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与宋哲元的对日分歧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华大地开始传唱《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抗日歌曲，无数中华儿女为之鼓舞，准备万众一心去打一场国力悬殊的不对称战争。面对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备受和、战压力之苦，他的任何举措势必影响整个国家的未来走向。同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还有冀察地方当局“主心骨”宋哲元，他向来“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然而这一次非同小可，形势逼人。本文旨在考察卢沟桥事变前后的蒋介石、宋哲元，如何应付“最后关头”的到来，以及走向全面抗战的心路历程。
因地制宜的冀察模糊空间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从武力进攻与政治分化两方面着手，试图将华北分离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辖权之外，成为名曰“自治”实际为日人控制的第二个“伪满”。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蒋介石首重长江流域，其次是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华北。对于华北，他一直将使用武力作为最后手段。1933年5月，长城战事激烈之时，蒋介石指示坐镇平津的何应钦：“上下一心，在北平预定阵地，为背城借一之举，此外决无其他生路，万望我将士立下死战之决心，勿再起其他之想念，则死中求生，当有最后一线之生机可觅耳。”
实事求是地讲，单凭当时中国军队的实力，恐怕难以保全华北这两座重要城市。于是，如何缓和冲突，又不丧失华北的基本主权，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的一项主要考量。蒋介石坦言，“中央对日政策，既不能武力抗阻，惟有缓和侵略”。至于缓和的办法，总结起来不外乎“设置各种因地因时制宜之机构，为华北地区创造模糊空间，以便华北虽享有特殊化色彩，但中央又不失主权之应对模式”。简而言之，就是以妥协换取时间来准备抗日。
1935年6月，宋哲元借口平定汉奸白坚武叛乱，迅速调集第29军主力进驻平津两市及河北省境，造成了控制华北地区的既成事实。宋哲元作为西北军将领，此前拥兵察哈尔一省，具有鲜明的抗日立场，以往也有“反蒋”历史。第29军扩大地盘虽非蒋介石所愿，但与其让日伪汉奸占领华北要地，倒不如让宋哲元维持一方缓冲局面。8月中旬，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前往庐山牯岭报告华北态势，蒋介石顺水推舟，指示秦转告宋哲元，“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月底，南京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
从日本方面来看，宋哲元并非蒋介石的嫡系，他的过去和现在都与蒋介石有矛盾，如今手握重兵，立足平津未稳，必然要与日本寻求妥协。日本人认为“只有宋哲元处于比较地可以免除南京的直接压力的立场”，只要处理得当，他“将来不得不和日满提携”。宋哲元非常明白自己夹缝中求生存的处境，维持一个模糊空间对南京有利，对第29军小集团的发展也无害处。他对日本遵照“舍小利而保大权”的方针，“只要大权能归我们所有，地方上的小利即或为日方稍为染指，为顾全大局计，亦未尝不可”。对中央“不说反对中央的话，不做蒋介石个人工具的事，随机应变，效忠国家”。
不久，日本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找上门来摊牌，要求宋哲元“促成华北五省联合自治”。宋哲元秉承“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一味虚与委蛇，采取拖延对策。蒋介石致电鼓励宋哲元：“此时兄之处境，只有听命及诿责中央为唯一办法，否则所谓其他办法，皆自隔绝境，则将来之悲惨烦闷，必有更不堪设想者。”11月中旬，日本逼迫渐急，宋哲元电陈蒋介石：“华北局势受环境压迫，危险万分。刻下日方又以兵力威胁，更属刻不容缓。日方要求地方自治，脱离中央，哲元对此丧权辱国之事，决不去作，已均予拒绝。伏乞钧座速示最后整个方针，或派大员来平指导，以全大局。”
土肥原无法煽动宋哲元，改而怂恿蓟密滦榆两区行政专员殷汝耕，成立了一个公然背离国民政府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蒋介石对冀察局势感到“险恶万分，朝不保夕”。为了回避与日方直接冲突，苟且冀察平津局面，南京无奈向日本“华北特殊化”要求作出让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挂牌，负责处理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北平、天津两市一切政务，宋哲元强调这一机构的设立主要是“中央为行政便利起见”。
日本人的反应不甚满意，“我方对其性质并不清楚，它的旗帜很不鲜明”，“至于根本问题是依存于蒋介石还是依存于日本，或是亲满还是反满等等，却丝毫未做说明”。希望宋哲元将来能够“逐步实现真正的自治，以确立华北五省自治的基础”。
中央与地方处理事变的分歧
宋哲元主持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两年中，日本人从未停止过威迫利诱，为了能在华北立足，他不得不与日方打交道，讲价钱，事情传开后，不免引来各方怀疑。蒋介石多次在日记中袒露不安，“冀宋喜怒无常，主见不定”；“宋明轩（哲元）被汉奸包围利用，其心已不固定”；“冀宋中倭毒已深，华北荆棘甚多也”。不过总的来说，宋哲元在一些大是大非上，始终保持民族立场。蒋介石叮嘱宋哲元，“中央对日交涉，以华北行政主权之完整为最小惟一之基准，亦望其坚持一致”。
1937年春，为避开日本人纠缠不清，宋哲元请假回山东乐陵老家，临走之前，他对秦德纯强调两点：对日交涉，凡是有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为避免双方冲突，但亦不要拒绝。几个月后的7月7日晚上，卢沟桥风云变起，秦德纯第一时间请示宋哲元，宋虽然感到惊讶不安，但认为事态不至扩大，回电指示：“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并没有立即返回北平的意思。蒋介石当时正在庐山，他和宋哲元相反，预感日本有扩大侵略战争的可能，立即指示宋哲元：“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准备随时增援矣。”9日，蒋介石下令第26路军、第40军、第84师开赴石家庄、保定一带集中，同时要求宋哲元“从速回驻保定指挥”。担心冀察地方落入日本人圈套，蒋介石又电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等将领，强调“应先具决死与决战之决心，及继续准备积极不懈，而后可以不丧主权之原则，与之交涉，才能贯彻主张，完成使命。我军以应战而不求战之方针，谈判之时，尤应严防其欺诈。”
中央派军增援实属刻不容缓，可宋哲元深恐是来夺他地盘，由秦德纯出面婉拒：“此间形势已趋和缓，倘中央大战准备尚未完成，或恐影响，反致扩大，可否转请暂令准备北上各部，在原防集结待命，以后果有所需，再为电请之处，务乞察酌为祷。”蒋介石提醒秦德纯“勿为日军缓兵之计所欺”。11日，宋哲元离开乐陵，但他既没回北平，也没到保定，而是去了天津。在他到达天津约两个小时之后，张允荣等与日方代表松井太久郎等人草签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接受了道歉、处分责任者、第37师撤出卢沟桥，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等日方条件。
宋哲元试图通过妥协让步，维持第29军小集团继续坐镇华北的地位。日本不想停止侵略的步伐，内阁举行五相会议，下达动员命令，调遣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和在朝鲜的第20师团进关。何应钦得知宋哲元滞留天津，12日急电催促：“卢事日趋严重，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镇主持，无任盼祷。”宋哲元复电说：“因兵力大部在平津附近，且平津地当冲要，故先到津布置，俟稍有头绪，即行赴保。辱蒙关切，至为感谢。”13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指出：“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国家与个人之人格。”蒋介石苦口婆心劝导宋哲元：“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但宋哲元没有按南京中央的指示行事，通过张自忠向日军“华北驻屯军”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转达说：“哲元从现在起留在天津，悉遵从军司令官的一切指导。”甚至在13日晚上下达命令：即日起，北宁铁路列车正常运行，解除北平戒严，释放被捕日人，严禁与日人摩擦。
蒋介石暗暗叫苦，“宋住津态度不定，可知其果为倭寇软化，受其欺乎”。16日再电宋哲元、秦德纯：“连日对方盛传兄等已与日军签订协定，推其真意，签订协定为第一步，俟大军调集后再提政治条件，其严酷恐将甚于去年之所谓四原则八要项。务望兄等特别注意于此，今事决非如此易了，只要吾兄等能坚持到底，则成败利钝，中愿独负其责也。”何应钦也很着急，反复提醒宋哲元等人，日军“调兵遣将，未稍停止”，派几个小参谋谈判和平，无非缓兵之计，“望兄一面不放弃和平，一面应暗作军事准备，尤其防止敌军袭击北平及南苑，更须妥定计划”。中央如此警告，宋哲元依然不为所动，未做任何抵抗的军事部署。
平津沦陷与走向抗战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摸不清日方底细，一时国家方针难定，当日日记云：“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逼我屈服乎？抑或与宋哲元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我之应战此其时乎？”国民政府高层和国内人士对事变态度，也隐约分为和、战两派。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徐永昌认为，抗战准备至少尚需六个月，主张“和平仍须努力求之”。实际上外交部就卢沟桥事变问题曾多次与日本驻华使节谈判，并以公函正式告知日本：“无论现地已经达成之协定，还是将来成立之任何谅解和协定，只有经过中央认可后才能生效。”期望通过两国政府直接交涉，尽量争取在“不丧权、不失土”条件下和平解决。日本以“解决卢沟桥事件完全是华北地方当局的职权”为由，拒绝对话。英国大使许阁森应南京之请，向东京提出中日双方军队停止调动，结果再次遭拒。
鉴于形势严峻，蒋介石于16日邀集各界闻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应战宣言”。《宣言》空前坚决地声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7日，蒋介石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解决“卢案”四项强硬立场：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蒋还郑重声明：“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至于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
宋哲元于18日下午拜访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以表示敬意和问候的婉转形式进行道歉。次日晨，宋哲元离津赴平，卢沟桥当日战斗激烈，宛平城内房屋多被日军炮火炸毁，守军也发射迫击炮还击。当晚，天津方面和日军参谋长桥本群签订协议，比如撤去北平城内的第37师，撤换冀察范围内带有排日色彩的公职人员。宋哲元甚至下令打开北平城门，拆除市内防御设施，谢绝全国各地和海外侨胞的劳军捐款。22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对其如此幼稚举动“思之危急万分”，“务望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城内防范更应严重，万勿大意”。同时要求宋哲元坦诚相告，“与倭所商办法，究为如何”。宋哲元心中无底，汇报了11日所签的《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不愿公开19日的秘密细则，显得讳莫如深。
此时，在保定迟迟等不到宋哲元的国民政府代表熊斌，颇费周折地来到北平，向宋传达了中央决心抗日的立场。宋哲元有所醒悟，感慨地说：“华北局面难办，责任不在我身上，主要问题是《何梅协定》、《塘沽协定》，你们给日本人签下了卖身契。”24日，宋哲元中止第37师南调，命令石友三的保安部队即刻布防西苑，第132师一个团秘密进驻北平，不过对于中央援军北上，仍然持保留态度。26日，日军完成既定部署，猛攻廊坊重镇，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发出最后通牒，限令第37师撤离北平。当晚，日军一个大队强闯北平广安门，守军开火阻止，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宋哲元终于意识到“大战势所不免”，下令全军“抵抗任何进一步的侵略”，“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共存亡”，表示服从中央政府安排，同意援军北上。
然而一切为时已晚，第29军仓促应战，北平、天津很快在29日、30日沦陷，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殉职。宋哲元到达保定后，认识到自己对平津作战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致电蒋介石请求处分。事已至此，蒋介石也只得好言安慰：“兄等离平抵保甚慰，平津得失不足为虑，战争胜败，全在最后努力，务望兄等鼓励全军。再接再厉，期达歼灭倭寇目的，雪耻图强，完成使命。”8月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党政联席会议，阎锡山、白崇禧、余汉谋、何键、刘湘等地方实力派均参加，会议决定“积极备战并抗战”。通过此次会议，抗战遂被正式确定为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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