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上海小姐评选活动背后的权力角斗

作者：祝淳翔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的抗战终告惨胜。10月，国共双方在重庆签署“双十协定”。不过，和平的曙光稍纵即逝，到了年底，东北已重燃战火。

次年，国事更不堪问。然而精明的上海人似乎总有法子让坏事变成好事，正如王安忆《长恨歌》里所写，“一九四六年的和平气象就像是千年万载的，传播着好消息，坏消息是为好消息作开场白的”。这如珠妙语，说的便是那年8月由杜月笙主持的上海小姐评选。

1946年发起上海小姐评选的起因

谈起这场备受关注的评选的起因，至少《长恨歌》里的表述（“河南闹水灾，各地赈灾支援，这城市捐献的也是风情和艳，那就是筹募赈款的选举上海小姐”），并不准确。诚然，在20世纪40年代，河南曾多次受灾，尤其是发生在1942年的大饥荒，国民政府的救济鞭长莫及，竟导致数百万人罹难，流离失所的难民更是不计其数。只是，四六年那次募资活动的赈济对象并不是苦难深重尚未完全复原的河南难民。

199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一部由郭凯敏等人主演的悬疑电影《滴血钻石》，开始时有不少镜头聚焦那次上海小姐评选，气氛热烈，场面恢弘。继而镜头一转，在“赈济苏北难民义捐”的标语下，则显得凄清冷落，参与者寥寥。看吧，一边是衣着光鲜的小姐，另一边则是衣不蔽体的饥民，两相对比，反差多么巨大！暗含的潜台词是，上海市民真冷血，整天耽于歌舞，面对难民的凄苦竟熟视无睹。殊不知，编剧的这一情节设置恰好割裂了事实：评选上海小姐的选票是要掏钱买的，而钱的投向正是赈济苏北难民。

苏北难民的产生原因

今之学者撰文，多将赈济活动与苏北水灾相联系。不错，1946年夏，苏北地区的确暴雨成灾，次年出版的《苏北水灾报告书》可以为证。然而细心翻阅该报告书，水灾实际始于7月5日，再查当年的《文汇报》“各地通讯”，2月底3月初，已有苏北难民流亡于镇江。随着难民越聚越多，6月14日，苏北难民救济协会成立。又据《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市筹募委员会总报告》（后简称“上海筹委会总报告”），上海筹委会于6月24日成立。换言之，难民的产生远早于水灾。

究竟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几个月前说起。

1946年春，苏北发生了饥荒，新解放区的灾情尤为严重，农民的吃、穿乃至烧柴都极端困难。起初，为饥馁所迫的农民自发地将斗争矛头指向汉奸地主。愤怒的农民将他们捆绑着交给解放区政府严惩，并将其家产分个精光。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那些未当过汉奸的地主乃至富农也成了饥民的斗争对象。这一场斗争，史称“反奸、清算、复仇运动”。5月4日，中共中央发来指示，明确提出“五不怕”，即“不要害怕普遍的变更解放区的土地关系，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而地主则丧失了土地，不要害怕消灭了农村中的封建剥削，不要害怕地主的叫骂和污蔑，也不要害怕中间派暂时的不满和动摇”。“五四指示”不仅使那些对农民的斗争运动持异议的中共干部闭了口，更令大部分干部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趁热打铁”，“把在反奸、清算、复仇运动中发动起来的群众引向进行土地斗争”。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在苏北解放区全面展开了。

再看国统区。5月初，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式还都南京。5月下旬，国共已然撕破了脸，和平协定成了一纸空文。蒋军先是增兵施压东北，陆续攻占四平、长春。与此同时，蒋军分割包围中原解放区，战争的阴影很快也威胁到了华中解放区所在的苏北地区。

不必讳言，正是在土改运动及国共军事摩擦这两股压力下，大量平民陆续拖家带口逃离苏北，南下避难。

至于1946年的苏北水灾，其破坏力并不惊人。原来自1855年黄河改道以来，早先富庶的苏北久已成了洪灾饥馑频仍、“十年九荒”的贫瘠之地。相比之下，那年的湖南倒真是爆发了严重灾荒。据《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1920-1949》，这年湖南全省3000万灾民藉树皮草根存活，因饥疫而死者达400万人以上，个别地方竟出现人肉买卖之惨象！而“上海筹委会总报告”还说本次部分募资将投向湘灾，也进一步印证苏北水灾的破坏力相对有限。

苏北难民的人数与构成

苏北难民数字十分庞大。据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市筹募委员会在报上所制广告称，“苏北流亡难民三百万”。（《新民报晚刊》1946.6.28）然据《苏北难民救济会议工作报告》，7至11月的调查统计表明，难民规模则为213万余。这不禁令人心生疑窦：试想，11月苏北已是水灾之后了，难民数字居然会缩水，真是莫明其妙。可见此前的估算多有夸张。但这些难民确非向壁虚造，譬如逃至上海的难民之中，一部分来自盐城、阜宁的近5.9万人，便通过赈济委员会办事处登记，成为人力车夫。（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第39页）至当年12月，留沪的苏北难民还剩4万人左右。（《申报》1946.12.5）值得注意的是，难民人数因含有政治作用而备受各方关注，后文还将提及。

难民的构成成份也不无争议处。范长江对苏北难民有过深入观察，他认为共有六类人：一、听信国民党特务“抽壮丁”谣言的贫苦人民；二、受反共宣传欺骗的中小市民和知识青年；三、普通地主；四、恶霸；五、汉奸；六、因解放军政策法令未正确执行造成误解而逃亡者。名记者范长江时任中共代表团新闻处长，其说法可视为中共方面的正式观点。

台湾作家王鼎钧年轻时是“国军”宪兵，那年驻扎南京，与苏北难民有过三天接触。他在回忆录《关山夺路》里以个案形式，传递了难民产生的具体原因。书中写一位绅士模样的老者，自述“抗战八年，地方士绅迫于形势，个个都是两面敷衍，也可以说个个犯了同样的罪”。有一个中学教员，被“昔日的奶妈指控雇主剥削”，说“她的奶水本来应该喂养自己的孩子，却被特权阶级抢夺”，还听说要控告他性骚扰，于是连夜奔逃。经过交流与思考，王鼎钧归纳道：“要彻底改变这个社会，第一步，他先彻底扫除构成这个社会的主要人物，这些人物的优势，第一是财产，第二是世袭的自尊，两者剥夺干净，精英立时变成垃圾。……他从此必须自食其力，或者沿街乞讨。他的子女已经参加革命，亲友也和他画清界限，他只能自生自灭。”很明显，与王先生接触的士绅、地主，也有少部分知识青年，其性质多半即前文斗争运动的冲击对象或受波及者。王鼎钧清醒地意识到，这些“难民声声诉苦叫冤，竭力辩说他们的财产是辛苦累积的，他们的素行代代忠厚传家，这些话完全没有意义”。

不难看出，由于立场与角度不同，范长江和王鼎钧两人的观察，某种程度上均存在着偏向。“主义之争”导致国共双方对难民性质的理解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与矛盾。

上海苏北流亡难民登记表

苏北难民被利用而兴风作浪

王鼎钧进一步指责，既然“难民带来的这些讯息，既有新闻价值，又有宣传作用”，“国民党主办的报纸，为什么也不登”？这可完全违背了事实。1946年5至6月，国民党控制的各种宣传媒介，不仅连篇累牍发表夸大苏北等地实况的报道、评论，“武装还乡”的论调也甚嚣尘上。苏南各地的部分“苏北难民”，还被国民党特务雇佣，到处兴风作浪。“江淮旅沪同乡会”、“苏北难民请愿团”等各种名目的“难民团体”纷纷致电蒋介石，要求“收复苏北以苏民困而解倒悬”。（中央社沪5月31日电，《参考消息》1946.6.2）

6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和美国代表在南京谈判。会谈焦点之一便是苏北问题。蒋介石在会谈时一再指出，说“苏北地方并不大，让出来不算什么，你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生存。现在大家都看到，你们在苏北，对南京、上海威胁很大”，“这个问题解决了，全国就和平了”。（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6.7.2）但周恩来据理力争，称要中共部队和地方民选政府撤出苏北，让国民党军进占，是违反政协协议及整军方案的。蒋见“此路不通”，遂提出“难民问题”，说中共在苏北搞土改，有500万难民由共产党地区进入政府地区，他们要求还乡。周恩来则针锋相对地指出，这些“难民”并不能代表解放区广大人民，如国民党军队回到那个地区，难民要比现在多得多。同时，也有大量难民从政府地区进入共产党地区，共产党的办法是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而不是为了宣传目的和制造混乱而利用他们。但国民党方面固执己见，寸步不让，并称这一条如无法做到，其他问题的协议也一概不能成立。很明显，苏北难民非但成为重要的谈判筹码，而且为使舆论的天平尽量倒向国民党政府，难民人数又被蒋介石凭空增加了六成。

谈判期间，一些苏北难民被国民党特务利用，演出了著名的“下关惨案”。该事件是国民党中统局在背后操弄的，得知真相后的蒋介石便叫来中统局长叶秀峰（此人为苏北难民救济协会委员）痛骂一顿。但骂归骂，事后蒋虽继续过问此事的善后及社会反响，但并未深究。从此事也可看出，苏北难民的“能量”很大，如善加利用，想必可以发挥巨大作用。正是在蒋介石的纵容和默许下，社会上便出现了许多反常现象。国民政府社会部长谷正纲、江苏省主席王懋功等到各地散发“难民面粉”，“常有成千难民随谷王两氏之后，狂呼‘请政府保护我们还乡’！”（中央社南京6月26日电，《参考消息》1946.6.28）南京的“难民”则更为猖獗，甚至扬言要去梅园新村向中共代表团请愿，迫使周恩来不得不带领工作人员主动避让。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军发动全面内战后，一部分苏北难民还被武装起来，编成还乡团，随“国军”推进。他们在“收复区”重建基层政权，专门与留守在此的共产党游击队作对，犯下累累罪行。1947年，文学家阿英的长子钱毅调任新华社盐阜分社暨《盐阜日报》社特派记者，深入淮安石塘区采访。3月1日，在芦受乡被还乡团包围，于突围中被捕。还乡团强迫他“自新”未果，将其杀害。1948年后，随着国共军事力量的彻底扭转，还乡团武装逐步被消灭。

上海小姐评选过程中的各方

就在如此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上海小姐评选活动被急匆匆地推上了历史舞台。

此前，江苏方面如何邀请杜月笙？徐铸成在《流氓大亨杜月笙》里说，为了加强与CC派陈立夫的联系，杜月笙要求王懋功手下的得力干将汪宝宣[瑄]亲自来找他，才同意办活动。于是王懋功等人找到汪，得到了陈立夫的首肯之后，立刻赴沪与杜接洽。但问题是，徐先生与杜月笙仅一面之缘，这么私密的事情，想必得之传闻，其真实性恐怕是要打点折扣的。

事实上，蒋介石、谷正纲才是主角。《苏北难民救济会议工作报告》里谷正纲的前言称，“蒋主席饥溺为心，特拨巨款，命正纲会同苏省王主席筹谋救济，于是有苏北难民救济会议之设”。因此先由政府拨款若干，不足部分，再由民间自筹。筹资的重任，自非“全国工商荟萃之地”的上海莫属。继而杜月笙因“物望所归”，被公推为上海筹委会主任委员。上海市社会局长吴开先任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基本上除了商界头面人物，便是上海市党部委员、市参议员等等。

说起杜月笙在此次活动中的作用，还不得不提上海小姐王韵梅的当选内幕。据说为了完成募资任务，杜月笙从他控制的赌场抽头，交予把兄弟范绍增，再由后者将钱投给他欣赏的前舞女王国花（王韵梅原名）。于是“上海筹委会总报告”里，便出现一幕怪异的场景：8月20日晚，园游大会在新仙林花园开始，于舞厅内举行上海小姐投票授奖典礼。晚上11时后，王韵梅等三人荣膺抗战后首届上海小姐，上主席台领奖，此时话筒里传出“杜先生请范绍增军长上台谈话”，结果连叫两遍，范军长终未上台。上海小姐下台去了。

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筹募会选举票

至于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市筹募委员会里具体是谁提议举办“上海小姐”活动的？因史无明文，且不作无谓的猜测。上海筹委会原拟定，选举分为七组，后以电影、越剧、话剧三组愿任义演义唱，不参加竞选，其他各组登记竞选，最终评出“上海小姐”“平剧皇后”“歌唱皇后”“舞国皇后”。电影、越剧和话剧界人士为何主动放弃竞选？8月11日《申报》第七版刊有“袁雪芬启事”，自称“因既乏资望，又非素性所好”，故决意放弃参选。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她们之不参与“××皇后”的评选，其实另有原因。据魏绍昌《竞选上海小姐的内幕》（《文汇报·文汇特刊》1998.8.22）披露，上海的电影与越剧两界“在进步势力的影响之下，作了抵制”，便不曾参与。

无独有偶，还可以从当年的新闻稿里觑出一些端倪。以1946年8月25日《新民报晚刊》徐翊（徐开垒）《请救济你们自己罢》为例，作者注意到“一个奉令参加的女公务员”，在旁边偷偷落泪，于是认定“可怜的苏南被压迫的中国妇女，她们是真正的难民，她们需要更广大更急切的救济”。即以冷言冷语表达对评选活动的不屑。半个世纪后，徐先生更在《来到革命的大家庭里》（《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1996）回忆彼时的撰文初衷：

1946年8月，上海在新仙林舞厅举行竞选“上海小姐”活动，为的是发动捐款“救济苏北难民”，实际上这种所谓“难民”，后来我才知道有不少是从苏北解放区逃亡出来的地主富农。我亲睹这幕“上海小姐”竞选的丑剧，便在当年8月25日《新民晚报》的《十字街头》副刊写了一篇《请救济你们自己吧》的文章……

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共方面的态度。

结语

回顾这段历史，不由令人沉吟久之。是啊，历史很复杂，要想洞悉所有事实真相是基本无望的。历史又很沉重，每一个身处历史漩涡中的个人，都很难客观地摆正自己的态度与立场。更何况记忆不可靠，历史往往会被有意无意地遮蔽、篡改、歪曲与悖逆。

明乎此，才会对历史产生敬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