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中国出版界传奇人物的收藏故事
张元济（1867年10月25日—1959年8月14日），字菊生，号筱斋，浙江海盐人。中国近代杰出的出版家、版本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教育家、收藏家。张元济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数次跨时代的伟大人物，他几乎与当时的所有政界、文化界要人都有过联系，尤其是他曾经先后与光绪皇帝、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5位中国第一号人物促膝而谈，这更是绝无仅有的。
1867年，张元济出生于广州纸行街，14岁时，他随母亲返回故乡海盐定居。
张家是海盐文化望族，张元济自小上的是传统私塾，读的是四书五经。自1884年考取秀才起，张元济用八年时间走完了科举功名路，成功点了翰林。在翰林院研习两年后，他进入刑部任主事。
1895年，张元济与同僚张荫棠等人结为“健社”，“约为有用之学”，次年又设馆授读英文。求学者渐多，张元济等人便在英文学堂的基础上联合集资筹建西学堂，后依严复的建议改称通艺学堂。
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之后，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会员在松筠庵、陶然亭定期集会。张元济虽非会员，也时常参与其间，思想逐渐趋向维新。1896年，张元济参加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试，获选充章京，欲“于外交上稍效绵薄”，但总理衙门给予他的只是浮沉郎署的现实。
1898年6月11日，即在通艺学堂设立半年后，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6月16日，由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保荐，张元济与康有为在颐和园勤政殿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此次破格接见令张元济对于光绪帝产生了知遇之恩，感激之余也令他隐约察觉到变法前途堪忧，认为光绪帝“有心变法，但力似未足”。因此，他力劝激进的康有为不要过于刺激顽固派而丧失变法的大好时机，然却为康所拒绝。果然，操之过急的变法措施引起了保守派的激烈反弹，慈禧太后血腥镇压了维新运动。
在守旧派势力发动政变之初，张元济亲赴贤良寺拜谒李鸿章，企图说动这位国家重臣出面干预，挽回败局。“中堂一身系天下之重，如能剀切敷陈，或有转移之望。”李鸿章惊讶地瞪大眼睛，看了张元济许久，默然无语。
随后，朝廷缇骑开始四处追捕维新党人。张元济仍照常到署值班，静候逮捕，因为他怕缇骑到家惊及堂上老母。最终，张元济与同僚王锡藩、李岳瑞同被“革职永不叙用”，处罚比预想的要轻。张元济见到官报，送给母亲看。母亲说：“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言下抚慰再三，张元济不由得“捧母手而泣”。
从南洋公学到商务印书馆
1898年10月，张元济举家南下上海。半年后，在李鸿章的推荐下，张元济接受了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创办人盛宣怀的聘书，出任公学译书院主事。
1901年，公学总理突然病故，由张元济兼任此职。在任内，张元济创建了特班。设立特班的初衷，按盛宣怀的说法，是“造就桢干大才”。特班虽然只有一届，却出了李叔同、邵力子、谢无量等大名鼎鼎的人物。张元济为这批才俊聘请了一位总教习——他的老友、刚从绍兴来沪不久的蔡元培，由此也成就了张蔡二人“五同”佳话：同乡（浙江人）、同岁（1867年生）、同年（乡试、会试、殿试）、同僚（翰林院）、同事。（后来，蔡元培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张元济则走上了用文化出版开启民智的道路，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出版家）
1903年，张元济又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辞去南洋公学的所有职务，加盟商务印书馆。要知道，当年的商务印书馆只是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场，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创办。张元济放弃了在南洋公学显赫的地位到一个弄堂的小厂里跟一个小业主合作，这样的转身，时人多有猜测和不解。
与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张元济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开启民智”，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他感到，南洋公学的规模还很小，那些人才远远不够用，他的思想开始从培养一批英才，转向对国民的普及教育。张元济还认识到，开启民智要出版好的书，要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因此他接受了夏瑞芳的加盟邀请。张元济是翰林出身，学贯中西，他的地位和声望无疑使商务印书馆与知识界、政界和教育界之间有了一座桥梁。
在张元济的擘划下，商务编写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套教科书，组织翻译出版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其中严复翻译的西学名著和林纾翻译的欧美小说影响尤为广泛。编辑出版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开创了中国现代工具书出版的先河。同时出版发行了《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等刊物。（成就太多太大，本文不再赘述）
张元济以一种开明开放、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学术情趣，广集人才。据《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记载：1920年到1922年间，陆续进馆的就有陈布雷、谢六逸、郑振铎、周予同、李石岑、王云五、竺可桢、任鸿隽、陶孟和、顾颉刚等，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文化科学领域的一代宗师。商务印书馆也因此和五四时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一样，成为“各方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
商务印书馆依靠张元济先生敏锐的文化感悟能力，加上夏瑞芳、王云五等人积极务实的经营才能，很快脱胎换骨，走上了快速扩张的道路。1902年时商务资本仅为5万元，1904年与日本一家出版企业金港堂各占50%股份合资经营商务，到1914年短短十年商务印书馆的资产已接近220万元。1904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虹口和闸北购置土地80多亩，二至三年以后在闸北宝山路上建起了新印书馆办公大厦，将当时印书馆的4个印刷厂和编译所均汇集在此办公。到1926年，商务已经是远东最大的出版商。分馆不仅遍及中国，而且开到了香港南洋。至此，商务印书馆开始成为具有先进产业技术优势的图书出版社，并执当时中国出版界之牛耳。到1937年，商务的出版物已占到全国出版物总数的52﹪。
深入书林寄此生
张元济主馆时期，为了方便印书馆编译图书查寻资料，同时也为商务印书馆新开展的影印古籍业务储备高质量的底本，自1904年起商务印书馆就开始广泛搜购相关图书文献，陈列在商务印书馆图书室中供内部人员使用。据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序》云：“余既受商务印书馆编译之职，…每削稿，辄思有所检阅，苦无书，求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乃思访求善本暨收藏有自者。”
张元济搜购图书文献的初衷虽是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之需要，然其还有一端，时值社会出现重大变革，政府衰败，国力式微，故家乔木，旋踵佚散。面对如此社会现状，张元济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高尚的社会良知与拯救我国珍贵古籍文献的历史责任感，把以诚笃之心，来尽力挽救珍稀善本散逸厄运直接当做商务印书馆购求图书文献的第一任务。他在致友人傅增湘的信中曾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
据史料记载，促使商务印书馆出资大力搜购古籍文献的另一重大起因还缘于1906年（清光绪32年）号称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的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十五万卷，宋刊百种以上倾售于日本财阀岩崎氏静嘉堂，导致祖国珍籍流落于外邦的惨痛事件。当得知皕宋楼后人陆树藩有售书日本之意图，虽此时商务印书馆的全部资产价值仅区区几十万元，但仍愿出8万元来收购全部皕宋楼藏书，希望使我国古代文化遗芬之不坠入日邦，但此价格与陆树藩预期相差较大，最后商务印书馆只得忍痛放弃。眼看陆氏皕宋楼无数珍藏船载东瀛，张元济痛心疾首。事后他在给藏书家缪荃孙的信中表达自己的感慨心情。信中说：“丙午(1906)春间，皕宋楼书尚未售于日本，元济力劝荣华卿相国(指荣庆)拨款购之，以作京师图书馆之基础，乃言不见用。今且诲之无及。每一思之，为之心痛。”
考察张元济殚尽竭虑保存文化蒐购古籍文献的整个过程，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总结，那就是“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弛域外”。“求之坊肆”，指搜寻散落在坊间书估手中的文献要籍，零星购买。“丐之藏家”，即从藏书家手中成批收购质量高、数量大，有递藏渊源的古籍。张氏凡遇藏书旧家散书时，总是尽最大力量搜罗。“近走两京”是说他将访书的重点放在旧都北京和人文荟萃的江浙两地，“远驰域外”是表述张元济1928年曾远渡日本，在静嘉堂文库等收藏机构搜求我国流落域外的孤本秘笈。甚至有求之书坊而不得的珍贵古籍，张元济则“辗转借抄，录存副本，借供重贤”，或用商务印书馆自己的出版物，著者捐赠，与人互易而得。
兹据《张元济年谱》、《张元济全集》等文献，梳理张元济先生主持馆务时期的购求古籍文献过程，曾有四次大宗购书史实。
第一次在1904年，经蔡元培介绍，商务印书馆购得绍兴徐友兰熔经铸史斋善本古籍约50余橱，这批书成为商务印书馆图书室早期重要馆藏，更是因庋藏以这批古籍善本为代表的图书，于1909年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图书室改名为“涵芬楼”。
第二次在民国初，张元济从书估手中购得清宗室盛昱“意园”、广东丰顺丁日昌“持静斋”的不少旧藏；之前在光绪季年，商务印书馆曾登报征求故书，有太仓顾锡麟謏闻斋后人应募来售，其藏书多是黄尧圃士礼居和汪阆源艺芸书舍的旧物，宣统纪元八月（1909年9月），张元济亲赴其家观书，购得昭文张金吾辑《诒经堂续经解》等旧钞本数百册。
第三次是1925年购得扬州何氏藏书4万余册。为商务印书馆整批购书规模最大者。扬州何氏者，即何秩辇，生卒、履历俱不详。据《张元济日记》1920年3月20日记，何氏拟售藏书“计明板3732本，抄本554本，内有数种计92本未计入，殿本1099本，普通书34898本，总共40375本”。但五年之后，该4万多册何氏藏书商务印书馆才出价3万元全部购得。1925年1月初，“战事粗定，而扬州何氏之书又有求沽之讯。余溯江而上，登门乞观，察其书，多有用，且饶精本。市易既定，辇书而出”。
第四次为1926年北伐前夕购买乌程蒋氏密韵楼抵押浙江兴业银行旧藏精品，尤为称道的有蒋氏所藏《永乐大典》残卷10余册。据张树年《张元济年谱》记载，1926年1月19日，张元济参加商务印书馆第696次会议就收购蒋氏密韵楼藏书发言，他认为，蒋氏密韵楼抵押浙江兴业银行旧藏，现在可以设法收购。“查此项旧书，鄙人曾一一看过，并为之审定版本”。据会议发言记录，蒋氏抵押银行之旧藏，共计宋本563本，元本2097本，明本6753本，抄本3808本，《永乐大典》10本。张元济认为“如能将蒋书收入，则《四部丛刊》续编基础已立，再向外补凑若干，便可印行”。他的意见得到了商务印书馆经营层的赞同，会议决定蒋氏密韵楼书出资16万两收购。
此外，张元济还零星从长洲蒋氏十印斋、浭阳端方的宝华庵、江阴缪荃孙的艺风堂、巴陵方功惠的碧琳琅馆、南海孔广陶的33万卷楼以及荆州田氏、海宁孙氏等诸家购买了不少善本秘笈。
另张元济既不惜化巨资尽力收集善本图书，对当时尚不为一般藏书家所重视的各种地方志文献，也加以搜购。据说在当时地方志普遍无人问津。只有日本人重视搜集，书铺甚至是以‘罗’论价，一元一‘罗’。所谓一‘罗’就是把旧书堆起来有一手杖高。即使是少见的善本志书，因无人过问，价钱也相当便宜。张元济先生不忍看着大批方志文献再流入异邦，加之商务印书馆当时正在编纂各种历史、人名地名等大型辞书，需要各种地方志文献以供参考，因此上商务印书馆很快就蒐集了各地各个时期的地方志达2600余种，计25800余册。其中计有元本2种、明本39种、清代及民国时期刊本2524种，商务印书馆因此成为当时收藏地方志文献最多的地方。
涵芬楼创设之时，张元济在给缪荃孙的信中提到自己“拟劝商务印书馆拨款数万金收购古书，以为将来私立图书馆张本”。可见张元济苦心经营涵芬楼的目的不仅在于藏，更在于成立公共图书馆，使无数的读者直接受益。到了20世纪20年代，张元济创设公共图书馆的夙愿终于实现。1924年，一幢五层的大厦，在宝山路商务印刷总厂对面建立起来。原来涵芬楼所藏古籍，全部转移到了三楼。图书馆被命名为“东方”，“聊示与西方并驾，发扬我国固有精神。”东方图书馆开馆后，每日下午定时开放，供公众阅览，但进门要纳两个铜板。
后来，张元济用本馆所藏，再加上各地藏书家的襄助，影印出了百纳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等等，在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不幸的是，1932年1月28日，日军陆战队向上海闸北地区发动了突然进攻，由于驻沪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日军的野心一时难以得逞。但是日军并不就此罢休。次日上午10时左右，日军接连向商务印刷总厂掷下六枚炸弹。商务同人数十年苦心经营的印刷总厂及尚公小学在烈焰中全部化为灰烬。2月1日，日本浪人又冲入东方图书馆纵火。五层大楼成了空壳。漫天纸灰飘进张元济的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住宅中。面对此景，张元济潸然泪下。他对家人说：“工厂、机器、设备都可以重修，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搜集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是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
涉园藏书
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几十年，其馆内收到了太多好书，而这些书大多是经过张元济之手收入馆中者，以至于很多人都误会为：商务印书馆内的涵芬楼所藏之书，其实是张元济个人的旧藏。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误解呢？柳和城在《张元济涉园善本藏书钩沉》一文中认为：“产生误解的原因，可能因为早期商务编译所图书室（涵芬楼）收书工作，往往是以张元济个人名义进行的。1909年初《教育杂志》就刊登过由他署名的《收买旧书广告》。”张元济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柳和城在文中说道：“张后来在西藏路长吉里寓所的大门上钉有‘收买旧书’的铁皮招牌，为此还发生过‘书包炸弹’历险事件。登广告，钉招牌，主要目的是为涵芬楼购书。不用公司名义，一则可能为讲价方便，二则张元济自己也可从中收得乡邦文献和若干珍本古籍，有时还因为书价较昂而留作自购的缘故呢。”由此看来，张元济的确是以个人名义替商务印书馆收善本，并且是他先垫钱收购，而后再转给商务馆。如果遇到价格较贵的书，他也明说：公司嫌贵的话，他可以个人买下。
海盐张氏乃是藏书世家，大多数资料将其家的藏书之史追溯到了明末清初的张惟赤，而张惟赤乃是张元济的九世祖。其实张元济的十世祖张奇龄也是一位藏书家，他的堂号是“涉园”，而后张家历代使用这个堂号，一直到了张元济这里。
对于张家世代藏书的情况，陈心蓉在《嘉兴藏书史》中称：“九世祖张惟赤将涉园扩建成海盐当地的林泉胜地，并着意搜藏图籍。绵延数代，到乾嘉之际张元济六世祖张宗松一辈时，藏书之富达到巅峰，除公有的涉园旧藏外，兄弟有六人以藏书著名，张宗松之清绮斋尤著名，宗松所藏书有万册，宋元刊本有50部、抄本290部。与当时江南藏书名家黄丕烈、吴骞、鲍廷博齐名。”这等高质量的收藏，等到太平天国打来之时，涉园所藏损失殆尽，顾志兴在《浙江藏书史》中引用了张元济之父张森玉的所言：“自更洪、杨之役，名园废圮，图籍亦散佚罄尽，而先世所刻书，更无片板存焉！”
因此到了张元济这里，他对于家族藏书史的继承，仅剩下“涉园”这个名称，而家中的藏书他却一本也未得到，但这个结果更激发了他要恢复祖上的所藏。而后张元济到各地搜寻，凡是看到钤盖有“涉园”藏章之书，他都会想办法将其买下。最终，他陆续收到了52部涉园旧藏，在战乱之后能够收到这等数量之书，也确实不容易。由此也可以看出，张元济何等重视祖上旧藏之物。
显然，张元济这样的购书方式，更多者是出于维护家族荣誉，因为他买回这些书并不关注是普是善，而重要的乃是其祖上旧藏之物，而他个人的偏好其实极为专精，因为他的主要着眼点只是宋刻本。
张元济藏有多少宋刻本？因为没有书目流传，今难以知之，但他的所藏有一部分汇入了《四部丛刊》和《续古逸丛书》中，还有一些他的旧藏最终归了台湾的中央图书馆，苏精在《近代藏书三十家》中写道：“目前，台湾所藏已知曾经张元济旧藏的宋本，是‘中央图书馆’的写本《宋太宗实录》、黄庭坚的《山谷琴趣》、欧阳修的《醉翁琴趣》、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权德舆的《权载之文集》等几部，数目虽不多，却每部都是连城珍贵。”
还有一事可证张元济确实有佞宋癖。当年海源阁之书散出之后，张元济也想买到其中最重要之物，张元济专盯着海源阁最精的15部宋版，他尤其感兴趣的是其中的几部北宋本，但这样的人间尤物当然价钱很贵，当时没有人能买下。于是张元济跟叶恭绰商量出了一种集资购买的办法，他们将股份分为了五份，张和叶各认一份；而上海大藏书家潘明训因为是银行家，所以他钱多，故而潘认购了两份；而剩余的一份，张元济则推荐刘承幹来认购，因为刘也是巨富之家。张元济能够跟这样几位共同集资，足可见他也是实力不凡之人。
张元济为什么偏爱宋版书呢？他在《宝礼堂宋本书录序》中有着如下表述：“余喜蓄书，尤嗜宋刻。固重其去古未远，亦爱其制作之精善，每一展玩，心旷神怡。余尝言一国艺事之进退，与其政治之隆污、民心之仁暴，有息息相通之理。况在书籍，为国民智识之所寄托，为古人千百年之所留贻，抱残守缺，责在吾辈。”
1927年，张元济遭匪徒绑架，绑匪误以为张元济有钱，开始索价30万，后减少到20万，后又降至2万。张树源与绑匪头目接洽，最终靠典当、借贷，凑足了1万元。经过多次谈判，绑匪们也知道确实榨不出更多的“油水”，只得答应了结。第六天晚上，就用汽车把张元济送了回去。张元济后来回忆过事件中的两个细节。一是他当时穿的毛衣有破洞，看守们很惊讶，想不到心目中的“财神爷”竟也穿着破衣服。二是一名年纪稍大的看守常常咳嗽，张元济劝他去看医生，还为他开了张药方，那绑匪感动得掉了眼泪。
后事
1948年8月，张元济被选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隶人文历史学科，当选的原因是“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辑印《四部丛刊》等书，校印古本史籍，于学术上有重大贡献”。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同游天坛，陪同游览的还有陈毅、刘伯承、粟裕等，并合影留念。中间休息的时候，毛泽东请张元济坐在身边，问他早年在京做官时是否来过这里。张元济笑着回答：“这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京官岂能来此？”毛泽东听了爽朗大笑。毛泽东还问了一些他早年参加戊戌变法，以及光绪召见时的情况。谈到商务印书馆，毛泽东说商务出版的书有益于人民大众，他读过商务出版的《科学大纲》，从中得到很多知识。毛泽东还说，商务出版的《辞源》，他在延安时总是放在案头，写作时常常翻阅。
1949年10月11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张元济，并共进晚餐。张元济向毛泽东建议，要想国盛民富，必须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表示赞同。
1950年底，张元济得知西藏和平解放，他怀着喜悦的心情于12月30日和次年4月15日、5月26日、8月29日四次写信给毛泽东，并先后寄去“告存诗”《积雪西陲》和古诗《西藏解放歌》。毛泽东复信对这两篇诗作给予高度评价。他们之间前后通信共有十多次。
1952年底，上海筹建文史馆，中央决定请张元济出任馆长。但张元济因偏瘫床榻，没有同意。翌年春，陈毅市长两度到其榻前转达毛泽东指示：“上海文史馆首任馆长非其莫属”。他不再推辞。
1958年春，周恩来总理到上海视察，特地去医院看望病情日趋严重的张元济。当周恩来对他说“主席特托我来探望您”时，张元济脸上流露出欣慰之情。
1959年8月14日晚8时，这位参与戊戌变法和为我国出版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参加开国大典、政协、人大工作的爱国老人，走完了人生之旅，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三岁。8月17日下午，追悼会在上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隆重举行。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都送了花圈，参加者二百多人。公祭仪式由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主持，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顾廷龙致悼词。遗体火化后，骨灰安葬于联谊山庄。墓前竖立着老友陈叔通题写的墓碑：“浙江海盐张菊生先生元济之墓。”
“文革”浩劫之时，张元济先生墓碑被“造反派”砸碎，墓被破坏。其子张树年先生痛心疾首，嘱咐儿子张人凤与侄张庆冒风险赶到墓地，挖出骨灰盒，悄悄藏到家里。后来，把骨灰盒带到海盐，凭着当地老农的追忆，找到当年吾夫人、许夫人墓穴的大致位置，把骨灰盒深埋土中，并在上面栽了一棵万年青，张元济先生终于长眠于家乡的大地上。
只是，海盐旧城改造突飞猛进，张元济先生可否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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