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富英其人其事

作者:丁秉燧     来源:戏聚圈

▲谭富英的性格，完全被他父亲所塑造；而一生的命运，也是被他父亲所安排了。……..他的未能飞黄腾达，是受父亲影响。其道德风范，足可称为一代名伶的。

　　大家都知道，谭富英是伶界大王谭鑫培的文孙。谭鑫培的子女很多，太太侯氏生了七子四女，其中较有名的五子嘉宾，艺名小培，从许荫堂学老生。大女婿是南方老生夏月润，二女婿是北方老生王又宸。
谭富英是谭小培之子，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生，岁次丙午，生肖属马，生日不详。谱名豫升，小名升格。自幼因为家学渊源，耳濡目染，从五六岁起，就喜欢哼哼两句，家人认为嗓子不错，是块吃戏饭的材料，谭鑫培对这个孙子也特别喜爱，认为能够克绳祖武。
民国六年（1917）正月，时谭富英十二岁，谭鑫培对富连成科班叶春善社长，在病榻相托，把升格送入富连成学戏。叶社长欣然从命，二月十二日由谭小培把他送入科班，萧长华先生为他起名富英，编入三科习艺。按富连成原名喜连成，所以第一科学生排“喜”字，第二科排“连”字，后来改换东家，更名富连成，第三科起就排“富”，以后四、五、六、七科，就是“盛”、“世”、“元”、“韵”了，而到七科也就停办解散了。
谭富英入社以后，即从萧长华、王喜秀、雷喜福几位老师学老生。他天资聪颖，学戏进度很快，两个月学会了一出开蒙戏《黄金台》。恰巧三月十九日浙慈会馆有一场堂会戏，由富连成社承包，叶社长就派他与花脸翟富魁合演这出《黄金台》，这是谭富英第一次登台。叶社长此举，也是给谭鑫培病中一个喜信儿，他孙子入社两个月（那年有闰二月）就能登台了，没想到谭鑫培已经病入膏肓，就在谭富英首次登台次日，三月二十日病逝了。
谭鑫培十一岁进金奎科班，原学开口跳，后改武生，又学文武老生。出科后，又拜程长庚深造老生。少年时不得意，唱过野台子戏，给人家当过看家护院，也通武术。中年以后才渐入佳境，把老生戏揣摩、改良、发扬光大；晚年成为伶界大王，一代宗匠。他的武功坚实，不但靠把戏好，文戏里的身段也是边式灵活而见功夫的。就因为谭鑫培原唱武生的关系，萧长华为了使谭富英不忘本，就命王喜秀给他说了一出《恶虎村》的黄天霸，民国六年下半年，曾演出两次，以后就专教他老生戏，不再学武戏了。但是富英学的戏仍以武老生为主，从民国七年到九年，他陆续学会了《战太平》、《定军山》、《阳平关》、《珠 帘寨》等戏和其他文戏。他成名后以靠把戏独擅胜场，便是幼年扎的根基。民国十二年（1923）三月二十八日，岁次癸亥二月十二日，谭富英修业期满出科，在广和楼白天演出，毕业戏还是演的《黄金台》，与首次登台的戏码相同，码列倒第四，大轴是骆连翔的《赵家楼》。富社规矩，学生出科一两个月以后才有“戏份儿”（就是演出酬劳。梨园术语：论场的酬劳叫“戏份儿”；论月的酬劳叫“包银”），但是在谭富英出科那天就给他开“戏份儿”了，用意是怕他辞班儿，特予优待。没想到虽然如此破例，第二天就被他父亲谭小培辞班儿，把儿子领回去了，那年谭富英十八岁。

谭富英出科以后，谭小培就安排他搭班演唱，先休息了半年多，找专人吊嗓子，置办点行头。从民国十三年（1924）一月起，到十四年（1925）春天止，采打游击政策，是班都搭。因此，这一年多的时间，陆续搭了徐碧云、朱琴心、杨小楼、白牡丹（后改荀慧生）每个人的班儿；连马德成（黄派武生）的临时班儿，都插上一脚。到了十四年十月起，搭徐碧云的长班儿，直到十六年（1927）一月，算是过了一年半的安定搭班生活。
徐碧云对他很倚重，许多新戏像《绿珠》、《芙蓉屏》、《薛琼英》、《褒姒》、《李香君》、《二乔》、《骊珠梦》等，都邀谭富英参加合演，码列大轴。另外两个人合演的老剧列大轴的有：《八大锤》，徐碧云反串陆文龙，他原是武旦出身，颇能称职。《汾河湾》、全本《雪艳娘》，自“搜杯”到“刺汤”，徐碧云雪艳到底，谭富英莫成，雷喜福陆炳，萧长华汤勤。
至于谭富英搭班以后所常演的戏呢，有《南阳关》、《南天门》、《天雷报》、《洪羊洞》、《卖马》、《阳平关》、《戏凤》、《状元谱》、《开山府》、《骂曹》、《捉放》、《奇冤报》、《闹府》、《盗宗卷》、《乌龙院》、《空城计》、《御碑亭》、《打渔杀家》、《四郎探母》等，这二十来出谭派老戏。不过，有一点谭富英可以自豪的，就是从搭班起，他就挂二牌，俨然是跨刀老生。这主要是承祖宗余荫，沾了“谭鑫培的孙子”这几个字的光；只有少数几次例外。民国十五年（1926）月，徐碧云为增强阵容，加聘了老生王又宸，王是谭的姑丈，剧艺也比他火候儿深，自然王挂二牌，谭挂三牌了，谭小培也没话可说，不过这个时间不长，只是一个多月罢了。
十六年（1927）初，徐碧云偕同谭富英去了一次上海，夏天回来以后，谭富英就辞班了，在家休养了几个月，到秋天搭了荀慧生的长班儿，唱到十七年秋天，算是维持了一年。
十八年（1929）春天起，又恢复各班全搭的政策，当然剧艺比刚搭班儿时成熟多了，各班也都对他倚重了。他又历搭杨小楼、朱琴心、小翠花、尚小云各班，而给人跨刀唱二牌的生活，他就唱到二十二年（1933）为止了。
以上所谈，只是谭富英在北平搭班的情形。这其间，他也曾到天津、上海，或其他大码头短期搭班演唱，一年起码出外一两次，有时候还多。同时，这一段期间，谭小培也搭班唱戏，在尚小云、朱琴心、小翠花、荀慧生、程砚秋的班儿都唱过，爷儿俩赚钱维持生活；不过并非本文主题，就不必详述了。

民国二十三年（1934）春天，谭富英从上海回来，就开始挑班了，在这里，愿意先引谭富英的一段话：“告诉您，干我们这一行的，谁不想自己挑班儿，挂头牌当老板哪！可是第一得台上的玩艺儿能站得住了，谈不上多么好，可也别砸锅；第二呀，要台下的人缘儿好，培养住了一批基本观众，不论刮风下雨，你一唱他就来听。假如挑了班儿啦，上座不好，赔钱还是小事，多丢人哪！再给人跨刀也来不及啦。您瞧我，估量着至少已经有五六百位常座儿啦，我才敢挑班，没别的，您多指教！多捧场！”事实上，这也是过去每一位名伶挑班的基本条件。言菊朋不懂这一套，所以挑班失败了两次，第三次才勉强站住，而唱不久就潦倒以终了。
谭富英的班名，刚挑班儿时名为扶春社，从二十八年（1939）二月十九日（己卯年正月初一日）起，改为同庆社，这是他祖父谭鑫培的社名，他用这个社名，就有点恢复祖业、力追前人声势的意思，这个社名一直用了十年。
他挑班以后的阵容。按照搭他班的先后次序：二牌旦角有王幼卿、陈丽芳、沈鬘华、张君秋、梁小鸾，以陈丽芳、梁小鸾的时间较长。三牌武生有周瑞安、茹富兰、吴彦衡、杨盛春，以杨盛春时间较长。花脸有刘砚亭、裘盛戎、王泉奎，刘、王二人时间最长。里子老生有宋继亭、张春彦、李洪春、哈宝山，宋、哈二人追随最久。小花脸是慈瑞泉，他还带着徒弟李四广，儿子慈少泉。慈瑞泉死了以后，一度短期用茹富蕙、马富禄，最后长期用孙盛武了。小生有金仲仁、姜妙香、周维俊，以姜妙香时间最长。二旦有：计艳芬（即小桂花）、张蝶芬、于莲仙（即小荷花），三个人各待了一个时期。老旦有：孙甫亭、何盛清，何的时间较长。在这些人里，不妨择优简介一下：王幼卿是王凤卿的二儿子，乳名“三片儿”，哥哥王少卿，乳名“二片儿”。两个人原来都学老生，后来倒仓没有恢复过来，王少卿改行操琴，傍梅兰芳拉二胡，梅的新腔，大半由他创造的，是一代名琴。王幼卿改学青衣，玩艺儿很规矩，也傍过马连良。后来梅兰芳把他请到上海，给梅葆玖开蒙，一方面为报答王凤卿的提掖而爱屋及乌，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青衣正宗而规矩。
陈丽芳嗓子很好，却一心学程，把嗓音憋得难过，内行戏称为“火车头”。先是私淑，后来程砚秋鉴于他的至诚，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月就正式收陈丽芳为弟子了。
沈鬘华是坤伶老生筱兰芬的丈夫，二人真是颠鸾倒凤了。他嗓音不错，剧艺也正派。李少春刚到北平，也是他的二牌旦角。后来与范钧宏合伙经商，就退出舞台了。
张君秋尽人皆知，不必介绍，他傍谭富英只是短期，马连良非常机警，马上抢过来定了四年合约，加入扶风社了。
梁小鸾是王（瑶卿）门弟子，玩艺儿大路而已，人却很世故、圆滑。她是以谭小培干女儿身分加入同庆社的，那自然是搭定了长班了。
周瑞安是资望仅逊于杨小楼的杨派武生，民初唱过大轴，梅兰芳、程砚秋都在他前场唱过。他到上海贴《连环套》，没有带傍角花脸，从班底里找个金少山来配，那时金少山连私房黑靴子都没有，穿一双后台的花靴子就上去了。结果窦尔墩不错，一炮打响，金少山才由班底进入配角，而逐渐走红。再与梅兰芳配过《别姬》，就居然“金霸王”了。所以金少山北上挑班，武生一直调周瑞安担任，也是报当年提拔之恩。现在台湾的名丑周金福，是周瑞安的侄子。茹富兰是富连成社三科学生，梨园世家，他先工小生，近视在一千度左右，但是功底极坚实，在台上开打没出过错。《战濮阳》是他绝活，配以韩富信的典韦，开打紧凑有如“一颗菜”。叶盛兰的这一出和《雅观楼》、《探庄》，都得过茹富兰指点，因为茹是他的姐夫。
吴彦衡原名小霞，他是青衣吴彩霞的儿子，原学老生，后来嗓子坏了，改学武生，但是唱两口还很中听。在台上扮相苦一点，在台下人很风趣。
杨盛春是富社四科武生翘楚，功底好，肯用功。他也是近视眼；人很规矩，剃个大光头，私生活没有花絮。他是梅兰芳表弟，所以承华社的武生自尚和玉退出以后，就一直用他了。尚小云班也一度用过他，人缘很好。
刘砚亭是刘砚芳的哥哥，工架子花脸兼武净，是钱金福入室弟子，功架、脸谱一切，完全钱派。钱金福、宝森父子，都是伤风嗓子，暗哑不能唱，刘砚亭则有嗓能唱。他搭杨小楼班儿，武净有钱金福、许德义前辈，他只来边边沿沿的活儿，一方面也观摩前贤。等到钱死、许离，他就把第一武净的活儿接过来了。遇到郝寿臣、侯喜瑞不在北平，他也给杨小楼配过《连环套》的窦尔墩，也满是那么回事。他对谭富英帮忙很大，《定军山》的夏侯渊，钱金福以后他是一绝。像《奇冤报》的判官，《珠帘寨》的周德威，《空城计》的马谡，《琼林宴》的煞神，都非常生色。
裘盛戎大家熟知，不必细表。王泉奎是回教人，原业卖菜，吆喝声就很宏亮，也好唱两口儿。后来有人怂恿，不如学戏吧，就拜张春芳为师，学铜锤。玩艺儿规矩、稳当，韵味浓厚，也是谭富英一条好膀臂。《龙凤阁》的一连三出徐延昭，就从他开始。这出戏一走红，他可就忙死了，也快累死了，因为各班都特约他唱徐延昭，但是钞票也赚了不少。
宋继亭是叶春善的二女婿，与茹富兰（大女婿）是连襟儿。他妹妹是谭富英原配，所以他与富英有郎舅的姻亲关系。他在谭班唱二路里子老生，譬如《定军山》吧，哈宝山饰严颜，他饰孔明，但是他自甘淡泊，老实可靠，所以兼任后台管事。
张春彦腹笥渊博，给许多老生们说过戏，像王少楼就从他学过。张的老生，正工、硬里、边配都好。其扮相尤得一“圆”字，穿什么行头都边式好看。他在程砚秋班时间多，在谭班不久。 李洪春是北方关戏权威，也偶唱里子，在谭班不久。
哈宝山也是回教人，是马连良表弟，他的唱腔自然马派了。由于给谭富英配《捉放曹》的吕伯奢，“昨夜晚一梦大不祥”一段〔原板〕，大耍马腔，彩声四起，因此就红了。在谭家搭了长班儿，程砚秋也约他加入长班儿，其他各班儿有机会也争取他。现在台湾大鹏国剧队的老生哈元章，是他的侄子。
杨宝森挑班以后，有鉴于谭富英班里这几员大将的硬整，所以也力挽刘八爷（砚亭）、王泉奎、哈宝山加入他的班儿。他们三人尽可能地两边赶，有时也顾此失彼。
慈瑞泉从幼年就陪谭鑫培唱过戏，所以谭富英对他视如长辈，同时也自他口中，打听一点当年他祖父在台上的情形。慈瑞泉的丑角，以婆子和老头儿见长，方巾绝对不行。资格虽老，稍嫌贫俗，身分上比萧长华差远了。他对谭富英常倚老卖老，饰《打渔杀家》的教师爷，他就对饰萧恩的谭富英说：“我挨你们谭家三辈儿的打了。”（指谭鑫培、谭小培、谭富英而言。）他徒弟李四广也以婆子戏见长。儿子慈少泉，头圆而大，像肉丸子，两眼很小，眯缝成一道线，天然哏头哏脑，就是唱丑的好材料。嗓子响堂，台下人缘儿很好。《奇冤报》里的刘升，《六月雪》法场的山阳县，是他绝活儿。他们爷儿三个，同时也搭程砚秋的长班儿。
孙盛武是富社四科学生，身材不高，小花脸戏以冷隽取胜，头脑灵敏，反应很快，口齿清楚，表情传神，是后起丑角翘楚。慈瑞泉死后，他进同庆社担任当家小花脸，头一回陪谭富英唱《奇冤报》，饰张别古。到了公堂一场，刘世昌鬼魂说门神阻挡，不能进入，要焚化一点纸钱；这时孙盛武抓个哏：“唉呀！这个年头打官司，连门神爷都要诉讼费啦！”台下为之哄堂。于是这句新词儿，传诵一时，连他的师兄丑角茹富蕙，都照他的词儿念了。
金仲仁、妙姜香都是名小生，大家尽知。周维俊是金仲仁弟子，身材很高，唱做武功也都不错，不幸早年夭折。谭富英原配宋氏早丧，继配是姜妙香之女，于是姜、谭二人成了翁婿，而同庆社也是承华社（梅兰芳班）以外，姜妙香所搭的第二个长班儿。《四郎探母》里，谭富英的四郎，姜妙香的杨宗保，到了“见兄”一场，杨六郎吩咐宗保：“见过四伯父。”台下一看到老丈人躬身对女婿称伯父，就忍不住要笑。
谭富英挑班以后，所演剧码除了前述那些出以外，又加上《桑园会》、《托兆碰碑》、《红鬃烈马》、《鼎盛春秋》、《桑园寄子》、《摘缨会》、《借东风》等。民国二十七年（1938）秋，李少春北上挑班，十月七日在新新戏院打泡，贴演《两将军》、《群臣宴》双出；而且先唱《战马超》，演完了，休息十分钟，赶场改装，接着就唱《击鼓骂曹》。唱念余派路数，打鼓腕子有功，完全是上乘之作，这种先武后文，嗓子不受影响的唱法，北平尚系首见，于是轰动九城，一炮而红。同时又传出消息，马上要拜余叔岩，这时谭富英感觉有点受威胁，马上要壮壮声势，以资抗衡了。当经朋友建议，把《大保国》（少见）、《探皇陵》（铜锤的开场戏）、《二进宫》（常见）连贯起来唱，起名《龙凤阁》，可用“老戏重排”标榜一下，能发生打气的作用。谭富英欣然同意，赶紧吊嗓排练，距李少春打泡以后八天，在十月十五日晚就贴出来了，是吉祥园夜戏。谭富英前后杨波、陈丽芳前后李艳妃、王泉奎徐延昭一人到底，《探皇陵》的杨波换哈宝山。这种唱法，果然轰动，上座满堂，以后时常贴演，每演必满。不但谭富英多了一出戏，剧坛上也多了一出戏，于是各班的《龙凤阁》都出笼了。奚啸伯班与侯玉兰合演，王玉蓉班与管绍华合演，而徐延昭全是王泉奎。后来杨宝森挑班，也常贴《龙凤阁》，徐延昭也是王泉奎。不过，在《探皇陵》时，杨波不换人，杨宝森一人到底，是他与别人不同之处。
那时候北平盛行合作戏，最标准一份《龙凤阁》，是谭富英、张君秋、王泉奎的。最精彩的一份《二进宫》，是金少山、谭富英、张君秋的。金少山没有唱过《龙凤阁》，不是他不会，而是他太懒，给多少钱也不肯连演三出。
李少春十月十九日正式拜余叔岩为师，余叔岩头一出戏给他说的《战太平》，一个半月完全成熟了，十二月三日初演于新新，成绩美满，余叔岩也非常得意，从此《战太平》成了李少春的招牌戏。谭富英见猎心喜，同时也为竞争起见，他也打算唱《战太平》。前文谈过，在民国七年他坐科时代，就学会了《战太平》了，只因为这出戏文唱武打太累，他多年不动了，现在只好再加紧吊嗓、练功，准备了些日子，在二十八年春推出，自然也卖满堂。但是在观众的评价上，认为除了嗓子宽亮以外，考究细腻却不如李少春，这是谭富英失策的地方。因为李少春是余派的精研加工产品，而谭富英是科班的大路活，不应该和他争一日短长的。

谭富英生得通鼻梁、大眼睛，扮相好看，尤其扮帝王更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象。他扮戏是遵老例脸上涂胭脂的，俗称“抹彩”，而马连良就脸上擦粉了。他最大的本钱，就是天赋一条好嗓子，既宽而亮，且富脑后音，像《奇冤报》的大段反二黄，歌来有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让人听了，有痛快淋漓之感。他的快板尺寸也快，使人有疾风骤雨的感受。
在人工上，他的武功坚实，腰腿有根，以靠把戏见长。《定军山》是他代表作，余叔岩以次，他可以称为最好了。大刀花之“溜”，“我主爷攻打葭萌关”一段唱〔快板〕走圆场之“率”，而神完气足，这都是别人比不了的。凡是走圆场的戏，譬如《探母》的出关一场，唱“适才离了皇宫院……”一段，“见兄”一场，“家住在山西磁州郡……”一段，那种连唱带走，他都显得快速、干净、利落；还不影响唱，比一般人强。那么缺点呢：唱是一般大路腔儿，未经过加工琢磨，名师指点，只能使人听着痛快，而韵味却薄了，岂止不如余叔岩，较杨宝森都有逊色。
唱戏讲究“唱、念、做、打”。他只是嗓音好、武功好；念白、做戏方面，都不成比例。一半是他未曾用功学好，大而化之；一半是他偷工减料，会念会做也不肯卖。他以为观众只是听他嗓子来了，我让你听得痛快就算啦，不必在念、做上再卖力气啦，所以也有点“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笔者为什么敢这样论断呢？因为我有亲眼所见的两个例证：
民国二十七年（1938）起，北平有个“国剧艺术振兴会”，专办合作戏，把平常凑不到一起的名伶和不经见的戏码，在一台上推出来，一共办了三十多场，颇多精彩而惊人之作。在长安剧院，有一次是金少山、谭富英合作双出，先演《黄金台》，金少山——伊立，谭富英——田单。后演《黄鹤楼》，金少山——张飞，谭富英——刘备。
那时金少山还在盛时，人高马大，嗓门儿又宏亮，气势十足；谭富英因为大敌当前，未敢忽视，除了唱工卖劲以外，在做表念白上也认真了。当伊立念完：“大人，这话可不是这样说法儿。”谭富英马上把左腿往右腿上一压，左手拉住右手水袖，右手伸出来，往下连摇带指，眼望着伊立问道：“啊，公公，这话要怎样的讲法呢？”边念边做，手到意到，那份细腻传神，妙到毫巅，台下不由掌声如雷。马连良此剧这个地方，都没要出这么多彩声来。因为马连良以念做著称，观众认为他做派好是应该的；而谭富英做到这样，就是奇迹了。请问，能说谭富英不会做戏吗？
再有一次是年终梨园公会大义务戏，大轴反串《八蜡庙》，杨小楼——张桂兰，马连良——费德功，尚小云——黄天霸，名角如云，不必细表。谭富英反串开口跳朱光祖，戏根本不多，但是在那种场合之下，名伶竞赛，每个人多少都要露一手儿，因为对于自己的令名、声势、地位有关，如果马马虎虎、平平凡凡，就相形失色了。谭富英那天的扮相就“帅”，勾的小脸儿（鼻子上要用黑白勾一下），穿的快衣，一切都像正工开口跳。公堂一场，当褚彪（由芙蓉草反串）叙述费德功的来历，念到“他乃是飞天豹的门徒”，朱光祖接念：“就是那武七达子，飞天豹吗？”褚彪答：
“正是。”朱光祖念：“老英雄请讲，请讲。”然后褚彪再接着往下念。就是朱光祖这两句话，一共才十八个字，谭富英念得京白流利，爽脆响堂，马上台下报以热烈掌声。可见他对非本工戏，都能念出气氛来，能说他不会念白吗？
为什么他平常不这么力争上游呢？当然有原因，下文再谈。谭富英常演戏目，前文已经详谈了，都是传统老戏，唯有他唱《借东风》，是不得体的败笔。
三国戏的剧本，创自清末三庆班的卢胜奎（外号“卢台子”），他编了几十本，完全按照《三国演义》，题目《鼎峙春秋》，每年在进腊月以后才演，直演到封箱，每天接着演，有如现在电视的连续剧。老戏迷趋之若鹜，每天必连接着看，因为场子、穿插、唱做念白的扣子，的确编得好。但是只有《群英会》，没有《借东风》，借风情节只一表而过。现在大家所见到的《借东风》里，诸葛亮所唱“学天书（后改“习天术”）玄妙法，犹如（阴阳）反掌”〔二黄倒板〕，下接〔回龙〕，和大段〔二黄原板〕的词儿和腔儿，是萧长华根据《雍凉关》里孔明的腔儿，给马连良改编的创新之作。马连良又细加琢磨、改进，《借东风》这一场唱红了，风行南北，全国仿效，凡是老生唱《借东风》的，都宗马派唱法，而马连良每到外码头打泡，或回北平第一次唱，必贴《借东风》，因为这是他的代表作。
奚啸伯、李盛藻等这些老生，因为他们学马派，可以唱《借东风》；谭富英既然以谭派正宗自居，唱传统老戏，可以唱《群英会》呀，为什么唱《借东风》呢？因为“借风”那一段的唱腔，马派已成定型，观众也印象深刻，像“观瞻四方”、“望江北”、“从东而降”，你不唱马腔就不像这出戏了，谭富英唱时也照旧马腔不误，这不是失掉自己的风格吗？其实，他只唱鲁肃，到“打盖”为止的《群英会》，很合适。因为鲁肃是老实人，王凤卿扮得最像，谭富英也是老实相。马连良扮相，一脸的聪明、潇洒，扮孔明合适；扮起鲁肃来，给人一种“假老实”，或“装老实”的印象。所以谭富英扮鲁肃是很好，一定要后孔明带《借风》而趋时，就失却本身立场了。杨宝森就不唱《借东风》，连《群英会》都很少贴，就是能保持余派的格局。

现在的影星、歌星们，往往背后有“星妈”，或少数的“星爸”，为女儿们（没有为儿子的）料理事务。有的从旁辅助，有的操纵一切。
从前娱乐界没有影歌星，只有国剧演员，人皆称为“老板”。杨小楼就是“杨老板”，梅兰芳就是“梅老板”。民国十几年起，改称为“艺员”了，以示雅驯、尊敬。但这是文字上；口语还是称“老板”，甚至现在少数人还是这么称谓。演员们的业务，未成年的，或刚出道的，由师父安排，如唱什么戏？搭那个班？如何“谈公事”（讲酬劳）等。稍成点名的，就由“经励科”（即经纪人）给代办一切了，很少由家长代为料理业务的，即使父子都系演员，也是如此。
过去北方梨园界有两份父子兵，以“老老板”和“小老板”著称。一份儿是李永利、李万春父子，一份儿就是谭小培、谭富英父子。
李永利是名武净，年轻时享誉南方。生子李万春以后，逐渐减少登台，以课子（李万春、桐春），教授（蓝月春）为务。万春刚开始演戏时，当然由李永利为他操持一切。李万春成名很早，十五六岁就大红了，二十二岁起就自己挑班了。他为人精明强干，擅词令，会交际，从此“老老板”就逐渐减少管事，只管在后台说说戏。后来就连说戏都不管了，乐得自己当老封君享清福，一切都交由“小老板”自主了。
谭小培这个人，“控制欲”极强。北平老家庭的家规是尊重家长的，谭鑫培活着的时候，虽然谭富英是他儿子，却要听祖父的，所以学戏入富连成的决定，都是由老谭做主。老谭死后，谭富英已经入了富连成，因为有“关书”（即入学契约）的规定，谭富英的学戏、唱戏，生活起居，一切要听科班的，家长没有表示意见的余地，谭小培也没有机会过“管儿子”的瘾。前文谈过，谭富英刚一出科，谭小培便迫不及待地，第二天就辞班把孩子带回去了，并非为立刻唱戏赚钱，而是为了他要“行使家长权”。从谭富英出科第二天起，谭小培便把他儿子控制在手；经过搭班、挑班、娶妻、生子，直到谭小培死时他才撒手。谭富英在他父亲有生之日，一直都是“老老板”当家做主，这位红极一时的“小老板”，简直和假的一样；比起李万春那位“小老板”来，真是有天渊之别了。
那么，谭小培都管什么事呢？关于谭富英演戏的剧务、事务、财务，无一不由他管。私生活的饮食起居、结交朋友、出门应酬，无一不在他的控制之下，所以笔者称他为“控制欲”极强，绝非过分。
先谈剧务：谭富英的演戏路线，所贴戏码，完全由他决定。民初以还，从梅兰芳编排新戏开始，风行景从，不但旦行，老生都开始排新戏了；就是武生杨小楼，花脸郝寿臣也都开始编新戏了。如果为适应潮流呢，谭富英也应该追随高庆奎、言菊朋、马连良之后编些新戏。但是编排新戏，要结交文人、墨客，外行朋友才行；那么一来，谭富英不是就要接受外人的意见了吗？这就侵犯了谭小培的控制权了，是绝对不许可的。所以谭小培决定谭富英的演戏路线，是只演老戏，不编新戏。
《龙凤阁》的产生，是接受外行朋友意见的。但一来那是老戏连演；二来李少春大敌当前，情势紧迫，而且经谭小培批准，谭富英才排这一出的，这也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
那么《借东风》呢，这也是谭小培的主意，他为过过前孔明的瘾。其实班里有哈宝山，颇优为之，只有在“老老板”情绪不高时，才由哈唱前孔明，大多数都是由谭小培扮演的。在“借箭”前夕，孔明打算向鲁肃借两样东西，鲁肃的戏词儿是：“不用借，早给你预备下了。”孔明问：“什么？”鲁肃念：“寿衣、寿帽、大大的一口棺材……”一般演员念到此处，因为孔明与鲁肃私人没有什么关系，观众只是莞尔微笑，笑戏词儿而已。但是当谭家父子念到这一段儿的时候呢，观众就都笑出声儿来了；因为儿子给父亲预备这些东西，是应尽的责任哪！谭小培对这“寿衣、寿帽、棺材”的词儿，不以为忤；反而愿见儿子在台上公开表示孝心，引以为乐，真是变态心理。有一次他还加了一句词儿开搅，说“也是应该的”，惹得台下更大笑不止了，连谭富英也忍俊不住，于是谭小培大为得意。
如果唱到“打盖”为止呢，谭小培认为这样鲁肃、孔明并重，有点对不起儿子这第一主角，那么就带“借风”吧，让儿子也过过后孔明的瘾；这《借东风》的演出，便是在这种微妙心理之下产生的。谭小培还和谭富英在胜利公司灌了一张《草船借箭》的唱片，所以谭富英在演戏方面的表现，都是谭小培的导演。
既然唱老戏，谭富英是谭鑫培的孙子，当然要唱谭派本门的戏了。前文谈过，在谭富英刚进科班，头一次登台第二天，谭鑫培就去世了。等他出科以后，当时谭派的传人唯有余叔岩。余叔岩为人虽然稍嫌刚直孤介，不肯轻易传人，但是他深感师恩，认为谭富英嗓子、扮相都不错，倒很愿意把得自谭门的剧艺精髓，再传给谭家后人。但是站在谭小培的立场，他却不愿意谭富英从余叔岩深造，因为那就减低他的权威性了。他平常可以唬他儿子，“你爷爷当初是这么唱……”谭富英无从查证，只好盲从；其实，谭小培虽然见过谭鑫培的戏不少，但是只了解皮毛，真正谈到诀窍与俏头，他绝比不上余叔岩那种研究功夫的。
谭小培虽然不许儿子结交外行朋友，但是他却结交外行朋友的，好建立他替儿子当经理人的社会关系。谭富英出科不久，就有人建议：“可以请余叔岩给富英说一说戏呀，他是你们谭家门儿的徒弟，应该把你们老爷子的艺术传下来呀！”谭小培没有理由驳回这种正当合理的建议，就说：
“我倒无所谓，你们去问问叔岩，看他意思怎么样吧！”这些与谭、余两家全熟的人士，就去征求余叔岩的意见。余叔岩是满口答应，极表欢迎。朋友带回佳音，谭富英是喜不自胜，谭小培却勉勉强强的，好像并不期望有此结果。只好择吉带富英到了余家，以后就让富英自己去了几次。
余叔岩这个人，对艺术极为认真，他学来的不易，所以他不肯轻易教人。但是他若教你，一定倾囊以授，而且丝毫不苟，一字一板，反复学习多少次；不经他满意，是不肯往下教，也不肯让你露的。他前妻是陈德霖之女（陈氏死后，续娶姚医生之女），陈少霖是他妻弟，小舅子来找他学戏，看在亲戚份上，当然义不容辞了。学了几出以后，到说《击鼓骂曹》，在曹操命张辽把祢衡
“叉出帐去”，祢衡出帐的身段；和唱工上，三段〔二六〕起头的些微差别不同之处。陈少霖大概资质上稍为钝一点，余叔岩一连几天教了许多次，他都没能学好，余叔岩就情急不耐了。余太太在旁一看，别为学戏伤了郎舅的和气，就示意陈少霖回去歇两天再来学，而陈少霖也就吓得不敢再来，甚至以后就尽量躲着不敢和姐夫见面了。李少春的《战太平》，孟小冬的《搜孤救孤》与《洪羊洞》能传余派衣钵，一来是他们在拜余以前就有很好根底；二来都是聪明绝顶，老师一点就透，又能耐心学习，才能得其薪传。
谭富英从余叔岩学的第一出戏，好像是《宁武关》。先说头一场周遇吉上唱〔杏花天〕曲牌（这出戏是昆曲）“败北非因畏敌狂，虑萱堂依门凝望”的唱，和下马的身段，与周仆对白的念法、神气。大概谭富英因为处于谭小培的严厉管制之下，灵性已经打了点折扣；再加上有点怯阵的心理，就这一点儿玩艺儿，学了几天没有什么进展；也就是说，没有达到余叔岩认为满意的阶段。而余的脾气，是按部就班，这一点儿没学好，是不肯往下教的。谭小培除了头一天在礼貌上带着儿子去了一次余家，以后就是富英单独去了；因为余叔岩也不能当着他的面教他儿子，那他面子上也不好看。但是每天富英学戏回来，他必仔细盘问，没有两天，他就开始冷讽热嘲的，在谭富英面前烧火了：“放着角儿不当，天天像小学生似的去上学，这不是受罪吗？再一说，照这样的教法，一点小地方教几天还没完，这不是折腾人吗？算了吧！还是咱们爷儿俩研究研究！说什么都是咱们姓谭，他姓余，姓谭的怎么唱都是谭派！”
谭富英因为几天没有进步，由畏难而扫兴，也就没有学下去，而从此暗下了。假如谭小培是开朗的父亲，鼓励、安慰儿子继续努力；而余叔岩是循循善诱，有意报师门之恩的，以谭富英的嗓音、武功和一切条件，能从余叔岩尽得谭门真传，那以后的须生界，不就是他一人天下了吗？不但马连良、杨宝森不能相比；就是李少春、孟小冬仍旧拜余，也要瞠乎其后了。可见得谭富英一生命运，都是由谭小培给左右了。
谭富英既然一心一意唱老戏了，外地戏院的约角人，不论天津、上海，就要挑他卖钱的戏来多演，好捞回大量的包戏，并且还要赚几文了，于是大家都要他《四郎探母》，并且希望一演再演。《四郎探母》这出戏，是老生唱工最繁重的一出戏，如果演四郎的人有好嗓子，那真是使观众非常过瘾的。这是自古至今“戏保人”的一个热门戏码，不论谁唱，都容易卖满座；即使现在台湾，也还是如此。论谭富英的戏，最拿手的是《定军山》，而最卖钱的却是《四郎探母》，于是谭小培便在《四郎探母》这出戏上做文章了。
头牌演员在北平演出，一周只有两三次，只够维持开支，盈余有限；就指着跑外码头赚大钱，顶好一年能多出几次门最好。因为到外埠演唱，戏院除了“四管”（吃、住、接、送）以外，天津是双包银，上海是四倍。而且天津一演就是十天半个月，上海一演就是一个月，成绩好了还再续，那何乐而不为呢？津沪的戏院老板也不是傻瓜，当然要把你卖钱的戏码要出来，将本图利，好赚上一票。凑巧天津和上海滩的朋友们，都特别欣赏谭富英的《四郎探母》，于是在天津他一期至少要唱两次，在上海一期至少要唱四五次。谭小培就利用观众和戏院老板的心理弱点，要《探母》可以，另加包银；戏院老板们，只可点头答应。最早天津的春和、北洋戏院，用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办法，贴《探母》那天临时加价，而天津卫的哥儿们，加价也听，《探母》仍然满座，但却对谭富英的《探母》期望过切，而出过风波（详见后文）。后来中国大戏院就打全盘预算，事先把《探母》的增加成本算进去，而不临时加价，保持戏院的风格。上海因为一唱一个月，谭小培不能斤斤于《探母》加多少，但是总言明《探母》一个月至多几场。到了戏院要求增加《探母》演出次数的时候，要给他加点“小包银”；请注意，这一期的“全数包银”也罢，一出的“小包银”也罢，全是交给“老老板”的，与“小老板”无涉，谭富英只是奉他爸爸之命唱戏而已。
过去的国剧演员，科班常有一天两工（即昼夜全有戏）的时候，而每天演出更是常情，所以按说谭富英在上海的戏院连唱一个月应该没问题。但是他一来身体素弱；二来他对这种被牵着鼻子走的唱戏生活，心理上也发生厌倦。因此，他在演唱一个月的中途，一定要休息几天，再继续登台；谭小培和戏院当局，看在赚钱份上，都不愿意弄僵了，只好依他。但这种中途脱节，却是空前破例的；任何京角在上海演戏，不用说一个月，就是连续两个月，也没有中途休息的。于是为了迁就事实，只好变通，在谭富英休息那几天，在上海当地请个角儿客串几天，而在报上刊登启事：“谭艺员富英因调剂精神，自×日起休息×天，改请×××登台……”等等。这“调剂精神”，便是谭小培兴出来的，一时南北梨园界传为笑柄，大家都同情谭富英，而大骂谭小培。
国剧老艺人都有谦让美德，不唱同样戏码，不打对台。杨小楼对尚和玉，余叔岩对王凤卿，莫不如此，还有许多人也是这样，不必枚举。论理谭小培也是梨园世家，应该深谙此理；但是他挟子自重，专找同行（老生）打对台，小事不提，有两件大事他很失策。
民国二十三年（1934），王又宸应天津北洋戏院之约往演短期，春和大戏院也约谭富英前往，戏院竞争，无可厚非。但是王又宸是谭门姑爷，是谭富英的姑丈，谭小培明知北洋约王在先，他却竟然答应春和之约了。其实谭小培如果原则上答应春和，但是延一期，等王又宸北洋演完了再去，春和也有别的角儿可约的，那不是公私都顾到了吗？但谭小培是一个想法：“你王又宸以谭派老生自居，我们富英才是真正谭派哪！咱们就比比看。”谭富英意有未忍，谭小培却坚持前去，于是谭富英就和王又宸打上对台了。春和戏院当时是天津最好戏院（中国大戏院还没有开），北洋已旧破不堪。谭富英正三十来岁，当年当力；王又宸已五十多了。春和的配角好，北洋的又差一点。不必细表，优劣之势已明。王又宸虽然贴出《连营寨》、《盗魂铃》、《失空斩》、《探母》这些拿手戏，还是一败涂地。他在包银上不吃亏（戏院赔钱），但是面子上太难堪了。他在旅馆里老泪纵横地说：“谭五太欺负人了，我们这门亲戚算不来往了。”回到北平，就气得大病一场，从此不与谭家走动，梨园同行，全不值谭小培所为。民国二十七年（1938）初，王又宸逝世，享年五十六岁，谭小培虽然带着富英去吊孝，但是在白事棚里，一般同行都对他指指点点，窃窃私议，甚为不屑。
谭小培对余叔岩都不服贴，对他的徒弟李少春和孟小冬更不服了。前文已经谈过，李少春唱了《战太平》以后，谭小培也叫谭富英唱了一次《战太平》，在观众的评语里，谭不如李。孟小冬在二十八年（1939）初演余氏亲授的《洪羊洞》，第一次是新新戏院星期日日场，座无隙地，向隅的人很多。隔了些时候，二度公演，是新新戏院晚场。这时候谭小培又动脑筋了，要和孟小冬比划比划，于是就安排了同一晚上，在长安戏院演出。新新和长安，都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初北平新开的戏院，同在西长安街上，相隔咫尺。新新这边是大轴孟小冬《洪羊洞》，压轴周瑞安《金钱豹》。长安那边谭富英双出，大轴《摘缨会》，压轴《桑园寄子》。一出西皮，一出二黄，且是余派好戏，谭小培也下了一番心思，可惜下错了。
且谈我们这班老戏迷，对戏班、戏院都熟，在新新留有长座，因为新新的进班标准很高，只有孟小冬、李少春、程砚秋、金少山、马连良（他是股东，一周有两个档期）几个班儿进得去，别的班进不去的；而对这几个班都是每演必听的。此外，遇见杨小楼、荀慧生、谭富英、李万春在吉祥或长安演出，也尽量不漏地去听，必要时两个戏院之间赶场。这天晚上，孟小冬、谭富英对上了，两边都留有座位，两边都是好戏，但是在选择取舍上，仍有一个标准的。笔者先到长安，看了一会儿谭富英的《桑园寄子》，算好了时间，赶到新新，正赶上周瑞安《金钱豹》的尾声。休息以后，孟小冬《洪羊洞》上场，聚精会神地看完了回家。不止个人，几位戏迷熟朋友，都是如此。
一般观众呢，都先到新新，直到满座牌挂出，买不到票了，才有少数人遛到长安，买张票入座，因为已经出来听戏了，孟小冬那边买不到票，只好求其次，去听谭富英吧！连这些临时意外观众在内，长安卖了七成座。当时孟小冬如日中天，声势远在马连良、谭富英以上。一般人就知道孟比马、谭有号召，不知道究竟实力相差多少？马连良很聪明，终不与孟打对台，而且欢迎她到新新来演唱，既提高新新戏院地位，又可增加批账收入，何乐而不为呢？孟小冬唱《盗宗卷》，马连良特来观摩，借镜余派演法；马连良唱《十老安刘》（其中包括《盗宗卷》一折），孟小冬也来看戏，参考马派身段，这都是惺惺相惜的风度，而不敌对。
孟小冬不但剧艺比谭富英高，而且她体弱多病，轻不露演，一年也唱不了三四场戏，谭富英却每周要唱一两场的，在这种情形对比之下，一般观众很自然地都趋孟而舍谭了。因为这次不听谭的这两出戏，很快有机会还再能看到；如果放过看孟小冬《洪羊洞》的机会，知道她哪一天再唱啊？于是孟唱一出满座，谭唱双出七成。这场对台下来，一般戏迷就都有印象了，原来谭富英的玩艺儿比起孟小冬来，不过百分之三十五呀，也就是三成吧！请问，这个亏吃得有多大？一般爱护谭富英的朋友，都为他惋惜；而谭小培还自我陶醉，认为非战之罪，一时运气不佳罢了。大部分不知内情的人，都认为谭富英不自度德量力，要和孟小冬打对台，请问，谭富英冤枉不冤枉呢？
姜妙香与谭家结亲，加入同庆社很久以后，有一次谭富英与后台管事的闲谈，问：“姜六爷的
‘戏份儿’是多少呀？”管事的据实以告。谭富英沉吟了一会儿说：“少一点儿吧！从下期起你给涨一点儿吧！”管事唯唯称是，这是“小老板”吩咐，当然遵办；到了下期演戏，就给姜妙香调整待遇了。谭小培操持谭富英演戏大权，每次演完他要看账的。这一次他看“卡子”（梨园术语，就是演员戏份明细表。后台管事在演员演完戏发放戏份儿，名为“放卡子”），总数好像多了一点儿；一细核对，发觉姜妙香戏份儿增加了。就把管事的叫过来，厉声责问：“姜六爷的份儿，谁给加的？”管事的说：“小老板吩咐的。”小培说：“什么？小老板？我问你，这个班儿是小老板当家还是我老老板当家？你是不打算干了是不是？”管事的直害怕：“我错了，我忘了告诉您啦！”
“什么？你告诉我？我告诉你吧！从下期起，姜六爷的份儿，还照开原来的数儿。”“是！是！”
于是从下期起，“原令追回”，姜妙香又恢复了老戏份儿。
姜六爷一生忠厚，处处吃亏忍耐；他明知道戏份儿涨了又取消是谭小培作祟；但是他一不辞班，二也不对谭富英说，因为自己女儿在人家当儿媳妇儿，别给她找麻烦。忍气吞声，照常演戏。
过了两期以后，谭小培觉得对姜妙香、谭富英和管事的三个人，示威已经够了，就吩咐管事的说：“那什么，把姜六爷的份儿，从这期起涨上去吧！以后呀，无论什么事，都问我，不用问小老板，他就管唱戏。”管事的当然称是，以后都尽量躲着谭富英了，而所有后台人员，也都拿谭富英当傀儡了；这种不近人情的事，也就是谭小培做得出来。
从前梨园行有个坏习惯，就是抽鸦片烟，认为抽大烟能提神，还滋润嗓子。鸦片烟倒是有一点使人暂时兴奋的功效，但是它的害处却太大了，而一般伶人，自清末以迄民国二三十年，都饮鸩止渴，乐此不疲。谭富英出科搭班唱戏不久，就抽上大烟了。其实倒不是他主动打算抽的，而是谭小培叫他抽的，名为给他滋润嗓子，实则人一抽上大烟，就日渐懒惰，意志消沉，而也就易于驾驭驱使了，于此可见谭小培用心之深。
在抗战期间，沦陷区时兴一种兴奋针剂，名叫“盖世维雄”，也就是荷尔蒙注射剂。价钱很贵，一针起码一两金子，先在京沪流行，后来也有人带到平津。谭富英烟瘾日大，相对地效用减低，就开始打“盖世维雄”了。给他打针的西医名王琴生，是个戏迷，很喜欢谭富英的艺术，在台下学之不足，就走谭小培的门路，拜他为师，那么与谭富英就谊属兄弟了，可以常往谭家跑，听富英吊嗓子来学戏。他给谭家一家大小看病不要钱；平平常常的药，也白送不收费。那时候从上海往北平带“盖世维雄”很不容易，王琴生千方百计地给谭富英带来，只收成本费，注射也不收费。谭小培是个爱小便宜的人，这一来把谭五爷哄得团团转，对王琴生甚为欣赏。以后就推荐给梅兰芳，连治病带跨刀唱二牌老生了。
谈起梅兰芳的二牌老生来，也很有意思，除了王凤卿以外，都和医生有关。一次梅在天津春和演戏，那时葆玖还小，忽染霍乱，吐泻不止，状甚危险。经友介绍一位时医郭眉臣诊治，一两服药就好了，其效如神。梅氏对郭拯救爱子，感激非常，而郭又坚不受酬。最后，梅很诚挚地对郭说：
“有什么我可以为您效劳的地方，您尽管吩咐好了。”郭眉臣才吐露心思：“我有个亲戚奚啸伯，唱老生，玩艺儿还不错；几时您考察考察，有机会提拔提拔。”梅一口应允。民国二十五年梅兰芳自上海返平唱短期，二牌还是王凤卿；但是王年事已高，只能陪梅在北平唱，出门便累不了啦。梅在北平演完了，出演天津中国大戏院，二牌就带了奚啸伯，以后还把他带到上海。直到奚啸伯走红挑班，不能再分身陪梅出外了，梅班二牌老生就换了王琴生。
民国十六年（1927）左右，天津日租界开了一个六层楼的百货公司，名“中原公司”，在当时已是大型建筑了。五楼设一个国剧剧场，称为“妙舞台”。偶尔也约京角演短期，如荀慧生、雪艳琴都演过，但以自组长班儿为经常演出政策。谭富英在搭班唱戏时期，曾搭“妙舞台”的长班儿，演了足有两三个月，他是头牌老生，二牌青衣是坤伶胡碧兰，三牌武生赵鸿林。小生陈桐云，花脸金寿臣，小丑王少奎。
胡碧兰的青衣，嗓子调门很低，但是唱工规矩，《玉堂春》、《探母》这些戏都不错，扮相也很端庄秀丽。与谭富英每天同台，也常演对儿戏，日久两个人渐生情愫了。胡认为谭少年英俊，又是梨园世家；谭对于胡，是初次接近异性，情窦初开，也是他第一次未成熟的恋爱。但是这种情形，不久便被谭小培发现了，认为不可。一方面监视、限制谭富英的行动；一方面合约满了，不再续约，马上回北平。虽然台下欢迎，前台打算涨包银挽留，也没有效。那么是谭小培不喜欢胡碧兰吗？不是。以后谭富英的前后两任太太，宋继亭的妹妹和姜妙香的女儿，都比胡碧兰好很多吗？也不是。问题中心是：谭小培认为谭富英的婚姻，要由他这位家长做主，而不能听从谭富英自由发展。回平后，马上说定宋家的亲事，以后宋氏死了，他也不久说定姜六爷的小姐为继配，而谭富英一生中仅有一次的未成熟恋爱，也就被他爸爸给打断了。
北平的中山公园和北海公园，是很平民化的游玩去处。门票不贵；进去以后，喝茶，甚至吃个便饭，都花不了多少钱。可以说，凡是北平人没有没去过这两个地方的；而对外来的观光客人来说，更是必游之处了。
谭富英挑班以后，班中同仁如哈宝山、宋继亭、计砚芬等，看着谭富英那种精神萎靡的样子，都有些同情而可怜他。有一次，选个晚上没戏的日子，大家建议，陪他去逛逛公园。富英见大家好意，便提起精神来，一同前往。等到进了中山公园，看这个也新鲜，那个也没见过，就像小孩儿进了儿童乐园一样，兴奋愉快，乐不可支。因为他除了很小时候，被爷爷带着玩过一两次以外，坐科富连成时候，没有机会玩儿，出科后，入了他父亲的“谭氏大监狱”，更是那儿也没去过，这一下有如刘姥姥进入大观园，那能不欣喜如狂呢？说来可怜，北平市民人人司空见惯的中山公园，对堂堂名伶谭富英来说，有如见所未见的西洋景，他的生活贫乏无味，就可想而知了。
这一次中山公园逛得很满意；不久，大家又陪谭富英逛了一次北海，他越发高兴了。就在逛完北海，商量再到颐和园，或什么地方去玩的计议未定之际，被谭小培发现了。他见谭富英的精神较前健旺一点了，一打听，和大家出去玩过两次，就把富英叫过来了。“你们大家去玩儿，喝茶、吃饭谁花钱哪？”富英说：“当然是我花钱了。”小培说：“哼！他们这样架弄你，是要吃咱们呀！咱们有多少钱，供他们大伙儿乐呀？以后别再出去了。”富英只好唯唯。从此又返回监狱，连假释的机会都没有了。 笔者方才谈过，逛公园和北海，花不了多少钱；谭富英是老板，当然是他花钱了。人家大伙儿是好意，为的是给谭富英真正“调剂精神”，难道人家也没在公园喝过茶，要敲谭富英的竹杠吗？谭小培的阻止，就是不欲富英和外人接触，要叫他永久、随时在自己控制之下。综上种种，谭小培对谭富英在演戏上、生活上，处处加以控制，读者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谭富英的性格，完全被他父亲所塑造；而一生的命运，也是被他父亲所安排了。
北平梨园行有人调侃谭小培，编了一个笑话： “有一天，谭鑫培、谭小培、谭富英，爷儿三个坐在一起聊天儿。谭小培指着自己鼻子，对谭富英说：‘你爸爸（谭小培），不如我爸爸（谭鑫培）。’转回头来，又对谭鑫培说：‘你儿子（谭小培），不如我儿子（谭富英）。’言下颇为得意。” 这就是讥讽谭小培，上承父亲余荫，下享儿子清福，而自己一辈子一事无成，可称谑而虐了。

大凡一个人，不论男女，不论从事哪一种工作，在年轻时候，总会有他凌云壮志、满怀抱负的，谭富英又何独不然呢？
他出科时候十八岁，未尝不想步武前贤，排些新戏；结果行不通。未尝不想从余叔岩那儿，把祖父的谭派剧艺精髓学回来，克绳祖武；结果也行不通。在艺业上，他也明白从他父亲那里得不到什么，只好就在科班所学的基础上发挥。但是即使竭尽所能，自己又有什么收获呢？赚进多少钱来，不知道；财务大权全由“老老板”执掌。自己只混个三顿饭和有限的零用钱，而生活上又处处受限制，毫无自主权利。因此，他的壮志就逐渐消沉，毫不振作，而敷衍委顿，不求上进了。这就是他为什么也有做派、念白根底，而在台上不肯表现，只以卖嗓子为务的原因。他有时候也偶对自己的朋友发发牢骚：“我呀！就是唱戏机器！”言外之意可知。他的天性善良、孝行甚笃，所以甘心受他父亲的控制；换了别人，早就起家庭革命了。
他自从抽上大烟以后，愈发消极，就每天在吞云吐雾里来找生活乐趣，而身体也就日趋衰弱。北平在新新、长安两个新式戏院落成以前，那些旧式园子，后台扮戏的地方都很简陋。以吉祥园来说，楼上只有一间小屋子，是给角儿预备扮戏的；杨小楼、荀慧生、谭富英，都是在这间屋里。那个年头当然没有冷暖气设备，夏天有个老式电扇，冬天则生个煤火炉子。
在秋天，一般人全穿着夹衣服的时候，谭富英就穿上棉袍了。刚刚初冬，别人还穿棉袍，他的皮袍已上身，同时扮戏屋子要提前生火了。在后台看他扮戏，你能吓一跳，头发很长，面色青白，身体很瘦，真是烟鬼模样。不过扮好了戏，脸上有彩，大烟也抽足了，上得台去，神采栩栩，与台下又判若两人。凡是常听谭富英的观众，都知道这种情况：他刚上台来，嗓子还被大烟的劲儿锁住，不大痛快，到了这出戏演完了三分之一以后，嗓子就唱开了，也就越唱越有劲儿了。以《奇冤报》为例：《行路》时的〔原板〕“人生在世名利牵……”一段，不怎么样。《遇害》一场的〔原板〕“好一位赵大哥真慷慨……”一段，就渐入佳境。从《讨盆》的〔二黄〕〔原板〕“老丈不必胆怕惊……”一段，嗓子就全出来了。而后面的大段反二黄，更如长江大河，痛快淋漓，观众听得极为过瘾。戏完以后，便又奄奄一息了，下装回家，吃宵夜，抽大烟，快天亮才睡，次日下午很晚才起，完全过一种颠倒昼夜的不正常生活。
三十四年（1945）秋抗战胜利，举国腾欢。冬初，总统蒋公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赴北平视察，日程中安排有国剧晚会节目。散戏以后，蒋主席召见各名伶，慰问有加，当与谭富英谈话时，说：
“你唱得很好，可是要注意身体呀！健康是很要紧的。”谭富英当时对这种爱护关切，都要感激涕零了。那时国民政府的禁烟政策，早已在报上煌煌公布，贩毒、吸毒，都要处重刑的。他第二天起就力行戒烟了，同时戒烟的还有王瑶卿、王凤卿这几位老枪。谭富英戒烟后身体好多了，王凤卿且变成了个小胖子。
谭富英不但孝顺，而且敬老尊贤、热心助人。北平梨园习惯，两位演员如果初次合演一出戏，不论多熟的戏，必须先在后台对一对，怕万一彼此学的路子不一样，而在台上“撞”了。其实这种可能性很少，但是为了小心，不出错，一定要对一对。可惜这种优良传统的好习惯，现在一般年轻演员们都不注意了。艺不高而胆特大，言之可叹！
对戏的习惯，必然是年轻的演员去找年老的演员，资浅的演员去找资深的演员。见面先称呼一声，然后说：“您给我‘说’一‘说’。”梨园行话，“说”就是“教”，“说戏”就是“教戏”，也就是说“请您教教我！”这完全是谦恭的意思，对方就说：“您别客气，咱们对一对吧！” 金少山到北平以后，谭富英有多次与他合作的机会，合作过的戏有《黄金台》、《黄鹤楼》、《二进宫》、《失空斩》、《捉放曹》等。每一出戏演唱以前，谭富英必然都到金少山房间里去，先叫一声“三叔，您给我说一说呀！”执礼甚恭，态度诚恳，这是笔者亲眼得见的。 金少山的父亲金秀山，与谭鑫培是同时人物，也给老谭配过戏。金少山是老金的儿子，谭富英是老谭的孙子，比金少山晚了一辈，所以称他为“三叔”。
马连良因为在抗战期间，去过一次伪“满洲国”演戏，胜利后吃了官司，坐了牢。出狱以后，梨园同人为了慰问他，在长安剧院给他唱了一场合作戏《龙凤呈祥》。阵容自然是马的乔玄、鲁肃了，程砚秋的孙尚香，金少山的张飞，李少春的后赵云。当时的风气，前边《甘露寺》的老生主角饰乔玄，刘备由里子老生饰演。谭富英为了捧捧师哥，自动饰全部刘备，从头一场“过江”起就上，直唱到“回荆州”完，报上一宣布，戏迷交相赞誉，认为机会难得。因为自他出科以来就没这么唱过；就是在大义务戏里，他的刘备都是从赵云进宫报信那一场，“回荆州”时才上的。因此订座踊跃，上座满堂。在甘露寺相亲一场，马连良的念白固然精彩传神；谭富英的唱也是卯足气力，一句一彩。此事马连良对他十分感激，这一上满座，不但面子好看，收入上也增加不少。
谭富英人虽老实，但是被压迫急了，也有反抗的时候。在他娶妻生子以后，谭小培还是给他一定数目的月费；这点零钱并不富余，有时候就捉襟见肘的不够用。有一次钱不足用了，谭富英可真急了，从箱子里把皮袍子等好衣服拿出几件来，包一个包袱，叫老妈子拿到门房，让听差的送到当铺去“当当”，并且嚷嚷着说：“没有钱花呀，快去当当！”老妈子当然没有那么天真地去找听差的“当当”；但是也把包袱接过来，作为证据，送到谭五奶奶屋里去说：“小老板没钱用了，要
‘当当’呢！您看怎么办？”谭五奶奶当然不许她找人去当，一方面把私房钱拿出一点来，送到富英屋里去：“升格，这么大了，怎么还犯小孩子脾气呀？没有钱用，你跟我说呀！去‘当当’！也不怕老妈子下人笑话，真胡闹！”连说带哄地把包袱送回，把富英安抚住了。一方面晚上和谭小培说，下月起多给他点零钱吧，别把孩子逼得胡闹；谭富英的待遇，这才调整。虽然“当当”没成功，这个消息却仍然被下人们传出去了。一时“谭富英穷得要当当”，成了北平梨园界的笑谈。
谭富英既然不许出门逛公园，一天除了吃饭、睡觉、抽烟以外，还有许多时间，如何打发呢？那时候也没有电视，只有听广播。谭富英对评书节目很感兴趣，时常收听，谭小培发现以后，就心生一计，把说评书的品正三请到家里来，每天给谭富英说“列国”，这样使富英精神有所寄托，好免得生事。所以谭富英对《列国演义》很热，对各国的冷僻人名，都能朗朗上口。遇见列国冷戏的人名，演员不大清楚的时候，管事的就向他请教，富英必详细以告，非常得意，而以“列国”权威自居。
前文谈过，谭富英的《四郎探母》在天津出过风波，是什么风波呢？就叫“叫小番”问题。在《坐宫》的场最后，公主去盗令，下场了，四郎有四句〔快板〕的唱，第三句末尾是嘎调“叫小番”。任何人把这个嘎调唱好了，必得满堂彩。其实，这并不全凭嗓子好，要使滑音，用点技巧，就能扶摇而上了；以谭富英嗓子之好，是绰绰有余的。有一次，谭富英也不知怎么紧张了，嘎调没有上去，台下立刻报以倒彩，有一小部分人竟离座而去，好像他买一张票，就为来听这一句“叫小番”似的。谭富英嘎调没有上去，当然心中惭愧惶急，于是从“出关”一场起，加倍卖力，每一段、每一句唱都卯上，而留下来的大部分观众就有福了。天津卫的哥儿们是热气的脾气，你唱不好，马上倒好；唱得精彩，马上正好，仍然热烈捧场。
从此谭富英视《探母》为畏途。而天津观众就奇怪了，你如果认为谭富英《探母》的嘎调上不去，不好，那你可以不去听啊；却又不然，一贴《四郎探母》，即使加价，必要满座。嘎调上不去，叫倒好，走人；但是，下次《探母》还买票去听。在观众与戏院的压力之下，在谭小培也有好处之下，谭富英是每次非唱《探母》不可，而“叫小番”成了他的心病，唱到这里，心情必然紧张，而必然上不去，必然落倒彩，下面的戏必须特别卖力，每次唱完《探母》，就过分劳累啦！后来，总算在天津几位爱护谭富英的朋友策划之下，把这个问题解决啦，却也费了一番组织功夫，动员许多人力。方法是：在演《探母》这一天，预先在楼下前排、中排、后排，和楼上前排与后排部分，各买了几十张票。在谭富英唱到“叫小番”时候，“小”字刚开口，埋伏人员就立刻一齐大声喝正彩，叫好。这“番”就在如雷彩声中唱出来，上去也好，上不去也好，都埋在彩声里，一般观众都听不出来，以为这次真上去了，也跟着叫好儿。事实上，那晚上富英的“番”字上去了，不过稍为勉强一点。但这是“叫小番”第一次没落倒彩，他心理上的威胁解除了。此后再唱，不用护航人员，“叫小番”也平稳过关了。这次解决问题是在中国大戏院，当然院方也支持帮忙，否则票子就没法安排得那么平均，而谭小培在无计可施时，也就听我们这些外行朋友的话了。

谭富英有四个儿子，长子谭元寿，系宋氏所生，乳名百岁，入富社六科习文武老生，在大陆被目为李少春以后之文武生人才。次子韵寿，富连成七科生，习丑。三子喜寿，荣春社学生，习武生。四子寿昌。这三个人全是姜氏所生。谭元寿之子名谭孝曾。
谭富英虽然剧艺粗枝大叶，却仍有独到之处。因为性格善良、懦弱，才被他父亲谭小培控制了一辈子。他的未能飞黄腾达，是受父亲影响。其道德风范，足可称为一代名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