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游击战争真相

历史真实却相当不同。游击队员们常常是勉强为其事业斗争的战士，其造成的军事影响是有限的，他们的受害人中不但有德国占领军，而且也有普通的苏联人。这些人怕自己一方几乎和怕敌人一样。

俄国有着悠久的游击战争的光荣历史。在拿破仑１８１２年入侵俄国的灾难性战役中，多股农民武装袭击过他的大军。在内战中，游击队站在布党一边共同和反革命作战。游击战是俄国军事传统的一部分。但在３０年代，著名的内战游击队指挥员被清洗了。斯大林将游击战看成是一种威胁，因为高度集权并充满狐疑的国家机器无法控制之。３０年代设立的为游击队干部提供粮食和武装的供应点被统统关闭了。当德国１９４１年入侵苏联时，苏方并无开展游击战的计划。这运动是自发地不连贯地开展起来的，其实是环境而非革命精神的产物。

斯大林不久就抛开了他对游击战的不信任。１９４１年７月１日，他在对苏联人民作的首次战时呼吁中，号召游击队员起来与入侵者斗争：“必须使环境变得让敌人及其合作者无法忍受。不管他们去哪儿，都要追击并消灭他们……”当局给最初的非正规军单位分发了列宁１９０６年写的《游击战争》，在该文中，列宁提出，恐怖主义乃是阶级斗争的合法手段。在加入游击队前，每个队员都得宣誓，保证对苏维埃事业的极度忠诚，并宣誓“向敌人进行可怕的、无情的、绝不宽容的复仇……以血还血！以命抵命！”游击队员们必须保证自己和全家宁死不降，新入伍的队员被要求事先批准他的死刑判决，如果他“因为害怕、软弱或个人腐败”违反了誓言，则他的同志们就要亲手执行该死刑判决。比其他苏联公民更甚，游击队员们发现自己给夹在了龙潭与虎穴之间。

第一批游击队员很难被看成是志愿军。当德军以令人屏息的速度横扫过西部苏联的城乡时，大量士兵和共党官员发现自己陷入敌后。被混乱的溃军扔下的散兵游勇逃进了森林和沼泽。害怕德国人清算的党员或犹太人跟随其后，躲进了那些难以接近的地域。他们并没有构成像样的战斗力量，装备很差，缺乏补充，通常得靠从德军那儿抢军火。最令他们绝望的问题还是缺乏粮食。早期许多“游击活动”主要是从农民那儿抢粮食，而农民并无养活他们的欲望。这种抢劫无助于培养当地的军民鱼水情。１９４１年后期，约有３万名党员和共青团员从东部穿过战线，渗入敌后或空投到当局认为有游击队活动的地区。因为乌克兰人民并不热爱共产党前主子，这些人中有很多被当地居民出卖给德国当局。以纪律整顿红军的散兵游勇和平民的乌合之众的努力造成了新的紧张。许多游击单位不过是为了寻求生存而不是作战。

不管早期的游击队活动是何等有限，德国当局仍然对人民革命战争的威胁作出了凶残的反应。德国军队将抵抗的平民完全视为战争法规不适用的恐怖分子。游击队员及其同夥（这是一个弹性大到很方便的范畴）只配立即处死。最高当局批准了残暴的惩罚活动。７月２３日，希特勒下令，他的部队“播下的那种恐怖”应该“使得居民从此失去一切不服从的念头”。在整个夏季，陆军和党卫军指挥官们争相批准最野蛮的消除游击战威胁的方案。９月１６日，希特勒的参谋长最终宣布了那臭名昭著的人质法令：对每个被杀死的德国人，将处死５０到１００个人。没有宽大余地，是大棒而不是胡萝卜才是俄国人明白的东西。他接着说，人命在苏联一钱不值（译按：这家伙倒真是个苏联通），因此，为震慑恐怖主义，必须“以异乎寻常的严厉”进行惩罚。至此，战争舞台便已设好，在这场战争中，双方都毫不留情，以无法形容的恐怖去还击恐怖，所有的常规道德都废弃了。游击队员知道将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他们因此也就没有任何责任用不同的方式去对待敌人。

１９４１年，德军在Bach-Zalewski（他同时指挥清洗分队的活动）指挥下开展了反游击战攻势，它具有两种显著的相反效应。在军事意义上，军事行动相当成功。三分之二以上的占领区再也没有明显的游击队活动。在地形对游击队有利的西北部、密集的森林和无人居住的沼泽地带，成千成千的游击队员被抓住后或被枪毙，或在脖子上挂上牌子后当众绞死，作为对其他人的警告。更多的数以千计的人被谋杀，以报复游击队的袭击。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德军到来时，村里的青壮早就在红军撤退时逃走或是疏散到后方去了，村里只留下老弱妇孺。（德军）士兵们在当地民兵（localmilitia）或是乐于效劳的哥萨克经常提供的帮助下，冷血地谋杀整村整村的村民，其借口无比荒诞：某个村庄的雪地上发现了滑雪痕迹；在另一个村庄遭到某个狙击手的枪击，等等。驻白俄罗斯的第７０７步兵师在一个月内就枪决了１０，４３１名“游击队员”，以报复他们损失了的两个士兵。如此规模的暴行，使得当地居民迅速转而反对德国人。尽管是游击队的活动引来了这些暴行，但当地人民害怕和痛恨当局的绥靖行动超过了对游击队的。到了１９４２年，德国人的所作所为对游击战的促进作用，远远超过了莫斯科能散发的任何数量的鼓动传单。

１９４２年春季，斯大林最终提出游击队的正式组织方式。５月３０日，中央游击战参谋部在莫斯科成立，由白俄罗斯党书记波诺玛仁科领导，他本人成了全苏游击队的总参谋长。游击队员们本来过着一种生死难卜、难以管理的日子，如今却成了僵死的集中管理的牺牲品。各游击队由地区和前线的参谋人员组织，由当地红军军官或党官员指挥。每个游击单位都有个ＮＫＶＤ小组，以确保他们不偏离党的路线。在游击队中强行贯彻了类似军纪的纪律，但许多游击组织仍然表现出拒绝整顿的无政府作风。任何人只要被党或ＮＫＶＤ认为对士气构成了危险，或只不过是太懒惰，或不敢向敌人积极进攻，就会被立即处决。当局鼓励游击队员争作恐怖主义的积极分子（按，原文是terroristStahkanovites.斯达汉诺夫乃是３０年代顿巴斯煤矿的劳模，当局以他为榜样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们便称为Stahkanovites，通译“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但此处无法照搬）。“雅尔塔营”的游击队员们的具体指标是：“每个游击队员必须杀死至少５个德寇或叛徒，每月必须至少参加３次行动。”莫斯科印刷了５万份游击指南，对共产主义自由战士们的行动详加指导，从炸毁铁路直到如何在零下严寒中靠树皮和苔藓维持生存。

对一只零星的飘忽的武装力量实施纪律管束的尝试，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招募数量确实增加了。因为德国当局的表现，许多新兵们出于真诚的爱国主义或是被亲眼目击的暴行激起的深仇大恨而投身游击队。但许多新兵不过是因为无路可走而给推进了游击战中。从屠夫那儿逃出来的犹太人提供了一个来源。在波兰和白俄罗斯，他们从犹太人居留地（ghettoes）和小镇中逃入白俄罗斯密林。在Nowogrodek附近的树林中，毕也尔斯基（Bielski）兄弟将逃亡者们集中在一起，把这些男女老少武装起来。他们并不是苏联意义上的游击队，因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乃是逃过德国人对当地犹太人的屠杀。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把自己的组织命名为“朱可夫”，后者当时已经成了传奇人物。这个组织靠向当地农民乞讨或抢劫他们为生，处于持续不断的流动中，以躲过德军的反游击扫荡，在同样活跃在森林中的俄国游击队和波兰抵抗游击队的夹缝中挣扎求生，后两者都对犹太人缺乏同情。这些不同的武装帮派互相偷窃，或是谋杀对方的队员。有时当地居民向德国当局出卖他们，出卖一次便能领取５０马克的奖赏。处决奸细和叛徒成了常规。“朱可夫队”的年轻领袖图夫亚·毕也尔斯基成功实现了拯救生命的目标。他的队伍共有１２００人，估计只有５０人在战争中丧生。１９４５年后，毕也尔斯基本人先在巴勒斯坦当出租车司机，后来移居美国，于１９８１年逝世，享龄八十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