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外蒙古的北洋名将徐树铮为何未得善终？

外蒙独立发生在1911年，这是俄国多年煽动的结果。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政局动荡，无暇他顾，失去对外蒙的控制。1919年春，日本也垂涎外蒙，想组成一个由其控制的“大蒙古国”，外蒙的王公们深怕日本，便又想重新依附中国。六月，中国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他往返于北京和库仑（今乌兰巴托）之间，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库仑当局同意撤消独立，复归中国。徐树铮回北京后，除向政府报告外，还将此事电告正在上海的孙中山。孙中山复电说：

比得来电，谂知外蒙回心内向。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指徐）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归复，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

一

1925年12月30日凌晨一时，徐树铮在河北廊坊车站被一群士兵拉下火车，押往站外枪杀。

1926年4月20日下午，下台后的北京临时政府执政段祺瑞乘火车出京前往天津。据曾宗鉴笔记：“专车开出一小时后，段走进随从人员乘坐的车厢，问车过廊坊停留多久。又问：‘又铮（徐字）被杀，是否是在站内？’及至廊坊，段开窗而望，历十分钟，口唇微动，喃喃若有言，老泪盈眶，掩面入卧。”

上个世纪50年代末，段祺瑞的孙子段昌义在台北见到徐树铮的儿子徐道邻，告诉他说，爷爷死前曾留下话，以后每年摆供，祖先牌位旁，要摆上徐爷爷的牌位，给徐爷爷磕头。段昌义说，从那以后，段家每年都是这样做。

这是一件让段祺瑞余下十年中追悔莫及的事情。当时徐树铮去车站后，段祺瑞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张神秘的纸条：“又铮不可行，行必死！”段后悔就在于他没把问题想得太严重，没有亲自去追回徐树铮，仅让人持纸条赶往车站，以为他看后就会回来，没想到徐树铮一笑置之。

段祺瑞与徐树铮，且不论他们的道德人品，功过是非，只看二人之间相互的信任与忠诚，在北洋军阀统治年代的乌烟瘴气之中，竟成了一段佳话。

徐树铮之被杀，起因于1918年他擅杀陆建章，这件事情我最早是在周劭的文章中看到的：

陆建章是袁世凯的军政执法处长，旧中国特务机构的创始人。袁世凯不喜欢陆军部次长徐树铮的跋扈，多次要撤他的职，徐认为是袁听了陆的谗言所致，怀恨于心。袁一死，段祺瑞当上国务总理，徐大权在握，便把陆抓来不加审判便处死刑。

哪知陆有一位外甥，便是大名鼎鼎的冯玉祥。时隔十年，冯驻扎京畿，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投奔表兄做事。徐被通缉流亡国外，到1925年段祺瑞成为相当国家元首的执政，徐当然大模大样回国。不料在谒段之后南归，专车过廊坊车站，正入冯的防区。陆承武在专车上抓获徐树铮，也不加审问，立即枪决。据说此事是取得冯玉祥同意后执行。

周劭（黎庵）先生生于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他“幼接贤士大夫，逊清遗老，叨陪之际，多闻绪论”，是著名的掌故学家，但这一段叙述与事实出入颇多，真可以说是“硬伤累累” 。首先是时间上的出入，时隔“十年” ，应是“七年”，段祺瑞成为执政是在1924年而非1925年。其次徐树铮的“被通缉流亡国外”也不实，之前他倒是被直系通缉，但段祺瑞当上执政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他是以“考察欧美日各国政治专使”的身份，受段祺瑞的委派而去。八个月时间里周游十余国，所到之处，各国纷纷以中国二号人物的规格接待，元首首脑均出面会见，实在风光得很。第三，徐树铮杀陆建章的原因要复杂得多，其中牵涉到皖系与直系的矛盾以及对南方的战与和的问题，此不赘述。第四，陆承武为父报仇的说法，恰恰是冯玉祥的安排。杀徐树铮的是冯玉祥手下大将张之江的卫队。徐树铮的专车快到廊坊时，冯玉祥曾有过犹豫，他的亲信鹿钟麟劝他说：“小徐一走，从此多事。”冯才下了决心，命张之江执行。张之江一听也吓了一跳，说此事重大，不宜卤莽。鹿钟麟说这是命令，张遂派卫队前去车站拦截。

张之江信奉基督，心肠较软，当时冯部曾有人主张把徐的随从一起杀掉，被他力争得免，审讯画押照相之后，全部发给短途路费放行。鹿钟麟却是行事果断，一年前限期三天将溥仪赶出故宫的便是此人。溥仪说清室上下数千人口，加上行李细软，三天如何搬得完，要求宽限至十天。鹿钟麟毫不通融，说期限一过，皇上如果还不走，景山上支起大炮立马就朝紫禁城轰。结果溥仪的动作比谁都快。

徐树铮被杀当晚，冯玉祥鹿钟麟商定连夜命陆承武赶往廊坊，造成为父报仇的假象。陆早上七时从天津赶到，对被拘押的徐树铮的随员说：徐树铮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我今天要杀他以报父仇。此时他还不知徐树铮已在六小时前被杀。段祺瑞得知徐树铮死讯，放声大哭，明知是冯玉祥做的手脚，偏偏被“为父报仇”一说弄得抓不住把柄。不料数十年后，这假象还能骗过周先生。

陆建章心狠手辣，杀人无算，人称“屠夫”，当年北京各酒馆里张贴的“莫谈国事”，即是为防其手下。陆要杀人，先请吃饭，酒席终了送客时，再将人从背后一枪打死，所以他的请柬，被称作“阎王帖子”。徐树铮在天津奉军司令部宴请陆建章，饭后约陆去后花园密谈，卫兵就在那里将其打死。问题是即便陆建章该死，也轮不到徐树铮杀他。连段祺瑞听说后也惊讶万状，半晌才说：“又铮闯的祸太大了，朗斋（陆字）千错万错，毕竟是北洋袍泽，他怎能如此乱开杀戒？”

二

1880年11月，徐树铮出生于安徽萧县皇藏峪以北十里的醴泉村。这里距徐州不远，徐树铮在《先考妣事略》中说：“村去郡城（徐州）西南五十里也”。我为写此文，去年10月上旬专门找到这里。静静的村中，鸡犬之声从柴扉麦垛间透出。一条小河汩汩流过，三两村女在河边洗衣，一群白鹅在河中戏水。河水源头出自村西山脚处的几眼甘泉，村民说无论旱情轻重，这泉水从不曾断流，醴泉村因此得名。在村里仅余的三堵残墙前，一位姓徐的村民告诉我，徐树铮家曾住过的房屋，如今就只有这几堵土墙了。我问这村民和徐树铮有什么关系没有，原来他的爷爷是徐树铮的二哥。

醴泉村今天虽属安徽，但因为旧时的行政区划（解放前称作“徐州府萧县”），加上徐树铮自小在徐州读书，后来又在徐州安家，所以就像当时称袁世凯为“袁项城”，称段祺瑞为“段合肥”一样，籍贯成了一些著名人物的敬称，徐树铮也就被人称为“徐徐州”，又称“小徐”以区别于“大徐”徐世昌。我第一次看到徐树铮的照片时颇为惊讶，感到这一副面相真的是“非常徐州”。徐树铮在徐州的住所，大致是现在彭城广场西侧偏南的位置。他的女儿徐樱七岁时起在此住过七年，据她回忆，徐家位于北门统一大街，左邻是老凤翔银楼，右邻是百家福马鞍店，对面是沧浪浴池。

提起北洋军阀，我们往往想到的是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张作霖等人。与上述这些拥有大总统、执政、国务总理、大帅等要职的人物相比，徐树铮实在显得有些微不足道。论官职，文，不过是国务院秘书长；武，也仅仅是陆军部的次长。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在民国前期的政坛上呼风唤雨，气焰张天。他是段祺瑞手下的第一红人，是他最信赖的智囊和得力助手，才华出众，绝顶聪明，人称“小扇子”。仗着段祺瑞的袒护和支持，他锋芒毕露，胆大妄为，飞扬跋扈，一手遮天。他的所作所为，甚至多多少少地影响着民国前期历史的进程和走向。

1901年，二十二岁的徐树铮在济南与段祺瑞初次相遇。当时他去投奔袁世凯，袁时任山东巡抚，段祺瑞是他的武卫右军炮队统带兼随营武备学堂总办。袁让手下官员接待，却话不投机，徐树铮只好回到投宿的客店。正好段祺瑞路过此处，据他回忆：

至旅店拜客，过厅堂，见一少年正写楹联，字颇苍劲有力。时已冬寒，尚御夹袍，而气宇轩昂，毫无寒酸气象。因询之，谓投友不遇，正候家款。问以愿就事否？则答以“值得就则可就”。用心奇之，约与长谈，深相契，遂延揽焉。（《陆军上将远威将军徐君神道碑》）

1905年，段祺瑞又出资送徐树铮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五年之后，三十一岁的徐树铮回国，在段祺瑞手下任军事参谋。为报知遇之恩，他忠心耿耿，从此一生效忠段祺瑞。此时的他，年轻有为，踔厉风发，成了段祺瑞的智囊、文胆甚至灵魂。而段祺瑞这位北洋军阀中的实权人物对徐树铮也是宠信备至，言听计从，在他当国时期的一切谋略几乎全都出于徐树铮的谋划。

下述事件可见徐树铮的心机和手腕。1917年的二三月间，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之间矛盾尖锐，所谓“府院之争”势同水火。五月，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徐树铮赶回徐州，极力游说张勋，谎称张勋只要同意倒黎，段祺瑞就同意他复辟清室。而事实是，段曾当面对张勋说过：“你要复辟，我一定打你。”但徐树铮以此为诱饵，策动引诱张勋挥师北京，将黎元洪赶下台。七月，张勋果真抬出溥仪，上演清朝复辟的闹剧。徐树铮大笑对人说：“张勋是个复辟脑袋，先让他去做，我们的机会就来了。”于是又力助段祺瑞组织讨逆军，仅用十天便平息复辟，将张勋打得跑进荷兰公使馆，将他的辫子军打得披发而逃。

段祺瑞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他：“他总是把工作交给下属处理，总是掩护他的下属而自行负责。他人格简朴，富于思考，这些特点都使这位沉静而不屈不挠的人成为中国最动人的人物之一。”

梁启超评段祺瑞：“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

段祺瑞这样的个性和办事特点，遇上老成持重的下属，可谓是相得益彰，遇上徐树铮就麻烦了。袁世凯不喜欢徐树铮，听说段祺瑞要任他为国务院秘书长，就生气地说：“真正太不成话！军人总理，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是东洋刀！”他给了徐树铮一个名义上更高的官职，想把他从段祺瑞身边调开，段黑着脸说：“请大总统先把祺瑞撤了，那时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袁世凯无奈，只能气哼哼地说：“不像话！不像话！”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一听说段祺瑞仍任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这是国务院与总统府打交道最多的职位——马上就表示：我怕这个人，我总统可以不当，但决不与他共事。他甚至对带消息给他的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说：“请你告诉总理，一万件事我都依他，只有这一件办不到！”张不好照实回答段，就找徐世昌商量。徐去劝黎元洪说：“我以为一万件事都可以不依从他，只有这一件事必须办到。不要怕又铮跋扈，芝泉（段字）已经够跋扈的了，多一个跋扈的，不见得更坏些。”连大总统都吓成这样，更不用说其他人了。就是因为有了段祺瑞的纵容与庇护，使得原本就锋芒毕露的徐树铮越发肆无忌惮，结果四面树敌。

三

解放以后，在国内的出版物中，徐树铮都是作为反面人物出现的，这毫无问题。《民国人物传》中说他：“依靠日本扶植，在当时的政局中纵横捭阖。勾结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福俱乐部’，收买政客，操纵选举，包办新国会，把持北京政府。著《建国诠真》，宣扬反动政见。”

其实徐树铮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祸何止是这些，他极力推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派兵攻打南方的护法军。直皖战争完全是因他而起，第一次直奉战争与他在背后煽风点火也有很大关系。所谓“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这一系列战争使得国家疮痍满目，士兵尸横遍野，人民流离失所。而造成国家这样的乱局，徐树铮起到了很恶劣的作用，难辞其咎。

国内写北洋军阀历史最为详细全面、也是写得最好的一本书是湖南陶菊隐先生完成于1957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百四十余万字的篇幅，笔底波澜，风云满纸。此书不仅在国内畅销，且影响远播于海外。当年身居海外的徐道邻也看到了，并且置于案头，成了他阅读次数最多的一本书，也是他在回忆写作时最重要的参考书。

单凭猜想也能想到陶先生在书中对徐树铮会是什么态度。有意思的是，徐道邻对此却表现出了相当的认可。他说：“书中所叙述的事实大部分都还可靠，对我父亲的态度似乎也还公平。因为如果对他太好，他不会用那么多挖苦和讽刺的字眼。如果太不好，也就用不着把他写得那样生龙活虎。”

时代到了今天，实事求是的精神使我们的国家社会进步，政治清明，气氛宽松。表现在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上，由主观而客观，从割裂到完整。包括对像徐树铮这样的人，只要他是做过有益的事情，同样会得到承认，同样会被记入历史。比如他的坚决反对帝制和为收复外蒙所做的努力。

外蒙独立发生在1911年，这是俄国多年煽动的结果。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政局动荡，无暇他顾，失去对外蒙的控制。1919年春，日本也垂涎外蒙，想组成一个由其控制的“大蒙古国”，外蒙的王公们深怕日本，便又想重新依附中国。六月，中国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他往返于北京和库仑（今乌兰巴托）之间，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库仑当局同意撤消独立，复归中国。徐树铮回北京后，除向政府报告外，还将此事电告正在上海的孙中山。孙中山复电说：

比得来电，谂知外蒙回心内向。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指徐）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归复，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

1922年1月，徐树铮前往桂林拜会了孙中山。他是去和孙中山商谈孙、段、张（作霖）三方联合，共同对付直系一事。行期定下来之后，孙中山曾写信给蒋介石说：“徐君此来，慰我多年渴望。”二人见面后晤谈融洽，徐树铮对孙中山十分倾倒，孙对徐也非常赏识，甚至希望他能留下来作自己的参谋长。徐树铮是不会离开段祺瑞的，只好委婉地表示：我在北方帮助孙先生，会比在孙先生身边帮助更大。

1912年9月孙中山进北京与袁世凯会面时，徐树铮还仅是陆军部军学司司长，恐怕没有机会见到孙中山，那么这一次就是两人的唯一一次见面了。

再来看他的反对帝制。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已经感到了末日将临。但清政府中铁良、良弼等少壮派还主张再硬拼一下，作最后的决斗。如此，则革命军虽仍能获得最后胜利，但不知还要死多少人。此时，以段祺瑞为首的四十二名清军前方将领突然发出通电，吁请清帝退位，实行共和政体，这顿时使清廷失去了继续挣扎的勇气。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发表退位诏，数千年封建制度在中国寿终正寝。而那一篇通电，便是由徐树铮撰写。

由于这一事件，再加上1915年反对袁世凯称帝，1917年粉碎张勋复辟，段祺瑞当时被推崇为“三造共和”的英雄。殊不知在这其中，件件事都少不了徐树铮的谋划和参与。

袁世凯曾这样评论徐树铮：“又铮其人，亦有小才，如循正轨，可期远到。但傲岸自是，开罪于人特多。”应该说袁世凯看人还是比较准的，但他不喜欢徐树铮，除因为徐“傲岸自是”外，更因为在自己恢复帝制的过程中，感到了来自徐树铮的巨大反对能量。

袁世凯1915年底称帝后，徐树铮给袁写了一封约三千字的《上袁大元帅书》，可以说是冒死进谏，言人之所不敢言，在信中他这样写道：

天下初定，誓血未干，而遽觑非常，变更国体。民信不孚，干戈四起，大局之危，可翘足而待。惟有速下罪己之令，去奸谀之徒，收已去之人心，复共和之旧制，国势可定。若再迟疑瞻望，多延时日，是直授人以柄，自召天下之兵，非策之得也！

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便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忧愤而死。这自然是全国人民反对的结果，而徐树铮的这封信，也实在够他堵心的。

徐树铮极力鼓动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还有私心的一面。他知道如果实行共和政体，段祺瑞就不难登上权力的顶峰。而如果袁世凯当上了皇帝，以后的天下可就是袁克定（袁世凯长子）的了，而那位大公子对此宝座还真的是朝思暮想。

袁世凯和徐树铮的关系其实并不坏，袁为了笼络人才，收买人心，对下属非常关心优待，他的礼贤下士是出了名的。徐树铮1901年到济南，本来也是去投奔袁世凯的，碰巧袁母刘氏去世，暂停公务，只让一位名叫朱锺琪的道员与其面谈。朱枉担了名士的雅望，却看不惯这少年的“傲岸自是”，谈话不欢而散，徐树铮这才遇见了段祺瑞。对于段祺瑞“愿就事否”的邀请，徐的回答是“值得就则可就”，估计就是类似的答话惹烦了那位朱道员。而段祺瑞却是“用心奇之，约与长谈”，他的气量就远非朱锺琪辈可比了。

不妨设想一下，假如那天是袁世凯亲自出来面见徐树铮，徐极有可能就跟随他了。1905年后，徐树铮在日本留学，徐夫人夏宣带着三个幼子同在日本，生活窘迫。此时是袁世凯寄去了二十两银子接济，这帮了徐树铮的大忙。

1915年6月，徐树铮在“三次长参案”中被袁世凯免去了陆军部次长的职务，便趁此机会在这年秋天回醴泉村，重新安葬了二十几年前去世的祖母和九年前去世的父亲。回北京后去见袁世凯，因为刚办完丧事，袁好言抚慰，徐树铮给袁磕了一个头，袁当时十分高兴。徐树铮出来后对徐道邻说：“这一磕头，大总统可能以为我要赞成帝制了。”

两个多月后，袁世凯看到了那封《上袁大元帅书》。

四

1924年正月22日，徐树铮的三女儿徐美出生。仅过了三天，长孙徐福申出生，四十五岁的徐树铮当上了爷爷。大书法家张伯英前往道喜，并写了这样一首贺诗：

忆从髫丱共师门，公最年少今抱孙。

试听啼声知俊物，由来醴水有灵源。

传经笃守诗兼礼，应运适符贞起元。

喜尔祖庭同诞玉，海云日伫化鹏鲲。

这首诗不算好，但情感由衷，开头两句写出早年同窗深谊。但张伯英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此后仅过了不到两年时间，他又会给徐树铮写起了挽联。

张伯英挽徐树铮的全联可能是看不到了，因为他的儿媳张刘永淑也只能记得其中的一句是：孔文举早慧非祥。汉末孔融，自幼聪明，五十多岁时被曹操杀害。张伯英有这样的类比，一定是在痛楚之余，想起了这位小自己九岁，却又是引荐自己步入仕途的小同窗幼时异于常人的表现。

关于徐树铮所谓神童一类的传说颇多，他天赋极高，但更是苦读的结果。他自己说：“父设帐郡城（在徐州开教馆），伏腊归省，闲以树铮往来。尝于风雪中，攀附驴背，口授诗歌，亦戏令效其句。居馆辄携之附读，留于家，则杂取书史骚雅，折角授先妣分日督课。”（《先考妣事略》）徐树铮青少年时期只跟着自己的父亲徐忠清学习，此外再也没有拜过别的老师。

徐忠清的教育方法若放在今天，似乎有加以研究总结的必要，他以一己之力，生徒满徐州八县，历年来多达千人。“徐氏门下，逢考必会高中”，这形同于今天的招生广告，当时却在徐州一带的读书人中间众口相传。徐忠清的学生中，张伯英不用说了，我们来看看他这位得其亲传的小儿子的功底。

徐树铮年少聪颖，精书法，擅诗词古文，从政后仍手不释卷，对桐城派大师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爱不释手，总是随身携带，以为经国大计、治事律身之道都可在书中找到。他自视甚高，除了尊敬段祺瑞，北洋军人同僚中，很少有人能放在眼里。公余所交往者，唯光绪朝状元张謇、小说家林琴南、《新元史》作者柯绍、桐城派末代大师马通伯，清国史馆总纂王晋卿等人，均为饱学宿儒，一时俊彦。和这些人论交，要有真才实学，靠陆军部次长、国务院秘书长的头衔是不行的。那么，徐树铮够资格吗？

王晋卿说徐树铮：“其论文导源班、马，而以唐宋八家为正宗，以近代方、姚为入门之的。诗嗜少陵，词嗜白石、梦窗。”

徐树铮留下来的诗大约二百首，词六十首。下面是他去收复外蒙时，在库仑写下的一首《念奴娇笳》：

砉然长啸，带边气，孤奏荒茫无拍。

坐起徘徊，声过处，愁数南冠晨夕。

夜月吹寒，疏风破晓，断梦休重觅。

雄鸡遥动，此时天下将白。

遥想中夜哀歌，唾壶敲缺，剩怨填胸臆。

空外流音，才睡浓，胡遽呜呜惊逼。

商妇琵琶，阳陶篥，万感真横集。

戈推枕，问君今日何日？

徐树铮还酷爱昆曲，水平达到了专业程度。他能自辑曲谱，能上台演出，并曾与徐凌云、项馨吾、俞振飞等名角同台。他擅长花脸和贴旦两种角色的曲目，尤其爱唱关公戏《单刀会》，一张口便声如洪钟。张謇曾赠诗云：“将军高唱‘大江东’，势与梅郎角两雄。”1925年5月，他以专使身份访英，应邀在英国皇家学院演讲，题目竟然是《中国古今音乐沿革》，这让古典的英国绅士淑女对中国军人刮目相看。

1923年9月，辫帅张勋病故。张勋军马长期驻扎徐州，对徐树铮的家人多有看顾，与徐私交非常好。至于张勋复辟，徐树铮力助段祺瑞将其打败，那是政治斗争、权力斗争的需要。人死后，恩怨已了，就只剩下了私谊，徐树铮念及旧情，送去了这样一幅挽联：

仗匹夫节，挽九庙灵，其志堪哀，其愚不可及也；

有六尺孤，无抔一土，斯人已死，斯事谁复为之？

其中既有对老友辞世的伤感，同时也对其恢复逊清皇室的荒唐举动有所批评，分寸拿捏到位，用典恰当准确，被公认为是民初名联。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5月举行安殡时，正在欧洲考察的徐树铮用电报发回挽联：

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

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此联上句典出《论语子路》，下句典出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徐树铮信手拈来，区区三十多字，便概括了孙中山一生的主要历史功绩。据黄埔军人出身的作家、报人周游所记：“中山先生之丧，全民哀悼，举国偃旗，挽词之多，莫可纪极，而当时竟共推徐氏此联为第一。余曾分别询诸李协和、胡展堂、汪精卫、张溥泉诸先生：何以国民党内文人学者盛极一时，而竟无一联能道出孙先生心事，以堪与徐氏抗衡者？所得答复，虽各不相同，但一致认定：徐之才气，横揽一世，远不可及。”

五

1926年11月，徐树铮的棺木被运回家乡醴泉村草葬。

1983年10月，定居美国的徐树铮长女徐樱回到醴泉村。经申请，萧县人民政府同意她在醴泉村为其父建墓。1988年墓建成，徐樱携徐道邻之妻叶妙回国祭扫，1991年，徐樱第三次回国为父亲扫墓。

徐樱1910年生，1932年嫁给国际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1993年，83岁的徐樱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遇车祸身亡。

徐道邻为徐树铮三子，1906年生于日本，最为徐树铮所疼爱，小时候便常随父亲东奔西走。徐死后，他奋志攻读，考入德国柏林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1945年官至行政院政务处长，后辞职从教，先后任同济大学、台湾大学、东海大学教授。1962年赴美，曾在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州大学任教，1973年六十八岁时因心脏病突发死于美国西雅图市。

徐树铮一妻四妾，共有子女十人，其中二子、四子早夭，长子徐审义晚年寓居苏州，1968年病逝。三女徐美1963年曾来为父扫墓，其余情况不详，料已在世无多。

我在醴泉村南的田野上找到了徐树铮的墓冢。此时夏秋作物已经收获，冬麦还要过些日子才能种植，土地因此显得空旷无边。徐树铮墓兀立其中，孤单而寂寞。秋天的风，掠地而过，离离衰草，有声。墓前的两尊石马已经部分残缺，想必是徐樱死后已无人再来祭扫修葺了。

这样一个活着时生龙活虎的人埋骨于此，沉寂地下，整整八十年过去了。其生前身后，动与静的反差之大，令我感到不可思议。

我的目光和思绪从眼前的坟茔移向天空，民国前期那一幕幕烽烟战火、北洋军阀那一张张孔武的面容如天边片云，稍纵即逝。我想起了三百万字巨著《北洋兵戈》的作者、我所尊敬的董尧老师对我说过的话：“在从封建王朝走向民主共和的这一特殊历史转型时期，就必然会发生这样一些事，就必然会出现这样一批人，而徐树铮是其中极富才华的治世能臣和乱世枭雄。”

附记：

今年已是九十六岁高龄的张绍堂老人，在我写作这篇《徐树铮的背影》时，给了我很多帮助，提供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回忆。张老的母亲夏鸿芝，是徐树铮夫人夏宣（本名夏鸿筠）的妹妹。

初次登门拜访时，张老不时地打量我——1922年至1925年间，张老在徐州第一高等小学校读书时，曾是我祖父的学生。当我向他告辞并一再表示感谢时，他轻轻摆手说：“你是故人之后，不必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