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南一代传奇循吏：王之春
王之春（1842-1906年），王船山后裔，字爵棠，号椒生，自称芍唐居士，清末湖南清泉（衡南人）。其出身文童，以“文人兼武事”的才干，跟随彭玉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办理军务，转战广西、直隶、陕西、江苏等地；太平天国平定后，他也开始进入仕途，一生历任广东雷琼道、浙江按察使、广东按察使、湖北布政使、山西巡抚、 安徽巡抚、广西巡抚等职，参与了许多外交活动。他不仅是一位大慈善家，更是晚清一位出色的、爱国的外交家：
捐建船山书院
清光绪 8年（1882）湖南提学使朱逌然倡议建立“船山书院” 衡州乡坤彭玉麟、王之春、杨概、程商霖、蒋霞初等集捐，将王船山出生地衡阳城内王衙坪的“船山祠”，创办为“船山书院”；书院内仍祭祀船山神位，旨在学习、研究“船山学说”、传播“船山思想”，这是中国最早以“船山”命名的学堂。
主建珠晖塔
雁城三塔之一的珠晖塔，位于茶山坳镇藕塘村，珠晖塔在湘江东岸耒河口，与来雁塔对峙，雄踞江东岸之拜亭山上；1885年，由时任安徽巡抚衡阳人王之春主持兴建，耗白银6万两，费时13载，于光绪丁酉（1897）年建成；其高35米，八角七层砖石结构，正门有王之春手书“珠晖塔”三字，并撰楹联三幅，门正联“高峙船山远绵学脉， 流回耒水广助文澜”。塔内有石级旋梯，拱门还嵌有前清进士黄自元手书大理石刻碑文。
赴日刺探军情
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 直接威胁中国东部海疆的安全，清政府中的一些有远见的大臣，对此深为忧虑。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于是派遣王之春赴日，调查日本的地理军备等状况，刺探日本的军情。
王之春对日本的侵华野心甚为忧虑。早在1874年日军侵略台湾事件发生时，他就在一首诗中表达了其担忧：“有兼中外费调停，失险先如户不扁。棘手多时夷性狡，填膺有憾海风腥。兵端已启防乘间，船政频修想发硎。一纸新闻传沪上，好音侧耳可常听。”
王于1879年12月4日从吴淞口出发，游览长崎、神户、大阪、横滨、东京等地，于1880 年1月5日回到上海。他在日本游探近一月，记录尤为详细，收集到有关日本的第一手资料。 虽然王之春此行赴日的目的在于刺探日本军情，但他在《谈瀛录》中除详细记录日本各处炮台位置和地理险要之外，对日本的文化、风土人情、历法、户口等均有记载。王之春在书中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后铁路、电信等科技方面的进步，使国人认识到了中日差距。如他在参观日本东京的劝工场时提到：“凡有奇计异能创制器具者，许于此设肆货卖，故物之良者难致者举集其间。”并且看到“百货骈列，类皆精巧。新奇之物，每物一种，列为一肆。……斗奇争巧，令人目眩。” 他首次运用近代科学概念，对日本的地理位置、形状和面积做了精确地叙述。
参与边界谈判，维护领土主权
1885年6月9日中法签署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中法新约》），其第三款规定：“自此次订约画押之后起，限6个月期内，应由中法两国各派官员，亲赴中国与北圻交界处所，会同勘定界限。” 张之洞随即派当时为广东督粮道的王之春与直隶候补道李兴锐赴中越边界，办理勘界事宜。1886 年12 月，王之春受命与邓承修、李秉 衡等共同负责勘定中越边境粤越东段界务。
关于三不要地、分茅岭两地，在勘界前，张之洞就派人对中越边界的三不要等地进行了勘察。初步查明，三不要地位于“沿十万山而南”，“旧志谓广东不要，广西不要，安南不要，古之瓯脱是也。” 又查得在“（三不要地)最高之山曰分茅岭，岭有铜柱，实为历朝中华边澂之地。” 分茅岭由于自古即为中越的分界线，所以对分茅岭、三不要地的勘察对中法划界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在1886 年10 月经过王之春的考证，有初步证据证明属于中国老界的十处地点中，就有分茅岭与三不要地。对于分茅岭，王之春的查证为，“分茅岭在（钦）州西南 三百六十里，属贴浪都古森峒地，为汉将军马援、唐节度使马总立铜柱之所，铜柱在新安州外。相传山脊生茅南北异同，乃中国与交址分界处”，三不要地则在“分茅岭北，与十万大山接”。
虽然已证明分茅确在十万山内，但还是不能确定在十万山的具体位置。当时时间紧迫，已没有时间来详细查证。由于法方对分茅岭的位置也是不明，王之春于是根据“狄约稿亦有‘十万山都归华’之说”，决定随意指定十万山中一山为分茅岭，具呈存案， 从而在谈判中占得先机，保证分茅岭名义上先归属中国。3月29 日，中法签订《粤越边界勘界节录》，其中规定即“钦州西界之嘉隆、八庄、三不要地、十万山以及分茅岭等处 归于我。” 至此分茅岭、三不要地、十万山一带数百平方公里疆土回归中国。
甲午战争期间联俄抗日
1894年 7 月，甲午中日战争爆发。9 月，继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遭受重大损失后， 清军又在平壤战役、九连城战役中连连被日军击溃，损失惨重，清政府不得不考虑向日本政府求和停战。就在这一年的 11 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病逝，皇太子尼古拉二世继位。于是王之春奉命以头品顶戴、湖北布政使的身份，赴俄国吊唁俄皇亚力山大三世逝世和庆贺尼古拉二世登位，而他的真正使命却是寻求俄国出面调停中日在朝鲜的战争，时人纷议“朝议遣之春使俄唁贺，实欲借俄之力以制倭人”。任命王之春为出使俄国的大使，不仅是由于王之春熟悉外务，而且考虑到四年前王与尼古拉二世曾有过短暂友好接触。
1895年 1 月，在美国的调停下，清政府派户部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赴日媾和，却被正在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的日本拒绝。 因此，王之春此行求得俄国的出面干涉显得更为迫切。
王之春在经过一番准备后，于1895年1月5 日由上海乘船启程，2月7日到达马赛。之后乘火车经巴黎、柏林，于 2月16 日中午到达俄国首都彼得堡。 此时中日之间的战事已经明了，俄国已获知李鸿章已赴日本和谈的消息。2 月20 日，尼古拉二世接见了王之春，王之春按国际外交礼节先后递交了致唁国书和致贺国书。其实俄国对中日之战一直抱着观望的态度，它的底线就是日本在谈判中不侵害其在朝鲜及中国东北的利益。与此同时，日本也在各个列强之间进行着外交活动。日外相陆奥宗光多次向俄国重申关于朝鲜独立的保证，俄国在得到此保证后，自然不会对中日纷争进行过多的干涉。所以，王之春的此行使命注定很难完成。
在劝说俄国干涉的同时，王之春深知不能完全指望俄国来干涉中日之间的战争。在俄国停留了一个月后，王之春3 月18 日启程先后赴德国、英国游历。在英国期间，任中国驻英国公使参赞宋育仁（此时公使龚照瑗回国述职，宋育仁暂时代其职务） 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即购买英国原计划卖给阿根廷、智利两国的运兵船五艘， 鱼雷快艇十艘，同时招募澳大利亚雇佣兵两千人组成水师，对外则假称为澳大利亚商队，自菲律宾沿海北上偷袭日本东京和长崎。因这个设想非常类似中法战争期间郑观应提出的“南洋策划”，王之春在得知这一设想后立即表示赞同，并着手购买船只，准备交由前北洋水师提督琅威里率领，三个月内开赴中国南海附近。
随后，王之春又向两江总督张之洞透露了这一计划。在得到张之洞的肯定后3 月 8 日，王之春向张之洞详细介绍了这个设想的实施情况，张之洞对此策划十分重视，不断询问舰船的性能、构造，借款情况，以便考虑此事是否确实执行严密。 王之春在欧洲招兵买马的同时，密电郑观应寻找熟识日文及日本地形的向导。但就在王之春等密谋策划之时，龚照瑗返回英国，在查知此事后，遂以妄为生事电告清廷。由于清廷已决定和日本媾和，李鸿章等主和派坚决反对宋育仁、王之春等人的计划。龚照瑗此时也处处作梗，不久宋育仁便被召回国内。1895 年 3 月，传来中日和谈之大局已定的消息，此项策划也随之流产。王之春和龚照瑗因此事产生隔阂，这也是后来龚为王之春在法国的外交活动处处设障的原因之一。
密谋雇兵袭日的计划虽然失败，但宋育仁、王之春等人的大胆计划得到了后人的赞誉。文廷式曾高度评价此次行动，称之“甲午使俄以役，已定请兵购船诸事，为人所尼，几以获咎，其事可称也”。
《马关条约》后保台外交
1895年中日甲午战后，为挽救台湾，受三国干涉还辽的鼓舞，清廷积极与英、俄、法德等国相商，以求得“保护”台湾。两江总督张之洞则为之提出了引狼拒虎的策略：“惟有速向英、俄、 德诸国，恳切筹商，优与利益，订立密约，肯其实力相助，问其所欲，许以重酬，绝不吝惜”。但这只是清政府一厢情愿的想法，西方各国则有着各自的算盘，英、俄、德三拒绝了清政府的提议，至此唯一的希望就只好寄托于法国了。
鉴于王之春在1886年中法越南划界时与法人打过交道，此时正在法国游历的王之春自然成为与法国接触的最佳人选，因此张之洞给王之春发电报，让他积极与法国协商，以求得法国出面干涉。王之春在法国多方探听消息后，向当时积极援台的张之洞建议，按西洋惯例“割地要视当地居民之意愿如何”。 4 月20日，王之春发电给张之洞，详细阐述了他的建议，“窃采西人公论，以普法之战，普索法治阿勒撒士（阿尔萨 斯）及乐阿来那（洛林）二省，法不得不应。惟引西例，凡勒占邻土，必视百姓从违， 普不能驳。至今二省德、法两籍相参，财产皆民自立，华可援近案尚倭”，试图根据国际先例，筹划台湾免于割让，即普法战争后，法国战败，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德国。由于遭到当地法语区居民的强烈反抗，德国于是顺应当地居民意愿，将洛林西部法语区归还给了法国，从而形成了所谓“德、法两籍相参”的局面。对台湾抱有野心的法国同时也向王之春表示，“若从民变找想，当有权衡”，以示有意阻止台湾归日。
但一味求和的李鸿章却对王之春的建议不以为然，武断的认为“此乃西国通例，不独该两省为然”。后他又听日方的一面之词，根本不把这个建议当做中日谈判的依据，反而认为“日本定例又异，二十一与伊藤议及彼，执不可询。经方云，日通商口及内地，向皆不准外人置产，固非饰词。” 李鸿章的不作为使得他在谈判中丧失了一次机会，也使谈判始终陷于被动之中。
纵观张之洞、李鸿章、王之春等的言行可知，熟悉法国历史地理的王之春向清廷报告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划归给普鲁士时的国际先例。此条建议虽然一再遭到李鸿章的否定，当张之洞却从中受到启发，建议在台湾的唐景崧策动台湾居民“自立”，希望以此来挽救台湾。显然，在法国的王之春提供的这条消息对台湾的政局与前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后“台湾民主国”的成立即是由此推动。虽然王之春的“国家案例”没有被主和派李鸿章采纳，但他为维护民族利益而竭力抗争外侮的精神理应予以肯定。
作为晚清的地方官员，王之春以其争疆保土的出色外交功绩受到了史书的肯定和后人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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