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融会中西 译以救亡
严复（1854—1921），是我国近代译坛最早且最具影响力的以译介西学来启蒙大众、救亡图存的译者之一。严复先后接受了传统私塾与新式学校教育，并曾留学英国。面对国家民族的内忧外患，他积极引进西学、启蒙维新，在写作和讲学之余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学、教育学思想理论著作，包括《天演论》《原富》《法意》《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支那教案论》和《中国教育议》等。其中，《天演论》所宣扬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影响最大，是启蒙维新的有力思想武器，激发了几代人救亡图存的热情。作为翻译家，他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和原则。这是中国近现代最重要的翻译理论之一，时至今日仍然富有活力，不断被诠释和讨论。
严复，原名严传初，1854年1月8日出生于福建南台苍霞洲（今福州市）的一个儒医家庭，祖籍侯官县，因而又称严侯官。自其曾祖辈起，家族世代为医。父亲严振先对儿子求取功名寄予较高期望，重视对其进行传统儒学教育。严复5岁入私塾，1863年起师从同乡著名宿儒黄宗彝。黄宗彝“为学汉宋并重”，其中汉学指的是以阎若璩、戴震为代表的清代考据学派的学说，以训诂、考据等实证方法治经；宋学主要指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注重形而上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对经籍章句义理的阐发。这种兼容并蓄的治学态度对严复产生了终身的影响。美国学者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就曾指出：“严复后来对斯宾塞形而上的宇宙论和穆勒的归纳性逻辑及其实证主义方法的同等的热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老师将汉学与宋学二者的价值观结合起来的努力。”[1]
1866年，父亲严振先染上时疫去世，严复的传统教育阶段也告一段落。父亲的去世导致全家陷入经济窘迫的境地，无力再聘师让严复入塾就读。严复只能另谋出路，选择入读更为经济的新式学堂。同年，严复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新设立的福州马尾船厂附设船政学堂，并改名严宗光，字又陵。这是由洋务派代表性人物左宗棠创办的一所新式学校。船政学堂旨在培养造船和驾船的技术型人才，这种职业规划对于传统学子来说并非科举“正途”，然而该学校所提供的不错的经济待遇还是吸引了包括严复在内的不少寒门布衣子弟。在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之下，船政学堂的课程以西学为主，以英语、法语授课，但仍然要求学生诵读儒学经典。1871年，严复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这5年间，严复学习了包括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在内的诸多课程且表现优异，为他后来全面地译介西学打下了一定基础。毕业后，严复被派上军舰进行随舰实习。他游历了东亚及东南亚众多港口，包括日本长崎、横滨，新加坡港等，还游历了中国台湾地区，进一步开拓了视野。1877年，作为第二批公派留学生，严复前往英国格林威治（Greenwich）皇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ege）深造。在英国留学的两年间，严复不仅在课堂上积极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在课余还阅读了大量西方社科人文学术著作，并实地考察了英国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机构，深化了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和思想理论浪潮的认识。此外，他的英语水平在留学期间也得到了迅速提升。
1879年，严复学成归国，先后在船政学堂和李鸿章新创的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教习（教员）。1880年至1900年的20年间，严复均任职于北洋水师学堂，却始终未受到李鸿章的重用。1889年，在升职为总办（校长）后，他改名严复，字几道。虽然升职，但并无实权，如陈宝琛所言，“以君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2]。严复与李鸿章的不和，与二人的性格和思想意识密切相关。李鸿章性格温和保守，他所主持的“洋务运动”只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仍保留传统的制度和思想，受到积极引入西学的严复的质疑和批评。李鸿章“患其激烈，不之近也”[3]。严复性情刚直，孤傲气盛，不利于其仕途的发展。这一点郭嵩焘早有预言：“又陵才分，吾甚爱之，而气性太涉狂易。吾方有鉴于广东生之乖戾，益不敢为度外之论。亦念负气太盛者，其终必无成，即古人亦皆然也。”[4]仕途不顺让严复产生了自我怀疑，他开始求助于科举考试这一传统仕进的渠道。他先后参加四次乡试，均以落第告终。仕途坎坷与科举失败加速了严复对官场生态和科举制度的反思，这段经历是他后来批判传统的官僚和考试制度的个人原因。
幸而1879年至1894年这十余年间，较为清闲和平静的职场生活为严复在教务之余研习西学提供了合适的环境。1881年，严复初读英国学者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后来他又选译了斯宾塞的《伦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Ethics）（译为《群谊篇》）和白芝浩（Walter Bagehot）的《物理与政治》（Physics and Politics）（译为《格致治平相关论》），可惜这两部译稿均已散佚。1893年左右，他开始翻译宓克（A.Michie）的《传教士在中国》（Missionaries in China）。这一时期严复对西方相关学术理论著作的阅读和翻译为他下一阶段著译作品的集中产出作了铺垫。
直到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严复半生中西学养的积淀才在集中出现的著译作品中大放异彩，其中他对中国民族危机的揭示、对传统文化学术的批判振聋发聩；对国事的担忧与救国的热情喷涌而出，引起知识阶层的强烈共鸣。自1895年始，他发表了大量政论文，致力于普及西学，宣扬启蒙思想以支持维新变革。然而更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是他的译著，他一共译有超过20本著作，其中1931年被商务印书馆列入“严译名著丛刊”（又称“严译八种”）最具有代表性：《天演论》《原富》《法意》《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穆勒名学》《名学浅说》。它们集中初版于1898年至1909年间，这是严复活跃在启蒙维新运动前列的时期。这些译作之中又以《天演论》影响最为广大深远，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一时成为仁人志士的救国宣言。而经典的“信、达、雅”理论也由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
1895年年初，甲午战败，朝野震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新的变革迫在眉睫。同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公车上书”，维新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虽然严复一直与维新派人士保持着一定距离，除一次过早流产的“应诏”面圣之外基本没有直接参与维新变法，但他作为一名爱国文人，在这一时期积极地发挥自身所长，通过著译普及西学，推动着维新变法的重要一环——大众的思想启蒙。
严复的创作欲是在民族危机加重的背景下被激发出来的，同时深厚的中西学养又支持着他在甲午战争之后短时间内的密集发声。他曾在写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称：“甲午春半，正当东事皋兀之际，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诸作，登布《直报》。”[5]1895年2月至5月间，严复接连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道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四篇政论文，表达了自己对时局的分析，并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制度文化以进行社会改良的解决方案，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反响。在《论世道之亟》中，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当前危机的实质是文明危机，是文化和学术危机。他以西方现代文明作为参照物，批判中国政治制度和学术传统的不足。他肯定西方文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6]，指出这些在中国无法推行，并称其为“不自由”：“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7]针对上述问题，他也借助西学提出了自己的救国理论。在《原强》中，严复借鉴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指出国家富强的根本在于“民力、民智、民德”，由此，相比激烈的社会革命，渐进式的社会改良，即“化民”，是更为稳妥的选择：“是故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8]在《辟韩》中，他又借西方的民主政治理论批判了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救亡决论》是他主张废除科举制度的宣言。
1897年11月，严复与王修植、夏曾佑在天津共同创办新式报刊——《国闻报》以宣扬维新思想。《国闻报》是日报，后又增设旬报，取名《国闻汇编》。根据《国闻报》的发刊词，该报刊的创办目的是让普通民众有机会了解国内外时事，“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情”[9]。《国闻报》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在1898年9月停刊，自创刊至停刊共刊登社论时评42篇，经考证其中27篇出自严复之手。这是严复在这一时期创作高产的另一表现。
而比严复的政论文更具有影响力的是他的译作。在译作中，严复积极地引入西方的社会进化论、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理论、民主与法制的理念等，并将它们作为中国维新变法的良方。首先是《天演论》让严复一举成名，借助对社会进化论的宣传，激发了时人救亡图存的热情。1897年，严复所选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的前两章，先是被译为《天演论悬疏》刊登在《国闻汇编》第2、4、5、6册，后其正式版本于1898年结集出版，由吴汝沦作序，并附上《译例言》。赫胥黎的原作本是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斯宾塞将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所提出的生物界的进化理论应用到人类社会，认为人类社会也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并且社会的进步是自身不断进化的结果。而赫胥黎则认为，自然界的生物进化与人类社会的演进是不同的，自然界中的以欲望为主导的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模式并不适合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人类文明需要道德伦理价值体系的约束。所以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的前半部分主要介绍社会达尔文主义，后半部分则重点批判该理论并强调伦理的重要性。
严复是明显倾向于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的。自留学英国始，严复对于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尤其是社会进化论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严复所选译的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先是于1897年以“劝学篇”为名刊登在《国闻汇编》第1、3和4册，其足本《群学肄言》又于1903年由上海文明编译书局出版。在《群学肄言》中，严复批判性地接受了斯宾塞社会学研究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也不加掩饰地表达了对斯宾塞相关理念的支持。《天演论》只包括原作的前半部分，隐去了赫胥黎对于伦理观念的重要性的阐述。以致于全书的主体变成了对社会进化论的介绍，原作对该理论的批判被大幅削减。严复不仅在该译作的自序中直接表达了对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的赞同：“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10]在附于每节译文后的“案语”中，他还多次使用斯宾塞的观点来批驳赫胥黎的主张。但严复对于赫胥黎，也不全是批评，他对赫胥黎的保群论以及对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的认可也表达了赞同。
《天演论》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的原因不仅在于该书对社会进化论的介绍引人注目，更在于其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1898年，中国面临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机，在全社会弥漫着亡国灭种的忧患之际，《天演论》发出了“自强保种”的有力宣言。严复借社会达尔文主义，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来解释中国的困局，指出中华民族若不自强便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走向灭亡，而民族要富强，则首先需要通过变革以适应新的生存环境。所以《天演论》又被看作维新变法运动的思想武器之一。《天演论》一经出版便成为畅销书，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并成为后世青年知识分子的启蒙性读物。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因《天演论》对严复大加赞誉；《天演论》进入中小学课堂；“天演”“物竞”“天择”等词汇一时成为社会热词；鲁迅、毛泽东等都曾回忆过自己年少时阅读《天演论》的经历。
《天演论》以外，严复还通过译著综合性地介绍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理论、民主与法制的理念，为国家富强提供了政治、经济、法律等多方面的建议。1901年至1902年间，严复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严复译为《原富》），分八册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在译文中，严复借助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批判中国传统的重农主义，倡导统治者应重视商业并顺应经济自由发展的规律，减少政策干预，并相应地提出了一些“富国之策”，包括鼓励民间企业的自由发展和开展国内外自由贸易等。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措施都是建立在能够保持中外通商以及海关自主权的前提之上的。严复在主张自由贸易的同时，抨击了殖民主义并反对中外不平等的经济条款。虽然严复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当时半殖民的中国实行起来较为困难，但这一理论仍然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
1903年，严复的另一部译作《群己权界论》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译自英国政治思想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著作《论自由》（On Liberty），围绕“自由”的概念展开了丰富的理论探讨，包括自由的定义、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理据、个人自由与社会约束的关系、自由原则的具体应用等内容。严复在《译者序》中表示其翻译目的是针对中国传统士大夫拒斥自由和部分进步人士主张毫无限制的自由这两种极端的现象，借西方学者的理论来对“自由”（严复译文中写作“自繇”）进行界定，以破除前人的曲解。严复大体接受了穆勒的自由观，尤其是他对个人自由的肯定和对思想言论自由的强调。在《译凡例》中，严复对中国民众发出了“争自由”的呼声：“贵族之治，则民对贵族而争自由；专制之治，则民对君上而争自由；乃至立宪民主，其所对而争自由者……乃在社会，乃在国群，乃在流俗。”[11]他认为自由是任何政治体制下的民众都应该争取的东西，暗含对当时正处于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中国人的鼓励。
严复在另一部译作《法意》中介绍了西方民主与法制的理念，为中国法制体系的近代转型绘制了蓝图。1904年至1909年间，《法意》分七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是严复由英语转译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经典法学著作《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lois）（原作共31卷，严复译出29卷）。原作讨论了历史上世界各国代表性的政体和法律制度的得失利弊，并对君主立宪制和“三权分立”学说表示了支持。借助对西方的法律体系的介绍，严复批判了中国传统司法体系的诸多弊端，并揭示出其问题的根源在于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即君主掌握最高司法权，司法不独立。由此，严复提出应当借鉴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和三权分立，在民主政体的保障下建立起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他倡导重视立法，要立善国、利民、合理之法，而法律的执行，要以平等自由为宗旨，破除封建专制制度下僭越法律的等级特权。严复翻译《法意》正当清政府为预备立宪做准备而主动拉拢知识阶层和中产阶级之际，暂且不论预备立宪的实质和效果如何，严复的宪政和法制主张对中国的政体改革和法治建设在思想启蒙的层面上具有相当的推动作用。
严复在1898年正式出版的《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以“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和原则，这是中国近代最具有代表性和生命力的翻译理论。称其为翻译理论，其实严复并未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而是仅仅在《译例言》的少数几段话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并进行有限的阐述。他更多地是在翻译实践中践行他所设立的翻译原则。然而以“信、达、雅”为翻译标准的观点却借着严复译作的巨大影响力成为了中国近代主流的翻译学说，在后世翻译界学者间也有着持久的讨论度。历代不少学者对“信、达、雅”的内涵反复进行解读，而如果运用西方当代翻译理论并联系起严复的翻译活动所处的时代背景来对其进行阐释，严复对“信、达、雅”中的“达”与“雅”的强调体现了他以读者为导向的翻译观，这根源于他向特定受众介绍西学进行思想启蒙的功利性的翻译目的。
《译例言》开篇一句——“译事三难，信、达、雅”——开宗明义，已点明全文的论述对象。“信”，本义为诚，即忠实，此处指忠实于原文。对于“信”，严复并没有给出直接的定义，但通过他对“信”与“达”的关系的论述，可以推知“信”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侧重形式上的忠实原文；二是指理想意义上的较为抽象的忠实原文，作为一种总体性评价而存在。严复称：“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义。题曰达旨……”[12]这段话点明了“达”的含义是把原文的意义传达给读者，并将“达”的效果与生硬的直译——即过分注重形式上的还原而损失了意义的表达——这两种情况相对比。而这一段是在同段前句“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13]之后的，可见“信矣不达”指的便是生硬的直译。“信”的第二重含义仍然见于“信”与“达”的关系。严复称：“为达即所以为信也。”[14]能够将原意传达给读者就是“信”，这是对“信”的另一解释。此处，“信”变为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忠实。而“雅”指的是翻译的语言风格，须雅正。严复所认为的适合用来翻译“精理微言”的西方学术著作的是“汉以前字法、句法”[15]。相比“信”，严复对“达”与“雅”的界定是更为明确的。在严复译作尤其是早期作品所获得的众多评价之中，严复的译文达到了“达”与“雅”的标准，也是相对来说更没有争议的。
为了达到“达”的标准，严复在翻译实践中主要使用自由意译，并不拘泥于具体的字句与语序。以《天演论》为例，严复在翻译中对原文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内容增删与改写，在正文或文后“案语”中对部分观点进行了解释说明或主观评论等。这正如他在《译例言》中所言：“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16]这是通过补充或改写内容帮助读者理解原作意义。
选择“汉以前字法、句法”的“古雅”文体以达到“雅”的效果，也是为了迎合目标读者——当时的主流知识阶层的审美趣味，因为当时大部分士人都仍醉心于汉以前的古雅的文体。严复选择使用该文体，一方面是基于富有深厚古文积淀的他本人对这种文体风格的偏好与擅长；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一种获得读者支持的策略，类似“糖衣炮弹”，用古文的糖衣包裹好陌生的西方启蒙思想，以让读者们更容易接受与吸收新理论和新思想。以《天演论》为例，严复颇具有桐城派文风的译文获得了当时桐城派作家群体的领导者之一吴汝纶的支持。在桐城派式微之际，吴汝纶为了保住桐城文风的影响力，对严复、林纾等用古文翻译西学的做法公开表示赞同，并欣然为《天演论》作序以示支持。
严复对“达”与“雅”的重视反映出他以读者为导向的翻译观。他将读者能否理解和欣赏译文作为评估译文的主要标准。而从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的角度看，严复以读者为导向，根源于他作为启蒙思想家，致力于通过翻译让读者们认识和接受西方的学术思想理论的目的。并且需要补充的是，严复想要让读者接受的是经过他本人改造的西方思想，他在译文中添加了很多自己的观念主张。出于引导读者接受新思想的功利性的目的，对于严复来说，完全忠实于原文的“信”并非第一要义，而使用古雅文体的“雅”也是为了服务于促进读者接受的“达”。
严复以翻译作为思想宣传的工具的功利性的做法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是可理解的。接连的战败和割地赔款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救亡图存的紧迫，洋务运动的失败又凸显思想转变和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译介西学以启蒙思想、推动维新是以严复为代表的爱国志士们救国的一种方式。在紧迫的时势之下，对于严复这一批译者来说，远远比译文本身更重要的是译文产生的效果，即是否真正起到启蒙读者的思想的作用，能否真正地“开民智”。正如严复所言，面对民族危局，“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译书为当今第一急务”[17]。
严复著译活动的活跃期集中在甲午战争和辛亥革命之间，这是维新派占据政治历史舞台主场的时期。从政治立场看，严复属于支持君主立宪的维新派，对于激进的革命派他始终存有保留态度，这和他支持渐进式改良的政治观念有关。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在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和动荡，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对新政府曾一度抱有希望的严复大感失望。他的立场从对共和革命的担忧变为敌视。他将当时的社会问题都归咎于共和革命的不合时宜，即中国民智未开，中国社会尚不具备建立共和政体的条件。他指责道：“吾国内君主径入共和，越躐阶级”，“往往一众之专横，其危险压制，更甚于独夫”[18]。继而他在对激进革命的反思中倒向了袁世凯政府，支持强人政治，声称“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富强之可跂乎”[19]？于是，他在1915年列名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筹安会”，1917年又公开表示支持张勋复辟。
这些公然支持帝制复辟的行为让晚年的严复受到思想保守落后甚至倒退的指摘。而这一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情焦灼、苏俄社会主义运动如火如荼、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面对风云激荡的国内外局势，严复已经失去了引领思想潮流的号召力与指点时事的话语权。在迷惘和消沉的精神状态之下，垂垂老矣的严复在1921年10月立下遗嘱。他不无遗憾地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徒以中年疏忽，一误再误，致所成就，不过如此。”[20]另外，他还重申了自己保守的文化立场：“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21]同年10月27日，严复黯淡离世。
严复晚年政治立场的相对保守并不能抹杀他前期作为翻译家和启蒙思想家对推动思想启蒙和维新变法所起的积极作用。就严复的这几个人生阶段而言，他积极推动维新的高产阶段和晚年反对革命的保守阶段也并非完全割裂。相反可以说，严复的思想言行始终大体处于一个具有延续性的框架之内。严复终其一生都是主张渐进式的社会改良论的。他并没有在后期思想倒退到支持封建专制制度，他支持帝制复辟只是希望借助强人政治维护社会秩序。他后期的“趋于保守”是相对于时势的快速发展而言，指的是严复的思想跟不上时代潮流，并非严复本人发生巨大思想转变而选择保守的立场。严复的政治立场在一生中都较为平和、稳定，始终坚持有选择地批判式地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这从他对中西结合的学术文化立场的终生坚守也可以得到解释。
严复的前半生是在同时接受传统儒家教育与新式西方教育的基础上拥有了兼通中西的学养积淀，创作高产时期是使用古文来翻译西学著作，晚年则在倡导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仍然承认西学的价值。1913年，严复发起孔教会，提倡尊孔读经。1914年，严复在《庸言报》上发表《〈民约〉平译》，对卢梭的《民约论》（Du Contrat Social 今译《社会契约论》）中的“人生而自由平等”等观点进行了一一批驳。严复晚年对西学的批评和对传统儒学的推崇似乎印证了他这一时期的“保守”和“复古”的文化倾向。然而，即使在最为积极地宣扬西学的阶段，严复也没有全盘接受西学，正如在晚年，侧重推崇儒学的严复也并没有全盘否定西学。以西方的自由论为例，严复早在翻译《群己权界论》之时，就表达过自己并不认同卢梭式的“人生而自由”的观念，而认为自由应建立在主体能够自主自治的前提之下。晚年的严复在辛亥革命和“一战”爆发之后对西方文化有了更多的反思。同时出于对忽视适用性照搬西方思想理论甚至出现“全盘西化”的呼声等现象的担忧。这一时期，他偏重宣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但他仍然认可学习西学尤其是西方自然科学的必要性。在《读经当积极提倡》这一倡导读经的文章中，严复仍然在强调知晓科学知识和世界常识的重要性：“若夫形、数、质、力诸科学，与夫今日世界之常识，以其待用之殷，不可不治，吾辈岂不知之？”[22]
梁启超曾称赞严复“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23]。严复在不同时期对中西文化的或褒或贬并非是由于学识不足而导致的偏见，恰恰相反，对中学和西学都精熟的他对双方都能做到全面而具有辨证性地认识与评价。他对中学和西学都持批判性接受的态度，以能否“瘉愚”（治愈愚昧）为标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正如他所言：“继自今，凡可以瘉愚者，将竭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惟求之能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24]择中学和西学之优点，以增加民众的智慧，驱除愚昧，是作为以“开民智”为毕生事业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坚守一生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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