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本真”与舆论“叙述”———国共易势之际陈布雷自杀事件再探
作者:刘长林、胡丞嗣 来源:史学月刊
自杀事件往往会被认定为纯粹的个人行为，很少与宏大叙事产生关联。然而，对于民国时期许多知识分子而言，自杀这种激烈行为却常与时代相勾连，成为自杀者回应社会现实的一种手段，当社会动荡之际，这一现象则尤为明显。有时，自杀行为本身既蕴含了对时局的悲观失望，也是自杀者借以警醒同僚乃至世人的手段。1948年国民党中政会秘书长、“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布雷的自杀即属此类。由于陈布雷生前为蒋介石重要幕僚，在国民党内具有不小影响力，加之此事恰值国民党政权崩溃之时，因而迅速在国统区激起喧嚣且广泛的社会讨论。
关于陈布雷之死，相关研究多聚焦于陈氏自杀原因，从儒家文化影响、晚年心态、精神衰弱等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与阐释。然而，已有研究似乎并未过多关注舆论视野中陈布雷由“病逝”到“自杀”的叙事转向，关于其背后的政治运作与来龙去脉更是未能察及。同时一些关键问题，如陈布雷最初为何会以“病逝”形象出现于舆论视野、国民党公布其自杀事实背后经历了怎样的博弈，亦未得到充分解释。有基于此，本文试图围绕陈布雷自杀事件，在呈现政治运作与新闻舆论之间互动和角力的同时，展现国共易势之际社会的纷繁面相，以期深层揭示陈布雷自杀原委。
1948年是解放战争中至为关键的一年，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总体而言，该年国民党在经济、政治、军事、社会诸方面呈现出全面崩溃之势。11月11日，毛泽东对时局作出研判，认为“大约再以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13日，陈布雷即在寓所服安眠药自杀。当然，这一时间上的巧合本身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但在国民党统治崩溃之时一位重要官员自杀身亡，却很难说与国共力量对比的逆转全然无关。
一般而言，由于自杀具有计划性和隐蔽性，自杀过程很少会有直接见证者，自杀事件的发生多以其被发现为肇端。陈布雷自杀后的现场重要目击者有两位，分别为陈的秘书蒋君章及侍从副官陶永标。结合两人陈述可知，当日清晨，蒋君章与陶永标先后来到陈公馆上班，8时左右未见陈布雷起床。9时左右，中央党部打来电话，催促陈布雷开会，但此时仍未见陈布雷起床，两人打算待陈起床后再告知陈此事。直至10时，他们考虑到“陈布雷即使睡得再晚，第二天早上最迟也是八点钟左右起身，从来没有见他醒得这么迟”,因而前往卧室一探究竟。后两人见情况似乎不对，遂破门而入，旋即发现陈布雷自杀事实及其所留遗书。见陈布雷自杀后，两人先是迅速叫来平时给陈看病的陈广煜医生，让其对陈注射强心剂进行抢救，同时通知陈氏家人以及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行政院秘书长李惟果、“总统府”第二局局长陈芷町等人。由于当时电话线路繁忙，要么无法接通，要么接通后很难找到人，因而他们在通知他人时只是慌乱地说：“布雷先生完了”,让对方迅速赶到，并未具陈现场情形，此亦符合常人突遇变故时不知所措的状态。
他们之所以慌乱，也说明他们虽然知道陈布雷患有失眠症，但没想到他会自杀。陶永标在谈及陈布雷的身体状况时，即称“他的睡眠全靠安眠药维持”,但同时又坦言：“大家都仅仅为陈布雷的健康担心，没有料到他竟会自杀。”蒋君章后来再次纪念陈布雷时亦提到了其长期患有失眠症这一事实，他说：“先生每晚休息时间，总在午夜十二时以后，这是他的工作习惯，睡前必须服用安眠药片，翌晨起床必迟，这也是常事……翌日，适为国父诞辰，中央有集会，需先生参加，而久不见先生起床，犹以为多服一片后的通常情形，未以为异。”查陈布雷日记可知，蒋君章有关陈布雷睡眠习惯的描述与实际情况相差无几，就起床时间而言，11月份陈氏起来最早的一天是10日，恰好为8时，最晚一天是2日，为8时50分。陈布雷有时即便晚起也会因夜晚“朦胧多梦”而自觉“精神不佳”,白天嗜睡自是常事。身为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对陈的生活习惯自然了若指掌，但也正因如此，才会错失抢救陈布雷的最佳时机。对此，蒋君章于若干年后亦颇为自责地慨叹道：“迄今，我尚以过于熟悉先生的生活情形未能及早发现，致失去最后的救活机会为莫大的遗憾。”
蒋、陶两人的叙述之所以大致可信，不仅是因为他们的陈述能够互证，更是因为其所述情形能够得到时人日记的佐证。如陶希圣即于当天日记中记道：
上午十时半，陈修平兄正在寓谈时局，蒋君章电话请立即往湖南路，余即搭修平车往，过经济部，易车送往。至湖南路508门口，见陈熊两医官匆促进门，叔谅含泪，知不妙，急入上楼。见布雷先生仰卧，面色黄，口张不闭，陶副官查安眠药瓶，知其已吞150粒以上。医注射强心剂无反应，已于三小时前逝世矣。
由日记可见，陶在10时30分左右接到蒋君章电话，而蒋、陶发现陈布雷逝世的时间是10时左右，考虑到两人需要一定反应时间，且陶希圣不太可能是第一个接到电话者，故这半小时的时间差颇为正常。陶希圣起初并不知晓陈布雷已逝世，而只知陈公馆有急事需要其前往，当其发现“医官匆促进门”“叔谅含泪”时，才知事情不妙，这与陶、蒋两人描述打电话时的慌乱情形亦颇为吻合。
如前所述，蒋、陶两人虽熟悉陈布雷的生活习惯，但却并未对其迟迟未起这一现象有所警惕，更没有料到陈布雷会自杀，他们也是看到遗书后才知陈氏自杀原委。陈布雷留有十一封遗书，其给蒋介石留有两封遗书，并在遗书中坦陈了自杀的原因：“今春以来，目睹耳闻者，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此处的“目睹耳闻”一词用得颇为隐晦，现今看来，令其“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之事显然是国民党内外交困的现实。是年，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问题，陈布雷周旋其间，对诸多问题忧心不已，于日记中也多有反映。如5月5日，他即在日记中记载：“党内情形复杂，党纪松弛，人自为谋，不相统属。”然而，自觉“脑筋已是油尽灯枯”的陈布雷并未在遗书中对乱象直言不讳，而是选择进一步“曲释”,将自杀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心理狂郁”:“当此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之时……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陈布雷在两日前的日记中即自感已进入到“国运严重时期”,显然与此处的“捷报频传”“秩序渐稳”自相抵牾，他在遗书中的欲说还休，实质上是其内在思想矛盾的反映，同时也必然导致文字上的疏漏，以至最终无法自圆其说。总而言之，陈布雷的自杀，既有旧知识分子感激知己的思想局限，也有长期以来身心不胜负荷造成的心理失常，更有对时局彻底失望之后的悲观厌世。
陈布雷自杀后，蒋介石于当日傍午得知这一消息时颇感意外，其在表达“斯人长逝”叹惋的同时，也对众人表示：“失此忠实同志，是无异折我手足矣。”随后，蒋介石携蒋经国前往陈氏寓所吊唁。当日，蒋在日记中记载：“今后再无他人可以任其代劳与调节各派之中坚主持人矣，而其代笔撰稿尽如我意之学问则尚其次也”。显然，蒋一时无法接受陈布雷自杀事实，毕竟，11日陈布雷还曾参加由蒋介石主持的中政会临时会议，而当日陈并未表现出任何异常。陈布雷自杀恰逢国民党军在战场节节败退且国统区亦存有严重统治危机之时，一位得力助手的离世足以对本就因战事失利而焦虑的蒋介石造成莫大打击，更何况陈布雷还是以自杀这种能阐释其独特生死观的方式离世。
正因陈布雷在遗书中表露出对时局的忧虑，国民党在如何发布消息上费尽心思。陈布雷在给蒋君章的遗书中早已考虑过这一问题，称：“此事可请芷町、希圣诸兄商量”,但他强调不能让其自杀事实为中共宣传部门利用，因而或可称其“从八月以后，患神经极度衰弱症，白天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量，不救而逝。”陈氏生前的担心并非不无道理，在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之际，若曝出陈布雷自杀身亡的消息，无疑会使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然而，在场者商量此事时并未完全采纳陈布雷的生前意见，“都不主张说清楚”。最终，大家商定发布新闻时称陈布雷“系心脏衰竭及失眠症，心脏病突发致死。”或因遗书所述多为“场面话”,稍晚到场的蒋介石在未仔细权衡的情况下“欲发表”遗书内容，但负责宣传工作的陶希圣对此颇为谨慎，对蒋介石“往述遗书云云”。最终，蒋介石决定仍按他们商定的结果发表，对内外皆称陈为突然“病逝”而非自杀。
陈布雷“病逝”的消息迅速在国民党内传播开来。当日下午，立法院正副院长孙科、陈立夫召开茶会，讨论战时内阁组织等问题，3时左右，会场上突然传来陈布雷“病逝”的消息，在场诸人旋即知晓此事。立法委员杨玉清闻讯后“为之震悼无已”,散会后“即往参谒遗容”。蒋君章被安排负责接待宾客，众人询问逝世缘由时，他便对相关人士称陈布雷原来有失眠症与心脏病，每天需要服用大量安眠药，“这几天精神特别不佳，可能一天再次的加服，因而中毒”,最终导致心脏病突发。在蒋君章看来，多数人并未对其说法有所质疑。
同为立法委员的陈克文当日并未参会，因而较早得知此消息。午饭后，他和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谢耿民前去吊唁，并在日记中记载了自己听来的一则消息：“追随陈布雷先生甚久的叶君偷偷对我说，恐系因大局日见危险，过度悲观，实行自杀，亦未可知。不过既无遗嘱，事前亦别无异状，亦不能武断也。”显然，当日到场吊唁人士并非皆知陈氏逝世真相，即便如蒋君章所言，大部分人表面上并未质疑其“病逝”说辞，但还是免不了内心怀疑与私下议论。陈布雷不仅给蒋介石留有两封遗书，也给自己家人、下属、友人留有遗书，而陈克文表示未见遗嘱，可见这一细节也被暂时保密，因为留有遗书虽未必表明是自杀，但却很难不让人将其与自杀相关联。
在官方决定不公布真实死因后，陈布雷自杀这一历史“本真”被有意遮蔽，取而代之的是经由政治运作后的“事实”,本是有意求死的陈布雷却以“病逝”形象出现于舆论视野。11月13日晚，“长途电话、电报、晚报”皆散布有陈布雷“病逝”消息,许多人即通过这些渠道于次日晨报大规模报道前获悉这一消息。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于是日知晓此事后，于日记中记载：“布雷于今晨八点在南京去世，昨晚尚处理文稿云。”身处上海的文史研究者王伯祥通过当日晚报获悉这一消息，并记道：“夜报载陈布雷于今日八时以心脏病死，在蒋渠尤失智囊，打击亦殊不小也。”在美国华盛顿的驻联合国代表顾维钧，也于美国东部时区13日及时知晓这一消息，参事陈之迈将陈布雷骤亡的消息告知顾维钧后，他还特意打电话给陈布雷的兄弟，确认消息是否属实。电话、电报、晚报等传播时效性较强，但从受众反应来看，相关渠道散布的仍是陈布雷“病逝”消息，其采用的无疑也是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自然也就不可能触摸到陈布雷自杀事件的“本真”。
11月14日，即陈布雷自杀次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刊布了所谓“事实”,称：“陈布雷氏于昨(十三)日上午八时，以心脏病突发逝世”,并刊载社论《悼念陈布雷先生》,称“他的思虑完全是为了总裁，他的忧劳完全是为了国家”,并说其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根源在于他平时忠于职守、勤于政务而患上失眠症，每天不得不依靠安眠药入睡，最终“为国尽瘁，以逝世闻”。显然，《中央日报》遮蔽陈布雷自杀事实的同时，在报道伊始即有意塑造陈布雷形象，将陈氏逝世视为精神动员的契机，为其反人民的内战张目。国民党地方党部主办的报纸也于当日纷纷刊载这一消息，就连新疆等通讯颇为不畅的省份也即时报道，当然，所述内容大同小异。
通过南京中央社获悉陈布雷“病逝”消息后，各商业报纸也于11月14日争相报道。《申报》在当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消息，但其对陈氏“病逝”一说并无质疑，且报道内容与《中央日报》并无二致，内称：“当兹国步艰难之时，失此硕彦，尤可惋惜。”《大公报》各版也照刊这一消息，关于陈氏“病逝”过程多援引中央社消息。天津《益世报》与《新闻报》的报道亦皆采用中央社消息,报道内容自然也是“病逝”经过，但所谓“事实”显然并非事件“本真”。
与大报呈现出集体“失语”状态相比，一些受新闻管制政策影响较小的小报，则成为质疑陈布雷“病逝”的集中地，但由此也衍生出各种真假莫辨的“叙述”。例如，11月15日，上海小报《飞报》刊载《王云五害死陈布雷》一文，内中声称陈布雷之死与主张发行金圆券的王云五有相当大的关联，“布雷先生之死，实死于王云五经济政策之失败”。当时还有两种盛行的“谣言”,一类称陈布雷“主张和平，被领袖申斥”,因而自杀；另一类则称陈氏“曾于徐州战事吃紧，奉派草拟某项文件，归即忧愤自裁”。虽然有些说辞或显牵强附会，或属无稽之谈，但相关消息的散布，尤其是陈布雷“自杀”“自裁”等说法的被提及，则难免不引起国民党方面重视。蒋君章在事后回忆时即谓：“外面对于布雷先生死后，传说纷纷，颇有离奇不经之谈”。有论者亦事后总结，称那些“谣言”认为陈布雷“病逝”的说法“过于单纯”,而后官方决定刊布遗书也与此有很大关系。
既然现场不止一个见证者，则消息不胫而走是迟早之事。11月15日下午，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召开院内会议时便直言：“陈布雷此次去世，实系自杀，有二遗书上蒋总统，以作尸谏。”傅斯年在13日并未前去吊唁，其得知陈布雷自杀一事多半是在15日下午3时陈布雷大殓典礼时，当时傅斯年身旁的行政院长孙科、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新闻报》社长程沧波三人，自然也知晓此事。不过，并非15日参加大殓典礼的人皆明事情真相，陈克文当日也前往吊唁，但既无人向其提及自杀一事，陈本人也并未对“病逝”说提出质疑。可见，此时陈布雷自杀消息应只在党内小范围传播。
然而，于国民党而言，与谣言日渐散布以及真相小范围传播相比，更为致命的恐怕应是陈布雷留有遗书一事被媒体报道，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率先透露此事的竟是国民党直接控制的报刊。11月15日，上海《益世报》披露出一条至关重要且比那些“谣言”更能直触真相的消息，即陈布雷逝世前留有遗书，并断定他的死亡并非意外，“由遗函中证实陈氏服过量安眠药，乃事先早有决心并非误服”。《新闻报》也于当日报道中记载了陈布雷“病逝”前后情形：“晚九时嘱侍役要休息，不接电话，不见宾客，十三晨十时，侍役到房，左右审视，枕边有留函，医到诊视云，心脏已停止三小时。”《新闻报》全文并未使用“自杀”或类似词汇，但读者能较为直接地从中读出陈布雷自杀这一信息。如王伯祥在阅读《新闻报》后，即称：“陈布雷之死，《新闻报》云有遗嘱，是非猝病，实自裁也。”
从资料来源看，上海《益世报》与《新闻报》的报道很有可能与程沧波有关。上海《益世报》发行人为刘航琛，是年当选“行宪”立法委员,《新闻报》社长程沧波同样也是“行宪”立法委员。刘航琛在陈布雷逝世当日并未前去吊唁,因而知情的可能性较小。反观程沧波却对公布陈布雷自杀真相与遗书一事，态度十分坚决。据陶希圣日记记载，程沧波在殡仪馆细读陈布雷杂记与遗书后，“力主发表真相”。蒋君章对此也有回忆，他称程沧波认为“病逝”的说法“抹杀了布雷先生为领袖、为党、为国家的苦心，至少他一个人不同意而不会这样说的。”程沧波的反应既是其身为报人的职业思维使然，也与陈布雷对其有知遇之恩不无关系。程沧波于1925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就是由陈布雷推荐至上海《时事新报》担任主笔，尔后陈布雷对程沧波也格外关照，因此，程沧波始终将陈视为“生平最深的知己”。
11月14日《新闻报》的报道还是陈布雷“病逝”消息,然而仅隔一日，该报即话锋突转，声称陈布雷留有遗书，显然与程沧波14日上午在殡仪馆的现场见闻和主张不无关系，即便是报社他人所为，身为社长的程沧波也必定知情。由于上海《益世报》发行人刘航琛与程沧波同为立法委员，因而上海《益世报》的报道也极有可能是程沧波提供的消息。《新闻报》的这一委婉表述的作法在国民党内部并非个例，陈布雷曾经的老师张宗祥同样于15日为陈布雷送赠挽联即书：“蹈东海即亡昔闻其说，秉中书之笔我惜此才。”“蹈海”之意即为自杀，故而明眼人一看此联便能知晓内中原委，王伯祥在日记中亦对此评论道：“其意若蓄而露，明明证其自杀而惜其所事非人耳。”
也许正是11月15日上海《益世报》《新闻报》报道陈布雷留有遗书一事，次日有部分报纸即对此进行追踪报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16日上海《益世报》再度发文强调“陈氏之死系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但可能囿于其党媒身份，此次报道出现了“话语转向”,表示“不必深究陈氏所以厌世的原因”,而是以官方口吻借此批驳那些准备逃难的政府要员，称：“倘陈氏之死，为伤心时事，实不失‘书生本色’”,意指陈布雷自杀有特殊意义，以令那些在局势崩溃之时只顾个人安危的“党国要员”无地自容。如此一来，以便消解其起初揭示陈布雷自杀带来的消极影响，同时还能继续为陈布雷自杀在社会上树立正面的价值导向。
外国在华英文报纸也对陈布雷“病逝”有过关注。《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于11月14日发表社论《陈布雷之死对蒋介石的沉重打击》(Death of Chen Pu-lei Severe Blow to Chiang),该文在追述陈布雷生平后，指出“蒋介石对陈布雷无比信任，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经常征询陈的意见，因而他的死亡对总统府而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该报道的消息来源为美联社，说明在此事上，外媒的报道时效能与国内主流媒体基本保持一致。《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对陈布雷“病逝”一事捕捉稍晚，其依据中央社消息于15日刊载《陈布雷之死》(Chen Pu-lei’s Death),内中认为陈布雷“病逝”恰处国民党多事之秋，因而此事“是整个国民政府莫大的变故”。可见，像大部分报刊一样，上述英文报纸并未质疑中央社消息，且它们似无意探寻真相，而是着眼于陈布雷逝世的影响，认为陈的逝世会进一步加深蒋的统治危机。
即便相关报道未言或未敢言陈布雷为自杀身亡，其留有遗书一事也足以渐次引发社会关注与讨论，进而消解官方先前的“病逝”说。但颇为吊诡的是，陈布雷“病逝”乃至自杀真相被公布后，中共并未对之投以过多关注。在11月24日前，不但新华社、《人民日报》、《冀中导报》等无相关报道，而且谢觉哉等人的日记中也未见相关记载，各大机关报的刊载重点仍是前方战场捷报与国民党败退消息。国民党之所以不敢公布陈布雷自杀真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忌惮中共的舆论宣传，然而最终的舆论危机并未出现在外部，反倒是存在于有着严格新闻管理制度的国统区内部，不禁令人唏嘘。
伴随着舆论质疑之声渐起，国民党内对是否公布真相也产生了分歧，甚至发生激烈争执。11月15日，治丧委员会内部初次讨论这一问题时，邵力子、张治中主张如实公布真相，据蒋君章回忆，邵力子颇为埋怨地说道：“宣传、宣传，一生从事宣传，到后来连老命都赔了进去，还要讲宣传!”因此，邵主张应把全部事实向社会公布，“庶几使布公之轻生，警惕党人、警惕社会”。但是，陈立夫、郑彦棻则持反对意见，其意应也是惧怕陈布雷自杀一事，使本就不具备宣传优势的国民党越发处于被动地位。由于治丧委员会内部尚有分歧，故当日下午4时30分，陶希圣与黄少谷、李惟果前往中央党部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最终决定“将遗书对内公开由治丧会于中常会报告，对外仍不发表”。
然而，国民党内尤其是治丧委员会中，仍有人对仅对内公开这一作法有所不满。11月17日上午9时，治丧委员会仍然就遗书刊载问题进行讨论。居正当日也参加了讨论，其在日记中恰好对两派的争论焦点有所记述，“主张发表者以为吾党有舍生取义之士，非尽贪生怕死者流”,而反对者则认为公布陈布雷自杀的消息将“产生不良之影响，应待到相当时机再说”。下午4时，众人在“总统府”汇报时仍辩论激烈，但此次讨论主张公布真相者占大多数，邵力子甚至说道：“如果不发表，则余退出治丧委员会。”蒋介石初始态度坚决，仍持先前主张，后经多人力争，决定提交中常会再行讨论。最终，晚上8时举行的中常会上议定，“先发一消息谓遗书即发表，再将其发表”。不过，查当日中常会第166次会议讨论事项,却未见相关记载，故陈布雷自杀一事可能只是顺带讨论。
与此同时，国民党内许多原来不明真相的人至此才真正洞悉事情原委。以陈克文为例，11月15日下午3时，他曾前往中国殡仪馆参加陈布雷大殓典礼，但当时对此并不知情。如前所述，彼时治丧委员会正在商讨之中，蒋介石于当晚才作出对内公开的决定，故15日无人告知陈克文真相亦属正常。可事实上，即便议定对内公开后，陈克文也并非旋即知晓事情真相，而是直至18日再次参加陈布雷逝世典礼时，才“得到确实消息，布雷先生竟是服安眠药自杀而死的”,并不禁感叹道：“遗书明日将在报端发表，自杀的原因，也可以告诉于世了。”有些国民党人获知这一消息则要更晚，如杨玉清在19日遗书登报后，才知道“彼之死，系蓄意自杀，非偶然也!”而就在17日，他还于《中央日报》发表《我所知道的陈布雷先生》,为陈布雷“病逝”一事不胜哀悼。可见，许多国民党内人士只有在遗书见报后才有可能渐渐明了事情真相。
11月19日，《中央日报》《申报》等报正式影印刊载陈布雷遗书原稿，“以存真相”,同时意欲借此消解此前社会上有关陈布雷死因的“离奇不经之谈”。然而，《中央日报》在报道时全然不提自杀事实，也无意揭示深层真相，而是称陈布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忧劳成疾，一死报国”,最终对陈布雷作出总结性评价，试图将其定调为“陈天华先烈之后一人”。可事实上，陈天华系蹈海自杀已是不争的事实,故即便国民党方面表达得过于隐晦，世人还是能从中凝炼出“陈布雷自杀”这一重要信息。
正是由于遗书的公布，使得某些人士始知“谣言原来也有一些事实的根据，而非尽是谣言”。如王伯祥于11月19日阅报后即知“陈布雷遗书发布，确为自杀，对蒋实已尽史鱼之直”。他对友人称陈布雷“所惜滥交匪人，终至莫能自拔耳”。不过，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中，类似的言论，尤其“滥交匪人”此类暗讽蒋介石的说辞，注定只能成为饭后谈资。
此前对陈布雷“病逝”有所关注的外媒，对后续消息依旧有跟踪报道。《大美晚报》(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于11月18日的报道中详述各界悼念陈布雷情形后，指出陈氏留有遗书但官方并未公布这一事实，而其原本“病逝”报道也是国民党为隐瞒真相而有意为之。《大陆报》直至20日，也就是遗书刊载次日才报道此事，但其在报道中并未断言陈布雷必为自杀，而是称“陈布雷据说系自杀身亡”(Chen Pu-lei’s Death Said Due to Suicide),这一点可能是受国民党党媒宣传的影响。
西方本土大范围获取陈布雷自杀的消息则可能更晚。据美联社11月25日消息，其通过24日中共无线电广播得知陈布雷服用安眠药自杀的消息，广播中强调陈布雷自杀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正在瓦解的最好例证”。由于这则报道转引中共消息，因而也可借此观察中共对陈布雷自杀事件反应的时间节点，在这则无线电广播之后，29日的《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中称陈布雷自杀是“国民党反动派完全绝望和即将灭亡的又一象征……陈在遗书中自称油尽灯枯，正是今天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写照”。显然，陈布雷自杀之前对中共借助其自杀进行宣传与动员的担忧，在此得到了印证。
遗书的刊载证实了此前某些人士的判断，同时也使得舆论焦点由对“病逝”事实的质疑转为对自杀原委的讨论。一篇名为《陈布雷的收场》的文章，总结了当时社会上有关陈布雷自杀原因的各种说法：第一是陈布雷“感觉国家前途多难”因而想要“一死了之”;第二是“陈在未死以前被人骂他蒙蔽总统，他在自惭之下，乃一死以谢国人”;第三是他欲与中共和谈，但却“不能说动总统的心，处此国事凋零之下，遂轻生一死”;第四是他的儿子“学到了欧美民主，便大骂他老顽固”,陈布雷因刺激过度而选择自杀；第五是他“体力衰弱”,“自知将死，不如早点自杀”。由于陈布雷的日记在当时并未公开，相关“叙述”仅能依据遗书做出解释与猜测，这些观点中，除对陈布雷因身心与时势因素选择自杀的言论与陈本意较为吻合外，其余论断更多的是误读与曲解，它们以及类似的说法皆不能在陈布雷的遗书与日记中找到证据支撑，且这些“传说”也早已被官方认定为“离奇不经之谈”。
除此之外，相关言论在探讨与猜测的同时，并未言及促使陈布雷自杀的主因。事实上，在迪尔凯姆看来，自杀与心理状态等“非社会因素”关系不大，但却与政治危机等“社会原因”密切相关。倘若借用迪尔凯姆的观点，则不得不承认，国共彻底易势给陈布雷带来的极度悲观失望，才是促使其自杀的主因。正因如此，陈布雷才会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当天拜谒完中山陵后,于深夜作出了最终抉择。对国民党而言，中山陵、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分别为纪念“总理”的重要符号，陈布雷此举背后，恐怕也多少暗含了其对国民党政权偏离孙中山预设轨道、有违“总理遗教”的不满。
陈布雷自杀虽为瞬时事件，但其历史“本真”却经历了一个由被遮蔽到逐渐显露的过程。大部分报纸在跟踪报道时，受制于新闻管制政策，不得不按照国民党中央社的通讯进行报道。但事实上，新闻管制政策存在缺口，国民党终究还是无法阻止党内部分人士与社会部分报刊对自杀真相的探求，以及中共对此自杀事件性质的揭示。国民党虽最终迫于内外舆论压力照实公布陈布雷遗书，但在解读陈布雷自杀事件时却采取了“曲释”策略，并借机向民众传输其党化意识形态。这一欲盖弥彰之举正是其试图争夺政治合法性时矛盾与无奈心态的反照。另一方面，由于陈布雷在遗书中并未道尽自杀缘由，其本意经由政治运作与舆论重构后演变为纷繁复杂的“叙述”,远远偏离其思想主旨，历史“本真”与舆论“叙述”之间的张力亦由此形成，这既凸显了历史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也让我们探寻历史原委时，更要注意揭开那些纷繁歧乱的历史迷雾。
陈布雷自杀事件有其特殊性，但在当时国民党高层中并非个例。1949年2月12日，“国史馆”馆长戴季陶与陈布雷一样服安眠药自杀身亡。蒋介石不由慨叹：“平生对余最忠实之两同志皆服毒自杀，是余不德无能，以致党国危殆至此。”但另一方面，蒋又认为陈、戴二人面对危局“天性皆甚弱，不能耐怨忍辱”,因而“不甚可惜”。可是在一些国民党官员看来，陈布雷与戴季陶的自杀，实际上早已预示了国民党的终局。如陈克文在日记中记载：“哀哉，二十年的统治，竟落得如此下场，真难怪陈布雷先生要自杀，以避免眼看这悲惨凄凉的结局。”曾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的贾亦斌也在事后回忆：“陈布雷、戴季陶都是国民党的元老，他们的自杀都是出于对国民党的绝望，由此可以看出国民党已经到了毫无希望的地步，距灭亡之日不远了。”1948年缘何会迎来国共双方攻守的彻底易势?透过陈布雷等国民党军政高层的接连自杀，当不难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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