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前后王宠惠对日态度及转变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国民政府免去张群外交部长职务，改由王宠惠接任。这次全会，国民党尽管作出了“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的对日政策，但由于对抗日的准备还远未完成，对日方略是“抗日而非排日”。张群虽在外长任上，投入很多精力，但在卸任时未能有效的实际改善中日关系。此情形之下，王宠惠执掌外交，可谓临危受命，任重道远。王一上任就表示，循和平路线，力谋国际间友谊之增进。对于中日分歧，在他看来“两国如有和平之诚意，任何困难均得由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之”。

在王宠惠接任外交部长之际，日本方面也替换了外相，由前驻法大使佐藤尚武为外务省大臣。颇为相似的是，王与佐藤差不多都是在国际上很有名望的人物，一般说来，都是倾向欧美的。佐藤一上任也表现出对中国的友善态度，告知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本人素认中日两国间之和平为必要，此后将力谋实现此种宿论”。

在中日两国新任外长都期望和平的氛围中，两国进行了多次外交接触，以改善中日关系。尽管在5月底，日本林铣十郎内阁总辞职，短命的“佐藤外交”宣告结束。但并没影响王对改善中日关系的期许。1937年6月，川越茂回任驻华大使之际，王表示，“本人对于川越大使期望甚大，如果川越大使携回之新训令，确系基于平等互惠之原则，则本人深信中日邦交之调整，不难于短期内实现”。日本《朝日新闻》甚至还评价到“目前为调整中日关系之最好机会”。

在假象的和缓背景下，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却形成了“对华一击”的基本共识。之后便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卢事的发生，中国各方咸深愤慨，“值兹近卫组阁、川越回任之际，各方对于中日关系之调整，咸抱有若干之期待，乃突有此不幸事件发生，诚堪遗憾”。

卢事发生次日，外交部致电北平冀察政务会查询卢事情况。身处庐山的王宠惠电令外交部次长陈庶青，立即派人向日本大使馆口头严重抗议，劝告日方，彼此先即停止军事行动，以免事态扩大。当日，亚洲司第一科长董道宁奉命赴日本大使馆提出口头抗议，严正指出“此事责任不在我方”,提醒日方“特别注意事件之严重程度”。日使馆表示，“当不至扩大”,“当遵贵方意旨，即电驻屯军当局，制止军事行动”。这次会晤，中日双方“同希望和平解决”。

王宠惠领导的外交部针对卢事冲突与日本新动作，围绕和平解决、不扩大事态的主旨，主要做了五件事。一是当面与日方人员交涉；二是提出抗议、提交书面备忘录；三是与冀察当局不断电报往来，派人前往了解情况，协助其与日交涉；四是及时向蒋介石进言，汇报交涉情况，听其指示。五是寻求西方大国的调解。

据档案记载，7月8日至7月20日，外交部官员董道宁、陈庶青与王宠惠前后8次会晤日大使馆人员。王以外长身份会晤的就有4次。在会晤中，王宠惠及属下，反复强调中方态度和立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我方和平态度始终一贯”。期间，就日本要求提出“就地解决”的无理要求，阐明中央立场“倘有地方性质可就地解决者，也必经我国中央政府之许可”。对于中日双方军队调动，王宠惠明白无误地告知日方，日军入境我国，“显系侵犯我国领土主权”,我方军队之调动“纯为自卫”。

事变发生后，外交部除与冀察当局保持电报往来外，于7月11日派孙丹林、杨开甲赴北平协助冀察当局办理交涉，严密探听各方消息，随时汇报给外交部。据孙、杨的了解，29军内部态度不一，有强硬与和缓之分。日方“始终无诚意，且大举增兵”,扬言“不惜与破坏何梅协定之中央军一战”。王宠惠将相关情报与交涉情况及时上报蒋介石，不时提出个人意见。为使和谈更有利展开，7月12日，王向蒋建议，为防范我国各地对日侨滋扰，“通令各省市当局，严加戒备”,“对于日本侨民妥为保护，免资借口”。对于这一建议，蒋予以采纳，于7月19日以行政院令下发各地。为了与日本高层有直接的交涉，王还建议蒋，派驻日大使许世英提前赴日，共赴国难,这一建议亦得到蒋的同意。

为达到和平解决之目的，中国政府还寄希望于西方大国的调解。一则向各国揭露卢事真相，据外交部了解“关于此次卢沟桥事件，各国多不明了”。为表明中国的立场起见，外交部分别向各国送致节略。二则发动中国外交部驻外使节向当地国政府与要员，寻求调解中日冲突。结果因当时“欧洲局面复杂，各国有自顾不暇之势”,美国以中立法为借口，除发表主张和平的声明外，持不干涉态度。

在中日双方都主张和平解决的烟幕下，日本不断增兵华北，并从日本本土、朝鲜调大批军队来华。7月16、17日，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对华作战纲领》和《在华北使用兵力时的对华战争指导纲要》,提出“通过全面战争，以期根本解决日中的问题”。驻华日军蓄意制造事端，扩大冲突，向中国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议和条件，“已达最后限度”。7月25日，王宠惠给驻英大使郭泰祺信中表露“日方再以其他要求相逼，战争必不可免”。但因日本执意扩大战争，王宠惠的和平期望已无力回天。日军接着制造了“廊坊事件”“天安门事件”,于29、30日攻陷北平、天津，王宠惠的谋和努力未取得实际成效。

平、津沦陷后，蒋介石极为愤慨，7月31日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指出“到了今日，我们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了”,宣称“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8月7日，国民政府召开国防联席会议，作出对日抗战的决策，同时指出“在未正式宣战以前，与彼交涉仍不放弃和平”。会上，王宠惠赞同抗战，但政策的两面性也使得他有“不知所措”之感。最终，他还是站在了抗战一边，公开宣称“中国将继续抵抗日本侵略，至日军退出中国国境及放弃其侵略政策而止”,“中国政府及全国人民，已决抗战到底”。王对日态度由和平转向抗战，是在复杂时势影响下逐渐形成的。

其一，在与日本谋和交涉中，使王宠惠切身认识到，“无如日本缺乏和平诚意”。卢事发生后，王宠惠为了谋得和平解决，可谓尽心尽力，使出浑身解数。7月10日，在与日本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第一次会晤时，王要求日方“即时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俾得由和平途径，早日解决”。日高虽表示，“本国政府也希望事态不致扩大”。但次日王就得知，日本从辽宁、日本本土增兵华北的消息。之后，王与日高多次会晤交涉，日方非但没有停止军事行动之意，还不断增兵，且在言辞上指责中国政府自卢沟桥事件发生以来，所取行动，所发言论，多隐含向日挑战意思。至7月16日，日军入关部队已达5个师团，拥兵10万之众，完成了对平津的战略包围。

日本上述假议和、真扩战的手法，王颇有觉察。7月20日，王郑重告知日高“因双方俱已调动大军，一触即发，危险堪虞”,要求约定时间，双方同时停止军事行动。对于日本提出的“中央政府不妨碍地方当局”“中央政府不反对地方协定”,王则说，“我方已尽最大之让步”。除了这种代表政府立场发表言论外，王宠惠还以私人身份向日高表达，“本人前避开外交部长地位，以私人资格，为贵参事言之，中日极宜互相和平携手改善邦交状况，但我方让步以述此志愿，当有一最低限度”。上述言行可知，王为谋得和平解决冲突，虽是委曲求全，但并不是没有底线。正如他所言，“夫吾国之所以不得已而与敌抗战，纯由日本侵略我民族至于无可忍受致然”。

其二，谋和无望，日本武力紧逼，使得王宠惠不得不丢掉和平幻想。卢事之前他就曾言：“苟有施以侵略者，不论何国，吾国民必起而主张抵抗”。这一则表明他的和平底线；二则表达了他敢于抗争的骨气。在与日本谋和交涉期间，王对日本增兵心知肚明，对引起大冲突也有预见。7月24日，王宠惠在给郭泰祺的信中指出，“日军调动自22日起，更为积极，仍在准备挑战。恐于一星期内提出我方绝对不能接受之各种条件”,“日本此种行动，不免引起中日大冲突”。王的预言，事后果真没错。日方所提条件“我方让步已达最后限度”。

7月底，日军侵占平、津后，又将视线转移到上海，严重威胁国民政府的统治，制造事端，挑起虹桥机场事件。8月13日下午，王与日高就此事件进行会晤，王苦口婆心地表示，为两国民众永久福利计，两国间一切纠纷，总以和平解决为最善。声明中方立场“在和平绝望前之最后一秒钟，仍望能以和平方法，解决纠纷”。对于王的声明，日本置之不理，当晚挑起“八一三”事变，对上海发起大规模的进攻。至此，中国政府被迫进行自卫反击。8月14日，王代表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向世人宣告“我国既已竭尽和平方法，忍无可忍，遂不得不武力自卫，实行抗战”。

其三，中国社会各界与蒋介石趋向抗战，对王宠惠态度转变也有影响。卢事爆发后，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坚决抵抗。中国共产党发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的号召，毛泽东、朱德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表示应战而不求战。地方军事实力派如刘湘、李宗仁、白崇禧等也纷纷表达抗战决心。社会各方以及海外侨胞纷纷吁请抗战，“国府二十日收到各方来电，请立即发动，全国一致抗战”。在这样社会氛围下，蒋于7月31日作出忍无可忍、抗战到底的表态。8月7日，国民政府作出对日抗战的决策。可以说，国内趋向抗战的时局，也促使王向抗战转变。

其四，寄西方大国调解的希望落空，也迫使王宠惠对和谈失去信心。前文所言，卢事发生后，为谋得中日冲突和平解决，国民政府还寄希望西方大国的调解。但因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各国处境不同，国策自异。英、法、苏三国对欧洲顾虑太多，美国反战派在国会之势力尚大。各国对其本身在华利益虽未忽视，但尚未至采取积极共同行动之程度。所以“吾人对于友邦，尚未可抱持奢望”。

听其言、观其行，在王宠惠对日态度转向抗战之后，其行为表现就是积极寻求国际社会的援华制日，“积极方面求国际世界之同情与援助，在消极方面陷日本于孤立，以期达到我们最后胜利之目的”。为此，王等外交人员进行了积极努力。

第一，向国际组织提出申诉，以期用国际条约保护自己，制裁日本。中国政府在卢事爆发之初，就考虑向国联申诉的可行性，但英、法、美持不支持或反对态度。在“八一三”事变后，中国加快了向国联申诉的步伐。8月16日，宋子文向蒋介石呈文转述国联财政经济组组长沙尔德的意见，“我国应将中日事件提出国联，此举虽无直接利益，但道德上可获胜利，且便利各国直接接济军械、经济，即以后调停亦可”。8月23日，中国向国联递致第一次声明书。9月12日，中国向国联秘书长递交正式申述书，提出请国联制裁日本的诉求。

在中国代表的呼吁与多方磋商之下，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叙明日本侵略事实，指出中日事件世界各国皆有关系，建议由九国公约各国讨论共同调停办法，予中国以精神上之援助，会员国不得为任何减少中国抵抗力量之行为。之后，中国将申诉目标主要放在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上。10月26日，王宠惠提出我国代表还应在会外活动的事项，继续运动各参加国政府与社会，加紧对日之经济压迫，务使国联谴责日本决议事实化，帮助中国具体化。但惟以日本之不出席，不得不宣告延会。此后，中国继续向国联提出中国的诉求。

第二，加快推动联苏制日。卢事之前，因意识形态等问题，中苏关系改善速度较慢。但日本在远东的侵略行为，使苏联也意识到联合中国共同预防外患之必要。卢事爆发次日，蒋介石指示孙科和王宠惠立即赴上海，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商谈此事。此后，王与鲍氏多次就上述事项进行磋商。王痛心地给鲍氏说，“我们总是对英美寄以过多的希望，现在我要想一切方法改善中苏关系”。

在与鲍格莫洛夫磋商期间，王宠惠反复提到，日本的侵略政策，不仅威胁着中国，也威胁着苏联，希望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但苏联认为不合时宜。为减轻日军对中国的军事压力，王还向鲍氏阐明，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在东北边界调动苏军，以把日本注意力从中国吸引过去。苏方认为，这是毫无道理的。最终，在王宠惠等人的积极努力下，8月21日，王与鲍氏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南京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对于该条约的意义，国民政府后来回顾说，“抗战初期，美英对我态度皆举棋不定，故苏俄对我之援助有相当重要性”。苏联的大量援助，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王宠惠及中国政府的抗战底气。

第三，争取英美援华。王宠惠虽对英美等国在调解问题上，颇为失望，但为了打败日本，不得不继续努力争取英美援华。除向英美政府继续做工作外，王等外交人员还发动舆论攻势，“民主国家之行动向以舆论为依据”,即想通过社会舆论来影响英美国家的政府决策。在卢事发生后，日本在国际上大肆进行虚假宣传，指责冲突的起因在于中国，甚至还美化其的侵略行为。中国外交部除发表声明、以正视听外，据7月12日郭泰祺在英国发来的报告说，“日来英报所载消息来源多自东京发出，谓日方行动为维护其条约”,建议“我方多发新闻以期更正日方恶意宣传”。

针对上述情况，中国外交部予以重视，发动外交人员尽量向世界宣传日本侵略事实和残暴情形，说明中国的抗战不仅为民族求生存，还为保持世界和平正义，呼吁国际社会同情和援助中国。王宠惠等外交人员通过国联讲坛、向欧美进行英语广播、答记者问、著文等舆论手法宣传中国诉求，在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1937年10月初，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隔离”演说，虽未明言中日冲突，也没表达改变对华政策，但对当时孤军抗战的中国来说，“足为美国与国联共同努力遏止国际侵略之基础”。罗氏的这次演说，在国际舆论上声援了中国，将日陷入“失道”局面，引起了它们的不满和反驳。在英国方面，据郭泰祺1938年1月底的反映，英工党各首领请愿团为促进中日战事之停止，向首相请求，禁止日货输入，禁止一切军用品输出日本；并积极推进民众抵制日货，以促进政府逐渐实施此政策。

在争取国际社会援华制日的过程中，王宠惠等中国外交官还采取“多寻友国、减少敌国”的策略。对于英、美、法、苏等国，采取积极争取援华。对于德、意，这些与日本关系较为密切的国家，亦争取其保持中立及有限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王态度转向抗战后，根据时势，对日本提出的议和并非完全排斥。

1937年11月底，当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他转述日本11月初的议和条件，作为中日议和基础时，他倾向于接受，并上书蒋介石说，“目下国际情势难望积极援助，国联与九国会议显无切实办法，而英、美、苏联又互相推诿，我方如愿以调停方法结束战事，则对德方提议不宜轻易放过，且应速有具体答复”。他还谈到，“如一方独有德国居间开始商议，一方要求即时双方停战，未当非应付之一法”。

此时正值中国内外交困。外交上，寻求布鲁塞尔会议上伸张正义失败；军事上，上海、太原被日军攻陷。蒋介石为缓兵停战喘息，经过与白崇禧等高级将领的商议后表示，德之调停不应拒绝，如此尚不算亡国条件；华北政权要保存。蒋的表态事实上接受了王的建议。而当中国以此寻求与日谈判时，日本因军事胜利，却以胜利者的姿态，要求中国如向其乞和，才肯与中国直接谈判，且提出比之前更为苛刻的条件。后又不断扩大条件，使得中国政府根本无法接受。1938年1月1日，王给陶德曼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所提条件“不能看出中日两国真正和平之路线”。日本因不满中国的不明态度，失去耐心，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暂时堵死议和之路。至此，陶德曼调停无果而终。

诚然，在1937年10月下旬至1938年1月中旬，陶德曼调停期间，因中国军事失利，国民政府内部一些人，对战局极为悲观，甚至在日本于1937年12月提出，要求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等严苛条件下，仍主张继续与日议和，批评蒋“优柔而非英明”。王在此氛围下，虽有倾向与日议和的表现，但仍坚持抗战立场，对外界盛传中国有倾向妥协的传言予以澄清，坚定表示“中国拟抗战到底”。而在他外侄谢耿民问他，日本武力强大，中日战争的结果如何时，王很有信心地说，“我们打败日本是没有问题的”。即使中国战事吃紧，他也公开宣示“最后胜利非我莫属”。当然，中国外交上争取援华制日，在8月7日对日抗战决策前就有实施，但之后使得这一工作更加迫切。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面对日本军事攻势与和平烟幕，国民党内部对日态度，存在着坚决抵抗与对日妥协的两种态度。主战派主张“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而主和派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在主战与主和之间，王宠惠的态度则是由卢事之初的主和，之后转向抗战，且在国民政府内部弥漫悲观情绪时，仍坚持抗战立场，其主要因素在于个人内因。

一是在于王宠惠政治立场唯“蒋”是从。王宠惠被称为“国民党之耆老，孙中山之信徒”。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出任过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首任外交总长。自1927年担任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部长后，其政治命运紧紧地与国民政府捆绑在一起，行事更是唯蒋介石之命是从。无论出任南京国民政府首任司法部长，还是1937年3月接任外长一职，其中都不无蒋介石的旨意。卢事之后，王对日态度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受蒋介石的影响。王曾对谢耿民说：“我对蒋先生是唯命是从，他有什么交代，我一定做”。

尽管王在卢事之初上书蒋，建议和平解决中日冲突，但蒋并没完全采纳，而是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即以战谋和的策略。之后，随着局势的发展和蒋对日态度日趋强硬，王的对日态度亦发生了转变，紧随蒋的主张，承国民政府政策和秉蒋之命行事。王的这一行为特点，正如他在出任外长当日所表示的，“我没有主张，我是以中央的主张为主张”,他且以奉行国民政府中央外交方针为最高使命。在这种使命感和行事风格之下，王在战初按照蒋的指令，积极与日交涉，开展多元外交。在和平解决无望后，亦多次坚定地向国内外宣示，“中国不可击破之意志，将抵抗日本到底”。

二是王宠惠对日本侵华本质有着清醒认识。王早年游学日本，对日本侵华史有着较深认识。他认为，自明中叶以来，中日两国的关系“三四百年来没有好过”,原因在于日本有所谓“大陆政策”者从中作祟。自“九一八”事变后的交往中，也使王深刻认识到，尽管中国政府“竭力以和平方法应付”,并一再忍让，但日本侵略中国计划丝毫未有改变，“得步进尺，势将席卷我全疆土，覆灭我全民族而后已”。这在王看来，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是无法忍受的。

此外，在王的认识中，日本“置国际条约信义不顾耳”。“一战”后，日本先后主动签署《九国公约》和《凯洛克非战公约》,但实际上一直都在违反。武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又逐步向关内蚕食。这些在王看来，都是严重置国际条约信义于不顾。对于日本“不顾国际信义，破坏国际和平之侵略者”,中国政府为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维护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独负起膺惩之责任，予侵略者以痛击”。

三是王宠惠坚信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王认为，现代战争的较量取决于经济力量，但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撑其持久战争。在他看来，日本自1937年以来，在经济上已出现危机迹象。日本为发动侵略战争，不择手段，饮鸩止渴，榨取国民经济的财富，以备消耗于战争状态之中。相信日本经济必有崩溃之一日。而中国国力的潜能巨大，日本灭亡中国的企图是不能实现的。一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与历史，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且随着抗战的爆发，中华民族空前团结。二是日本欲吞并奴化消灭中国的愿望是中国人民不能容忍的。三是中国得道者多助。通过外交工作，“我友邦此后必贯彻其对我之同情与援助”。日本侵华无道行径“实在可以断定‘多行不义必自毙’”。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对日是战是和?对于国民政府而言，作出抉择可谓极其艰难，对主政外交的王宠惠来说异常难办。卢事发生后，他向蒋介石提出和平方法解决，不扩大事态，并为之努力，自有合理成分。尽管王宠惠十分清楚，日本是要“制我民族死命也”,但在当时，无论日本的声称，还是50多个国家赞同美国的声明，都是希望中日和平解决，避免军事行动,更何况中国国力和军力不如日本。当然，王宠惠作为外交官，尽力缓和国家间的关系也是职责所在。

为此，王宠惠等人除与日方代表直接交涉外，寻求国际社会的调解则成了必要的选择，但成效不佳，中国面临着极其艰难的处境。不仅如此，国际舆论对于中国能否战胜日本持消极态度。“许多外国观察家认为不出二三个月中国就要失败”。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明确说：“彼个人观察，中日如果开战，在初时中国或可稍胜，但最后必归失败”。

由于上述原因，在中日全面开战约半年的时间内，国民党高层人士之中一度失败主义、悲观主义情绪弥漫，议和甚至乞和的主张若暗若明。主和比主战其实更具普遍性。而主战者，也有不少“口是心非”。而蒋也相当孤立。在这种情况下，王宠惠紧跟蒋介石的步伐，由最初倾向和平解决转向抗战。对蒋来说，是有力的支持。而王以外长身份不断公开宣示抗战决心，回应了民众对于抗战的呼声，也坚定了国人的抗战信念。同时，王通过向欧美广播或答记者问，向世界表明了中国抵御外侮和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的决心，促使了国际社会增强了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以及精神和物质的援助。

需指出的是，王宠惠所宣示的抗战到底言论，并不是“口是心非”,也不是假装“不屈”以“取巧悦人”,他除公开宣示抗战决心外，在私下也是支持抗战并相信中国必胜。在南京失守，国民政府中央大员由武汉迁往重庆前夕，王宠惠和几位朋友谈论时局，在谈到能不能战胜敌人时，他很有信心地说：“这场战争，我们一定会胜利，而且为期并不远”。

诚然，自王宠惠赞同国民政府对日抗战决策，特别是“八一三”事变后，他一再表达抗战决心，但由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两面性，一面抗战，一面亦不放弃外交周旋,使得王在喊着抗战时，相机出现谋和意念和行为，有了政策依据。在陶德曼调停期间，王倾向接受1937年11月初日本所提出的议和条件，有主和的一面。但同时，在公开和私下他又宣示抗战必胜。当然，他毕竟是外交政策的执行者，他“主持外交，完全以中央政策为根据”。当1939年蒋命他策动第三国调停中日关系时，王照样遵办。这种反复举动，反映了王宠惠身份行为与个人内心有时存在着矛盾，折射出民族危难时期个人取向与国家命运的复杂交织。

王宠惠之所以没有像汪精卫之流，汪在之初虽也表示支持抗战，但最终在日本的诱降下，走上卖国求荣之路，本质区别在于对日本侵华本质的认识。不可否认的是，王的转向与坚持抗战，很大程度受蒋介石的影响。而反过来，蒋对王在外交上也十分信任。王从1937年3月至1941年4月担任外长长达4年之久，这在民国外交史上很少有人能与之比拟。

行为是思想的外化，王宠惠的抗战态度是他之后战时外交行为的逻辑基础。在全面抗战前期他所做的种种外交努力，大致都是以战胜日本为首要目标。正是因为他在全面抗战前期最艰难四年的出色表现，使王宠惠取得蒋的进一步信任，1941年4月升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位居中枢，作为蒋介石的外交智囊，继续活跃于外交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