帝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讲帝王为政以德，众星共之。然则对于一位有谋略的帝王而言，贤德是最无用的品格。贤德即是软弱，顾及道义，行多受制。政治最看现实利益，在这一问题上中西已达成共识。马基雅维利说：“为了达到一个最高尚的目的，可以使用最卑鄙的手段。”韩非子则说：”民之故计，皆就安利而辟危穷”；”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对于深谙权术的君主而言，人性是全然的“恶”，不可更易。故而帝王权术应基于利益考虑，抑或者说是基于君主本人的最大利益考虑。

谈及权术，便不可不提武瞾，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帝。武则天最终在神龙政变中失败，朝代更替与政治改革的尝试也终究付之东流，但她所施展的后宫权术与帝王权术在历史的长河中仍旧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将从两方面剖析武则天的权术之道。第一部分侧重于分析她作为下位者为取得权力实施的后宫权术；第二部分则侧重于她作为政治赢家对于帝王权术的具体实践。

后宫权术

李淳风无意间参透天机，在《推背图》中写下：“日月当空，照临下土，扑朔迷离，不文亦武。”这一谶言在武则天身上得到应验。《推背图》的真实性已然无从考证，然而可以判定的是，武则天实然是天生的政治家。她冷血，理性，狠辣，以利益为重，武则天与生俱来的性格与品质是她成功的基石。

武则天入宫之初只是太宗李世民后宫中一位籍籍无名的才人。而这一时期她已展现出她的驭马、驭人、驭臣之才。《资治通鉴》中记载：“太宗有马名狮子骢，肥逸无能调驭者。则天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挝挝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武则天不讲仁爱之心，只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此过程中，但凡是不顺从于她的人，她便要像对待狮子骢一样严加打压，如果还不知悔改，便只有死路一条。

权术，是深藏不露。韩非子认为君主应做到“函掩其迹，匿其端”。黔驴技穷是操纵权术者的大忌。将实力完全曝露只会让敌对者有机可乘，使自己陷于不利。在尚且没有权力之际，武则天深谙“藏拙”之道。作为太宗的才人，武则天在太宗驾崩后被迫出家为尼。而高宗的皇后王氏为了掣肘萧淑妃将武则天召回宫中。武则天深得高宗喜爱，却不恃宠而骄。武则天对待王皇后谦卑恭顺，从来无失礼之处。每次她对王皇后进忠言都能够切中要害。武则天的权术之精妙在于它能够表现出弱势地位，迎合上位者的意思，以至于王皇后屡屡向高宗为她说好话。其所作所为在当代人看来即是“捧杀”。

权术，是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甚至不惜违背伦理道德。王皇后尚且还在感念武则天助她打败萧淑妃，武则天却已然将王皇后视为自己实现地位跃升的拦路石。武则天已不满足于成为高宗与皇后爱重且亲信的妃子，她自己要成为皇后。为了达成目的，她可以残害自己才出世的女儿，借以嫁祸王皇后。《新唐书》记载：“昭仪生女，后就顾弄，去，昭仪潜毙儿衾下，伺帝至，阳为欢言，发衾视儿，死矣。又惊问左右，皆曰：后适来。昭仪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杀吾女，往与妃相谗媢，今又尔邪！由是昭仪得入其訾，后无以自解，而帝愈信爱，始有废后意。”武则天懂得操纵人性的弱点，制造矛盾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没有人会相信贤良知礼的昭仪武氏肯为栽赃陷害皇后而狠心杀死自己的女儿。宠信武则天的高宗不会，甚至王皇后本人也不会。王皇后日渐失去高宗的信任，最后因巫蛊的罪名被废除。正如林语堂所说：“若是命运不肯创造一个伟大的女人，一个伟大的女人会创造自己的命运。”

权术，是行阳谋，立贤名。高宗于永徽六年废王皇后，萧淑妃，罢免宰相柳奭、诸遂良，废太子李忠。显庆二年与四年，武后与高宗为挣脱政治掣肘相继罢黜宰相韩瑗、来济与长孙无忌。而随着武后权力扩张，高宗开始忌惮其僭越揽权，于龙朔三年罢黜武则天亲信的宰相李义府。而麟德元年主张废除武后的宰相上官仪被诛，原太子李忠被废则标志着武后真正大权在握。武后已可垂帘听政，而高宗则被架空。《资治通鉴》有载：“高宗凤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平起平坐）也。”武则天以协助之名辅政，乃是她施展权术的“阳谋”。然则她“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的正面形象则是她积极筹谋的结果。施展权术即是驭人，因此依赖于公众影响力。武则天乐于展示自我的才德，她令大臣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内轨要略》，宣扬妇人对丈夫的服从，与亲戚修好，力戒妇人对母族的偏袒维护。她为自己塑造了“贤后”的好名声，使她架空高宗权力的阳谋得以合理化。她滔天的权势则使反对者不敢轻易跳出来批判她的劣迹。

帝王权术

这样，武后一步步扩展权力。凡是妨碍她的人，都不得善终。她甚至先后废除了身为太子的两个亲生儿子李弘与李贤。高宗驾崩，武后第三子李显继位，武后被封为皇太后。武则天先废中宗李显为庐陵王，立无能的李旦为帝。而后她将睿宗李旦贬为皇嗣，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后宫权术在于谋权，帝王权术在于固权。作为才人、昭仪与皇后时，武则天是下位者。她一方面要排除异己，另一方面要防止遭到上位者打压。作为皇帝的武瞾则是政治斗争的赢家，是绝对的上位者。此时她的“权术”已然体现为“驭下之道”。

权术，是刑主德辅，以刑治下，加强集权。韩非言：“严刑，所以遂令惩下也。” “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也。”马基雅维利也曾论证残酷与仁慈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残酷的统治使人民产生畏惧感，也使服从君主的号令成为绝不可忤逆的必然。而仁慈的统治只是在道义上敦促人民顺从与爱戴君主，却不具有现实强制性。因此统治者最好使自己既被爱戴又被畏惧，如若不行则应让臣民惧怕自己。武则天作为女性篡权成为皇帝难免受到非议。既然无法被爱戴，她选择被畏惧。

武则天在称帝之际重用酷吏，借酷吏之手打击政敌，巩固政权。《资治通鉴》记载：武则天临朝不久，徐敬业“据扬州起兵，自称上将，以匡复为辞”。徐敬业虽很快被平复，但背后的反对势力依然蠢蠢欲动。武则天于是 “大开诏狱，重设严刑”（《旧唐书》）。她不但严刑处置政见不同者，且“逆党亲属及其交游有涉嫌疑者，莫不穷捕考校”。酷吏的手段极其残酷，“或以椽关手足而转之，谓之‘凤皇晒翅’；或以物绊其腰，引枷向前，谓之‘驴驹拔橛’；或使跪棒枷，累甓其上，谓之‘仙人献果’；或使立高木，引枷向后，谓之‘玉女登梯’；或倒悬石缒其首；或以醋灌其鼻；或以铁圈毂其首而加楔，至有脑裂髓出者”。酷吏当道之际，周兴、索元礼所杀各数千人，来俊臣所破千余家（《资治通鉴》）。

武则天一方面对政见不同者严厉打压，另一方面却重用贤才，广招能人志士。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 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竟为之用”。

权术，是自揽功德，推脱恶行。《韩非子》中讲：“成败有徵，赏罚随之。事成则君收其功，规败则臣任其罪”。酷吏平日招摇过市，手腕铁血，残暴至极，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因此在政局稳定后，武则天立刻转变对酷吏的态度。她先后贬杀了酷吏丘神责力、周兴、索元礼、傅游艺、候思止、来子王旬、王弘义、郭霸、万国俊等。《旧唐书》记载武则天：“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酷吏从未掌握行政权，他们仅仅作为武则天打击反叛者的工具。而这些酷吏最终为武则天“做了嫁衣裳”，被无情舍弃，成为武则天树立“明君”形象的政治牺牲品。在政治博弈过程中，武则天假酷吏之手行酷法，使臣民惧怕她。顺武瞾者昌，逆武瞾者亡。而坐收其利后，武则天即刻金盆洗手，这便是我们如今人们所说的“甩锅”。

权术，是不受蒙蔽，避免党派斗争影响政治判断。英明的政治家只相信自己的政治判断，绝不会轻信任何臣子，也不会让任何人因利益斗争影响政治大局。韩非子中有言：“主道者，使人臣有必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言无端末，辩无所验者，此言之责也。以不言避责，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责也。”

《资治通鉴》记载：五月，丙寅，禁天下屠杀及捕鱼虾。江淮旱，饥，民不得采鱼虾，饿死者甚众。右拾遗张德，生男三日，私杀羊会同僚，补阙杜肃怀一啖，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对仗，谓德曰：“闻卿生男，甚喜。”德拜谢。太后曰：“何丛得肉？”德叩头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预。然卿自今招客，亦须择人。”出肃表示之。肃大惭，举朝欲唾其面。武则天晚年虔诚信佛，下令禁止屠宰牲畜。右拾遗张德公然违背法令，杀羊庆贺儿子的生日。赴宴的杜肃借机向武则天告状。倘若武则天只处置张德，则杜肃奸计得逞，排除异己。武则天自己被牵着鼻子走，难免陷于被动。故而她在群臣面前公开拆穿杜肃，既警示了张德，又掌握了主动权，有助于在臣子之间树立英明的形象。最终只有杜肃与张德两败俱伤。朝中告密者皆自危，企图诬告者更是审慎，不敢冒进行动。

权术，是制衡之道。善权术者使党派之间互相牵制，自己作壁上观，渔翁得利。事实上，武后使酷吏治乱臣与她对杜肃、张德的所为均体现制衡。武则天的制衡之道还运用在立储问题上。武则天有着高宗皇后与武氏女的双重身份。因此她驾崩后，李氏复兴唐朝、武氏继任大统均有其合理性。然则，武则天既不想看到外戚武氏当政，也不想让李氏阻碍她的帝王大业。因此，她命儿子李旦改姓武，名轮。如此，武氏不会对皇位虎视眈眈，李氏其他子弟也不再具有登基为帝的合法性。早已被软禁的李旦对于武则天的地位不构成任何威胁。武则天无法保证自己死后政局会如何发展，但她在生前使得李、武两姓相互制衡，从而独揽大权。这即是权术之道。

武则天的十五年基业终究在神龙政变后毁于一旦。权术纵然使她权势滔天以至于无人可以撼动，但只要有人撼动一角，她一手建立的王朝便也墙倒众人推。或许她也未曾想到，曾经她轻易软禁，懦弱无能的四子李显会是复辟李唐的重要推力。

无字碑上无需歌颂武瞾的功名，也无需贬斥她的冷血残酷。一切均交予时间，交予后人评判。后世对武则天的评价褒贬不一。从儒学三纲五常与政治正统性的角度来看，武瞾实然是一位离经叛道的皇后。她的酷吏政治更是为人所诟病。而从她对历史的作用来看，她是一位富于创新精神与改革精神的女性，她的施政纲领也可圈可点。武瞾不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但她在有生之年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才能，也成全了她治下生活在太平盛世中的百姓。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