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过招，跌宕起伏，王保保VS徐达

明朝的开国第一名将徐达在攻克大都之后遇到了生平最大的对手王保保。

王保保号称“奇男子”，他的蒙古名字叫扩廓帖木儿，本来是察罕帖木儿这位风云人物的外甥，后来被察罕帖木儿收为养子。王保保一生多次拒绝朱元璋的招降，敢于与明军进行反复的较量，即使屡败屡战，也绝不气馁，因而赢得对手的尊重，“奇男子”这个外号就是朱元璋给起的。《明史·扩廓帖木儿传》记载朱元璋在一次与诸将聚会时故意问：“天下间，谁是奇男子？”诸将领不约而同地回答：“常遇春所部不过万人，却横行无敌，真是奇男子。”朱元璋笑道：“常遇春虽是人杰，但却臣服于我，我却不能令王保保臣服，王保保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奇男子啊。”

在朱元璋的眼中，王保保比常遇春更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而徐达与之相比又如何？ 实际上，这两名高手过招的过程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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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第一次交手是在1368 年11 月的山西太原。当时元大都刚失陷不久，以山西为根据地的王保保在韩店击败一股从泽州进入山西的明军，因而信心十足，想乘胜大举反攻收复失地，便出动奇兵，从太原绕道雁门关、居庸关，企图神不知鬼不觉地向大都发起突然袭击。

谁料徐达的情报工作做到了家，他对敌情了如指掌，便将计就计，没有按照常规与来犯之敌在城下决战，而是不按牌理出牌，出乎意料地率领部分精锐骑兵提前离开大都，沿途故意避开迎面而来的王保保军队，经太行山麓的井陉突进山西，直扑敌人的大后方太原。

徐达这一招“后发制人”使得非常漂亮，他比王保保动身晚，却在王保保尚未到达大都之前，抢先一步杀到了太原。原因是王保保走的是距离比较远的“弓背路”，而徐达走的是以迂为直的“弓弦路”，后者的速度自然快得多。

当元军前进到保安（今河北怀来一带，与大都尚有一段距离）时，却意外收到明军兵临太原城下的坏消息。王保保见后院失火，顿时大惊失色，叫苦不迭，无奈之下只得放弃袭击大都的原定计划，慌忙回师自救。

跟随徐达杀到太原城外的全是骑兵，在缺乏步兵的配合下难以攻城，因而以逸待劳，打算歼灭回援的王保保军队。

再说王保保军队徒劳无功地在山西与河北境内兜了一个大圈，疲惫不堪地重返太原。据《纪事录》记载，他召集了十余万“番汉兵”，在城外与明军对峙，为一场即将开始的野战做准备，谁知关键时刻内部发生了变故，一位叫豁鼻马的将领暗中叛变了，从而令形势急转直下。

豁鼻马悄悄与徐达取得联系，自称愿做内应。明军统帅部抓住难得的机会，综合分析各种情况后马上做出了劫营的决定。

当晚，元军大营遭到里应外合的袭击，士卒惊慌失措，四散而逃。正在帐内挑灯读书的王保保突然听到杀声四起，匆忙之间赤脚冲出帐外，军营内外已是一片刀光剑影，他立即夺过一匹孱马带着十八名骑士向大同方向狂奔。明军尾随其后追至忻州，不及而还。

太原之战，明军总共俘获敌兵四万多人以及战马四万余匹，接下来便乘势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占领山西。

就这样，徐达在与王保保较量的第一个回合中赢得干脆利索，他靠的是更胜一筹的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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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保保没有从此音讯沉寂，他仍然持续着不死的传说，继续在长城沿线招兵买马，拥兵塞上，争霸西北。而徐达打下山西后，数年转战陕西、甘肃、宁夏，攻克西安、凤翔、临洮、兰州等重要城市，击败或降服军阀李思齐、张思道等人， 打死元军不计其数，期间多次与王保保的部属发生冲突，而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发生于兰州的沈儿峪。

沈儿峪之战是徐达与王保保进行硬碰硬较量的第二个回合。战前，王保保乘明军主力暂时撤离西北，回师休整之机，于1369 年12 月以孤军杀入塞内，进犯兰州。徐达临危受命，召集潼关以东的各路部队杀回来。据《纪事录》记载，明军这次的出征人数号称“四十万”，向西安方向急进，直捣定西。

久攻兰州不下的王保保，果断撤围，将部属带往定西县（今甘肃省定西市）北的车道岘屯营，等待着从万里之外远道而来的徐达。两军在1370 年4 月进行决战。这次，徐达不想取巧，转而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术，先派左副将军邓愈在阵前立栅作为掩护，然后一步一步逼近敌营。双方将士在车道岘以南的沈儿峪隔着深壕激战，难分胜负。

徐达曾经在太原之战中劫过王保保的营。现在王保保为了一雪前耻，决定以牙还牙，用劫营这一招回敬明军，因而秘密调动千余人，从营地东山下面的小道悄悄出发，突然袭击明军的东南营垒。防守这个地方的是明军左丞胡德济，他既有点麻痹大意， 又缺乏应变能力，在遭到敌人的攻击时显得手足无措，导致士卒好像麻雀炸窝般阵脚大乱。如果任由溃兵游勇四处乱窜，势必会让怯战的情绪在全军蔓延，后果将不堪设想。

始终密切注视着前线一举一动的徐达，及时察觉到东南营垒方向阵线不稳，他雷厉风行地带兵赶来堵塞漏洞，及时击退敌人，毫不留情地罢了胡德济的官，将其移送京师法办，同时把数名没有守住阵地的将校斩首示众，以儆效尤。次日，经过整顿的明军在出战时果然面目一新，诸军奋勇争先地与敌厮杀，一直从阵前的壕沟打到营垒里面，最终在营垒后面的乱葬岗中大败王保保军队，活捉了包括蒙古贵族郯王、文济王在内的一千八百六十五名文臣武将，还俘敌八万四千五百余人，缴获一万五千二百八十余匹马以及同等数量的骆驼驴骡等杂畜。

王保保仅与妻子数人向古城北面逃遁，这些人逃到黄河边找不到渡船，幸亏菩萨保佑，他们得以捞取到在河中漂流的木料，有惊无险地渡过大河，一路风尘仆仆地从宁夏向蒙古草原狂奔，最终保住了性命。他逃到和林后，得到了元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的重用，再度咸鱼翻生，掌握兵权。

徐达在太原之后又一次战胜了王保保，此次靠的不是谋略，而是用兵如神的战术。

 3

王保保与徐达进行第三次战事是在1372年。已经称帝五载的朱元璋对流亡在塞外的北元小朝廷依然耿耿于怀，他在这一年的年初便调集十五万重兵，计划分进合击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北元问题。《草木子余录》记载，他出兵的理由有三，除了“王保保未擒”与“元太子无音问”之外，还为了夺取传国玉玺。相传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获得一块异常珍贵的和氏璧，并将其琢磨成为传国玉玺，上面刻上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自秦之后，此玺经常成为一些王朝创建者接受天命的符号，也成了正统王朝的象征。据说元朝统治者在亡国后携带着此玺撤返塞外，故朱元璋不惜兴师动众，志在必得。

明军信心十足，具体布置是分兵三路，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出中路；李文忠任左副将军出东路；征西将军冯胜出西路，每一路军队的兵力平均为五万人，这个数字不包含那些负责运送辎重以及干杂活的后勤人员。

中路军的任务是从山西雁门关向北进军蒙古和林，扫荡在和林地区的北元小朝廷。东路军由河北居庸关趋往应昌，杀向蒙古腹地克鲁伦河，与中路军形成互相呼应之势。西路军则进军甘肃，作为牵敌之用。

1372年3月，徐达的中路军出塞之后在和林以南的土剌河遇到了老对手王保保的阻击。战局像以往那样呈现一边倒的趋势，明军都督蓝玉担任先锋，一举破敌。首战不利的王保保且战且退，企图与另一路元军贺宗哲部会师，再伺机反攻。

此情此景，北元小朝廷生死系于一线。不断后退的王保保在5月间绞尽了脑汁准备选择一个反攻的最佳时机，他深知这时候硬拼是难以有胜算的，要想取胜， 必须充分利用蒙古的天时地利来限制敌人的优势，最好是让徐达变成瞎子与聋子，无论拥有多么高明的谋略、战术都派不上用场。

千载难逢之机终于来到了，据蒙文史籍所载，北元军中的蒙古萨满教巫师预知了一场大风雪即将来临的日期，给扑朔迷离的战局带来了变数。王保保果然选择这一天对步步逼近的明军进行全线反击。不难想象两军厮杀的一幕：那时暴风如鞭袭来，呼呼作响；飞雪如刀掠过，点点寒光。咫尺之间天昏地暗，山呼林啸；眼不能见、耳不能闻。战场上的每一个人、每一匹马都艰难地跋涉在厚厚的雪地上，就像木偶一样慢慢移动。两军的将帅都不能像过去那般如臂使指，得心应手地指挥部下，上下级之间已经难以保持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什么谋略、兵法，通通都难以完全按原定计划那样派上用场，将士们很多时候只能各自独立地作战， 只能用最原始、野蛮的方式交战，甚至互相撕咬、翻滚打爬。

北元军队中的蒙古士卒在草原中土生土长，这些人天生适应漠北苦寒之地的气候，无形中占了先天优势。

相反，那些来自塞内各个省份的汉族官兵，对塞外严寒天气的耐受程度就要差得多，他们虽然在严明的军纪之下苦苦支撑，苦战到最后一息，但是毕竟人不能胜天，终于，明军纷纷溃退。不过，徐达不愧为名将，能够在失利的情况下指挥部队有组织地后退，并在归途中筑垒自保，收容溃散的官兵，保存了部分实力，然后撤回了塞内。隶属于徐达的汤和所部亦在同年7月间于断头山附近迎战元军遇挫，受到一定的损失。《明史》称明军此战“死者数万人”，真正是伤亡惨重。夺取传国玉玺的计划也泡了汤。

这一战，是徐达平生唯一一次惨败。事后，朱元璋因念徐达劳苦功高，没有追究其责任。

这一次，笑到最后的是王保保，他以拙胜巧，利用天时地利充分发挥人类原始的天性与本能，打赢了足智多谋、兵多将广的老对手徐达。

本文摘自《大明战神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