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码的能人——池步洲

池步洲（1908年2月18日—2003年2月4日），福建闽清人。民国19年(1930年)，留学日本，曾在中国驻日使馆留学生监督处、武官署供职。“七七事变”后，携日籍夫人白滨英子回国，投入抗战，在国民政府军委会从事破译密电工作。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情报，前五天将破译情报电呈交当局，而美国政府未予理睬。民国32年，破译日军密电，掌握了日本海军司令山本五十六的行踪，引起美方重视。于4月18日在太平洋所罗门群岛上空击落山本的座机，被晋升少将衔。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痛恨战争的池步洲回到了福建老家，不愿涉入内战，1949年，全国被解放时，心怀坦荡的池步洲也没有随国民党前往台湾。可是1952年，因为池步洲曾在中统任职，他竟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直到1983年，他的功绩才被发现，最终得以平冤昭雪，和家人同住新华路红庄，并被选为上海市长宁区政协委员，受聘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在晚年时，池步洲写下了回忆录《一片丹心破日密》，在书中他曾写到：“我一生只做过一件大事，即在国家民族存亡绝续的关头，我破译日寇密电码成功，尽了匹夫之责。”2003年2月4日，池步洲在日本神户逝世，享年96岁。

作者：吴越，原名吴佩珏

本文摘自作者于1995年脱稿出版的介绍池步洲传奇专著的引言。其中涉及池步洲含冤入狱后，妻子及家人入住新华路红庄，并将其邻居写信说明作为旁证列举，对研究考证新华路历史文化风貌街区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当时新华路应该叫法华路，沿街像池太太这样的日侨应该还有几户，这些家庭大都经历过各种风雨和磨难，老洋房的背后都有令人扼腕唏嘘的故事。

01

幕后英雄亮相

许多人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密电曾被中国特工破译，可惜美国总统不相信中国特工的水平，未做任何准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破译了日军密电的能人究竟是谁。

池步洲和日籍妻子白滨英。

他是一个奇人,一个从日本归国抗日的爱国青年,一个特工机关里的非特工，一个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幕后策划者，一个抗日战争史上真正的无名英雄。50年代的镇反运动中，这个创造了光辉业绩的民族功臣，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当作罪人关进了监狱。经受了30多年的冤枉，沉默了半个世纪，如今居然还活着。88岁的他，不能再沉默了。

02

二次大战，怎样爆发

199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的50周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50周年。如果从“七·七”芦沟桥事变算起，历史已经过去了58个年头。那场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席卷欧、亚、非、澳四大洲的空前大战，硝烟已经消失，废墟已经重建，肉体上、心灵上经受过创伤的老人，有的已经故去，而对中青年朋友们来说，对这一段历史，也许很陌生，也许仅仅听父兄或老师讲起过，不是印象不深，就是逐渐淡漠了，但历史不能忘记。

为了使中青年朋友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抗战的历史，更好地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下面我就来讲一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故事。

1941年12月8日（当地时间12月7日），日军突然不宣而战，偷袭了珍珠港美军的海空军基地，迫使美国众参两院迅速通过了对日宣战，从此拉开了太平洋战争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帷幕，并从此决定了日军必定覆没的历史命运。

这件事情，当然是尽人皆知的。“二战”结束以后，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大都听到过这样一种传说：有关日本海空军偷袭珍珠港的行动，罗斯福总统事先是知道的。因为国民党的特工机关破译了日方密电，得知日军将于12月8日对珍珠港有所行动，特地通知了美国总统罗斯福。

但是罗斯福不相信中国的特工有如此高明的本事，甚至怀疑是中国人为了促使美国参战而故意制造这一耸人听闻的谣言，因此未做任何防范，以致让这座经营了几十年之久的珍珠港海空军基地遭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云云，从常情推测，这种解释很不合乎道理，是很难令人信服的，任何一种绝密的情报，都有可能在偶然间获得。作为一个国家总统，密电都已经放到了他的面前，居然不信，居然不做任何防范，岂不成了白痴？

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关于珍珠港事件的来龙去脉，日本方面的史料，包括如何策划、如何搜集情报、如何发动突然袭击等等，都已非常清楚，至少是能够令人信服的了；美国方面呢？尽管说法很多，但所有官方正式公布的史料，都没有提到中方曾经把情报通知了罗斯福这件事情，至于罗斯福为什么不相信等等，就更不用提了。

03

珍珠港事件谜团

珍珠港事件，长期以来仍是个“谜”。这个“谜”。直到90年代初，才有人从罗斯福的日记中发现：他当年将此情报“留中不发”，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际关系相当复杂：德、意、日三“轴心国”采取“远交近攻”政策，希特勒先与斯大林就各自在欧洲的势力范围达成瓜分的默契，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接着趁苏联不备发动闪电战，在一夜之间向苏联边境发动了全面、全线的进攻。斯大林仓促应战，实力不足，生怕腹背受敌；而日本的第一步计划与目标是侵略东南亚，也无暇北顾，因此日、苏双方在考虑到各自利益的前提下，也签订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

日、苏两国的默契，对中国的抗战极为不利，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对日宣战上，但当时日军还没有进犯美国本土，尽管国内外呼声甚高，美国国会却迟迟不能通过罗斯福总统的这一提案。

美国国会之所以不同意卷入这一场战争的原因：第一是他不像老牌帝国主义英、法两国那样，有许多海外殖民地被德、意、日三国所掠夺；美国与三国之间的利害冲突，还不到白热化的程度。第二是权衡利弊，根据历史经验，美国不参战比参战更加有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保持中立，交战双方都向美国购买军火，结果交战双方两败俱伤，人财两空，而保持独立的美国却因卖军火而发了大财，如今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美国国会中多数人想重抄当年的老谱儿，继续保持中立，继续贩卖军火，再次发更大的财，罗斯福总统得到日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以后，当机立断，忍痛作出牺牲：只要日军一出兵，珍珠港遭受到了重大损失，他就师出有名，可以迫使国会通过对日宣战的提案了。

此说虽然只见诸报刊，不是由国家发布，而且这种做法所付出的代价似乎也太沉重、太残酷了些，但却比较合乎情理。——有道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嘛，何况“三军统帅”乎！但是此说也不排斥“弄虚作假”的可能性。

不论从哪一方面着眼，一个国家的重要海空军军港在一个早晨被敌方夷为平地，总是一桩极大的失责。罗斯福身后的亲信们为掩盖这种失责，是不难造出一本日记之类的证据来，用以证明自己的总统并不是一名没有头脑的白痴，而是一位深思熟虑、英明果敢的统帅。

还有一种说法，也是见于报刊上的：罗斯福总统得到日本海军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以后，已经在12月7日早晨通知了参谋总长马歇尔。本来，马歇尔只要用桌子上的直线电话通知夏威夷司令官肖特将军就可以了。但是马歇尔有一个不爱打电话的老毛病，也许是因为打电话容易泄密的缘故吧。他让通信中心用电报发出这一消息。不巧，军用无线电发生了故障，只好改由民用电报局向檀香山的西联电报公司发报。结果耽搁了时间，等电报送到了肖特的手上，已经是12月8日中午，日本海军航空兵偷袭珍珠港成功都已经好几个小时了。

这一说法更富有传奇色彩，但却过于把军事行动当儿戏了。如果此说当真，事后罗斯福总统应该撤马歇尔的职，而不应该撤肖特的职才是。

此外，1989年3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第四版有一篇报道，提到了日寇企图偷袭珍珠港的密电，英国方面也早就破译，只是故意不告诉美方，以此迫使美国参战，全文如下：

澳报披露珍珠港事件内幕

英国早知有关情报有意扣留逼美参战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供本报专电悉尼《先驱报》9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位英国情报官透露，在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英国已破译出日本海军的密电码。

90岁的埃里克·内夫现在是澳大利亚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英国海军军官，负责破译日本的海军密电码，他在和另一位前英国军官合写的回忆录中说：英国在1939年已破译了日本的新密电码。到1941年11月，英国已掌握了日本袭击珍珠港的全部细节。内夫认为，邱吉尔有意扣留关于袭击珍珠港的情报是希望美国在参战时能站在英国一边。

报道说，英国国防部认为这部回忆录有损英国安全，并要求作者将手稿送交国防部。

从报道看，这部回忆录似乎还只是手稿，并未出版。而且报道也过于简单，无法认定真假，从常识判断，既然英国在1939年就已经破译了日本海军的新密电码，这个情报官员总不可能仅知道日军将要偷袭珍珠港这一件事情，回忆录中至少也应该举出三五件事例来作为旁证。退一步说，日军的密电发出，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收到，重庆可以破译，伦敦当然也可以破译，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互相之间，并不矛盾。

04

日军密电，是谁破译

长期以来，人们都以为破译日军密电码这件大事，不是军统所作，就是中统所为，于是糊里糊涂地把这一功劳加到了戴笠的头上。例如沈醉写的一本回忆录中就有这样的说法；而戴笠的家乡浙江省江山县政协编的《江山戴笠》一书的《戴笠小传》（申元著）中，就有这样一段：

1933年12月，戴笠着手建立电讯系统，设总台于南京，由魏大铭主其事，规模粗具。继后，又特聘清华大学教授温毓庆从事破译密码的研究工作。不久，戴笠组成以温毓庆教授为主任的特种技术研究室，进一步加强破译技术的研究工作。1939年，于俘虏日本空军大石信三的口供中，得知日军使用50字母组成方法，对破译无线电密码取得突破性进展。是年，特种技术研究室工作人员增至50人，侦收机达50架，为1941年12月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打开中美情报合作之门奠定了基础。

这一段话，虽然是半官方（县政协）发布的，看起来似乎也很明白，但有的则与实际情况相去很远（军统局内部根本就没有密电研究人员，详后文)；有的则一望而知为牵强附会（例如“工作人员增至50人，侦收机达50架”，岂非人手一架？)：有的则故意阴差阳错，语焉不详，似乎1941年12月所破译的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密电，不是军统局人员所破译，也是军统局打下的基础，如此等等。

由于事涉军事秘密，国共两党的政府直到今天还从来没有正式发布过有关这一事件的文件。

任何秘密，都是有时间性的。有的国家，规定了保密的时间限制。例如英国，把国家级机密限制在30年以内，过了限期，才允许当事人发表回忆录。如今半个世纪过去，有关这件大事的经过，竟一直没有详细的报道，而关于破译这份密电码的功臣，却已经有两家报刊略有透露：

其一：1979年8月26日，香港《天天日报)在其“出炉新闻”栏以醒目标题《莫名其妙的反革命》发表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1941年，珍珠港事变发生前5天，中国有人攻破了日本密电码，预知日方采取行动，美国不信此消息。中共上海法院，则于1959年把这个电码专家判为反革命……

本文报道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主人公霍实子，现仍健在。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名翻译日本军事密码专家，曾为抗日战争立过功，但1959年在上海法院，被判为“反革命”……直至今年2月才摘去“反革命”帽子，但是这位80多岁的老人最近写信向在港亲人表示：他认为自己被判为反革命是一桩冤案错案，要求复查，予以纠正，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另一件事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5天，他又译出日本外务省发给驻美日本大使的密电，说令驻美使馆马上烧各种密码本，只留一本普通本。

当时霍氏将电文译出之后，又写上了译者按语说：“查八·一三前夕，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曾电令驻华各领事馆，马上烧毁各种密码本，只留一本普通本，由此可以肯定日本决定对美发动战争。

报道的中心，是为霍实子先生鸣冤，但所提到的“另一件事”，分明指的是他破译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那份密电，短短一则新闻，写得颠三倒四，不知所云，本是中文水平不高的港报记者一向的文风，但这却是第一次有名有姓明确地说出“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密电者为霍实子”的重要报道，仅在日本，就见有两家报纸以转载，有了一定的影响，很可能已经被史家作为旁证予以辑录。

其二，1994年11月，《上海小说》第六期上发表了我的一篇纪实文学《大墙忆旧》，那是我正在写作中的长篇小说《括苍山风云录》（暂名）中的两章，其中以“中统特务池步洲”为小标题，浮光掠影地描写了破译这一密电的奇人池步洲及其在狱中的表现。这是大陆出版物首次有名有姓地指出“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密电者为池步洲”。

05

他不是中统特务

我写此文的素材，来自与池步洲同监的犯人，道听途说，辗转流传，并非第一手资料。尽管所有细节都是池先生亲口所说，但由于事隔40多年，当时又没有文字记录，全凭叙述者的记忆，鱼鲁亥豕，在所难免（例如说他是中统特务、当过少将参谋长、毕业于厦门大学、是官费留学生等等，即与事实不符)。

文章的末尾，我有这样两句话：“今天这部回忆录发表了，我十分希望他的夫人或公子能在偶然的机会看到。那么，关于池步洲的故事，就可以凑完整了。”我当时之所以要这样写，是因为1956年2月池步洲离开上海监狱的劳改工厂——军工路劳动板箱厂以后，他的故事也就戛然而止，没了下文，对读者来说，意犹未尽，写上这两句，算是有个交待，并不真的奢望他的夫人或公子能够看到。

天下的事情，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那篇文章发表以后，适逢池先生的二公子正在上海，立即将那一期《上海小说》寄给了他父亲，池老先生披阅之余，立即给《上海小说》编辑部写信，不但没对我的报道失实有所指责，反而褒誉备加，令人汗颜。来信全文如下：

《解放日报》编辑部诸位先生，乞转

《上海小说》编辑部关关、牟春霖两先生赐鉴：

敬启者。1994年12月上旬，我蒙上海一位亲戚特别关心，航空寄下贵刊1994年第六期刊登的吴越先生大作《大墙忆旧)全文，计69至86页共19页，文采潇洒，笔锋犀利，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堪称杰作，而关关、牟春霖两位编辑先生亦在文末介绍称：“作者自称，所有的人和事均源于目击身历，绝非面壁虚构”，这更难能可贵，令人钦佩。

原文自75页起，涉及我的囹圄过程，亦颇详尽，基本属实而又充满善意，关怀备至，并热切希望我的家属能够提供我是否健在的消息，俾可凑整有关我的故事。仰见隆情高谊，铭感五内。现请两位编辑先生设法转告吴越先生，我池某现还活着，乙亥年即臻米寿，顽躯尚好，笔耕不辍：1983年出版了《日本遣唐史简史》(7万字)，颇获海内外好评：1994年4月又在上海出版了《日本华侨经济史话)一书(20万字)，第一版在几天之内即已售光，现正请上海社会科学院再版中。此外尚有不少文章发表在海内外刊物上。总之，我深切盼望与吴越先生通信联系。

专此奉恳，顺颂

池步洲拜启

1994年12月15日

另附《小记》如下：

(一)我绝对不是“中统特务”，必须加以澄清（附上1983年4月1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为我冤案彻底平反的判决书及李直峰先生亲笔证明等复印件各一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我于7月25日挈妇携雏，回国参加抗战。当时国民党政府下令全国各机关物色留日人才，送往军委会从事破译日寇密电码工作，我获其选，中统局不过过渡而已。吴越先生80万字巨著一旦问世，则我将戴着“中统特务”这个高帽子“遗臭万年”矣。故这个玩笑实在开不得，必须加以澄清。

(二)我一生只做过一件大事，即在国家民族存亡绝续的关头，我破译日寇密电码成功，尽了匹夫之责。……

《上海小说》编辑部把池老的信转来给我，借此因缘，我得以与池老先生建立了频繁的通信联系，并从他处获得多种极为珍贵的史料复印件，据此完全可以肯定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这一密电的是池老先生，而非霍实子。

06

生活中的池妈妈

池步洲与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早年合影照。

无独有偶，就在我与池老先生已经联系上以后，忽然又接到了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第三小学孙吉英老师的来信，全文如下：

吴越先生：

您好！

非常偶然的巧合，看了你1994年第六期《上海小说》中的一篇文章——《大墙忆旧》。其中“中统特务池步洲”一节，很受感触。我马上写信给你。但时隔几个月，没音讯。后来到处打听找你。由于我单位同事的爱人在《解放日报》社担任领导工作，在他的帮助下，才知道您现在在北京。

今天写信给您,但愿您正是我要找的作者。我是上海四川北路第三小学的教师，和您的恩师——池步洲老先生的一家是邻居。文章中的池老先生入狱以后，他的一家从公馆搬迁到了新华路73弄57号四楼（人民银行宿舍，即“红庄”），艰难的生活从此开始。

生活中的池妈妈——白滨英女士，这位善良的日本母亲，一个人挑起了这副沉重的生活担子。他们有五个子女：老大（书中写的当兵的儿子)、老二是儿子，老三是女儿，和我一般大（属小猴的，1944年12月生)，老四是女儿，最小的是儿子。

自丈夫离开以后，池妈妈后来在上海第一织布厂当保育员，几十元的工资养家糊口，弟弟妹妹的学费，都由大哥从部队省下的津贴费承担。人们很难想象，这位贵族小姐精神上、生活上几十年来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和池老先生的大女儿一样大小。我们是从童年时代就一起长大的，由于她大哥很早就当兵，二哥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十几岁就到江西九江工作，家里还有大妹、小妹和小弟。

我的父亲是水电工，解放以前也在银行工作（当公务员，送汇款），抗战胜利以后从四川重庆调到上海，我们也住在人民银行红庄宿舍（新华路）。在当时那个重成份的年代，池老先生的子女受到了人们的歧视，而我们家对池家很照顾。所以在最艰苦的年代，我们是患难与共的。

值得欣慰的是，您要找的老师和好友——池步洲老先生现在还健在，二老和他们的五个子女都在日本。我已经有几年没和他们通信了。1994年，我弟弟曾在新华路巧遇到池家老二，说二老身体很好。

如吴先生要与池老先生联系的话,请收到信以后,能写一份足以让池步洲先生相信的证据，我寄到日本，池老先生会给您写回信的。

祝您

幸福

您的读者 孙吉英

1995年3月10日

收到这样的来信，我的心情是怎样的激动，可想而知，尽管孙女士的第一封来信可能因寄到《解放日报》社被作为“无主信件”未能送到我的手上，但是在她的努力之下，这第二封信总算寄到了。拳拳之意，令人感动。古话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在那个“重成份”的年代，因“中统特务”而入狱的人，其子女必然会受到同学们的歧视；在那苦难的童年生活中，能得到这样一家“芳邻”的关怀与照顾，应该算是他们不幸中的些许幸福吧？

孙女士不知道我已经跟池老先生联系上了，通过她找池先生，当然没有必要了；但是有关池先生的故事，我了解得最少的正是他入狱以后其家庭的苦难。在国内有这样一位对他家了如指掌的人，我能放过她吗？

为肃清《大墙忆旧》一文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我已经请《北京晚报》的记者在1995年1月14日该报的第二版上发了一篇题为《他破译了“虎虎虎”》的报道，算是公开为池老先生“正名”。

《北京晚报》发行了100多万份，此文在国内外又已经有好几家报刊予以转载，也算颇有影响的了，但是我还意犹未尽。因为报纸的篇幅有限，短短一篇“千字文”，“感慨系之”即占一半，破译经过之类当然也就无法细说，而池老先生的事迹不但具有历史价值，也富有传奇色彩，为此，就决心根据我所知道的情况，撰写几篇比较详细的报道，以飨读者。

这些报道，越写越详细，发在《追求》杂志今年第二期上的不过几千字；（上海小说》今年第三期作为《大墙忆旧》的姊妹篇刊出了《破译密电的奇才》，也不过将近1万字，此文《作家文摘)6月16日、6月23日分两期全文转载了。

《辽宁日报·大周末》主编李宏林听说此事，要我介绍得详细些，于是我给他写了4万字，分八期连载；广西的《小说世界》也对这一报道感兴趣，要求我还要写得更详细些，于是他们腾出主要篇幅，出了一个专辑，发了将近14万字的一篇报道。接着，《深圳晚报》、《大同日报)等12家报刊予以转载或连载，影响可谓不小了。

这些报道，大都寄给池老先生过了目。池老先生立即回信来，指出了传闻失实与错误的地方。为此，我又萌发了出一部内容比较全面、翔实的单行本以便永久留存的想法，于是欣然命笔。这部书，从一篇短短的报道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其经过情形，盖如是也。

根据各方面提供的资料，文章初稿写出来了。我要求池老先生提供当年和现在的照片，但是池老先生顾虑重重。他现在全家旅居日本，恰恰当年他又是日军的第一号克星，尽管历史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日本的右派势力至今依然存在，对50年前的失败还不服气，总想有朝一日恢复军国主义。

就在有关池步洲破译日军密电码的消息在中国报刊上发表以后，已经发现有身份不明形迹可疑的陌生人在他家门口转悠，甚至有人自称是某报记者闯进家来面对面地质问当年日军的密电是否为他所破译。

我的这本书如果接着出版，再配上照片，他的辉煌业绩倒是如实报道了，但是麻烦也有可能接踵而至了。年届88高龄的池老先生，历经沧桑，对身外浮名已经十分淡泊，只愿平平安安地走完最后一段人生的道路，不再横生枝节，不会祸延子孙，于愿已足。因此，他不但不愿提供照片，甚至不同意继续报道他的光辉业绩。后经我再三力请，方才于3月2日将照片寄来，并附信如下：

尊敬的吴越大师尊鉴：

2月15日曾有长函奉复，谅早邀尊鉴矣。我固深知大师一番善意，欲为我正名（扬名），衷心感激，永铭肺腑。但我也有“两难”处境，且已老迈(88岁)，就火在迹，把“名”看得很淡。一切听大师安排可也。

我已于3月1日冒险回到神户旧居，颇有“回乡”感受。当即寻觅旧照数帧，附函呈阅。过几天再到照片店重拍最珍贵的1935年8月夫妻合影，那是呈赠大师留念的，请勿寄还！

我已看破一切，《一片丹……》全文当前无意发表，大师只要择其片断（例如，如何破译日密的最初着眼处及珍珠港事件由我破译的霍实子先生来函证明之类，任凭大师加以演绎小说化)，由如椽大笔加以发挥斯可矣。总之一句话，请大师不必为我太费心力，是所至祷

专函奉报，未尽欲言，顺叩

安！

老朽池步洲拜启

1995年3月2日

能够得到池老先生的十几张照片，其中有几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应该算是“出土文物”了，真正不易。更加不易的是，在他这样“两难”的处境下，蒙他慨允，任凭我将他的故事演绎小说化。我激动不已，感激莫名，作为后学，真乃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唯恐一字不慎，一语不妥，歪曲了历史，亵渎了池老先生光辉的形象，那可就罪恶深重，万劫不了。

尽管我编造情节、虚构故事是拿手好戏，为了尊重历史的真实性，更为了尊重池老先生的人格，我却不敢空穴来风，闭门杜撰。不知道的事情，宁可暂付阙如，待之来日，也绝不面壁虚构。为此，文章中难免有若断若续之处，特别是池步洲先生劳改释放到平反昭雪这20年时间中的遭遇，写得很少，非不写也，实不知也，愿读者有以谅之！

此外，书中材料来自多方面，而池先生目前又不在国内，无法一一核对，因此书中所写，难免仍有与池先生的经历不符之处。好在池老先生的回忆录《一片丹心破日密》等不久即将在海外出版，作为信史，当以他的著作为准；我的文章，读者诸君不妨以小说看待之可也。

07

彻底平反

1983年，上海高院曾要求池步洲把他在重庆工作期间所取得的成果与功绩写一书面材料上交，池先生经与当年的同仁们一起认真回忆，写出材料上交了。于是法院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四处取证。实际上，法院的取证工作，当然不止霍实子一个人，只是池步洲不知道罢了。

又过了一个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送到了。当时复查的案件堆积如山，如果案件没有争议，一般只发出判决书就算结案，并不开庭宣读。判决书全文如下：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83)泸高刑申第226号

申诉人（即原审被告人）：池步洲，男，75岁，福建省闽清县人，原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员，现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人员，住本市新华路73弄57号三楼。

申诉人因被控反革命罪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于1952年1月25日以军办秘(52密)二字第10662号决定书判处有期徒刑12年。现申诉人不服，提出申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再审，查明：申诉人早年留学日本，于1937年回国。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国民党中统局国际密电室等单位工作。但原审认定申诉人自日本回国参加中统局充调查员一节，与事实不符，应予否定。申诉人在国际密电室工作期间，也未发现有危害革命的行为，解放后已向组织上交代清楚。故原判以反革命论罪不当，应予纠正。据此，特判决如下：

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办秘(52密)二字10662号决定书；

二、宣告池步洲无罪。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的次日起10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各一份，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1983年4月12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 童介凡

审判员 阮石平

代理审判员 朱瑞昌

1983年4月12日

(此处有公章)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姓名被公章覆盖）

沉重啊，这两张16开的办公纸！这上面凝聚着一个人一生的屈辱，凝聚着一个人最有作为的、苦难的12年光阴，凝聚着一个抗日进步家庭全家人的滔滔泪水，凝聚着多少人对革命的失望！莫说世界上最大的浪费是人才的埋没，休提世界上最可怕的失落是民心的离散。

刨去千千万万件冤假错案不去说它，单是池步洲这一件案子，单是池步洲身上失去的成就和财富，就有多多少少哇！池步洲的冤案彻底平反以后，与所有受冤受屈者一样，经济上的赔偿是没有的。“宣告无罪”四个字，就比千两黄金还值钱。不过他的“组织关系”按原来的系统转到了中国工商银行，并按干部待遇每月发给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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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池步洲摄于日本大阪市。

同年秋，池步洲申请到日本去探望妻子儿女，从此一直寄居他乡外国，过着闲来无事，著书自娱的晚年生活。1995年7月1日，池步洲先生来信说：“现我一家四代20余人都在日本，只我一人仍保持中国国籍。上海新华路旧居，仍以9倍房租加以保留，旨在重返祖国，埋骨故土耳。”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片爱国的赤子之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