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奇案：李福达案与嘉靖朝的君臣博弈

文|历史学家的技艺

大明王朝嘉靖四十五年，即公元 1566 年的十二月十四日，明代第十一任皇帝，世宗朱厚熜，在乾清宫驾崩了。时任内阁首辅的徐阶，利用他手中草拟皇帝诏书的权力，不与其他内阁成员商议。自作主张起草了《世宗遗诏》，并公布于天下。

徐阶在《世宗遗诏》中最关键的一句是:“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没者恤录，在系者，即先释放复职。((世宗实录，卷五六六)

意思是，自从嘉靖皇帝即位以来，直到他驾崩为止，所有因为给皇帝提意见而获罪的各位大臣，还活着的，召回来继续任用;去世的，抚恤其家属;在监狱中关押的，立刻予以释放，然后官复原职。

可是嘉靖皇帝在位一共四十五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该有多少这样获罪的人呢?而且时过境迁，这些人又有多少还活在世上呢?

显然，徐阶发布《世宗遗诏》别有用意，什么用意呢?《明史·徐阶传》将此用意一语道破说:”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意思是，在“大狱”中由于发表意见而获罪的各位大臣一律予以平反。

所谓“犬狱”指的是嘉靖六年，即公元 1528 年轰动一时、影响巨大、涉案官员众多的“李福达大狱案”。在这个案子中，十几个人死在牢里，四十多位大臣被发配充军。这些人，由于《世宗遗诏》的公布而获得平反。

其实，因“李福达大狱案”而获罪的四十几名大臣中的绝大部分，在嘉靖皇帝生第一个儿子的时候，就得到了大赦。因此，这个迟到的平反似乎意义并不大。既然受迫害的大臣基本上都被大赦了，那么，徐阶为什么还要为“李福达大狱案”平反呢?这岂不是多此一举了吗?

显然，徐阶为“李福达大狱案”平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那么，他的用意究竟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他就是想报“一箭之仇”那么，徐阶究竟和谁有仇呢?这个人叫张璁，他是“李福达大狱案”的审理者。徐阶要将此案彻底翻过来，就是想从根本上否定张璁。那么，张璁又怎么得罪徐阶的呢?这就得说说张璁这个人了。

张璁是正德十六年的进士，考中进士的时候已经四十七岁了。可见他的仕途的确够艰难的。可是许多人却认为，张璁是个投机分子。不过，皇帝朱厚熜却非常喜欢和信任这位投机分子。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张璁在“议礼之争”中第一个站出来，坚定不移地支持皇帝朱厚熜。

所谓“议礼之争”，是指在正德末年和嘉靖初年，围绕嘉靖皇帝父亲的称号，在皇帝与文臣集团之间发生的争议。

因为，嘉靖皇帝的前任，正德皇帝朱厚照死的时候，既没有留下子嗣，也没有留下遗嘱。只是在临终的时候告诉太监，由太后和朝臣们商议决定立嗣的事。在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的操控之下，以“兄终弟及”为依据，立兴献王之子，皇帝朱厚照的堂弟朱厚熜为新任皇帝。由于朱厚熜不是朱厚照的亲弟弟，要以“兄终弟及”的规矩继承皇位，就必须先过继给朱厚照的父亲，孝宗皇帝朱祐樘为儿子，同时称自己的父母为叔父、叔母。

朱厚熜却坚决不同意，坚持称先帝朱祐樘为皇伯父，并且追封自己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为睿宗皇帝。当时，朝廷中的大臣没有一个人支持这个从外省刚刚进京，年仅十五岁的小皇帝。小皇帝真是孤立无援啊。如果他不能够坚持己见，那么就很有可能成为文臣集团的傀儡。

张璁这个时候刚刚考中进士，却给皇帝朱厚熜上书，坚决支持皇上的意愿。张璁在给皇帝的上书中说:朝廷大臣遵照祖训，奉遗诏，迎取皇上入继大统。可是，遗诏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世宗实录》卷一)并没有提出先过继为皇子，再继承皇位的话。况且，兴献王已经去世，现在改称他为叔父，恐怕会惊动鬼神的。

如今，马上要迎接皇帝的母亲入京，如果称圣母为叔母，那皇帝与自己的母亲相见，难道还让母亲对儿子执臣子之礼不成?再说，家中的长子是不能过继给别人当儿子的。兴献王就您这么一个儿子，如今为了当皇帝，要过继给别人当儿子，皇帝恐怕也难以割断与自己父母之间的感情吧。皇帝朱厚熜看了张璁的上书之后非常高兴地说:“此论一出，吾父子必终可完也。”(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五十卷)意思是，这个观点一提出，我们父子的关系终于可以保全了。

在张璁的影响之下，开始有人表示支持皇帝了，并且在朝中的大臣中间逐渐形成了两派。支持皇帝的被称作“议礼派”，反对皇帝的被称作“护礼派”。虽然支持皇帝的一派人数比较少，但皇上已经不再是孤掌难鸣了。

可是，两派之间一直争吵不休，直到嘉靖三年七月，“护礼派”的大臣们以抗议皇帝不遵守祖宗规矩为借口，上演了一场左顺门前跪哭的闹剧。皇帝派太监苦劝无果，这才下令逮捕了一百多位大臣，八十多位大臣押回家里待罪。参加跪哭的四品及四品以上的官员全部降一级俸禄，四品以下的官员全部遭受杖责。一时间这些文臣被打得皮开肉绽，血流满地，被杖责的大臣抬回家中之后，不治而亡的有十七位。带头闹事的八位大臣，被杖责之后发配云南充军。

而张璁由于在“议礼之争”中坚定地支持皇帝，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因此，就有人骂张璁是个投机分子。当然，骂张璁的人一定是反对皇帝的“护礼派”。骂归骂，拦不住张璁因受到皇帝的喜欢而官运亨通。最终，张璁当上了内阁首辅。正是在张熜炙手可热的时候，徐阶与张璁发生了冲突。那么，这位内阁首辅究竟与徐阶有什么过节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有一天，张璁也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向皇帝建议，要去掉孔子“王”的称号，并且将孔子像的材质由青铜改为木头。相应的一些祭祀礼仪在规格上都做了减损。皇帝自己拿不定主意，就交给众位大臣们讨论。面对张璁的权势，众位大臣一致表示同意。只有徐阶坚决反对。张璁质问说:“你难道敢背叛我?”徐阶回答说:”背叛源于依附，我徐阶从来没有依附过你，何言背叛?”说完此话之后，徐阶对张璁拱拱手，拂袖而去。气得张璁一声令下，将徐阶从翰林院编修，一下贬到福建的延平府，今福建南平市，当一个普通的司法官去了。

如今，他徐阶成了内阁首辅，嘉靖皇帝在世的时候，他不敢公开否定张璁，现在嘉靖皇帝死了，他终于可以报被贬官的“一箭之仇”了。可是，此时张璁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了。真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

当然，说徐阶为“李福达大狱案”平反，完全是为了报一己之私仇，也未免太小看徐阶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案子牵涉的面太大，涉案人员太多，而且还包括许多朝廷要员。因此，徐阶为“李福达大狱案”平反就富有政治意味了。什么政治意味呢?就是对嘉靖王朝政治的否定。可是，徐阶是嘉靖王朝最后一任内阁首辅，他深得嘉靖皇帝的信任。那他为什么还要否定嘉靖时期的政治呢?原因很简单，一是嘉靖后期政治腐败，皇帝沉湎于道教信仰，生活奢靡，大兴土木，弄得百姓怨声载道，否定嘉靖皇帝可以为新一任政府赢得民心;其二，嘉靖皇帝的所作所为，有许多都是在徐阶支持甚至亲自操作下完成的，徐阶用《世宗遗诏》的方式否定嘉靖时期的政治，就可以推卸自己的责任。

那么，徐阶为了否定嘉靖时期的政治而平反“李福达大狱案”的做法，究竟对还是不对呢?为了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就得先说说“李福达大狱案”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案子了。要说清楚“李福达大狱案”的性质，还得从这个案子的源头，“李福达谋逆案”说起。

因为，这两个案子是连环案或者案中案。为了讲清楚这个复杂的连环案或者案中案，还得先说说李福达这个人。

李福达是山西崞县，今山西省原平市人，祖上一直从事白莲教的传教活动，到李福达这一辈已经延续了五代，将近百年之久了。李福达在他祖父的影响之下，逐渐成长为白莲教的头领。

正德初年，李福达参加白莲教的谋反，事情败露之后被官府发配到山丹卫，今甘肃省山丹县充军。后来，李福达从山丹卫逃回老家崞县，很快被人举报，再度被官府抓获，又被发配到山海关卫充军。后来，李福达又从山海关卫逃脱，这次他不敢再回老家了，逃到了陕西省洛川县，化名李午与他的叔叔李钺一起，继续宣传白莲教。再后来，叔侄二人在鄌州、今陕西富县和洛川一带，举兵造反。明朝政府出兵围剿，将化名李午的李福达和他的叔叔李钺等白莲教头目抓获并且处死了。

大家一定会问:既然李福达早在正德年间就被处死了，那怎么还会在嘉靖六年，发生“李福达谋逆案”呢?这就得从“李福达谋逆案”的发案说起了。

此案的起因是这样:有一天，山西太原知府衙门来了一位名叫薛良的人，他举报说:在太原城发现了白莲教头子李福达。知府不相信地问道:“李福达虽然是代州人，但是，很久以前就在陕西被当地官府处死了，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你怎么说李福达在太原呢?”薛良说:“现任山西太原卫的指挥使张寅，其实就是匪首李福达!”

明朝的卫”是军事单位，大致相当于现在部队的师级。卫指挥使，官居正三品，至少相当于现在部队的师长。这么重要的军事长官，怎么可能是昨首李福达冒充的呢?这也太离谱了吧?太原知府当然不相信了，质问薛良:”那么，李福达又是如何当上太原指挥使的呢?”

薛良说:“李福达带着造反时劫掠来的金银财宝，进了北京城。花钱人了匠籍。后来，又给官府捐了很多粮食，就得到了山西太原卫指挥使的职务。”薛良的意思很明确，李福达这官是买来的。太原知府将信将疑，于是下令传张寅到府衙问话。可是，张寅却并不在太原。薛良说:“李福达听说我要举报他，已经畏罪潜逃了。”知府问:”那怎么办?”薛良建议:”李福达的三个儿子都在太原，将他的儿子抓住，不愁抓不着李福达。

李福达或者张寅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仁、老二叫大义、老三叫大礼。官府逮捕了老二大义。张寅其实并没有潜逃，而是到北京办事。当他听说儿子大义被逮捕之后，立刻从北京赶回太原与官府对质，说自己是张寅不是李福达。被抓的人是他张寅的儿子，而不是李福达的儿子。为了证明自己是张寅而不是李福达，张寅向知府呈上了自家的《张氏族谱》作为证据。

可是，薛良却说:“李福达是花重金买通了徐沟县张氏家族的族长张宾，认为同宗，编入张氏家族的族谱，化名为张寅的。”知府反问薛良说:“这些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薛良回答说:”我就是徐沟县人啊!”知府立刻传徐沟县的张氏家人来太原作证。可是，张氏家族的族长张宾已经去世，死无对证。就这样，知府相信了薛良的指控，最终认定张寅就是李福达，立刻将张寅逮捕。判张寅谋逆罪，这就是所谓的“李福达谋逆案”。可是，我认为“李福达谋逆案”存在明显的疑点，都有哪些疑点呢?

疑点一。李福达不会逃回老家潜伏。

如果化名李五的李福达真的没有死，而是杀出重围逃亡了。以逃犯的心理，李福达不太可能逃回自己的老家一带改名换姓，隐藏起来。因为在老家太容易被人认出来。比如，当年李福达从山丹卫逃亡，回到老家山西崞县，很快就被人认出来，并且立刻被举报，再度遭到逮捕，然后被发配到山海关卫充军。从山海关卫逃亡之后，李福达就再也不敢回老家崞县，而是逃到陕西的洛川。

李福达谋逆案的第二个疑点，李福达的儿子为什么不改名。如果张寅是逃出生天之后的李午或者李福达，他花重金在徐沟县的张氏家族中改名换姓，人籍立户，为什么不同时将自己三个儿子的名字也改了呢?这岂不是给官府留下了最大的破绽吗?

李福达谋逆案的第三个疑点，李福达为什么自投罗网。如果张寅就是李福达，当他听说薛良举报了他，官府将他的二儿子逮捕，他最直接的反应应该是立刻潜逃。可是，他却敢到官府证实自己不是李福达而是张寅，那就只能说明，他的确是张寅而不是李福达。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真李福达不会这么愚蠢，这叫自投罗网。不但救不出儿子，还会搭上自己。

综合以上几个疑点，我认为，张寅根本不可能是李福达，因此，所谓“李福达谋逆案”，显然是以诬陷为基础、人为制造的冤案。

既然，此案有这么多疑点，那么薛良又是怎么让官府相信他捏造的罪证，从而达到诬陷目的呢?据我分析，这纯粹是一种巧合。

什么巧合呢?那就是张寅和李福达都有三个儿子，而且这三个儿子都叫大仁、大义、大礼。而薛良一定是通过什么途径打听到，李福达一个儿子与张寅的三个儿子同名，因此就诬告张寅就是李福达。这可是抓在薛良手中最大的把柄，让张寅跳到黄河也洗不清。面对这样的证据，人们很容易接受，张寅就是李福达的结论。

大家一定会进一步追问，薛良为什么要捏造罪名陷害张寅呢?因为，薛良是张寅的仇家。那么，他们之间究竟结下了什么样的深仇大恨，以至于让薛良非要置张寅于死地不可呢?史料中没有记载，不过，史料中说，薛良这个人是个无赖，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如此人品，做出捏造罪名，诬陷他人的勾当也不奇怪。可是，张寅一家却因此遭了大难。

张寅和二儿子张大义被捕之后，张寅另外两个儿子，张大仁和张大礼，来到武定侯郭勋家。两人一见郭勋立刻跪倒，请求郭勋救救他父亲和兄弟张大义。

武定侯是明代世袭的侯爵，于洪武十七年授予郭英。郭英是郭子兴的弟弟。当年，朱元璋参加红巾军，最初投奔的就是郭子兴。后来，朱家与郭家连续三代联姻，显然，郭家与朱家的关系非同一般。再加上郭英平定云南有功，因此被封为武定侯，并且子孙世代继承。到了郭勋这一代，已经传了第六代。由于郭勋在“议礼之争”中最早赞同张璁的主张，坚决支持皇帝朱厚熜的立场，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因此，每次皇帝有病都是郭勋代皇帝主持祭祀典礼，后来郭勋被嘉靖皇帝封为翊国公，一时间权倾朝野。

那么，张寅的儿子又是怎么认识这位朝廷重臣，并且在危难时刻找郭勋救助呢?这就得说说张寅这三个儿子的本事了，张寅的三个儿子掌握一种特殊的技能。什么技能心?道教的“炼金术”，就是将石头炼成黄金的方法。显然这种炼金术很荒唐，但是当时很多人深信不疑。这兄弟三人由于掌握了炼金术，因此结识了武定侯郭勋，经常出人于郭勋的家。当张寅被捕之后，兄弟二人只好来到郭勋家求助，让他出手救自己的父亲。

郭勋立刻写信给山西省巡抚毕昭，让他出面重新审理此案。毕昭在郭勋的要求之下，来到了代州，今山西省代县，重新审理“李福达谋逆案”。毕昭在民间广为询问证人之后，最终得出结论:薛良是诬告。毕昭找到一位名叫戚广的证人，准备带他到太原作证，治薛良诬告罪。可是还没等去太原呢，巡抚毕昭却因为父亲去世回老家守孝去了。这个案子就这样放下了。

不久，一位名叫马録的御史，巡按山西，也就是到山西检查工作，他接手了这个审理了一半的“李福达谋逆案”。

经过一段审理之后，马録最后的结论居然与太原知府的审理结果完全一致:张寅就是李福达。武定侯郭勋听说消息之后，立刻给御史马録写信，证明张寅不是李福达，并且请求释放张寅父子。御史马録坚决不同意，坚持将张宙定了谋反罪，妻子和儿子连坐，财产全部没收，同时将“李福达谋逆案”紧急上报朝廷，并且指控武定侯郭勋与逆贼李福达相互勾结，结为同党，图谋不轨，同时将郭勋写给他的亲笔信也一起附上。嘉靖皇帝接到御史马録的报告之后，将此案直接转给都察院审理，可是内阁大学士席书却提出不同看法，他坚决支持武定侯郭勋的意见，认为张寅不可能是李福达。都察院审阅了马録的报告之后，觉得此案的确有些复杂，只好建议山西方面将“李福达谋逆案”移交给都察院、大理寺和刑部这三法司共同审理。

在将“李福达谋逆案”移交三法司处理之前，御史马録到徐沟县和陕西鄌州找来一些人，辨认张寅是不是李福达。经过这些人的辨认，他们一致认为，张寅就是李福达。可是，我认为，这些人的指认根本不能采信。为什么呢?因为，李福达是山西崞县人，徐沟县离崞县几百里，都州地处陕西，这两个地方的人怎么可能认识李福达呢?虽然，很多人都认为，马録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他找这些人辨认是出于谨慎。可是，我却认为马録这样做是别有用意。那么。他究竟是什么用意呢?

很简单，无非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证明张寅就是李福达，以求破大案，立大功，追求政绩。也就是说，马録想在“李福达谋逆案”送交三法司之前，将此案做成铁案。

有了这些证人的指认之后，御史马録又对张寅继续进行审问。面对这么多人的指认，再加上严刑逼供，张寅只好承认自己就是李福达。

得到张寅屈打成招的供词之后，马録再次向朝廷出具报告说:“李福达聚众数千人，杀人无数。虽然潜藏并且隐匿行踪，但是他的罪行还是暴露了，虽然他改名换姓，但是他的容貌却无法改变。

这样的恶人，即使处以极刑，也死有余辜。至于武定侯郭勋，勾结李福达这样的逃犯，并且写信为他说情。虽然，郭勋未必知道李福达造反的罪行，但是，他不避嫌疑，让罪犯的儿子为他炼金，依然触犯了法律，应该给予警示。”面对马録的这个结论，嘉靖皇帝不置可否，将他的报告转给了都察院。都察院经过一番审理之后，给嘉靖皇帝上奏说:“李福达的叛逆罪行，非常明显、证据确凿，按照大明法律，应该凌迟处死。”

嘉靖皇帝批准了都察院的上奏，判李福达也就是张寅凌迟之刑，等待行刑。同时，郭勋也受到了指责，并且要求郭勋自觉地承认罪行。可是。这位郭勋不但不承认他的罪行。反而么求皇上恩准。他要为张寅申辩，再次强调说，张寅不是李福达。可是，郭勋的这次请求被嘉靖皇帝拒绝了。

郭勋又让张寅的儿子张大仁，给皇帝上奏，要求给自己的父亲平反。可是，张大仁的上奏也被嘉靖皇帝拒绝了。郭勋只好对张大仁说:“你父亲的罪名不解除，你们弟兄二人从此就只能亡命天涯了。所以，你们弟兄还是设法离开这里，免遭杀身之祸。”

可是，这些话不知道怎么就传到言官的耳朵里。于是，一群言官一起上书弹劾郭勋，其罪名一共有三条:

第一，与逆贼勾结，公开收受贿赂。

第二，借着承认错误的名义，替李福达求情。

第三，为李福达的儿子谋划亡命之事。

因此，既然李福达是罪犯，完全可以治郭勋知情罪和故意放纵罪犯之罪。可是，面对言官们对郭勋的弹劾，嘉靖皇帝一律不予理睬。嘉靖皇帝的这种态度，让郭勋看到了希望。于是，郭勋再次上书，为张寅鸣冤，也为自己申诉。可是，此案到了这一步，单纯上书鸣免和申诉，已经很难改心朝廷对此案做出的判决了。怎么办?

怎么才能把这个已经定为铁案的“李福达谋逆案”翻过来呢?郭勋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设法将这个刑事案，搅到政治斗争中去，也许会有转机。那么，如何才能将这个刑事案搅到政治斗争中呢?这就是郭勋的聪明之处了。

郭勋在给嘉靖皇帝的上书中说:”这些言官之所以如此弹劾我不是因为我真的犯了什么罪，实际上是因为我在’议礼之争’中，支持了皇上您。这场’议礼之争’显然并没有结束，因为’护礼派)的实力还很强大。就是因为我郭勋支持皇上的主张，因此得罪了”护礼派’的大臣，所以才引起他们对我拼命进行攻击和诬陷。”

没想到，这种说法果真奏效了，皇帝相信了郭勋的话，觉得这个案子的背后肯定另有隐情。于是，皇帝立刻给锦衣卫下令，到山西将“李福达谋逆案”的所有供词和张寅，一起带到北京来，押到镇抚司等候会审。言官们一见皇帝的态度突然发生变化，立刻联合上书，极力地辩解说:”朝廷对李福达的判决，绝对没有冤枉他。请求按照法律制裁他!”

郭勋在给皇帝递交上书的同时，怕皇帝不支持自己，于是又找到了张璁等人商量。郭勋只是想为张寅平反，并为自己洗清罪名。可是，张璁等人却觉得这是一次打击反对派的绝好机会，于是几个人在一起统一了给皇上汇报的口径说:”朝廷内外的大臣，相互公结，借李福达一案，诬陷郭勋，而且会逐渐涉及在“议礼之争’中支持皇帝的大臣，以报当时受责罚之仇。”嘉靖皇帝完全相信了这个说法。可是，朝廷的其他大臣对这些幕后的商议却并不知情，因此，依然态度非常坚决地继续弹劾郭勋，这更让皇帝相信，张璁等人的看法是对的。

张寅被押解到北京之后，皇帝下令，大理寺、刑部、都察院和锦衣卫联合对他进行审讯。可是，这四家单位联合审讯之后，其结果却与以前的审讯并没有什么不同，最后四家单位联合奏请皇帝，要求凌迟处死李福达也就是张寅。

皇帝坚决不同意，下令九卿，也就是所有掌管行政事务的大臣，一起在朝廷上会审。在薛良等证人的一致指认之下，张寅有口难辩。这个时候，回家为父亲守孝的原山西省巡抚毕昭，被请到了会审现场。毕昭还带来了曾经准备指控薛良诬陷张寅的证人戚广。经过再次审讯，毕昭带来的证人戚广却当场翻供。戚广说:“我从来没有到官府作过证，所以我现在也不愿意继续当这个证人。”

刑部尚书颜颐寿将这次会审的结果呈给皇帝看，面对出尔反尔的证人，嘉靖皇帝更加怀疑此案背后另有隐情了，于是下令:”等斋戒结束，我要亲自审理此案。”内阁大学士杨一清在一旁劝皇帝说:“这种普通的案子，根本不需要让皇上费心，还是让各位大臣们继续审理吧。”

可是，皇帝不听劝，依然要插手此案。皇帝派遣锦衣卫将马録逮捕人京，下到锦衣卫镇抚司的大牢等待审讯，同时又将审理此案的全部相关人员，都传唤到北京，准备接受讯问。

面对皇帝这种态度，刑部尚书颜颐寿对皇帝说:“李福达造反的情况非常清楚，按照法律很难从宽处理。况且，他还用妖术蛊惑人心，微臣如果不将他绳之以法，一旦让他逍遥法外，将来会再度发生鄌州造反的事件。到那个时候，即使杀了微臣，也抵偿不了欺君罔上的罪过!”

皇帝一听颜颐寿的这番话，顿时大怒，他对颜颐寿说:“颜颐寿啊，你身为国家司法官，却与奸人勾结，肆意诬陷，现在朕命令你戴罪办事。”意思是，撤了你的职，还得继续工作。人们可能会问:皇帝为什么对颜颐寿发这么大的火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案子明明审的是张寅究竟是不是李福达，而不是李福达究竟犯的是什么罪。作为堂堂的刑部尚书，连这么个区别都搞不清楚，难怪皇帝怀疑他与奸人勾结。

颜颐寿见皇帝生气了，就提出再次对“李福达妖逆案”进行会审的要求，皇帝批准了。可是，颜颐寿却将马録和张寅叫到一起进行对质，结果并没得出与以前不同的结论。这就说明，刑部尚书颜颐寿的审案思路根本不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此案的关键不在于指控李福达的罪证，而是确认张寅究竟是不是李福达。而颜颐寿却让马録和张寅两个人之间对质，这根本无法达到确认张寅身份的目的。因此，嘉靖皇帝怒斥颜颐寿，“结党营私，欺君罔上”!并且同时下令，将颜颐寿等所有参与审理此案的人员，统统打人镇抚司大牢。

不久，嘉靖皇帝任命张璁等“议礼派”大臣，主持大理寺、刑部和都察院的工作。对三法司同时做如此重大的人事调整，这在大明王朝的历史上，是罕见的。由此可见，嘉靖皇帝的意图十分清楚，他认定“护礼派”要借此案反攻倒算，否则这个本来很简单的案子，不会越审越复杂。因此，皇帝决定让“议礼派”的代表人物张璁等人，重新审理此案。

由于审案的意图完全不同，从而使审案的思路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因此很快找到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张寅的确不是李福达。其实方法很简单，审案人员在山西省的户籍上，找到了李福达的名字，是成化十八年，即公元1482年注册的，当时李福达只有七岁。到审理此案时的嘉靖六年，即公元1528年，李福达五十三岁。可是，这一年张寅已经六十七岁了，”何得以张寅即李福达也?”(《世宗实录》卷八十)意思是，张寅怎么可能与李福达是一个人?

面对确凿的证据，再加上严刑拷打，马録只好承认，张寅与李福达是两个人，自己夹杂个人仇怨，诬陷他人有罪。张璁得到马録的这个口供之后，立刻向皇帝做了汇报，皇帝采纳了张璁等人的意见，以诬陷罪判原告薛良死刑，将张寅释放并且官复原职。“李福达谋逆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

可是，此案并没有就此结束。为什么呢?因为，皇帝还想进一步打击“护礼派”的势力，因此皇帝要杀马録。在张璁的劝解之下皇帝才免了马録的死罪，将马録发配到南丹卫，今广西河池市南丹县充军，子孙世代为军户。刑部尚书颜颐寿被打入诏狱，受到了各种酷刑的折磨;同时，又以“结党营私，诬陷好人”为罪名，将所有曾经参与审理“李福达谋逆案”的官员，以及所有上书弹劾过郭勋的言官，统统关进诏狱。其中有十几个人，因严刑拷打死在牢里。

四十多个人，被发配戍边、削籍为民。这就是嘉靖六年著名的“李福达大狱案”。

“李福达大狱案”显然是一起冤案。可是，当时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没有人敢出头为那些受冤屈的人说话。直到嘉靖四十五年，皇帝朱厚熜刚刚驾崩，内阁首辅徐阶就自作主张，起草了《世宗遗诏》，为“李福达大狱案”平反。无论徐阶的用意是什么，他主张为“李福达大狱案”平反是正确的。所以，不久隆庆皇帝 下旨，为“李福达大狱案”平反。沉冤四十年的众位大臣终于得到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