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朝巫术有多邪

作者:历史教师王汉周

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1614）五月十五日，福王朱常洵正式搬入其建于封地洛阳的王府，这意味着朝臣们在国本之争中的大胜利，皇太子朱常洛最大的竞争对手终于离开了。

万历帝被迫让爱子离京，心中自是千万不舍，因此赏赐福王钱财无算，王府规模也远超常制，引来一时非议。

对于福王就国之事，同样有着锥心之痛的，还有洛阳一带的各级官吏。明朝地方上的诸位藩王，一向多以贪婪淫乱出名。福王一家赴洛阳府邸，无疑意味着，一片硕大的乌云即将飘来。

这一切，都被一个名叫文翔凤的人看在眼里。就在福王离京前夕的万历四十一年，文翔凤从山东莱阳调任到河南伊阳（今汝阳），两年后又任洛阳知县。

可以说，这位文知县在伊、洛任职之时，恰好是福王府开创前后。而他又是一位醉心于著书立说的饱学之士。这数年间的施政纲要与大事，均被文翔凤记录在他的作品《孔迩录》中。

到底福王就国，给伊洛地区带来了怎样的骚乱？而万历末年，这个行将就木的王朝，底层社会还有哪些暗潮涌动？

让我们跟随文知县留下的回忆录，管中窥豹一番。

万历皇帝

01、文翔凤的确是个好官

拿简单的施刑来说，文翔凤会根据罪犯身份的不同，分别用大中小三种不同尺寸的木板行刑。

老百姓犯法专用的板子是其中最小号的；另外他还有个习惯，无论堂下之人犯了多重的罪，一天绝不打罪犯超过20板。

即便上司特命要用重刑，文翔凤也一定会分成几天打完。

山西霍州衙署 元明清三代地方官办公地

古代对付犯人还有一种常用的刑罚，就是套枷锁。

文翔凤看到衙门里要造一批新枷把旧的换下来，便授意“其枷杻孔眼务要宽阔”，把木枷的孔造大一圈，这样能让受刑的人舒服一些。新造木枷还特地使用了旧枷的木料作枷心，原因是文凤翔害怕“新枷木气伤人”。

此外，文还嘱咐衙官不得擅用夹棍和桚指，“重事不过十板，轻事不过五板，夹棍私入衙者，重究狱卒。”

然而，就是这么个宅心仁厚的文翔凤所在的伊阳县，却是一个充斥着“罪大恶极”凶徒们的地方。

礼教向来是古代社会的稳固基础，文翔凤也明白其中的道理，上任后便强调要手下旌表贞洁女子，以正风气。

礼房随后就答复领导：“从来未有。”

你能想象文翔凤听见“从来”二字后心里有多少匹羊驼奔过吗？

表彰贞洁烈女，今人往往于潜意识里，就把它与禁锢女性婚姻自由、人生自由和思想自由联系起来，抨击其为封建社会的一大流毒。

但实际上，“逼你结婚”难道就不是干涉婚姻自由吗？

思维原始的地区直到现在还将婚配权当作一种商品，死了丈夫的媳妇，对婆家来说，也是一件商品啊。

鲁迅笔下的悲剧人物祥林嫂，守寡之后，因为婆婆贪财，逼迫她改嫁，实则是把媳妇卖了出去。

这并不是小说家凭空虚构的故事。真要说起来，严格受贞操观约束的，在明朝也不过是皇族女子，以及朝廷命官家的夫人而已。

贞节牌坊的存在，就站在了这种婚姻买卖现象的对立面，虽然还没做到能完全做到捍卫女性权利的地步，但是这也给那些丧偶的妇女一个能掌控自己命运的机会：如果婆家强迫自己，还可以搬出这一套理论支持自己。至于那些旧情难舍，再不改嫁的守寡女子，旌表节烈甚至能起到保护她们性命的作用。

西方明信片中的贵阳牌坊群

在文翔凤到任伊阳没多久，县里就发生了一件具有代表性的惨案：伊阳寡妇王氏，从丈夫曹自新去世后便独自含辛茹苦抚养5岁的儿子，“居节十八年，茹尽艰辛”。

但不知是为了家财，还是日常生活中就有矛盾，王氏的公公曹文邦的小妾仝氏，在丈夫面前挑拨离间，居然使得曹文邦将这个为家庭付出青春的儿媳扫地出门。

可怜的王寡妇，在仝氏的“百计折挫”之下，最终选择了上吊自尽。

“芳魂乍断，香骨遂寒”。

听说这桩惨案后，文翔凤“忍泪酸心”，下令将嚼舌头的小妾仝氏抓来，处桚指250次的重刑，“以偿其恨”，并为王氏厚葬，“题节妇之旌，以慰逝者”。

文翔凤还无比痛心的写道：之前我亲自交待属下们寻找节妇，结果大家都说境内没有人达到旌表的标准，那王氏又是什么人呢？

全都怪我疏于查察，这才使得贞洁烈女含冤而死。以后但凡有守节三年以上的人，全部报告给官府知晓，赐给她们粮食布匹。

如果害怕被强逼改嫁，可以由朝廷给予官方凭证，保障她们守节的自由。

如果能早一点有文凤翔这样负责的知县到来，如果早一点停摆的旌表工作能恢复，王氏有了朝廷给予的经济援助和法律上的保护，何至于遭受到家族内部的迫害，自尽身死？

不过比起王夫人悲惨的结局，其实有一点更让我在意。

在文知县先前三令五申的督促之下，伊阳的官吏们终于找到了两名满足条件的节妇。

伊阳县虽然不大，但也不小，更兼此前多年未有旌表。现在全县只找出两人，未免太少了点。

难道是当地媒婆水平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平民家丧夫女子都能找到对象？

真正的原因恐怕还要从文翔凤的记述中找。

在大明律中，对利用巫术煽动并聚集民众的行为，有严厉的打击条款：

“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然而，相比伊阳这里发生的一切，大明律里写的还是图样。

文翔凤在此所见到的场景，是城内外白莲教等邪教肆虐，地方妖人“嗜利嗜淫”，自称活佛，“妄称闻见鬼神”，以此诳骗无知良民。

莫高窟中的弥勒菩萨像

弥勒信仰也是白莲教的思想核心

自古奸贼往往骗财骗色两不相误。

在这群邪教徒的刻意诱导下，伊阳村社中乃至出现“遂使男女，促膝淫秽”之场面。

假借鬼神之名搞起了堪比“海天盛筵”的活动，且“四境成风，牢不可破”，尤以城北情况最为严重。

在邪术蛊惑之下，伊阳的妇女与巫师及其信徒们过着“多姿多彩”的性生活，称其为滥交都不为过。

如此一来，你还能指望当地能剩下几个“贞洁烈女”能给朝廷旌表呢？

这等败坏风气之事，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无法容忍，文翔凤对此亦是痛心疾首：

“邵程大贤之乡，流风余韵尚在士林，村社蚩氓，无礼无法，不知有廉耻畏惮。本县长尔等，安忍坐视其乱，置之不问？夫骗财特其小小，尔辈亦人也，妇女以人为尽夫，中间岂无有头面晓事体者，曾不痛恨于心乎？况民间相聚，动成数十百人，此作乱之渐。”

陕西米脂李自成行宫

李生于万历三十四年

“人尽可夫”一词都出来了，大家伙已经能猜到伊阳底层百姓受邪术荼毒之深，所谓“禽门丑状，不忍缕举”。

事实上，也的确是在万历后期，白莲教发展到了新高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礼部上奏称白莲教已是“天下处处盛行”，再不禁止恐怕会“有张角、韩山童等之祸”。

从文翔凤的记录，可知《明实录》中描写的情况绝非夸张之辞。崩坏前夜的人心骚动，已经借着宗教遍布国家的各个角落。

文翔凤也只能以抚以柔为先，尽量和缓的处理此事：

“本县不令而执之，非父母之体，特遍谕前项人等，速行解散，各收管其妇女，毋得仍前烧香作会。保正人等，仍朔望具结到县，如不奉律令，不遵禁约，定执其渠魁，以律从事。各乡约保正，说与廉耻法度！”

要是早先时候，这种情况抓一两个典型，重判游街以告众人尚可勒马，但文知县来的时候已经凉了，这哪是县城，整个一欲望之都。

法不责众，文翔凤回天乏术。

见微知著，万历时的明朝这种现象早已“遍地开花”，朝中不作为，皇帝也不闻不问，上行下效，再假以时日发酵，而由此产生的，便是晚明社会的种种光怪陆离。

02、亨极而剥

《明史》中将明朝灭亡之祸起归结到万历怠政上，所谓“实亡于神宗”。

不过，明清之际的地方志，还有小说传奇之中，却充满着对万历朝治世的怀念。

“传至万历，不要说别的好处，只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哪一件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鱼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这是极算丰富的了。还有那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得二三十文，就可过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些酒，醉醺醺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乘凉，百般玩耍。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

——《樵史演义》

“明万历间，五谷丰登，六畜繁盛，至天启、崇祯间，生齿渐庶，俗尚渐奢，亨极而剥，已兆兵荒之祸矣！崇祯四年，流寇破城，焚掠殆尽。六年，猛虎食人，瘟疫大作，道馑相望。十一年，秋蝗大至，食禾几尽。十二年，蝝生，附地如鳞，米价腾贵，税粮四岁并征，民大困。十三年，岁大祲，米价数倍平时，民多饿死，人相食，有骨肉相啖者，一二淳良之家，仅存孑遗！”

——康熙《沁水县志》

这不由得令人联想起数百年前，北宋灭亡的前夜，不也正是宋徽宗“丰亨豫大”的物质大丰富时期吗？

苏州的著名景点虎丘，其断梁殿旁的这块石碑，是明隆庆二年（1568）所立有关禁止“荡子携妓携童”者及“妇女冶容艳妆”者游虎丘的官方法规。

之所以如此，自然是为了照顾“览胜寻幽”的士大夫们的心情。碑文中还称，如果发现妇人在虎丘游玩，向官府举报核实之后，该妇人所带财物就会被当做奖赏赐予举报者。

然而事实证明即便是官府出面，也阻止不了士大夫眼中的俗人们附庸风雅的心。

虎丘依旧游人如织，文人墨客们也只好满怀怨念的感慨如此风景竟不免化为庸俗之所：

“虎丘中秋游者尤盛。士女倾城而往，笙歌笑语，填山沸林，终夜不绝。遂使丘壑化为酒场，秽杂可恨。”

江南人的精致生活，是那个狂欢时代的最佳注脚。

然而，不可回避的却是，从万历皇帝驾崩，到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只隔不到十年而已。

变数，的确是从万历朝最后一段日子开始了。《沁水县志》中所写的“亨极而剥”，实在恰如其分。

辽代西岗塔

今年年初，我在京郊一带访古，曾在涞水西岗塔旁找到一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当地人刻的石碑，详细描述了前一年北直隶旱灾的惨况:

“万历乙卯，亢旱异常，六月不雨…强壮者饥死于道路，幼弱者弃置于市井，卖子者充满于途，啼饥泣乞者遍野…”

其实，这场旱灾的范围并不止北直隶，山东也未能逃过这场灾祸：

“万历四十三年，山东春夏大旱, 千里如焚, 七月复蝗。”

——《齐河县志》

“山东累灾之余，死徙流离者十之六七。”

——《明神宗实录》

就在北方这次大旱的同时，东北一个叫努尔哈赤的人，在他的住地赫图阿拉城正式称汗，建国号金，年号天命。异日移国之渐，由此而始。

这是题外话，回到中原。

在华北大旱的前不久，中原已经出现了灾情。文翔凤在伊阳任职时，留下了有关他带领官吏百姓求雨的记录。

面对旱灾，在科学并不昌明的古代，父母官只能通过各种仪式向上天诉说自己的请求，祈祷神灵保佑。这其中最为常见的方式，不过就是斋戒和诵经。

“本县恫念灵雨之不时，民将无麦无谷无花，斋沐步祷，阖宅蔬食，为民请命。而查出范应科、李追舟、王禄、冀思春等，违示屠沽，良心尽死！已行枷示。其买酒肉，以供饮喙，是诚何心？仰视苍苍，宁无肺腑！”

文翔凤不仅自己带头斋戒，还严惩了那些买酒肉享乐的属下，罚他们带枷示众。在文翔凤眼中，这群人已经没心没肺到拿全县百姓的生死当作儿戏的地步，如此严惩自不为过。

除此以外，文翔凤还不时亲自访查各个佛寺，防止僧人偷懒坐着诵经对神灵不敬：

“僧道坐而诵经大不敬。四门乡约，每日轮一门，在庙查看。除经案立诵外，仍僧道各轮六班，每时各一人，跪诵每卷毕，乡约同僧道童子拜礼，俱毋坐。本县仍不时查访。”

（所谓的乡约也就是农村自治组织，在嘉靖以后盛行于全国，具有官方认可的合法性，带有教化、救济、调解纠纷等职能）

虽然这么努力的敬神祈祷，但旱灾并没有怎么缓解：“雨不霈泽”。

文翔凤“忧惶殊甚”。

有一次外出，文翔凤见到窑户们“尚作陶坏不辍”,便好似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烟出于地牖，本县向曾面戒而竟不悛，烈焰燎于坛侧，而欲甘澍惠于南亩，阴阳之气何由而通？即时泼灭烟火。至于城南地脉关本县王气不细，而窟陷日深，后将何极？汝水一北，谁杜鱼鳖？仍限五日内，各窑用隍中之土填平，灰滓运远方，隍池亦毋许深陷。其窑尽改于西岭外……“

文翔凤觉得，大旱之时还烧造陶瓷，烟火都从地下涌上来，就这还指望下雨呢？便急忙下令把这些窑场都迁走。

在我们现在人看来，文翔凤这些做法无疑是徒劳无功的。

但你又能指摘他什么？在那么个认知条件下，文知县是那么的卖力，又是那么地无力。

在天灾面前，人力是多么的渺小。反复无常的气候，已经开始为这个王朝，敲响最后的丧钟。

皇帝长期怠政，官职缺员也越来越多，本身帝国的运转已经出现了问题。早在万历二十二年，就出现了北方天灾之后，“盗贼四起,有司玩愒,朝廷诏令不行”的境况。

现在，撕毁万历朝的太平面纱，只在刹那之间了。朝廷无力也无心进行切实有效的赈灾，百姓在生死线上来回挣扎，最后会发生什么可想而知。

张献忠册封嫔妃所用金册

在明末农民战争中，伊阳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编修的《伊阳县志》中如此哀叹：

“伊在有明时颇称殷庶，因流寇变起，焚掠殆尽。国朝定鼎以来，邑令加意招徕，虽惊鸿稍集，半非土著，殆不及百之一矣。所列诸镇亦止略似村落，而懋迁寥寥，难语集市。”

离崇祯自尽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伊阳的地方官虽然尽力招抚流民，恢复生产，却始终不复过往繁荣景象。县里下辖的各市镇，只相当于明朝时候一个村落的规模罢了。

在伊阳任职两年之后，1615年，也就是华北大旱的这一年，文翔凤调任到洛阳为知县。临行之前，文翔凤向伊阳的父老乡亲深情告白：

“本县之食于伊者两载且四阅月矣，一滴一粒皆尔血膏…光阴迅使，初志空勤，本县遂别尔曹矣。身虽在洛，而心常在伊。可为父老效一臂者，不敢以我躬不阅，而遂置去。父老子弟，尚亦黾勉善行，共享天和，毋怠。”

伊阳百姓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告别了文翔凤后，就再也等不到那个”共享天和”的未来了。

03、崇宫之囚

文翔凤在洛阳的第一年，实在是明朝的多事之秋。

当年五月末，发生“明宫三大案”之一的梃击案，紧接着便是畿辅大旱。

而洛阳也未能幸免。

四月十四日夜，随着福王就藩的护卫军七八百人，在千户龚孟春的挑拨下，“齐至东门，挟赏鼓噪，震动地方”。

兵变的原因，按后来河南巡按张至发的奏折，极有可能是本该下发的赏钱没有到位：

“乞严谕福府辅导官，一切赏赍俱预先启王，依时颁给，毋得推诿恡啬，以招怨讟，致损威重。”

明光宗朱常洛

万历帝长子

也是福王的最大竞争对手

值得一提的是，在《孔迩录》中，我们可以见到文翔凤在伊洛施政的方方面面，财政、民生、移风易俗，各有千秋。

而其中有一类政务很是特别，都围绕着新立的福王府展开。

史书中说福王朱常洵就国之时，万历帝尽出宫中奇珍异宝赏赐爱子，又赐庄田两万顷、淮盐盐引三千张，连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盐井榷茶银都被一并给了福王。

甚至，其中还包括当年查抄的帝师张居正家产。

可是，这样的说法毕竟太过笼统，福王到底在封地过着多奢侈的生活，光看土地和盐引这些词我可想象不出来。

幸运的是，《孔迩录》就非常详尽的记述了，福王府的器用陈设及日常消耗。为什么文翔凤一个知县要记录这些东西呢？

很简单，供给王府的物资是需要洛阳附近州县分摊办理的，属于公务。另外我们也说了，文翔凤是个好人，抑制王府的为非作歹尽量为百姓谋福利，也是他施政的重心。

比如在《请免办福府龙碗》中，文翔凤表示福王所用的碗碟，需要“求之豫章”，到江西购买，“长途资乏”的同时，“木漆之工，数繁期迫”，所以他希望上峰能“酌赐量免”，减少一些地方的财政压力。

到底洛阳为福王府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

《孔迩录》内的《报府第棚殿安设》篇中，文知县从米豆草料，到鸡鸭鱼肉算起，知无不言：

“查得本县于役王事者三。其一则府第安设，其二则棚殿安设，其三则续造府第。

其为府第之安设者，为龙凤绒毡，为三号红毡，为八仙桌，为漆桌，为灯挂椅，为综床，为六角纱灯，为祭帛匣，为浴桶，为浴盆，为巨席，为蒸笼，为红布袋，为红麻酒络，为石磨盘，为铁锅，以件计者概一千二百五十。

为苏木，为锡，为荆条，为柴，为炭，为煤，为盐，为鱼肉，为椒，为蜜，为蒜，为大料，为红蜡烛，为粉，为生姜，为香油，为桦皮，以斤计者概八万五千六百四十。

为稻米，为粟米，为麦，为面，为绿豆，为黑豆，为黍，为莞豆，为枣，为胡桃，为柿饼，为胶枣，以石计者概三百八十。

为豚，为羊，为鸡，为鹅，为鸭，为兔，以只计者概六百三十。

外为铺陈九副，副九之为八十一件。

按锦帐之属，原有府第之议裁剪者，委官办自苏州，以三千金计。

其为棚殿之安设者，则为回青龙瓯，回青龙碗，为回青龙冰盘，为细瓷瓯碟，概四千有二百。

为龙方桌，为龙头衣架，为大门屏，为梳背床，为一封书床，为油桌，为灯挂椅，为红扛架，为高角纱灯，为造膳红纱桌，为更鼓架，为马槽，为水桶，为金手盒，为金茶盘，概三百九十有八。

为荆芭，为铜铁锁，为铁麻搭，为铁火钩，为木梆，为铁铃，概五百有三十。

马黍十石，马草千斤，此皆刻期办之，而龙瓯则求之襄阳，其脚力，郡曾议之否邪？

其为续造府第之安设者，则铜火盆一，编铜为罩，以十五金取之汴上者，而小床又十，锅又九十，并葢为帐幔者又九。”

锦帐是花了三千两银子从苏州买来的，龙瓯则取自襄阳，铜火盆来自汴上，再加上之前江西的陶瓷碗碟。

除了直接为福王府办理各项生活物资之外，洛阳还要为福王提供车马船只人力，将这位大王的妃妾家人和财产仪仗从京城运到王府。

照就例，藩王就国所用船只不过500艘。可福王赴洛，便一次征调船只达1200有余。

这并不是万历帝为爱子第一次破例。

1604年，福王大婚时花费40余万两，是叔叔潞王婚礼费用的4倍有余，几乎和给李太后加两次徽号的支出总和相当。

“王船行李自运河入黄河，至孟津登岸，以夫役运抵洛阳…王之仪仗扈从自卫辉登岸，直抵洛阳。议者谓两运之来速，于是集各县之夫于河干，伊川即小，亦至二百名。以尉部之，日费十金。运船之不至，夫不敢告归，迨三运至而两运尚杳然，故其无益之费殊甚。”

洛阳附近州县聚集了无数民工在运河边，准备帮福王搬行李。

结果王府的船队走的拖拖拉拉的，河南又不敢让工人们回去，只能花钱留住工人们一天天等着，造成了巨大的行政浪费。

而福王那多达两万顷的田地，不可能由他亲自照管，便委托王府太监们日常巡视丈量。这群宵小之辈，仗着王命，又怎能不趁机作威作福骚扰地方？

“礼遇之不至，恐其诬田以为硗芜，或鞭其承佃之地主。小民素不经中使之蹂躏，闻风而色为变矣。况可使之长为王民乎？”

这些属于福王的庄田，能给它们的主人带来多少收入呢？

“夫亩之以三分输也，顷之以二万计也，当收输金六万，日二百金，中民二十家之产，不足当一日…”

一年六万两，差不多等于每天两百两。二十户中等人家的收入，比不上福王府一天田赋的盈利。

纵然富甲海内，福王实际上也只能乖乖呆在洛阳王府里。明朝有祖制，藩王除扫墓迎驾之外，不得出城。身为当今皇帝的爱子又如何，再大能大的过先皇吗？

《明史》中记载，福王“日闭阁饮醇酒”，不仅是事实，更是无奈。但他的这种无奈，是建立在竭尽百姓膏血的基础上的。

文翔凤没有看到福王的结局，我们却可以看到：

“秦中流贼起，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民间藉藉，谓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援兵过洛者，喧言：‘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方家居，闻之惧，以利害告常洵，不为意。十三年冬，李自成连陷永宁、宜阳…绍禹亲军从城上呼贼相笑语，挥刀杀守堞者，烧城楼，开北门纳贼。常洵缒城出，匿迎恩寺。翌日，贼迹而执之，遂遇害。”

诡异无常的天灾，群聚而起的流民，终于将福王和整个失控的帝国一起推向了深渊。

出土的《大明福忠王圹志》中说朱常洵被杀前“挺身抗节，指贼大骂”，王府里“宫眷内官，相率赴义，冒刃投缳者百余人”。

也有人根据圹志的内容，认为明末史料记载的李自成将福王与鹿肉同煮，办了一场“福禄宴”的事情纯属无稽之谈。

福王死时是否真这么壮烈，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墓志这种东西，一向出了名的“妄言伤正，华辞损实”，并不一定比史书准确多少。

比如福王在墓志中还得到了“居国敦厚和平，亲贤乐善”的评价，但根据文翔凤的《孔迩录》来看，朱常洵只不过是个骚扰地方无止境的敛财狂魔罢了。

至于福禄宴之事也不能完全否定，或许义军只是从福王身上割下部分血肉充作菜肴，那么留有尸身也是正常的。

《明神宗实录》中，最后一次提到福王是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六月二十一日：

“壬申，福王损禄三千两助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