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的野望

隋炀帝是个失败的君主，有时候还很残暴，缺少亲情，但他并不昏庸，对女色也并不特别沉迷，把他描述成一个贪图享受的色情狂是不对的。他的性格没有这么庸劣。相反，他骨子里有一种强烈的文青气质，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他的诗歌写得非常好，就像《野望》：

“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

斜阳欲落处，一望黯消魂。”

笔力不输唐宋名家，有几个帝王能写出这样的诗？

据史书记载杨广聪明多智，广学博闻，其诗文在中国文学、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下面附上杨广的两首春江花月夜：

其一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其二

夜露含花气，春潭漾月晖。

汉水逢游女，湘川值两妃。

从诗文来看，杨广无疑是一个文学家，水平不够，吃喝玩乐就行了，反正都得亡国，做个陈后主这样的皇帝不行吗？

不光是写诗作赋，隋炀帝的文学气质随时随地都会流露，比如他甚至还一本正经地下令将茄子改名“昆仑紫瓜”，我承认这个名字有点傻，但其中的文青气息是不容否认的。

隋炀帝确实喜欢炫耀性的奢靡，正所谓“二百里海山开胜景，十六院嫔御斗豪华”，但公平地讲，他所处的中古时代，平民文化还没有占据上风，所以具有强烈的贵族色彩，崇尚奢靡鄙视俭朴。隋唐就是一个大开大合、浓烈华丽的时代，这不是隋炀帝一个人的问题，后来的武则天、唐玄宗也都有同样的倾向。

隋炀帝不是陈后主，他喜欢奢靡生活，不过，并没有沉溺于享乐。相反，他精力充沛得惊人，总是在热心地从事某种事业，很少有安静的时候。在位十四年，他出外巡行不下十次。其中固然有游览江都的轻松之旅，也有相当艰苦的旅程。比如大业五年，他西巡青海，部署对吐谷浑的围剿，一路翻雪山穿峡谷。返程时在大斗拔谷翻越祁连山，队伍必须赶在天黑前穿过山谷，而偏偏风霰冥晦 ，行进艰难，结果队形大乱，隋炀帝一行几乎遇险。据史家推测，他的亲姐姐杨丽华就死于这次跋涉。翻越祁连山后，隋炀帝没有停止，接着一路西行，一直走到玉门关。此前帝王中，还从未有人到过如此靠西的地方。《迷楼记》或者《隋唐演义》里的那个满脑子享乐的昏聩皇帝，是不可能做如此艰苦旅行的。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隋炀帝是个只知道享乐的昏君，也许隋朝倒不会在他手里垮台。问题就出在他满腹宏图大志，充满理想主义上。他将年号定为“大业”，就想追踪秦皇汉武，创不朽事功，做一代雄主。

可他偏偏没这个本事。

隋炀帝太过一帆风顺，刚二十岁就做挂名元帅，平灭南陈，可以说没有遇到过什么真正挫折，他也就把天下事想得太过容易。可以说在他字典里就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从他登基伊始，就急吼吼地开始一项又一项的大行动：建东都、开运河、修长城、巡突厥、开西域、灭吐谷浑、征高丽?但是人世间的力量终究有其极限。而隋炀帝又实在志大才疏，缺乏统筹规划的才能，就像《剑桥隋唐史》里说的那样，归根结底是个“政治美学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挺像当年那位一心开创全新世界的王莽。王莽、隋炀帝这样干劲十足的美学家皇帝是最可怕的，他们在十几年内，就能起早贪黑干完几代昏君积攒的工作，折腾垮一个庞大帝国。

但是隋炀帝和王莽毕竟不同。王莽的事功及身而灭，隋炀帝却留下了一个重要遗产：大运河。这条河深深地影响到以后各个王朝的命运，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大业元年至六年（605-610年），隋炀帝动用百余万百姓，疏浚之前众多王朝开凿留下的河道，修隋唐大运河。隋唐大运河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纵贯在中国最富饶的华北平原和东南沿海上，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直辖市，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

花费巨大的资金，征调不计其数的民夫，开凿这么长的运河，历朝历代的朝廷其实首要考虑的便是军队运输的需求。其次是加强地区间的交通，更好的促进经济交流，维护国家的统一。所谓隋炀帝劳民伤财开挖京杭大运河只为了自己享受生活，这样的评价可能并不公允。隋炀帝开凿京杭大运河真的只是为了自己享乐吗？

隋唐时期的运河示意图

帝国与运河

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河流几乎都是东西流向，南北方向没有大的河流，因此各个水系缺乏连接，不能形成完整的水运系统。

现代人习惯了公路铁路，已经很难想象水运的重要性了。水路就像帝国的血管，将营养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一旦脱离了水路，就会发生阻塞。这是因为陆路交通实在太贵。长距离的陆运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就拿隋炀帝东征高丽来说，虽然他有了一条大运河，但是这条大运河只到涿州为止。从涿州到前线还是有一段漫长距离，这一段必须走陆路。没办法，隋炀帝征发了六十万人从涿州往大凌河运米，每两个人推一个车子，上头装三石米。可是这三石米还不够两个车夫路上吃的呢。车夫们一路走一路吃，到最后推着一个空车子到前线，如何交差？只能逃亡。如果能通水运，哪会有这种事情？

此外，王朝政治中心也需要大量粮食。首都规模越大，距离粮食供应区越远，交通问题就越加凸显。各个王朝对此的应对策略不尽相同，而这种策略选择往往影响到了王朝的最终命运。

秦汉时期首都在关中，主要产粮地在黄河中下游，粮食只需要逆黄河而上就行，交通运输问题还不太明显。当然也有麻烦。一个是从长安到黄河的这段漕渠，特别容易堰塞。就像一个死循环一般，通了堵，堵了通。这个问题毕竟还可以靠勤快来解决，可另一个问题是根本无解的，那就是从洛阳到长安，需要过三门峡的砥柱。这个地方非常危险，《水经注》里说它是“水流迅急，势同三峡，破害舟船，自古所患”。这段路程只能改走陆路，绕过砥柱后再恢复水路，如此一来成本大增。

当时已经有了一些很重要的运河，比如鸿沟。它曾是历史上的“楚河汉界”，非常有名。它不是一条单独的运河，而是一个复杂的运河系统，沟通了黄河和淮河水系。鸿沟的地位极其重要，甚至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布局。但是在汉武帝时期，出了一件大事。黄河决口，发生了大改道，一直灌进了淮水。汉武帝也没怎么管，就让它这么流着。直到二十多年后，这个决口才被堵上。结果黄河的泥沙冲入鸿沟系统，淤积起来，鸿沟就此堰塞。后来的皇帝们拼命修补，鸿沟也没能复原，只抢救出了一条运河：汴渠。这条渠道远远比不上昔日的鸿沟，存在诸多问题，但也聊胜于无。

东汉瓦解后，经过几百年的战乱，到了隋朝才再度出现大一统帝国。这个帝国面临着新的形势。它规模更大，精力更加充沛，需要更多的粮食，而产粮地已经开始渐渐南移。光靠黄河中下游已无法供给庞大的帝国中枢。所以，对于交通问题，隋唐帝国需要一个新的答案。而隋炀帝提供的答案就是大运河。

千里长河一旦开

隋炀帝登基三个月之后，就宣布营建洛阳东都。从此，洛阳就取代了长安，成了隋帝国的真正首都。关于隋炀帝这么做的动机，《资治通鉴》上有个解释。据司马光说，有个叫章仇太翼的神棍跟隋炀帝说：“陛下是木命，而关中是木之冲，不可常住。”隋炀帝觉得很有道理，就决定搬迁到洛阳。这个说法出自野史《大业杂记》，把隋炀帝说得像个傻子。司马光非常讨厌隋炀帝，凡是对隋炀帝不利的材料，司马光很少会放过。但这个说法根本靠不住。综合看隋炀帝一连串的举动，他明显有一个庞大的战略计划。迁都洛阳，就是这个战略计划的第一步。

紧接着，他就开始了大运河计划。大业元年三月，隋炀帝征发上百万民夫，开挖通济渠。五个多月后工程即告竣工。这条运河引黄河入汴水，引汴水入泗水，最后经泗水入淮水，沟通了黄河和淮河。工程时间好像太短了，所以很多人怀疑它用的是汴渠古道。但后来经过考察，专家们倾向于认为：通济渠和汴渠有部分重合处，但却是一条新运河。它比汴渠要直得多，而且相当宽阔。堤坝大约高3到5米，宽大约35-40米。隋堤两岸铺设大道，遍种杨柳，其景象就像白居易的诗中所写：“大业年中杨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至黄河东至淮，绿影一千三百里。”恢弘程度远远超过以前的汴渠。

这么短的时间内挖出这样一道运河，可以想象当时的紧张情形。在古代的条件下，导致的死亡人数一定非常庞大。当然，隋炀帝的“政治美学”是不考虑普通人的死活的。自古以来凡是注重“政治美学”的君主都是如此，可能是因为普通人没有美学价值吧。就像后来的斯大林所说的，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而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不过是个统计数字。据《开河记》里说，“下塞之处，死尸遍野”。当然野史不可信，但是在安徽泗县的运河边上，就有为纪念隋炀帝开运河的镇名“哭孩头”，一直到民国也还叫这个名字。

民间坚信隋炀帝开通济渠是为了淫乐。隋炀帝确实顺通济渠南下，巡幸江都（即扬州）。一路上气派很大，据说在通济渠上“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整个船队以及两岸士兵总计二三十万，简直就是个移动中的都市。记载中说，最大的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司马光对这个数字不满意，一使劲变成了二百丈。二百隋丈超过一华里。这就大得有点缺德了。一里多长的大船在运河里开，想来也是壮观，但我想司马光一定没有开过船。

隋炀帝南下江都，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好的素材。一般的奢靡描写实难餍后世文人之心，他们创作了各种匪夷所思的细节。比如野史里就说，隋炀帝专选一千名吴越少女拉自己的龙舟，又选了“一千只嫩羊”陪着少女一起拉船。还有艳诗为证，“一千条锦缆牵娇，五百只纤腰挽媚”云云，据说隋炀帝看后“欢喜无限”。但据我猜测，真正欢喜无限的怕还是作者本人。

隋炀帝着急开通济渠，确实有顺便游览的想法，否则工期多半不会定得这么紧。但要说搞这么大一个工程，就为了在上面划船，这个实在难以置信，而且也不符合隋炀帝的性格。况且通济渠只是一个开始。紧接着，隋炀帝又开始整理邗沟。邗沟长三百里，沟通淮河和长江，最早是吴王夫差所开，中间经过多次整理。隋炀帝这次整理则是最彻底的一次，缩短了迂曲的路径，将邗沟变得更直。

大业六年，隋炀帝又下令开挖江南运河，沟通了长江和钱塘江。江南运河自镇江至杭州，全长八百里，宽十余丈。这条运河将江南富庶之地纳入帝国水道系统，意义非常重大，但是历史记载偏偏很少，也许是因为这条运河大量利用了原有古老运河，工程量较小的缘故。

隋炀帝的运河系统以洛阳为中心，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三段环环相扣，直达杭州，打通了洛阳和南方的交通。但是这还不够，在北方还需要一条河道。因此在大业四年，隋炀帝又开了一条永济渠。这条运河全长近两千里，沟通黄河和沁水、淇水，然后一路向北连接漳水和永定河，先到天津然后又折向北京西南的涿郡。当然，所谓开永济渠，并非凭空挖出一条运河来，也要借助前人的运河系统。隋炀帝主要就是沾了曹操的光。曹操当年为了进攻袁绍，修了一条运河叫白沟。永济渠的南段就利用了白沟河道。但就算有曹丞相帮忙，这个工程量还是很浩大，动员民力上百万，男丁不够用了，连妇女都一起上阵。

至此，隋炀帝的战略部署已经非常清晰了。

世间恩怨本难明

他的规划是背靠西方，立足中原，面向东方。首先，他将帝国中心从长安移到了中原洛阳，然后他以洛阳为轴心，通过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沟通南方，通过永济渠沟通北方，将南北打成一片，形成一个整体。

这当然有好处。原来首都在长安，由于三门峡砥柱的关系，漕运始终是个大问题，现在首都搬到了洛阳，供给问题就不存在了。随着大运河系统的完成，粮食大量涌入帝国中心，数量非常惊人。隋炀帝为了存这些粮食，修了好多粮仓，最大的洛口仓贮藏粮食两千多万石。后来帝国崩溃，瓦岗山的李密抢占了这个粮仓。靠着洛口仓，他聚集了一支庞大力量，几乎四面八方的穷人都来加入他的队伍吃粮食。当然，李密犯了一个战略错误。这个仓实在太好了，老鼠掉进面缸里，李密哪儿都不想去了，就守着这个仓慢慢吃。后来吃光了他也就垮台了。

但是缺点也很明显。首先是民力被用得太多。隋炀帝太喜欢折腾，性子又太急，工程一个又一个，而且定的期限又短，民力实在不堪。有人统计过，隋炀帝在八年间的22项力役共征用人力3012万余人。这个数字实在太庞大了。而且大运河的开通不仅耗费了大量人力，而且运输更方便了，诱使隋炀帝进一步折腾。如果没有永济渠，也许东征高丽就不会发生，即便发生也不会如此大规模。如果没有大运河，囤积在仓库里的粮食也许还散落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米缸里，让他们不至于沦为饿殍。“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脂是此河”，帝王眼中的运河，和普通人眼中的运河，并非一回事。

黄仁宇对此有过一种解释。他认为一个农业帝国，经济没有多元化，过多的粮食很容易成为累赘，因此隋炀帝的大工程，不失为解决过剩问题的一个办法。黄仁宇很尖锐地质问道：不然的话，“难道令大批人民失业不成”？按照他的说法，这种解决方案其实蛮好的，只可惜一旦开动不易控制规模，所以隋炀帝最后吃了亏。这个看法虽然也能自圆其说，但可惜以今度古，和当时的史实记载相差太远。

此外，隋炀帝的政策还产生了一个致命问题。要知道，隋朝脱胎于北周。北周是当年宇文泰裹挟北魏六镇余兵入关所建，关陇军事集团是其力量来源。不仅北周，后来的隋唐也是如此，举个例子就能知其大概：北周、隋朝、唐朝，三代皇室祖上都是来自北魏六镇中的武川镇。隋炀帝最后逃到江都时，身边的卫士还是关中人，可见他何等依赖于关中的武力。但是隋炀帝依托大运河，步步向东开拓，和关陇军事集团渐行渐远，也就一步步走向末路。所以，李世民后来对隋炀帝有一个评价:如果他长处关中，岂有倾败？

大运河的影响所及，当然远非隋炀帝一朝。后来的唐宋，也都和这条河纠缠不清。隋朝倾覆后，唐朝采取了折中策略，放弃洛阳，立足长安，靠隋炀帝的大运河向首都运输物资，以东南财赋养西北甲兵。洛阳到长安那段水道有麻烦，但是李唐把它当成一种必要成本忍了下来。到了唐朝后期，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长安朝廷完全靠江南养活，通济渠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成了皇朝的生命线。

大运河催生出了许多繁华都市，最重要的就是开封。开封位于通济渠的北口，是一个起承转合的关键点。五代时期，朱温的后唐就定都在开封，后来的宋朝几经犹豫后，也选择了这个地方做都城，其原因无非是贪图通济渠的便利而已。被金朝打残后，宋朝又跑到大运河的终点杭州建都，可以说，始终不敢脱离大运河一步。

定都开封，从经济上看是最划算的，宋朝的富庶和这个选择就有关系。但是从政治军事上看它有极大的弱点。各地的物资开始向腹地集中，停止了对西北的大规模输送，加剧了关中的凋敝，结果一个区区的西夏就能让北宋左支右绌，如果大运河依旧是以长安为目的地，西北的情形会好得多。

此后，中国经济进一步向东南移动，外患方向也从传统上的西北移到了东北，大运河的任务进一步发生变化。它不再把物资从东方输送到西方，而是要从南方输送到北方。隋炀帝的大运河系统以洛阳为轴心，现在就显得太偏西了。因此，元朝给运河做了一次大调整，变成了一条从杭州到北京的直线运河，也就是现在的京杭大运河。从此，隋炀帝的运河终告结束。

开凿京杭大运河：毁了大隋，却恩泽后世

从历史来看，中国集中开凿运河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天然河道的水运已经不能满足部队运送军粮的需求，各诸侯国为了应付迫在眉睫的战争，开始大范围的开凿运河。吴王夫差吞并越国后，为了北上与齐国、晋国争霸，在夫差十年开挖邗沟。为了减少工程量，邗沟尽量利用长江和淮河间的天然河道与湖泊和人工渠道的方式相勾连。邗沟开凿成功后，吴国的水军和船队可以经过邗沟北上进入淮河，逆淮河而上，进入泗水、沂水到达齐国。夫差十二年，吴国灭掉齐国后，又利用这条水路开始与晋国争霸。

历史发展，吴王夫差修建的邗沟经过历代的不断修建，路线逐渐变直，到了宋代，这条运河已经完全渠化，称之为淮扬运河。元朝建立后，成了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而荷水则是吴国为了吞并晋国开挖的另一条运河。它在黄河的支流济水与淮河支流泗水之间的众多湖泊中间开挖的。它连通了泗水和济水，从而使淮河水和黄河水之间勾连起来，从而使中原地区与江淮地区的交通得以改善，经济得以交流。

秦朝时期，秦始皇为了出兵岭南，“与越人战”，所以要运输粮草，便开通灵渠。开通后，秦国运用这条运河，很快统一岭南，并且置三郡于此。这条运河自从开凿后，航运一直非常繁忙，它成为湘桂之间重要的水道。直到近代铁路公路出现以后，灵渠的航运效益才逐渐的减少。

隋朝时，中国再一次统一，经过隋文帝的休养生息，国民经济逐渐恢复，隋代所开的运河其实大部分是利用自然河道、或是疏浚前代留下的运河。手中有钱的隋炀帝在大业元年三月于洛阳征调民夫两百万，河南、淮北、淮南等郡县征调一百多万民夫开始修建通济渠。八月隋炀帝还坐着庞大的船队，从东都洛阳出发，到扬州游玩视察。通济渠开通后，地位逐渐重要，到了唐宋通济渠称之为汴河，安史之乱，通济渠断航八年，唐朝广德二年，刘晏修复汴河，他还总结漕运经验，在扬州、河阴、长安设置转运仓，实行漕粮运输的“转般制”，即“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这种连续转运的方式，效率提高很多不说，更不会出现折损。“岁转粟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

北宋时期建都开封，当时，除了居民还驻扎着几十万的禁军。如此数量庞大的人口，本地粮食根本不够支持，所以，当时全部仰仗这条运河运输。宋朝人说起这条运河的意义时，曾有：“汴渠横亘中国，首录大河，漕渠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富，并三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淳化二年，汴渠决口，到处泥泞不堪，宋太宗急忙驱车进入泥沼中视察决口。可见汴渠对于宋朝何等重要。当时汴渠的运量，在仁宗时达到每年八百万石，每天自淮南入汴河的船只多达六千艘。这样的繁荣景象，一直延续到北宋末期，金兵南侵之时。

隋朝大业四年，隋炀帝为了征伐高丽，开始征调河北郡县的民夫一百万开凿永济渠。壮丁不足由妇女代替。永济渠的河道利用了曹操所开凿的白沟、平虏渠。永济渠开通后，与东西向汴渠、南北向的淮扬运河、江南运河形成了贯通中国的水运干线网络。由南方的杭州直接可以乘船到达北方的涿郡。而都城长安则有渭水和黄河水道与洛阳相通。

隋朝大业七年，隋炀帝从扬州乘龙舟到涿郡，一共走了五十五天。第二年从涿郡出兵至辽东，开始征讨高丽。这场战争，隋炀帝让所有粮草和士兵都由永济渠转运，前后运输士兵达一百多万，民夫两百万。船舶首尾相连竟然达上千里。这一次是空前的水路运输。

隋朝灭亡后，唐朝建立，永济渠依旧是沟通南北方重要的水道。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出兵征讨高丽，士兵和粮食依旧走的这条运河。

元朝建立后，除了开凿会通河，又开凿了通惠河，连接了北京到通州的水路，沟通了海河的潮白河和卫河，从此，北京到杭州的水运全部开通。明朝时，经过大规模的整治，这条运河变成了国家重要的交通命脉。清朝时，康熙曾经说道：“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可以从中看出这条人工水道对于整个国家重要性！清朝末期，黄河泛滥加之太平天国兴起，漕运中断，南方一些地方开始用海运代替漕运，另外交通工具的进步更是加速运河的衰落。光绪末年取消了漕运全部归为商办，经营了五百多年的京杭运河漕运彻底结束。

由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开凿的运河，漕运便成为中国运河的主要功能特点。运河建成后，沿岸由于运输便利刺激了经济的发展，新的城镇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诞生，旧有的城市更依托运河重新扩大。一旦漕运的结束，出现的最大问题是沿岸城市商业的调零，城镇的急剧萎缩。很多依赖运河而生存的造船业、制砖业随之而消亡。运河的两岸的潮起潮落的繁荣与调零，除了可以发现经济与交通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可以感受中国历史进程由朝代更迭所带来的兴盛与衰败。

杨广算命哪门子千古一帝？

老实说，杨广这个皇帝在不考虑他本性的情况下确实还是可以的，所做之事也都是有利于千秋的，只是他真的太急于求成了，以至于董事会坐不住了，加上过度劳民，让董事会找到了借口把杨广这个代言人给换了。

但要说杨广和秦始皇比，差距还是很巨大的，且不说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王的身份就不是杨广能够撼动的，而且秦始皇为后人所留下的“遗产”，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也不是杨广可以比拟的。

甚至西方也并没有认为隋炀帝远超秦始皇，人家只是肯定了隋炀帝的历史地位，西方的这种观点主要出自《剑桥中国史》，书中对隋炀帝的评价是：隋炀帝是一个“政治美学家”，从恢复儒学和学校到建立洛阳新都，从完成帝国交通体系到继续扩张中国势力，杨广在位期间着实也做出了一番成绩。

杨广在为期间确实做了一些适当的改革措施，也对魏晋以来的门阀政治有一定的削弱，加强的中央集权的统治，但是营建东都洛阳，历时十月，每月使用二百万人，同时在位期间营建多处宫殿，劳役无数：频繁征战尤其三证高句丽，先后动用数百万人；游历江都率领诸王、百官、后妃、宫女等一、二十万人，船队长达二百余里，所经州县，五百里内都要贡献食物，挥霍浪费的情况十分严重。致使民生凋敝，民怨滔天。一说炀帝描绘成荒淫无度的人——以各种异想天开的方式沉迷于女色。但他的正妻，一个聪慧和有教养的妇女，从未遭到他的冷落而被宫内其他宠妃代替，她始终被尊重，而且显然受到宠爱。

所以，杨广跟陈叔宝确实有很多共同点，他们文学造诣都很高，所以他们有一些偏执的对美的追求，喜欢炫耀自己；同时，由于得位不正，杨广又急于证明自己远超他的父亲和曾经的大哥杨勇；杨广是一个政治美学家，用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的话来说：他可能有点像政治美学家，这种人的特点可用以下的语言来表达：“的确，自欺欺人也许是一个规律，因为带有强烈的艺术成分的政治个性具有一种炫耀性的想象力，它能使其个人的历史具有戏剧性，并使一切现实服从野心勃勃的计划。